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保护下的邮政开始受到来自商业市场的竞争压力。如何使邮政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运营机制，加强服务，同时改变观念，接纳新事物，应对新的竞争与挑战，对于邮政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邮政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邮政走出计划经济模式
实际上，中国邮政的改革从90年代初起步。这一时期，邮政部门推出的两项措施，被认为是改革进程开始的起点：一项是1990年7月31日宣布调整邮政资费标准，普通邮件资费从4分、8分上调为1角、2角，使40年不变的邮资标准出现变动。在此后的10年中，邮政资费于1996年、1999年又进行了两次调整。另一项是邮政改名，从1992年起，邮票上印有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改为“中国邮政”，同时增加英文“CHINA”字样。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为贯彻万国邮联规定，适应我国与世界各国日益扩大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中的规定等。有人对从邮政名称中去掉“人民”解释，因为邮局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不适应社会的变化与需要，应该逐步向“市场化”过渡，将“人民”二字去掉，可以被看做是这种转型的一种表现。有专家认为这两项改变表明，邮政正在逐步走出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型。
随着社会上对邮政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邮政成为机构改革的最后几个难点之一，“邮老大”、“邮老虎”的说法经常见诸报端，人们普遍感到去邮局办事“脸难看，事难办”。
随着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WTO）步伐加快，邮政面临允许开放市场，允许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经营部分业务的新形势。1998年底，邮政体制进行了第一次改革，邮政与电信分营，也有人称“邮电分家”，人们熟悉的“邮电局”被换上了“中国邮政”标志，已经存在半个世纪的“邮电合一”体制终结。据说，在邮电系统内部，电信的人最怕分到邮政，而邮政的人则想方设法“跳槽”。这是由于长期以来，邮政业务一直实行低资费政策，主要收入来自电信业务，即所谓“以电养邮”；“邮电分家”的直接结果是邮政面临“断奶”困境，对职工的各项待遇造成影响，许多人感到惶恐。这一现象被称为“恐邮症”。
由于邮政市场开放，非国有资本“跑马圈地”以及通讯工具日益普及与多样化，导致传统邮政收入分流，独立经营后的邮政出现连年亏损。有专家认为，邮政存在五大弊病：（1）“政企合一”、“政资合一”，既是行业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如同即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2）中国邮政体制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合一，专营业务范围过宽，有违“公平竞争”原则，缩小了消费者的选择权。（3）邮政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机关作风浓厚，工作效率低；同时，“企业办社会”、富余人员多、债务负担重等因素，削弱邮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4）邮政监管体制存在明显缺陷，法规不完善。（5）缺乏科学的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据知情者透露，这时，国家邮政局已将邮政体制改革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按照当时的计划，全国邮政系统要在3年内盈利，国家按照80亿元、50亿元、30亿元、10亿元的过程，逐步减少对邮政的补贴。有人却表示怀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邮政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造后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在“公益”与“盈利”二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二、跨国快递巨头进军中国市场
在全球快递与物流业中，德国DHL、美国FedEx、UPS和荷兰TNT被称为国际四大快递物流跨国企业。其中德国DHL于1980年进入中国市场，并于1986年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合资成立中国大陆首家国际航空快递公司，即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递公司。
FedEx，中文译名“联邦快递”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时间是1984年；而另一家美国快递物流公司UPS（美国联合包裹公司）和荷兰的TNT（天地物流）于1988年先后将业务延伸到中国大陆。这些国际速递物流巨头的共同特点，一是成立时间不长，二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三是业务网络覆盖全球。由于当时政策限制的原因，这些速递物流跨国企业陆续都采取与中国大型国际运输企业——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公司（简称“中外运”）“联姻”方式，由非邮政行业涉足速递市场。
在速递物流业务方面，四家公司凭借各自在线路和价格方面的优势迅速打开局面，有人举例，FedEx与UPS的优势在美洲线、日本线；TNT的优势在欧洲、西亚、中东；DHL的优势在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
与刚刚起步的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相比，这些国际快递物流跨国企业“大鳄”具有庞大规模和每年数百亿美元营业额，可谓实力强大。同时，在网络建设、价格策略和服务的观念、方式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与信誉度。据近年来公布的资料显示，DHL（敦豪）号称国际空海运市场的“领导品牌”，大约承担全球快递物流市场12%的货运量，区域涵盖全球150个国家；FedEx拥有的货运飞机数量达到677架，服务范围220个国家及地区，全球约有14万名员工，运输能力为每个工作日约330万件包裹；UPS拥有自备货机数量达到600架左右，每日直飞航班1700多次，连接全球700多个机场。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贸易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使国际快递与物流市场不断扩大，国外企业在经济实力、业务网络与服务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迅速、快捷、灵活、安全的专业化服务受到许多国外驻华机构和外向型生产企业，尤其是海外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欢迎。
80年代初期，中国邮政在国内速递市场中占有几乎全部份额，直到1987年以前仍保持95%。而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陆续设立分公司，速递业务量的迅速增长，致使中国邮政在同一领域的业务大量被分流，所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以平均每年4%速度逐年下降。尤其是1995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邮政国际速递业务量平均增长率仅为2%，同一时期DHL、TNT、UPS业务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有一项数据表明，1998年中国邮政的亏损额相当于当年业务收入的50%。由于速递企业在财务上与地方邮局捆在一起，速递企业的经营收入，大部分用于补贴普通邮政的亏损。有人总结当时邮政所存在的四大顽疾：（1）政企不分、责权利失衡、体制不顺；（2）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落后；（3）缺少市场观念，服务意识淡漠；（4）企业负担重。
进入到21世纪后，外资企业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速递物流市场，其中包括为北京人所熟悉的由DHL面对中国市场推出的多种特色不同的快递服务产品和解决方案；人们寄递特快专递函件或包裹时，DHL成为除了EMS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两者的专用封套与LOGO颜色不同，EMS为蓝色，而DHL为黄色；DHL推出的特色服务还包括“定时特”、“进口到付”、“珍宝箱”、“重宝箱”等。FedEx于2007年5月28日正式开展中国国内速递业务，在9个城市推出次日到达限时业务与隔日送达服务。
尽管如此，DHL在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几年后还是选择了退出，其他外资速递物流企业也遇到了“水土不适”，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04年7月《中美航空协定》签署，三年后又签署补充协议，扩大合作的范围，美国的FedFx和UPS充分发挥自己实力雄厚特点，增发飞往中国的航班；TNT采用连锁经营模式，在汽车零配件快递市场上抢占先机。
三、京城邮市的形成
七八十年代，社会上出现了“集邮热”，位于东华门中国邮票总公司营业部门前的马路上，经常聚集许多“集邮者”。营业大厅的邮票柜台附近也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几个人在低声嘀咕。知情人都了解，他们并不都是以购买邮票和集邮为目的的“集邮者”，其中不乏以“盈利”为目的的“邮贩”。起初，集邮者之间以交换方式取得各自心仪的邮票，他们手中拿着集邮册，遇到对自己集邮册中邮票感兴趣的“邮友”，彼此之间以“票”换“票”，如有差额，或以新票或用钱相抵。时间稍长，由“交换”衍生出“交易”，从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到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发行的邮票或邮品都被标出不等的价格。有人描述，当时每逢节假日都有上千人聚集在东华门大街邮票总公司门市部门前的马路上，造成交通拥堵，秩序混乱。
对此，市容、工商、公安曾多次派人员对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进行查抄、收缴，收效却不大。《北京集邮史话》中有一段文字描述：“北京的邮市在‘非法’中走向繁荣，虽经五六次大围抄、大没收，被迫易地五六处，而每驻一处皆现兴旺。邮市顽强的生命力，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支撑。”
有一项数字，自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底，中国大陆的集邮票品共发行524套，2181枚。每年发行邮票的数量由建国初的3亿至4亿枚增至41亿多枚，36年间增长了10倍，其中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约占1/4以上。这些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都成为集邮者追逐的目标。
有一位集邮爱好者的父亲在企业工作，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经常注意收集各种邮票。父亲并不了解邮票中包含的各种奥秘与价值所在，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喜欢，于是就花上时间和精力集邮，以尽做父亲的一份责任。终于有一天，父亲将一本精致的集邮本递给儿子，作为对儿子取得优秀学习成绩的奖励。
还有一位集邮爱好者与一位好友先后结婚，两对新婚夫妇彼此约定，哪家的孩子先出生，后生孩子的一方就以珍贵礼物相赠。他是一位集邮迷，经常与妻子一道逛邮市，曾用200多元价格买过一套每张面值不过8分钱的“猴票”，那时人们的工资不过每月几十元。后来，他的朋友先有了孩子，他为了兑现承诺，只好“忍痛割爱”，将“猴票”相赠。然而，这套“猴票”后来的身价连续攀升，以至于可以换摩托车，又过了多少年后可以换奔驰轿车。据集邮专家分析，此套“猴票”升值的原因有几点：其一，1980年是农历庚申年（俗称“猴年”），中国邮政决定发行生肖邮票，金猴为民间十二生肖之首，以后每年按生肖顺序依次发行，由此开端各年度生肖邮票的发行；其二，该票的设计者为着名画家黄永玉。当时，黄永玉饲养的宠物小猴刚死去，内心十分悲伤，于是将自己对小猴的感情寄予笔端。黄永玉笔下的小猴，活泼可爱，衬底为红色，尽显喜庆节日气氛；其三，据知情者称，“猴票”印数443.16万，印量不大，因为人们并不在意，真正完好保留并存世的不多。据2004年新华社的一则报道，“猴票”在发行24年后的市面价格升了2万倍，而且到了难觅芳踪的程度，可谓“珍宝级”邮品。而着名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当初的面值仅为8分钱，在香港布约翰邮票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09年秋季拍卖会上，却以368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99万元）成交，创造了单枚中国邮票拍卖的世界纪录。
自发“邮市”的兴起和迅速蔓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缓解集邮者对票品的需求，北京市集邮协会与北京日报于1984年7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篮球场举办“北京市首次群众邮票交换日”活动，约有数百人参加。许多人对于“邮市”的存在和邮品买卖行为并不赞成，管理部门也视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为“非法”，酝酿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
据记载，1986年1月30日，邮电部、国家工商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集邮管理、取缔非法倒卖邮票活动的通知》，在很短时间里，东华门一带的“邮市”被清除干净，而东单、六部口、三里屯、三里河、和平门、南礼士路、琉璃厂等地又不时有邮票交易活动出现，被人们称为“马路游击队”。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反映着一个事实，在京城确实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民间集邮群体，而京城仅有的几家国营集邮门市部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邮市的存在已经是客观事实，应该想办法予以引导和规范，应该辟出一个合法、稳定、安全、便于管理的场地作为集邮品交换、交易的场所。1988年5月23日，京城中第一家合法开办的集邮市场——月坛邮市在月坛公园开业，主办者是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这是京城第一家合法开办的邮市。据知情者透露，邮市最初选址在南礼士路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因考虑到距长安街和儿童医院较近，于是才选择了月坛公园。人们进入邮市需要购买门票。到了90年代邮市掀起高潮，月坛公园成为了许多人们“致富”梦想开始的地方。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北京公园最贵的门票是颐和园和故宫，价格是2元，而月坛公园的门票是20元，售票处前经常排起长队。月坛邮市主要经营邮票、钱币、磁卡三大类，开始时不过是一个挨着一个“地摊”，经营者不停向过往的人流兜售、叫卖；过了一段时间，“地摊”变身固定摊位，买卖越做越大。
市场的鼎盛时期曾拥有固定摊位1000多个，商户600多位，每日的现金流量以成千万、数亿元计，有人形容“俨然像一座巨大的票证交易所”。
据资料记载，当年月坛邮市居北方集邮二级市场龙头地位，号称全国和亚洲地区最大的邮品集散地。有人举例，2003年1月5日上市发行的“羊年”小型张，当日上午邮市一开门就成交了第一笔生意，成交价为48元，这一“开盘价”通过各种通讯工具在几分钟内传遍全国各大集邮公司、邮市，邮商和投资者闻风而动，该款邮票的价格就此确定下来。有专家将月坛邮市与邮市一级市场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就像一级市场的一面镜子”，如果“一级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月坛邮市也会跟着伤风感冒。”
继月坛邮市开业之后，一批从20世纪70年代就涉足邮市的邮商落户报国寺，使得报国寺邮品类经营占有了很大分量，报国寺也成为京城邮品交易的重要市场。1989年京城第一家专门经营邮票的民营店铺“聚雅斋”开业，店主是号称“年册大全”的邮商胡小虹。在北京地坛公园、陶然亭公园、东单公园、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宣武区文化馆、日坛、廊坊头条、大栅栏、马甸市场、大钟寺市场、马连道市场、西客站地下市场等地先后形成邮票市场，形成“全民皆邮”局面，买卖邮票成为当时增值最快的投资品种。许多拍卖公司的加入使这股“炒邮热”不断升温，当时几家规模较大的邮票拍卖公司，如“中邮大地”、“嘉德”、“华辰”等，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邮票拍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