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他因其进化论而名垂青史。
达尔文出身于英格兰施鲁斯伯里镇一个医生世家。祖父伊斯拉谟斯·达尔文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有名的哲学家、博物学家和医生，在他的著述中渗透着进化论思想。父亲罗伯特·韦林·达尔文也是皇家学会会员，有名的医学博士。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对达尔文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8岁时，母亲病故，次年进施鲁斯伯里学校读书。
达尔文从小就对大自然表现出浓厚兴趣，在上课之余，他热衷于搜集化石和各种生物标本，观察各种动植物习性。1825年，父亲送他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子承父业。但达尔文对学医没有多大兴趣，他觉得学校课程枯燥无味，只有化学课是个例外。在校期间，他对地质学和动物学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花大量时间阅读博物学方面的书籍，经常和青年自然科学家们一起探讨生物学问题，观察和解剖动物，并发现前人关于板枝介虫和海蛭研究中的错误，他就此写成的两篇论文在“普林尼学会”上宣读并获得好评。在爱丁堡时，动物学家和解剖学教授R.E.葛兰特向他介绍了J.B.杜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这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达尔文广泛涉猎课外知识，却被父亲指责为“游手好闲”、“荒废学业”，没有等他毕业，父亲就把他转到剑桥大学学神学。课堂上大量讲授的都是教会教义和各种神学书籍，其中包括上帝创造万物和物种不变的神创论。达尔文对神学课更没有兴趣，仍然钟情于博物学的研究。他大量采集昆虫，其中不乏珍稀品种，有的昆虫被收集到昆虫学家斯蒂芬斯主编的《不列颠昆虫图谱》中。他在剑桥期间，研读了A.V.洪堡的《南美洲旅行记》和J．赫舍尔的《自然哲学研究导言》，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立志要为发展自然科学作出贡献。
在剑桥，达尔文特别喜欢植物学家J.S.亨斯罗的植物课，后者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达尔文常跟随他到野外去观察动物和植物，深受其学识和治学方法的熏陶。亨斯罗介绍他认识了地质学教授A．塞奇威克，在其指导下学习地质学。1831年暑假，达尔文跟他到北威尔士作地质考察，学会采集岩石标本，分析地质构造和辨认化石，获益匪浅。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亨斯罗推荐他参加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这一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主要任务是测绘南美洲东西两岸和附近岛屿的水文地图，而达尔文则利用这次航行考察了沿途的地质和动植物资源。考察船从英国的德文港出发，驶向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完成南锥体沿岸考察后，横渡太平洋到达大洋洲南海岸，再经过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到南部非洲，然后又返回南美洲，历经5年才回到英国。
在航行中，达尔文克服晕船和疾病等重重困难，始终以强烈的求知欲和科学家的犀利目光去观察沿途所见的动植物及千姿百态的地质地貌。随着各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种种前所未见的植物和动物呈现在达尔文眼前，妩媚的奇花异草，珍稀的动物种群，古老的生物化石，令人目不暇接。他如饥似渴地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及生物化石，详细进行记述，到航行结束时，他已经写了26本日记和大量书信，为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达尔文最初成名是在地质学方面。在旅行期间，他详细研读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在此之前，欧洲地质学界受“灾变论”统治，认为从海底隆起的山脉和丘陵都是历史上具有超自然威力的大灾变造成的。每当灾变发生时，地球上的生物惨遭毁灭，灾变过后，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他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动植物所发生的大变动，最终只能求助于上帝，把上帝看成是造成这一切变化的伟大力量，世上万物的缔造者。赖尔给了“灾变论”毁灭性的打击。赖尔认为，地层变化与生物化石遗骸有密切关系，在前后相继的时代中，动植物种类不同，“地层年代愈新，生物的类型与现在生存的物种愈相似，而与较古老的岩石中所产生的物种相差甚远”。这种观点给了达尔文很大启示。
达尔文环球旅行回来不久，即于1836年11月参加了地质学会，以后当选为理事和秘书。他把地质考察的成果编写成书，先后发表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1842年）、《火山岛屿的地质考察》（1844年）和《南美洲的地质考察》（1846年）等著作。达尔文利用在考察中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地解释了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在造成地壳变动中的作用，从而批驳了“大灾变”的谬论。他还成功地阐明了珊瑚礁的形成机制，珊瑚虫像亿万个小建筑师长年累月向上堆积，形成了珊瑚礁和珊瑚岛。
达尔文一生最杰出的成就还是在发展进化论方面。在神学统治的时代，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被说成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达尔文也曾相信过物种不变论，但他在环球考察中发现大量物种变异的事实，例如，他在南美洲发现一种已灭绝的披甲胄的哺乳动物化石与现在仍然生活在那里的犰狳外形颇为相似，但后者已发生变异；在南美洲，从北到南，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是一种鸵鸟，因生长地不同，体形也不相同；栖居海岛的动物具有邻近大陆同类动物的特征，但随着距离的扩大，这些特征差别也越大，而且海岛上还有自己特有的物种。这些事实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发生了冲突，促使达尔文进行思考。在他脑子中逐渐形成一种科学的见解，即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的。
达尔文是一位态度严肃的科学家，他不肯轻易下结论，环球旅行回来后，他便向在良种培育方面卓有成就的育种家和园丁们请教，并亲自进行育种试验。他还广泛查阅各种资料，包括中国的古代文献资料。他从古代和现代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了解到，由于人们根据需要长期选择动植物良种，使其不断朝着人们的愿望发生变化，培育出新品种。这证明，人们早已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人工选择培育新品种。
在自然界是否也存在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呢，即是否存在自然选择呢？达尔文观察到，一些物种因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了，而另一些物种因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而繁衍下来。达尔文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启发，他想到，动植物极高的繁殖率受到自然界有限空间和食物的限制，致使大量动植物夭亡，就像人的繁殖受到战争、疾病、灾荒等因素的“积极抑制”一样。在生存竞争中，那些适于生存的变异得以保存和发展，而不适于生存的变异就会被消灭和淘汰。动植物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产生新种。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认真研究，达尔文从1837年起开始整理物种起源方面的资料，1859年11月，达尔文苦心研究多年的心得《物种起源》一书正式出版。
该书列举大量事实论证生物是由进化而来的，物种是变化着的，新的物种不断产生，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旧物种不断灭绝。现存的各种生物是由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的。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理论基础来解释生物进化机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有利变异的积累，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所以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
《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地揭示了物种的起源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对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完成了生物学的一次革命，促进了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推动了历史生态学、历史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有人用进化论来证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但也有社会学家混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强存弱汰”的原理引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弱肉强食的行径辩护，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
《物种起源》问世后，立即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和进步科学家的赞扬。进化论像一把匕首投掷在神学的心脏上，引起神学界、保守的生物学家和反动政客的围攻，称其是对上帝的叛逆，对神学的“亵渎”，触犯了“君权神授”的“天理”。他们出版刊物，书写恐吓信，举行辩论会，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围剿。英国首相迪斯累里亲自出面攻击，公开禁止在学校讲授进化论。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达尔文学说也有一定缺陷，他只强调生物进化的渐进性，否认突变和渐进中的中断，他也不了解遗传变异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达尔文一生著述颇丰，除上面提到的以外，主要还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人和动物的表情》等。
由于达尔文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他的崇高声誉很快传遍全英国和全世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839年，年仅30岁的达尔文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波恩大学和比勒斯劳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普鲁士政府授予他功勋骑士称号，他多次获得各种奖章，有57个外国学会或学术团体选举他为名誉会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介绍到中国。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发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以“物竞、天择”二义概括了进化论之精髓。不久，达尔文的原著和他的生平也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有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问世。后来马君武又全文翻译了《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两书，并多次重印。进化论的传人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成了渴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他们从生物进化演绎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在进化发展的哲学观点，以此论证推翻腐朽社会的必然性。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伦敦不远的达温村故居逝世，享年73岁。送葬时，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胡克等亲扶灵柩，许多外国学者也派代表来参加葬礼。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及其他名人长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