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重庆突然收到一封意外的来信。白色的信封，工整地写着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地址和我的名字，下面没有写发信地址。拆开来一看，啊，原来是叶挺亲笔写的字条……我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立即拿着这封信去找周恩来同志。他一看到信，就惊喜地说：“好！我们正在设法找他呢！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说他生活得好，很自由，全是鬼话！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立刻去找蒋介石。”
叶挺到重庆后，即囚于望龙门22号特务团团长杨清植公馆。尽管上官、顾祝同等一干人对叶的拉拢均告失败，但蒋征服叶挺之心仍犹未死。又令曾帮他“引掖贤才”
的老手陈诚，以老同学、袍泽的关系去做叶挺的工作。
陈诚当时是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官，与叶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又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职，私交一向很好。因此他认为满有把握把叶挺转化过来。
自从被囚禁以来，为抗议国民党的无理关押，叶挺一直拒绝理发，到重庆时，已须长数寸，发若秋草，听说陈诚将要探望，戴笠指示沈醉，立刻带上新衣和理发师前去，敦劝叶挺理发更衣。无论沈怎样劝说，叶挺只坚持一条，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整容。沈醉文革前的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
有天戴告诉我，六战区陈诚司令长官要去看叶，要我给叶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弄整洁。
我带一理发师和副官去见叶，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
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一类的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话刚出口，他便猜到我的用意，马上严肃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不剪头发，天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整须发。由于话不投机，衣服也不肯换，带去几套衣服他试都不肯试一下。
不日，陈诚来到狱中，一阵寒暄之后，陈诚试探着问道：“我想请你出去做事。
如果愿意，就暂时屈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者挂一个高参名义什么的都可以。”
叶挺马上明白了陈诚的来意，他厉声质问：“蒋介石有什么理由袭击新四军，为什么捏造叛变的罪名把我扣押，把新四军指战员镣铐加身投入监狱？为什么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这种令亲痛仇恨的事情？”接着他又表示：除恢复新四军，继续由他担任军长，其他职务概不考虑。他真挚地对陈诚说：“念在我们故交的分上，请你帮助，将新四军被俘人员全部放了。希望辞修兄体谅我的处境，尊重我的人格和政治抉择，不要逼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陈诚见叶态度如此，只好告退而去。
蒋介石见软言套不住猛虎，于是撕下温情的面纱，取消对叶的“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沈醉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叶拒绝陈（诚）要求，不到一个月，蒋就命令取消对叶的优待，移到白公馆集中营。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
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
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
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努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走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215）
不久，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蒋家院子位于白公馆东南角，云遮雾障、隐秘幽深，院旁静立一棵参天银杏。除孀居的蒋老太婆和几个孩子外，别无闲人。为保密起见，对外称“将官休养所”。
叶挺被关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12名便衣、8名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二十四大金刚，二十四个饭桶”。在这里，没有陈诚一班人如蚊蝇般在周围嗡嗡叫唤，倒乐得耳根清静。平时生活极有规律，早晨起床锻炼，做操习武，饭后便在房中看书写字。将军习惯南征北战，如今活动范围只限于斗室之间，不免常觉无聊。他在院子里养了很多鸡和兔子，既可以改善生活，又可打发这难熬的时光。他在出狱时，除一盏油灯外，还带了4只小兔到红岩村，乐得女儿手舞足蹈。
叶挺对李克炼等人深恶痛绝，但对小特务和老百姓却很好，有时还与他们下棋闲谈，经常给房东的孩子讲述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215）保存了1964年蒋老太婆及儿子的口述记录材料：
叶将军对毛人凤、戴笠、李克炼等，常打耳光和骂他们，但对小特务和老百姓很好。如小特务有时未吃饭，叶将军就问：“吃饭没有”，如见未吃饭，就赏他们两个鸡蛋，又劝他们不要赌钱，把钱输光了不划算。叶将军对老百姓非常关心，常去揭蒋家的米坛子看，如没有米了，就要大特务照顾，有时特务不给房租钱，叶挺就要他们给。蒋家有一树葡萄，叶将军不许特务私自去摘。要摘葡萄的时候，就叫特务去摘，蒋婆婆坐在椅子上看守，没有一个特务敢吃，摘回来后，就叫特务抬到蒋家去。叶将军还经常送香肠给蒋家。
叶挺夫人李秀文，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她终于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打听到丈夫被关押在重庆。她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要求探视叶挺。经过半个多月奔波，戴笠才派人将李秀文母女接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山上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已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其实通过几次探视，她带来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这使叶挺非常激动。他知道虽然他在坐牢，但他不是孤立的，全国人民的心都和他在一起，特别是当夫人告诉他党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回到蒋家院子，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来纸笔，独自关进房间，任思绪信马由缰。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北伐战争的硝烟，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鲜血，江南抗日战场的烽火，上饶的软禁、桂林的幽囚，延安时毛泽东热情洋溢的欢迎。想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他身处逆境时时刻关心着他的安危。是党，给了自己力量和勇气，离开了党，犹如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舞。党的关怀，使他坚定了把牢底坐穿的决心。他热血沸腾起来，挥笔写下：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
“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是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革命者人格、尊严、价值的写照。《囚歌》写成后，由叶夫人带出及时交给郭沫若，这首被郭誉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将他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由于蒋介石闻报李秀文常与中共代表团成员联系，害怕劫狱，于是又找到陈诚，让他把叶带到湖北。陈诚在重庆逗留期满，打算离渝，今领蒋之命，到红炉厂看叶挺。
两相见面，互致寒暄。叶挺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胡须和头发更长了，蓬松的长发中间夹杂着银丝。这次陈诚绝口不提劝降之事，他以故交的口吻，关切地对叶挺说：
“我在重庆逗留期满，现准备离渝回战区长官部。希夷兄不愿做事也罢，然一人呆于荒郊野岭，于安全考虑，是属不妥，不如与夫人一起去六战区休息，我也好从中照应，希夷兄意下如何？”叶挺也考虑到目前蒋介石不可能放他，关在重庆，戴笠一伙箍得铁桶一般，根本无法再与党取得联系。与其如此，还不如换个地方试试。于是便答应了陈诚，但同时，他要求陈必须答应他两个条件：“一是不挂任何职衔，不与任何军政人员发生关系；二是生活要民办，不要官办，不沾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的一碗米和一碗水，一切用度暂由我的老朋友周苍柏借助，以后我如数偿还。”陈诚见叶挺答应去恩施，心里十分高兴，马上跑回去向蒋介石报告。两天后，陈诚兴冲冲地告诉叶挺说，老蒋点头了。这样，叶挺于1942年12月中旬，从重庆乘“同德”兵舰被秘密押往巴东，再转道恩施，同去的有夫人李秀文和女儿扬眉。周恩来、郭沫若提前到码头为他们送行。
叶挺在恩施，先是被关在“民享社东门招待所”，后又迁往西郊朱家河岸边的一所农舍。由于叶挺坚决要求生活自办，政府发的囚粮，往往不够吃，于是，他带领妻小，开荒种地、养鸭养鸡。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他开辟的荒地，至今农民还在种植。
他遗留的茶树，仍枝繁叶茂，群众尊称为“将军茶”。
由于蒋介石一直希望叶挺为己所用，因此，叶挺在狱中的待遇，比起杨虎城将军来说要好一些，行动也相对自由，一些故交可来拜望，同时，他在特务的监视下，也可访问朋友。
1943年6月，国民党当局组织“慰问团”前往鄂西，慰问前线将士。《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随团采访，并受周恩来之托探望叶挺。当采访团到恩施后，陆拿出周的亲笔信，找到陈诚，陈即派副官驾车陪同陆诒前往叶挺住所。
陆诒在《到恩施访叶挺将军》文中写道：
叶将军听到门外有客来访，即出门迎接，见到我极为高兴。我们一道走进屋子，叶将军的8岁女儿迎上前来，他连忙携着她的手，轻轻地告诉她：这位陆叔叔是刚从重庆来的。同时也为我介绍，她就是扬眉。她亲切地跟我握握手，朝我笑了。接着叶将军又介绍夫人李秀文和我见面，一起坐下来谈天。
有陈诚的副官在座，我只能谈谈来恩施经过，并故意问他有关鄂西会战的情况。
他对此当然也了解不多，只能谈点观感，再谈谈当地生活情况。他说：“自从家属搬来同住以后，生活上比在桂林张向华（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处更为方便一些，辞修（陈诚）兄对我照顾还算周到”。时间已到十点半，叶将军直截痛快地提出要留我和他一家在此共进午餐。李秀文同志也补充说：“吃家常饭，谈谈家常话，又不请外人。”我即会意地接受这一邀请。这时，陈的副官才搭讪着向我们告辞而去。叶挺将军也不加挽留，实际上正是他的变相逐客令。
“耳报神”一去，我和叶挺将军无拘无束的谈话从此开始。首先，我遵照周恩来同志的嘱咐，把带去的五月份《新华日报》合订本和最近出版的几期《群众》双周刊送给他。他高兴地说：“这两份精神食粮比什么礼物都要珍贵，我在乡下平时只能看看当地的报纸和过时的《大公报》。”
餐桌上，我把周恩来同志嘱我转达的最重要的话告诉他：“两党谈判此刻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切望你耐心等待，多多保重！”他听了非常激动地说：“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你回去请向恩来同志汇报，请他释念。”
我们利用午餐的时间，畅谈很久，餐后也没有休息。下午二时，陈诚的副官催我回去，我即与叶将军告别。他和他的爱女扬眉热情地送我到村口，扬眉还对我说：“你回重庆时，要代我们向周伯伯全家问好！”走了一段路再回顾村庄，遥见叶将军和他的爱女仍挺立在村口。”
周恩来让陆诒捎去的问候，使叶挺再一次感到党的温暖和关怀，更坚定了他战胜群敌的信心。
1943年6月29日，蒋介石因事路过恩施，摆谈中向陈诚问起叶挺情况，心想叶挺被关了这么久，恐已回心转意了，于是向陈提出要亲自去劝叶挺。关于蒋介石召见叶挺的具体情形，从谭冬菁根据叶夫人李秀文当年向他亲口讲述事实所写文章中，可窥其基本轮廓。文章中写道：
叶挺和陈诚到（蒋的官邸）客厅刚坐一会，蒋介石便走了进来。陈诚马上立正报告，叶挺也略表一般的礼节，离坐示意。蒋介石坐下，大声对叶说：“你知道错了吗？”叶挺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错。”蒋介石马上凶狠地指责共产党如何如何不好。然后稍停片刻，掉转话锋，对叶挺表示安慰、赞扬，最后又拉拉扯扯地说：“请你考虑，我准备派你到六十二军或新编第二十二军去做军长。”接着，他便一厢情愿地向叶挺介绍（该军）地理位置和简略要点，表示相当信任、殷切期望。等蒋介石把话说完，叶挺冷静地回答说：“现在，我还没有自由，怎么能考虑其他问题呢？”继而，叶挺便开始滔滔不绝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要求释放全体被俘将士。蒋介石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杨顺仁《撩开神秘的纱幕》）
1943年8月，叶挺夫妇携同扬眉，又再次解往桂林，住七星岩附近建干路小巷。
时岳母携全家由澳门抵桂林，与叶挺夫妇会合。到桂林当月，李秀文又生下儿子阿九。
本来囚粮有限，岳父为支援新四军早毁家纾难，如今一大家人在一起，日子更为难过。
为渡难关，叶挺咬牙将全家迁往远郊观音山下，利用宅前草地，屋后荒山，买回10余只山羊，4条小猪，扩大饲养。叶挺每天头戴斗笠、肩背竹篓、手持木叉，在田间河里捞水草，作为猪的饲料。可叹，这位曾领导新四军数万名健儿在扬子江头、淮河之滨纵横驰骋的将军，竟落到当猪老倌的境地。
不过，对叶挺来说，这比食嗟来之食好得多。他经常教育孩子们：靠自己劳动生活，吃得香，睡得安稳，嗟来之食，即使是珍馐，也食之无味。
在桂林，很多知名人士冒着风险，或亲自登门看望叶挺，或在家热情接待，常使叶挺感动不已。他也在劳作之余，登门拜访朋友，但令他愤怒的是，身后常有“狗”
跟随，当他前脚跨进朋友家门，这些“狗”后脚就跟进，弄得场面十分尴尬。为此，他决定狠狠地捉弄一下这些人。一天，他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拜会李济深主任。到了这种首脑机关，特务自不敢造次，只得在门前守候。与李谈毕，叶故意从后门而出，绕道去东郊六合路经济学家千家驹家，哈哈大笑地讲起这个“甩掉尾巴”的故事。
却说特务在前门左等右等不见叶挺出来，忙打电话给李济深副官。副官回答说已走了好半天了。这一下把特务吓得够呛，赶紧向上报告，有关方面闻知叶挺可能逃匿，大动干戈，在全城搜查。当他们赶到叶挺家里时，叶挺正在和孩子玩打仗的游戏呢！
特务也自认晦气，灰溜溜地离开。
但叶挺的这一“报复”，也差点给他惹出大祸。不久，他就被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劫持走了。叶挺儿子叶正明1945年的文章中谈到了叶挺被劫持的经过：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祸事终于出来了……外婆忧愁地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