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来源于印度，原是用古印度文即梵文写成的。书的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本源，其中提到了许多印度名字和佛教传统如戒荤等，有许多与印度理性、道德和叙述风格相吻合的故事；此外，学者们还了解到《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许多故事以梵文原文散见于若干古印度书籍中，如《班吉坦特拉》（即《五卷书》，“坦特拉”为“良好内容之箱”之意），此书即由前言和五章组成，其中便有《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前五章：“狮和牛章”、“斑鸠章”、“猫头鹰和乌鸦章”、“猴和雄龟章”、“隐十和黄鼠狼章”。在“狮和牛章”中包括了“旅行者和金银匠章”，此章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独立成章。还有如《摩诃婆罗多》，它包含了《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三章：“鼠和猫章”、“国王和芳泽鸟章”以及“狮和狐狸章”。学者们和研究者们还证明，“依拉士、玉兰皇后和印度国王萨迪勒姆章”、“母狮和猎手章”、“王子和旅伴章”也都来自印度，因为其中有着明显的证据。早先，大学者研究家艾布·雷哈尼·贝鲁尼就了解此书来源于印度，他在《印度言传调查记》中说：“印度人有许多艺术产品和数不清的书，但我并不十分了解。我曾想翻译《班吉坦特拉》，它在我们这儿以《卡里莱和笛木乃》为人所知。它曾以波斯文和印度文，然后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在一些人中流传，这些人对其进行删改，如阿卜杜拉·本·穆格法在其中增添了‘巴尔扎维出使章’，目的是动摇和瓦解宗教信念薄弱者，使他们去信奉摩尼教。他因增添了内容而遭指责，其实，他在翻译过程中也同样有删改”。此外，我们还在费尔道西的《列王记》（第二卷154页—156页）和《波斯诸王纪》中发现关于把《卡里莱和笛木乃》引入波斯王艾努·舍尔汪的书库，以及巴尔扎维为此目的到印度一行的叙述。我们还在赛阿里比的《范本波斯诸王纪》中发现同样的记载。
“巴尔扎维出使章”表明《卡里莱和笛木乃》在艾努·舍尔汪时代（公元6世纪）由梵文译成巴列维文，即古波斯文。从阅读笛奈沃利的《长纪事》中可以得出结论，波斯人在科斯鲁和柏赫拉姆时代就知道一本名叫《卡里莱和笛木乃》的书。很可能该书原文故事并非汇集在一本书中，也并非是一个作者，可能把它归于一个叫贝德巴的哲学家，作为他与国王大布沙林之间的对话，它像一条线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波斯人在翻译中增加了好几章，其中有“巴尔扎维出使章”、“鼠王章”，同时他们对故事进行了提炼和加工，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
随着伍麦叶王朝的消亡，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暴虐和鄙视也不复存在。麦瓦利人又回到一种稳定的生活和新制度，他们开始在介绍古巴列维文书籍和传播古波斯文化方面与阿拉伯人竞争，阿拔斯王朝借助波斯人获胜这一点给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两部分人的竞争十分激烈。阿拉伯人用宗教、扩张和诗歌向波斯人夸耀，波斯人则用他们的学问与阿拉伯人媲美，他们把自己祖先的遗产译成阿拉伯文。伊本·穆格法是这些波斯人的先驱，他把《卡里莱和笛木乃》从巴列维文译成阿拉伯文。他译此书有对社会、民族进行改革的目的，也有想使阿拉伯人了解波斯民族遗产和想以免遭艾布·佐法尔·曼苏尔迫害的方式对哈里发进行劝诫的目的。
有人认为此书曾不止一次译成阿拉伯文，根据之一是《索引书》的作者伊本·纳迪姆在述及有关寓言、夜话和传闻方面的印度书籍时，在介绍《卡里莱和笛木乃》时曾说过：“《卡里莱和笛木乃》共十七章，又说是十八章，是阿卜杜拉·本·穆格法和其他人解释（即翻译）的。”还根据哈基·哈里发在其《释疑》书中曾说过：“后来在伊斯兰时期，阿拔斯王朝艾布·佐法尔·曼苏尔的文书阿卜杜拉·本·穆格法将它从波斯文译成阿拉伯文。后来在麦赫迪哈里发时期，阿瓦士人阿卜杜拉·本·希拉勒又为巴尔马克人叶海亚·本·哈立德从波斯文译成阿拉伯文，那是在伊斯兰教历一六五年（即公元781年）。”看来，在不同版本中，章节数目和原文的不一致，是由于不同翻译的结果。比较可能的是，伊本·穆格法并不止于翻译，而是增添了章节，如本书“宗旨章”。同样可能的是，他并不局限于原文，而是有时增添，有时删改，以使本书符合他改良目的的需要，符合新思想和阿拉伯伊斯兰的口味，使本书能像在印度和波斯那样对君王和百姓起作用。此书的阿拉伯文本曾多次印行，但大部分是伪作，不能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信任。1816年东方学家迪·萨西在巴黎第一次印行了此书，以后此书又在埃及和贝鲁特印行。文字最优美的是哈利勒·雅兹基（1908年）的版本，但它也是伪作。提供了《卡里莱和笛木乃》非伪造的全文的舍胡神父的版本（1905年），尽管其中也有错误、漏笔和篡改，其次是埃及知识出版社1941年的精装本。
本书约于570年从巴列维文译成古叙利亚文，后来伊本·穆格法在约750年将它译成阿拉伯文。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文译本是本书译成其他世界文种甚至包括波斯文的母本，因为古波斯文本已经失传，古叙利亚文译本也遗轶很久。
《卡里莱和笛木乃》曾由一些诗人改编成诗歌。第一个改编的是阿巴努·拉赫基（750—815），他把它改写成一万四千行诗，并献给巴尔马克人叶海亚·本·哈立德，这一改编已经失传，仅在苏里的《纸张》一书里存有“狮和牛章”中的大约八十行诗，如：
赛赫勒·本·努巴赫特也曾将它改写并献给巴尔马克人叶海亚·本·哈立德。后来伊本·哈巴里叶又约于1100年改写，题为《卡里莱和笛木乃诗作之精妙成果》，这一诗作几乎是全文留传下来。还有其他诗人也进行了改写。但这种改写总的失去了散文原文的许多光彩。
内容《卡里莱和笛木乃》中包含了君王和臣民的各自义务，详尽地阐述了个人在友谊、交往和言行的忠诚方面应具的品质。
君王之礼。在书中，君王占有很大比重，很多地方谈到他们，描述他们生活中的诸种情况，用各种方式表现君王和他们的宫廷，以使每个君王或总督都能为自己找到借鉴，取得教益。甚至我们在某些章，如“狮和狼章”中，可以看到君王行为的全部准则。《卡里莱和笛木乃》中对君王的教诲可以归纳为下述内容：体察下情、宽容、理智、制怒、守信、赏罚分明、品行端正；精良的内政，如善于选用忠实的助手，选用地方官不凭个人好恶，自己做一些工作，了解地方官和大臣们的品行和才能，以便量才使用，还要督察地方官，巡视他们的工作，给予奖赏，遇事商询，保守机密，主持正义等；良好的外交政策，如要维护和平，避免战争，善于委任使节等。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论述，如：“国王和大臣们应秉公施惠，凡有良行者均当赏赐，不应只照顾皇亲国戚、近臣家属，及那些显贵名流、富豪之绅和权势之人。他们应当乐于赈贫济穷，帮助以力谋生者。此中之正见乃是：在良行的多或少、忠顺或是背叛方面，将庶民与大人摆于同等地位，以他们的表现来衡量他们的行为”（“旅游者和银匠章”）。“最坏的国王乃无辜百姓害怕者”（“国王和鸟章”）。“国王应体恤他的部属，应督察他们的事务，以便善行得彰、恶行不隐”（“狮和胡狼章”）。
朋友之礼。在书中，友谊也占有很大比重，有一章全是谈友谊的，不仅写得好，道理也说得透彻，这就是“斑鸠章”。关于友谊的教诲可归纳如下：友谊在生活中的必要和益处，世上没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与兄弟朋友在一起；建立友谊的条件和加强友谊的方法。为此，他说：“友情之首乃开怀”，即要获得友谊必须首先信任、亲近朋友。他谈到能增进友谊的三件事：共同进餐、家庭拜访、结识亲眷。本书阐明了友谊的两种类型：或是通心（即衷怀），或是通手（即援助）。前者是挚情，强于后者。他还区分了真挚的友谊和虚伪的友谊，把背叛朋友看作大逆不道，他要求尊重朋友胜过自己，如像斑鸠所作那样。在他看来，朋友的标志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
心之礼。《卡里莱和笛木乃》在这方面的教诲可归纳为：理智的必要，它在生活中比武力更重要，因为凡事并非仅仅凭借武力可以做到，而是要借助思想，智慧可以战胜强力，另外，智者应当约束自己、约束他人、驾驭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对人要有防范之心，遇事同人商量，为此他说：“商询者即便比被询者更有见地，但通过商询他仍可增加见解和智谋，正如火上浇油，更加光明。”书中还讲了勇敢、慷慨、好客、友善、忠实、真挚、虔诚以及在尘世要清修、要向往来世等品行，并鄙弃这些品质的对立面，再三提醒人们不要存仇忌之心，他说：“舌造成之创伤难以愈合，仇恨之火不会熄灭。”
价值《卡里莱和笛木乃》遐迩闻名，声誉卓著，它被辗转传抄，不同阶层和主张的人们争相阅读，这一切证明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价值。
本书叙述了它的编著者以及从梵文到波斯文到阿拉伯文的翻译者的各方面情况和他们的思想。本书还使我们了解到印度人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尘世和来世的观点。书中反映了他们的风格、倾向和社会状况：如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间的敌对情绪（“依拉士、玉兰皇后和印度王沙德勒姆章”）；婆罗门教徒穿粗毛布衣，他们赎罪、叩拜的情形（白赫努·本·撒哈旺写的前言）；戒荤和戒水果（“母狮和猎人章”）；对妇女的偏见（“狮子和雄龟章”及其他许多章）等。它还使我们了解到波斯人的思想，他们对清修的观点和他们的最高信仰；还使我们了解到亚历山大的扩张及其在东方留下来的传说；看到了古代国王的宫廷和发生在宫中的谗害及阴谋（“狮和牛章”）；还看到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战争（“猫头鹰和乌鸦章”）。另外，它还使我们了解到伊本·穆格法时代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情况及应当进行改良的方面。
本书的哲学价值表现在道德教诲上。伊卜拉欣·雅兹基谢赫说：“书中每个字都具有某种砥砺智慧、陶冶性情，准备适应现世和来世生活的哲理成分……它是罕有的东方哲理，乃至人类哲理的瑰宝之一，尽管本书篇幅小、内容少，却集中了其他任何书籍所不曾集中的哲理。”本书中的哲理总的说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它建立在宽容、好善、乐施和以最高美德陶冶品性的基础上。
书中将希腊哲学、印度和波斯哲理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希腊智慧表现在缕述和逻辑上，印度、波斯智慧表现在最高理想、苦行清修倾向及其他方面。《卡里莱和笛木乃》表现了天命思想，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还带有悲观色彩，这使君王们的形象受到损害，表现出对人，特别是对妇女的偏见：“烈火知真金，交往知君子，重负知畜力，无任何事可知女人”（“猴和雄龟章”），“对妇女不能信任，更不可向她们敞开胸怀”（“猴和雄龟章”）。它把贫穷当作一切灾祸之源：“贫穷是一切灾祸的根由，它使人们相互厌恨，失去理智和涵养。它是遭受谴责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汇集点”（“斑鸠章”）。书中还存在着某些观点上的矛盾。但本书总的是崇尚理性，将理性放在第一位。
伊本·穆格法在《小礼集》中说：“倘使话语变成格言，逻辑就更清晰，内容就更明白，听起来就更优美，读者就更广泛。”《卡里莱和笛木乃》正是按这一风格写成的，它把借动物之口详尽叙述故事，从而传播哲理和教诲，在谐谑和嬉乐的外衣下表达科学和哲理的方法引进了阿拉伯文学。它能抓住每一颗心，每个钻研者都可在其中达到目的，每个阅读者都可在其中得到享受，“睿智者为其智而选读它，嬉乐者为其嬉而选读它”。书中充满连续不断的故事和相互交错的寓言，欣赏者可在其中看到多种叙述艺术，在这种叙述艺术中情节互相联系，凡事陈述原委。这种故事的交错是一种写作艺术，它使读者不能停留在某个寓言上，而要阅读其他寓言，以了解整个结局。这样，通过散布于这些寓言中的哲理，就以一种最简便、最吸引入的方式，使读者在理智、情操方面得到滋润。
使《卡里莱和笛木乃》的风格增添光彩的是逻辑和叙述的结合——后者柔化着前者，还有那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对话。但这种交错有时也有败笔，可能逻辑性超过了故事性，接连不断的引证太多，以致显得繁冗，可能一个引证引出另一个引证，超出了话题范围，过分铺陈，使叙述产生混乱，这是作者太关注哲理的结果。其次，章节编排总的显得单调，开头大都雷同，从一章过渡到另一章时，对每章要说的问题的介绍流于俗套。然而，这种单调的格式在点出主旨、陈述问题和指明哲理方面也还具有明确性的优点。
鉴于寓言是《卡里莱和笛木乃》叙事的方式，是哲理的外衣，我们想在研究中给它以特殊地位，特别是《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寓言对世界的著名寓言有着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