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左氏施行儒学教育，目的是将回民“儒化”成王朝治下之一般臣民，使汉、回之间摆脱互相仇视的局面。教育的对象不分“汉回”、“缠回”，使用的教材与甘肃各处相同；而对于“缠回”，甚至还考虑到“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实行“双语教育”。至于提到的回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更多是官员自夸政绩罢了。
至光绪八年，新疆的军政官员认为“缠回”由于受阿浑的影响，“惑乱每由此起。”又认为缠回语言与汉语不通，任由阿奇木伯克从中舞弊。便进一步考虑到要以“文教”来破除新疆南路的各种“锢习”。拟定每年由各厅州县考试一次，“有能诵习一经、熟谙华语者，不拘人数多寡，即……保举武弁之例，咨部给予生监顶戴，侍其年已长大，即准充当头目。……能多习一经或数经者，无论已未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考送，由遒覆试请奖，再行递换五品以下各项顶戴。”③等等。目的不过是以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政治理念的新一代“缠回”精英主持地方政务。但这类计划因为不符合“回疆则例”及“部例”等，而被吏部拒绝。①当然，这种儒化教育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嗣光绪十二年九月，新疆巡抚刘锦棠奏言“叠据各厅州县申斋，课卷检阅破承起讲，颇多可造之资。近日乡民竟有带领子弟恳求入塾者。”但这与官员们“欲使同我华风”②的目的恐怕相差还是很远。
就办学资金而言，左宗棠欲以儒化回，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是通过没收起义回民“叛产”的形式集取的。西安城内的回民是陕西回民起义后的主要留存部分，官方设义学以教之，“禹得彦在西安的房产很多，被列为叛产充公，来办育婴堂，后来官家以此产得之回民，故又在化觉巷、大皮院、洒金桥三处清真寺内设立回民义学，资金即由此项下开支。”③而在新疆，则“仿照内地书院章程，取其粗知文义者，按月酌给膏火银两”④，实际上使入学读书成为回童家庭有利可图的好事，以此吸引回民就学。
各地建立书院义塾，教以儒家之学，显然是欲以主流大社会的“华夏”意识形态对回民社会加以改造。而在甘肃科考分闱后，左氏又特别援例奏准，每隔一科，回士以“良”字编号，必使一名回回举人取中，以鼓励回民文士向学之心。⑤
但历史的发展表明，上述举措所取得的效果有限。左宗棠秉承传统的“以夏变夷”的心态以实施对西北回民社会的“教化”，在已经进入近代历史阶段的清末，只不过继承、增强了以往政治文化框架的宰制功用，并没有适应时代的新内容、新思想加入其中。这种文化同化策略，以“胜利者”的姿态实行大社会的文化“压制”，在鼓励之余，表现出相当的强迫性。对于儒学教育的强调，自然绝不会有容留、保护、发展伊斯兰教的内容，而这正是西北穆斯林的根本需要和信仰，由此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激起西北回民社会的消极反弹。以化平川归儒书院来说，“迫令读书习礼义，从者殊寡。”①民国文人谓“无如一时的提倡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人亡政息，到今还是老样子。”②在新疆，尽管官府以每月六七十两（白银）的重资延请教习，补助启蒙回童，但回民（包括“缠回”）仍然故意使孩童规避入学，有钱人家且雇人代替。③无疑，在文化强制主义的反作用下，西北回民社会通过刻意维持与“汉学”的疏离，艰难维持并强化着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宗教信仰。
这种情况到了清末民初进入现代社会、施行现代教育后渐渐改观，慕寿祺曰：“宣统以后，设学堂，始稍从学，民国十七年导河匪变，蔓延五十县，惨杀数十万人，而回民多自拔不肯从逆。学问能化气质、移习尚、自斗争，其明效大验如是。”④总体上，西北穆斯林社会在坚持伊斯兰信仰的本位根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相当程度上从传统教育中得益。相当一批穆斯林的精英层开始掌握、精通孔孟之学，熟习儒家文墨技艺。随着清朝统治的很快结束，时代进入民国，西北的穆斯林社会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在逐步发展、变化的国族架构和现代军政格局中展现自我；这也表明西北回民社会经过族群冲突、起义、对抗官府朝廷，唯一的收获便是借由族群的斗争和历史的发展，终究建立了利益求诉的渠道。
①上谕，《方略》册二，卷十九，页二十。
①清军粮饷有“劝捐”一项，即来自地方绅商。关于粮饷问题的研究，有王宏志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3。我没有找到原书。
②联捷奏，《方略》，册八，卷一百五，页三十四。
③周铭旂纂：《大荔县续志》，“足征录”卷一“事征”，页六。
①张兆栋：“禀陈办抚情形”，《守歧公牍汇存》，《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162。
②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七、八，《回民起义》册四，页255－262。
③贺瑞麟：《清麓文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页47－48。参见马长寿先生对贺氏言论的总结，《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243。
①乔松年奏，《方略》册十二，卷一百五十六，页九。
②张集馨同治三年（1864）九月十七日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页327。
③《左宗棠全集·书牍》，上海书店影印本，卷十一，页七。
④左宗棠：“复陈拟办事宜并办理营务城防各员请奖折”，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545－546。
⑤《左宗棠全集·书牍》，上海书店影印本，卷十，页十八。
①《左宗棠全集·书牍》，上海书店影印本，卷十四，页三、四。
②《左宗棠全集·批札》，上海书店影印本，卷三，页五一。
③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页203。
④易孔昭等编：《平定关陇纪略》卷十三，《回民起义》册四，页194。
⑤易孔昭等编：《平定关陇纪略》（影印本）卷十三下篇，页六。
⑥左宗棠：“饷项将罄请催江南等省协饷并援案借用洋款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页571。
⑦左宗棠、穆图善：“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281。
①③左宗棠、穆图善：“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281。
②左宗棠：“饷项将罄请催江南等省协饷并援案借用洋款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页571。
④左宗棠、豫师：“收复大通县城擒斩逆目及筹办迁徙安插事宜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426。
⑤左宗棠、穆图善：“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281。
⑥左宗棠：“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同治九年七月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页404。
①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廿三，页一一。
②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428－429。
③左宗棠平定陕甘，每克服一处，都办了严厉残酷的“善后”，惟河州因赏识马占鳌的投降，只令赔修了在战争中摧毁的城墙、庙宇，过去的罪恶一概从宽免究。因此马占鳌为首的河州上层及参与事变的河州回民感戴左宗棠，颇有赞誉之词。参见马培清：《马占鳌的起事与降清》，《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修订重印），页21。
④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18。
⑤左宗棠：“进驻泾州筹办军务折”，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页123。
⑥左宗棠：“惩办灵州痞棍片”，十年六月十四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106－107。
①左宗棠：“安插回民均尚安静片”，十年七月十二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112。
②金顺奏，《方略》册十八，卷二百四十五，页一。
③《方略》册十八，卷二百四十五，页三、五。
①刘典奏，《方略》册十六，卷二百十五，页二十三。
②口述史或说居其功者为刘松山，实否，应是同治五年随左宗棠入陕、七年署陕抚的刘典。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283－286。
③左宗棠：“筹办金积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二月，《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223－224。
④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廿三，页十二。
①“七营镇汉回分界碑”，载王学伊纂：《固原州志》，卷十“艺文志四·碑碣”，页二十二。
②桑丹桂修，陈国栋纂，《隆德县志》，卷一“民族”，页五十一。
③《方略》册二十二，卷二百九十一，页七。
④左宗棠：“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558、561。
⑤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关于书院的情况参见页254-256；“义学”，页257-258。
①②左宗棠：“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558、561。
③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页18。
④丁明俊：《回族迁居泾原120周年纪》，《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4期，页67。
⑤张矅奏，《方略》册二十，卷二百六十六，页二十七。
①顾颉刚《撒拉回》：原载《西北通讯》1卷10期，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页1443。
②左宗棠奏，《方略》册二十四，卷三百十三，页十七至十八。
③刘锦棠、谭锺麟奏，《方略》册二十四，卷三百十五，页十七至十八。
①《方略》册二十四，卷三百十五，页三十五。
②刘锦棠奏，《方略》册二十四，卷三百十九，页二十八。
③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页134、180。
④刘锦棠奏，《方略》册二十四，卷三百十九，页二十八。
⑤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267。
①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廿三，页四三。
②顾颉刚《撒拉回》：原载《西北通讯》1卷10期，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页1443。
③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259。
④慕寿祺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廿三，页四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