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发展到了晚清本身就黑暗，加之各地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若文化较落后地区和文化程度较高地区合试，一些落后地区有时竟可在某一榜中完全落第。于是，乡试就把各省录取名额分别规定，这样无论如何，总可不致脱空。现在甘肃乡试从陕西分闱，就涉及分定录取的名额数量。怎样分法，国家并无明确规定。纵观清朝历史上的分闱取额惯例，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仿湖南、湖北分闱时，原合闱之额数平额分取，这种办法多适用于文化差异不大的两地；一是因分闱而增额，如贵州“十学取七”和江苏、安徽分闱增额两个先例，这种办法适用于或重视某地的教育，或某地的文化水平有了显着的提高，或某地为国家作出了突出的经济贡献而临时增额等情况。但就甘肃而言，若按贵州“十学取七”的做法，甘肃旧有七十七学，加新增四学，共八十二学，由此算来共取五十七人，而陕甘合闱时，通共才六十二人，显然不行。“若将两省额数平分，各占一半，则陕省应试人数向来就多于甘省，现且有增无减，甘肃如占额一半，致陕西中额顿形减少，殊非情理之平。”两种办法皆不合适，怎么办呢？左宗棠进一步分析道：“若照臣度陇之初奏准甘肃取中二十一名成案计算，无论当时因贼氛正炽，赴试人稀，一时权宜酌拟，本非甘省定额；况当陇境肃清，应试士人自必增多数倍，而中额仅此，翻致向隅，亦无是理。若按永广中额部章计算，甘肃军兴以来，各府厅州县派捐粮料饷需，均值人物凋残、市价翔贵之时，调核各厅州县历年案卷稽核，捐输各款，为数甚巨，而又限于部议永广中额不得过十名定章，无从推广。此拟议中额鲜可依据之实情也”。最后左宗棠就根据最近几科（道光丁酉、已亥、咸丰壬子，同治九年庚午科，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的情况，“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逾格特准比照各省中额最少之贵州，每科取中四十名，满营应试士子，每科取中二名，合共四十二名，作为定额。”但这一建议经部议驳回，只准三十名，旗额二名在外。1874年12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左宗棠又请增取额为五十名，未准。到光绪二年乡试，又经左宗棠奏请增额，才准再加十名。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取四十名举人，旗额三名在外。这对广大甘肃士子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更能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于甘肃回民士子，参加乡试，原和汉民一体合试，也有不少中试的。但在甘肃分闱后，第一次与第二次，回民子弟竟没有一人取中。而结束军事行动后的左宗棠，正在号召回民向学——“归儒”，从长远计，从善后抚局计，不可使他们灰心，于是援例奏准，一科仍和汉民合试，又一科另用“良”字编号，取中一名。这样，可使回民知道每间一科，至少必有一名举人产出，于是广大回民子弟便乐于就学了。对于甘肃的一些偏僻地方，由于文化比较落后，分闱后还订有特别的办法。如安西、肃州和乌鲁木齐各属，实行一科共同取中，一科编号分中。
另外，左宗棠在奏请甘肃乡试分闱时，一并奏请甘肃分设学政，同样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光绪二年，原有陕甘学政任满，清政府就在陕西和甘肃各派了一位学政。由此除阶州、录州和安西州仍岁科并试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秦州、泾州、固原州等地，都实行岁科分试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没有忘记专门安插回民的化平川添设学额。他在1875年（光绪元年正月十二日）的奏稿中说：“惟新设化平川厅，系安插陕回处所。（其学额）于陕甘抽拨皆不妥，……请准另设”。结果同样是照准。其余另设或新设学额的还有固原直隶州、平远县、狄道等处。
左宗棠经过以上艰苦的努力，分闱一事终于大功告成。甘肃及回疆学子们参加乡试不仅近便，而且录取名额也增加了。在甘肃省，回汉人民的求学热情大增。仅兰山书院肄业的生员就增至四五百人。
如前所述，众多的书院，加之各地的义学和甘肃乡试分闱的实现，西北的文教事业盛极一时，社会进步大大加快。而这些结果的得来，纵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左宗棠的作用当属首要。就连后来陕西三原的贺瑞麟等人提倡的“躬亲实践”，使西北的“关学”得到一度昌盛，也是与左宗棠在此前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的。左宗棠倡导办义学，办书院，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纷纷创办，可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发他们的智力。而智力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晚清时期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及教育、开发人才的意义。
（原载《天府新论》2003年第5期）
向勇：男，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西方历史哲学的焦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问题
刘笃成唐淮
一
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曾指出，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也是整个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而又最具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在17世纪，笛卡儿就提出，历史认识是没有客观性的。他在《方法论》中指出，甚至最真诚的历史，即使它们没有完全歪曲事实或夸大事实的重要性，也总是非常普遍地作出一些删减。这样，字面上的东西就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而用这些材料中的内容调整人们的行为则容易使人陷入“中世纪游侠骑士浪漫式”的放浪行为，作出超过他们能力的计划。维柯批判了笛卡儿的观点，提出了“真理就是创造”的命题，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历史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因为人类既然创造了历史，所以就能理解自己创造历史的意图和方式。但同时维柯也看到，历史可以认识和理解并不能完全保证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在认识历史时有可能落入一些由于人类自身偏见而造成的陷阱。为了克服人类自身的偏见，针对人们往往按自己目前的心智状态来理解前人的心智状态而使理解失去了历史感。维柯提出，人类只能历史地理解存在，因为人们的心智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维柯还提出了相应的历史批判方法。虽然维柯最终并没有完全解决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讨。
从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到浪漫主义的德国历史哲学，都回答和探讨过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最早开始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概念的伏尔泰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用虚构的轶事和神奇的传说取悦于读者，而是必须把历史上渗进的这些东西加以剔除，使之成为人们真实的历史。爱尔维修则试图建立一种像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社会历史学说。康德断定，人们无法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因为能够认识的只是经验的世界，至于经验世界背后的本质则属于自在之物，是人们无法把握的。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他认为，理性是历史的基础，历史是理性的产物，因而历史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绝不是一串串偶然的或荒谬的事实。所以，哲学不仅可以认识历史，而且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斯宾格勒则根本否定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同样，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们不仅不能获得关于历史的绝对真理，甚至无法在历史上找到绝对真理的局部显示。
20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一种是以毕尔德、柯林伍德、杜威等人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观点，一种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绝对主义观点。美国的历史学家毕尔德明确指出，历史认识不是客观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化学家那样观测对象；他对过去的记录也是残缺不全的；他必须从这些局部的记录中作出选择；他必须按照他所报告的结果安排材料；他在构思时必须把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结构强加给过去；他所感兴趣的事件只是关涉伦理的或美学的考虑；而且，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对自己的工作采取公允的态度等等。这些观点集中代表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当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对历史客观性的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柯林伍德主要指出了历史认识局限性方面，认为历史是关于无限整体的知识，只有参照整体计划的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才能达到对这个整体的理解，但这种联系又永远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实际上出现的每一部分，所以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整体。他还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重演过去思想的历史。历史学家不是依赖外在的材料，而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有关的事实材料必须根据这种标准受到检验和批判。同样，实用主义者杜威也认为，在撰写历史时一切都要依据用于支配选择的原则，这些原则又是依赖于历史学家本人的兴趣和困惑，所以，一切历史就是当前被看作重要的那些东西的历史。甚至像波佩尔这样的哲学家也认为，任何一部历史都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错误史，因为根据猜测与反驳的认识图式，历史也是需要历史学家去猜测的，不可能是一部真正如实地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是各种对历史的不同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每代人都有作出自己解释的权利。
与相对主义观点截然相反，实证主义则认为，历史不应成为浪漫主义的臆测和虚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确立过去的事实并努力去解释它们；由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自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同样可以运用于历史。人们有可能从历史事实中发现规律，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例如，亨普尔指出，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表明，事件不是机遇问题，而是可以根据某些先行的或同时的条件加以预料的。他所谓的预料不是宗教的预言或神谕，而是理性的科学的预测，是以一般规律为前提的。亨普尔由此提出，根据一般规律就可以准确地解释具体的、特殊的事件，这就是着名的亨普尔覆盖律思想。根据他的思想，历史学和各门自然学科之间没有区别，它们都只依靠普遍概念才能说明它们的课题，而且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历史学也可以把握自身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
此外，还有的哲学家对这两种哲学立场都持反对态度。如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布拉德雷就既反对盲目自信的实证主义，也反对绝对悲观的怀疑主义。他不同意完全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他认为，虽然历史学家考据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经验，必然带有局限性和主观性，但一切现象和经验都是实在的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标准因此就获得了某种真实性和客观性。布拉德雷试图通过把个人的经验纳入整体的经验即实在这一虚构的客观性，但这仍然无法保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则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精神之外不存在外在的事物，精神不是外在的，而是人的内在之物。历史就是精神的产物，二者是统一的，所以，历史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认识的。在克罗齐看来，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就是把历史看作是外在于人的精神的，但他本人则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把历史和历史理论都看作人的精神产物，也就消灭了历史。
二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围绕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的争论，其实反映了他们的基本历史观。因为这个问题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1）人的意识能否认识社会历史？（2）人的意识能否正确地或客观地认识社会历史？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即认为历史是可以被理解和认识的。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作历史哲学中的可知论。但仍有少数哲学家认为，人的意识不可能认识社会历史，这被称作历史哲学的不可知论，以笛卡尔、康德、斯本格勒、雅斯贝尔斯等人为代表。对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可知论的观点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不可能完全正确、客观地认识历史，因为历史认识必然要受到人们的立场、方法、心理、价值、伦理、宗教、时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无法达到完全真实、客观的历史认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的意识完全能够达到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因为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因而人类就一定能够认识历史，并且比认识自然具有更大的优势和精确性。在这种观点看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确地认识历史。当然，还有少数哲学家持有中间的观点，反对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人类不能完全正确地或客观地认识历史，但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却是在向客观性的认识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