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它是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有数千年临床实践的积淀，丰厚的动植物药用资源宝库和一整套特点鲜明、自成体系的理论。许多秘方、偏方、验方都是由稀有名贵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对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有着独特的疗效，在民间享有盛誉。其强调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倚重天然药物、注重饮食疗法、提倡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在今天进一步显出其优势而备受关注。在当今世界普遍崇尚绿色消费、绿色医疗的大背景下，地方民族医药以它独特的天然性、绿色性必然会给现代西医以强大的冲击和挑战，并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可以说民族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发展边疆民族经济、光大民族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一节 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简述
少数民族医学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方法简便、疗效确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群众性。经历了从草莽时代医巫不分到神药分开的漫长发展过程。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用于治疗的经验，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又逐渐知道了一些动物的药理作用。相传在公元三世纪，青藏高原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说法。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药，但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所处的地域不同和文化不同，所创造形成的传统医学也必然有着时代的地域的特点，其医学发展水平和内容也必然有所差异。有文字的民族可以把世代积累的医学经验借助于文字，形成于典籍流传至今。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大多只能靠口耳相授、代代相传。有的民族医学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例如藏族的《四部医典》（又称《医方四续》，为公元7世纪藏族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编着，全书共分四部分，157章，对人体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药物制作、卫生保健和临床实践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蒙古族的《饮善正要》和《蒙药正典》（前者强调日常饮食对防病治病的重要性，后者是一部药学经典之作，共收载879种药附图599张），而有的民族却还停留在单方验方的经验阶段。
1949年以前，民族医学很少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医学的继承和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对众多的民族医学典籍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医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藏医、蒙医、维医、彝医、苗医、傣医、壮医已形成体系，并得到广泛认同。
经过近30年的调查整理，已收集到35个少数民族的医药资料。在民族医药中，有的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如藏、蒙、维、傣医学），有的在发掘、整理、应用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如壮、瑶、朝、土家、彝、侗医学），有的在临床上声誉鹊起（如瑶医），有的在药物研究与开发方面充满活力（如苗药）。由于民族医药过去都在偏僻边远、高原深山的民族地区，受到交通和语言文字的阻隔，一般局限于民族地区应用。现在它们下山进城，造福人类，令人耳目一新，其疗效好、成本低、无污染等内质优势加上群众自发的新鲜感和神秘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超值期望的热点。
从民族医药的医疗机构建设来看，截止到1996年底，民族医药医院已达127所。其中藏医药医院52所，蒙古医药医院41所，维吾尔医药医院26所，其他民族医药医院8所。在民族地区还建起了一批民族医药专科医院的门诊部，许多综合医院和乡卫生院还设置了民族医科。民族医药医疗机构建立与发展，在民族地区的医疗保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西藏自治区的藏医药门诊量约占全区门诊量的40%，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的蒙古医药医院的门诊人次也占全旗门诊人次的30～40%。
从民族医药的科学研究来看，内蒙古、西藏、新疆、云南、辽宁、吉林、广西、甘肃、贵州等地已相继建立一批民族医药科研机构，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有医药文献整理，有实验研究，还有开发利用研究，并有283项荣获各级科研成果。在医药文献整理方面，已整理出版了一批包括藏、蒙古、维吾尔、傣、壮、朝鲜、彝、瑶、苗、回、侗等民族的医药经典和民间验方，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医药宝库。在实验研究方面，主要围绕临床常见病、重点病的民族医药疗效观察开展工作，如藏药的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的开展，使“珍珠七十丸”、“仁青常觉”等名贵藏成药和一批新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在开发利用研究方面，随着民族成药的生产与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不断完善，民族成药已可生产几十种剂型，其中藏药350个品种，蒙古药300个品种，维吾尔药192个品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民族药现代生产企业，尤其是一批民营企业涉足民族药生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药的成药生产。另从目前情况来看，藏药、苗药的开发较好，壮药、瑶药、傣药的科研开发相当滞后。由于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把高新技术与藏药开发相结合，甘肃奇正公司开发的奇正藏药消痛贴，1994年获国家专利，1998年获日内瓦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
从民族医药人才的成长来看，为了使民族医药后继有人，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将民族地区流散社会的民族医生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通过口授笔录的办法整理民间的偏方验方，并制定了民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办法，为每位专家配备了继承人。改革开放以后，在培养民族医药人才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通过大中专学校的正规教育举办在职人员短期培训班、选派人员到内地或国外进修以及跟师学徒等办法，培养一大批民族医药骨干。使全国民族医药人员由1984年的6752人发展到1996年的10442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建立了高等教育，相继成立了西藏藏医学院、青海藏医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和新疆维吾尔医专科学校，并在甘肃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内设立了藏医专业，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专业，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也于2002年设立了藏医系。民族医学的高等教育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为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医药人员。
中国有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除了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20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有30个。目前整理出传统医学资料的有35个。在临床上显示活力、药物上得到开发的有10多个。
第二节 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特点
诊病方法独特、治疗手段多样、药物来源广泛、服药方式讲究、治疗效果神奇。
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诊断病情上常用的方法与中医相似，即望、闻、问、切。就是观察病人的神色、询问病人的疼痛症状及饮食起居，触摸病人的脉搏，现代西医方面的机器检查、化验几乎没有。还有一些诊断方法则带有巫术的成分，例如：筷子人诊病法。
民族药物一般具有自然生长、无污染、活性成分高等特点，十分符合现代人回归自然的消费心里。我国许多地区将民族医药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加以开发。
民族药物的原料种类多，来源渠道广。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气候条件复杂，动物、植物、矿藏丰富。云南可用于药用的植物达6500多种，四川有高等植物1万多种，约有4500种都是可利用的药用植物，贵州也有4290种药用植物，为民族传统医药的用药提供了有利条件。民族医药中几乎所有的用药都是就地取材，各种花草、树木、动物、金银、珍珠矿石经过医生们的巧手研制和调配，就变成了解除病人疼痛的灵丹妙药，又经济实惠。
治疗手段方面，除了常用的口服、外敷、推拿外，还采取针灸、放血、温泉浴、沙疗等方式，方便灵活。
特殊的治疗手段带来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例如藏医治疗脑血管病、中风后遗症、癫痫、肝胆疾患、胃病、关节炎；蒙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甲状腺机能亢进、骨伤、银屑病；维吾尔医治疗心血管病、哮喘、白癜风；瑶医治疗恶性肿瘤、红斑狼疮；朝医治疗前列腺炎，均有较好的信誉。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如感冒、肠胃病、妇科病、骨折、关节病、蛇咬伤等，民间民族医药有不少随手拈来的灵验的单方、草药、土法和手法，使偏僻农村小病不出门，小伤不出村，使“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甚至对某些疑难病也有出人意外的绝招。不少肠胃病患者、风湿关节患者服用了藏医特制的药丸后，病痛很快消失；骨伤病人往往在蒙医那里才得以彻底的治疗。佟德富先生就讲述了他亲耳听到的令人惊奇的蒙医接骨技术：一位老人大腿骨折，一位接骨世家出身的大学语文教师为其治疗，其方式是：将一瓶原装白酒打开，往酒里吹一口气，先往病人胸口喷一口酒，然后再往病人伤处喷酒后，用手在折骨处一撸，伤骨就复位了，这时病人马上坐了起来，疼痛感也消失了，二十多天以后病人完全康复。《草根绝唱》还记载了侗医的神奇之处：“生活在贵州占里的侗族能用自制的草药施行生育调节，有避孕药、绝孕药两种，男女均可服用，据说还有一种叫做‘换花草’的调节婴儿性别的‘仙草’。”
少数民族医学创造的奇迹、积累出来的丰富经验，至今仍在不断地启迪来者，光照医林。
第三节 已形成完整体系的几个民族医学
一、藏族医学
1.藏医概况
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藏医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系统，是仅次于汉族医学的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几千年来为我国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公元前3世纪，高原人就有了“有毒必有药”的医学认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医学着作和医生。同时，藏王还请了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经典着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丹贡布所着的《四部医典》。藏医认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气、火、土、水、空间）组成，小五行在人体则指心、肝、脾、肺、肾；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依赖大五行的运行。“隆”（气）、“赤吧”（火）、“培根”（水、土）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元素（三因学说），任何一个元素的盛衰都会引起疾病发生。藏医学以其独特的“三因学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为基础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西藏各地先后成立了藏医院，一些地区还成立了藏医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为藏区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投资两亿多元人民币，在西藏和青海地区建立了现代化藏药厂，并且以GMP的要求与国际接轨，把传统的藏药生产加工和现代的高科技有机结合，藏药生产技术开始走向科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藏药科研工作逐步地开展起来。在西藏、青海、甘肃等藏医机构里成立了科研组织，对藏医藏药的医学文献、药物性能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整理、挖掘和研究。许多项目达到国际水平。目前，20多种藏药已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95版，336种药品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藏药部颁标准。其中藏药材136种、成药200种，开发前景非常可观。
2.藏医理论体系
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龙”、“赤巴”、“培根”；七大物质基础，即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种排泄物，即小便、大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上述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保持着相互协调和平衡，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龙病、赤巴病和培根病，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协调状态。
龙：是维持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其性质近似于汉族中医的风或气，但含义比中医的风或气更为广泛。
赤巴：译成汉语是胆或火，具有中医“火”行的性质。主要功能是产生热能，维持体温，增强胃的功能，长气色，壮胆量，生智慧等。
培根：译成汉语是涎或水和土，它相当于中医的津、涎，但含义较为广泛，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
关于疾病发生的机理，藏医认为归根到底是由于龙、赤巴、培根三者之间失去平衡和协调，使身体的元气受到伤害，而危及健康。因此，治疗目的，就是调整这三大因素的偏盛偏衰，达到重新协调的目的。
藏医由于民族风俗，对人体的构造有较具体和深入的了解，在各种传统医学体系中，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