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对于神棍这种东西想来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西方宗教，好感更欠佳，再加上现在的皇帝身份，一群神棍就想着册封皇帝，来了中国还想着册封中国区的主教，这怎么看着都讨厌。
甚至想过以后要彻底摧毁西方文明，自己来让教皇跪着接受册封。大明朝可以册封天下，但是天下没有能够来册封大明皇帝的。
朱由检对于宗教的态度和前世所在的国家一样，不管你教皇有多牛逼，中国区基督徒的主教只能是中国皇帝来任免，禁止你来册封。
对于信教的，不反对你信教，但是禁止你公共场合宣传你的宗教。任何宗教，你在自己的场所，你想怎么传播都可以，但是你利用公共场所不停的给别人传教，就有些过分了。所以，听到孙元化有传教的倾向，直接就打断了。
“听到了吧，西方已经有了，我大明朝印刷技术和西方比起来，确实是略有不如，这点还是要承认的。”朱由检还以为这个时代明朝应该是领先于西方世界的，但是孙元化的一席话，让朱由检认识到了，这个时代，西方的部分技术已经开始超越了明朝，然后再积淀几百年，就会把中国超越的尾灯都看不到。
看着大臣们一副想批评自己的样子，朱由检接着说道：“怎么，你们还不服气？觉得西方就是蛮夷之地？”
“人家的战船已经跑到了我们海域，请问我大明可以走一艘船去过西方？别人是蛮夷，别人用自己的技术到了你家门口了，你不是蛮夷，你去过别人家吗，见过人家什么样子吗？”
“人家走南闯北看过整个世界，我们窝在家中，连世界变成什么样了都不知道，还在妄自尊大！所以，该清醒了，该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了，长着眼睛，就该出门瞅瞅去了！要不然别人强壮了，就会过来揍你。西方世界和北边的那些人一样，能抢你，就抢夺你，不能抢你，就给传教改变你！”
孙元化刚开始听到朱由检的话，还是挺高兴的，但是听到后面几句话，就觉得自己的信仰被侵犯了，要不是朱由检是皇帝，都开始辩论了。其他大臣有的不以为然，有的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多了解一些西方世界了。
朱由检说到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开始把话题转移到印刷和字体上面来了。字体就按照尺寸大小，分为了大小三种类型，其中大于一寸以上的叫做大号字，小于一寸到一分之间的叫做中号字，小于一分的叫做小号字。其中小号暂时就只有五厘二厘半两种字。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这个时代的尺子没有寸以下的尺寸，如何把一寸分成十份，朱由检还考了一下大臣，除了个别几个会，其他的人根本就不会，朱由检简单的用一个尺子，做了一个射线，然后用平行线把一寸距离分成了十段。
但是一分距离就很难用这种办法分成十份了，只能简单的分成两份，四份这样的，太小了就分不下去了。
不过这样，暂时够用了，这个时代可以说，没有两把尺子的刻度是完全一样的。没有规定好度量衡之前，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之类的东西，就算是朱由检知道怎么制造，制造出来了也没有任何用处。
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朱由检，一点困意都没有。
觉得报纸还有些问题，看着发行日期，朱由检倒是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对旁边的几个人说道：“发行日期使用阿拉伯数字，会不会更简单明了？”说完自己动笔把时间写成了“1847年11月1号”。
然后把“天启丁卯年十一月甲子”的纸条也递了过去，放在一起，对比是不是更简单。
这时候袁可立几个人都没有表态，心里面却在琢磨皇帝这么写代表了什么含义？是皇帝要改变历法？还是皇帝对于使用天启年号有所不满了，亦或者皇帝有其他的深意？
这个时代的大臣就是这样，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不会揣摩的都是政治斗阵的牺牲品。嘉靖时代，老干这种事。夏言被严嵩干掉，就是因为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想法，所以夏言败的一塌涂地，丢了性命。同样徐阶能干掉严嵩，就是徐阶比严世蕃还能揣测嘉靖的想法，结果严嵩败的不明不白，严世蕃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输了！
所以，学会揣摩皇帝的想法，是这个时代大臣的基本功，基本功越好，就越有可能在这场权利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明末的大臣比起明初中期的大臣，节操底线更低，中后期的时候，围绕着大礼议，还有人敢于硬怼皇帝，但是到了明末，皇帝的意思就是一切，大臣善于利用皇帝的想法来打击政敌。
尤其是魏忠贤的出现，可以说彻底了摧毁了明朝大臣对于皇帝的反抗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忠贤确实有效的加强了皇帝的权威性。
历史上的崇祯上演了十七年十九相或者二十相的事情，明朝的大臣们也没有做出过抵抗。也没有对于皇帝的不合理做出过抗议，只会利用皇帝的想法来完成打击政敌的目的。
如果朱由检是和太平天子，这种事乐享其成，毕竟大臣围绕着自己的指挥棒再转，有什么不好，国家问题一点点来才是最好的，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去改变。但是现在都快成了亡国之君了，历史给自己的时间理论上只有十七年，这十七年还是灾难深重的十七年，你温水煮青蛙，水还没热呢，估计你先饿死了。所以，必须烧热水，一下子烫死。
面对着国家必须要变革，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变革，这种情况下，只指望帝王一个人去努力，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所以必须要发挥出大臣个人能动性，让国家上下共同去努力，只有这样，天下的问题才能解决。
所以在国家治理中，要事随时宜。没有所谓的治国不变的策略，面对着不同的环境，绝对要有不同的策略。
前世创业的经历，给朱由检带去了一份面对问题，如何应对的能力，这份能力，在面对这大明王朝这么大的一盘棋的时候，朱由检第一感觉到了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更多的人来一起分担这份任务，每个人都要去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才能拯救大明朝。
所以，现在的朱由检绝对不需要历史上的那种顺臣，需要的是那种一个人能独当一面的大臣。前世的朱由检面对国家不可收拾的的时候，才发出了：“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这样的感慨。
但是历史上朱由检也没有给首辅发挥能力的机会，反而不断地以自我为中心，想把大臣驯化成忠犬，确实也做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殉国大臣还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历史上朱由检收起自己的那份刚愎自用，能给大臣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压力，这些人未必不能成为张居正、高拱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大臣。
历史告诉我们，你把大臣当狗用，大臣也能变成狗，明末的大臣那个不顺着皇帝，那个不像疯狗，但是国家就没办法治理了。
你把大臣当做名臣用，未必不能变成名臣。张居正、高拱、徐阶、夏言等人之所以成为明朝著名的能臣干吏，何尝不是有一个适合他们施政的环境的缘故？如果嘉靖不信任夏言，不放手权利，夏言可以青史留名吗？
同样的，这些人如果放在明末，得不到皇帝的信任，也许就是一些权斗高手罢了，不太可能做成什么事情的。朱由检相信，朝中的大臣，虽然确实有一批酒囊饭袋，但是也会有一批真正有才华的，但是没有得到适合的机会，所以朱由检想着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朱由检看着这些人沉默不语，突然间才明白他们的心思，于是就说道：“这个1847年是根据秦始皇登基时间推算出来的，我看西洋历法，都是这种纪元形式，觉得挺方便。反观国内，很多史书用的是天干地支，往往越读的时候，还需要推算具体日期，甚是麻烦。所以想把这种西洋历法的形式推广到国内.”
“但是西洋历法元年源于他们所谓的圣人耶稣诞生进行计算的，朕觉得用她们的有些不合适，我们国家信仰众多，用一教圣人作为历法纪元，实在不妥。故而选用了始皇帝登基时间来作为纪元零年。”
“之所以采用零年，不是一年，是为了方便计算，往前推，每多一年就是纪元前一年，往后推一年，就是纪元一年。今年恰好是1847年罢了。国外把一百年叫做一个世纪，但是每次遇到末尾为零年，就开始争论不休，比如说1000年，算第十世纪还是第九世纪？所以，我就把始皇登基时间定为零年，这样就不存在这种争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