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使粮食生产、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可以考虑在下一轮机构改革中，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管理统一起来，建立农业食品部、实行产业化管理。从多年的实践经验看，经过改革，农业生产的微观机制是比较好的，符合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意愿，有强大的生命力。农业和粮食生产这些年所以出现曲折、波动，主要问题出在农业外部，宏观调控系统还没有理顺，特别是原有的农产品和粮食的流通体制已经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生产体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流通体制还没有改革好的矛盾。现在从上到下，农业生产由农业部门管，粮食的购销调存归商业粮食部门管，农产品和食品的加工归轻工部门管，进出口归外贸部门管，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归商业、供销部门管，现在各个部门都形成了相当庞大的实体，有各自的部门利益，一遇到问题，各部门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掣肘，很难协调，好不容易协调好了，已时过境迁，误了农时。拿粮食来说，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不多不少的年份又很少，牵扯了高层领导到基层干部的很多精力，现在还是主要靠政治、靠行政力量推动，勉强维持运转，经济和社会的效益都不高，对农业和粮食的生产很不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已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越来越受到农业生产的产前和产后的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影响，被这些因素所左右。所以，可以考虑在下一轮机构改革中，依据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特点，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建立农业食品部，把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生产技术指导，农业教育、研究和技术推广，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储存，市场管理和指导，价格支持和调控，进出口等政策性业务统一起来，实行农业产业化管理。当今世界，有不少国家实行这种管理形式，是可以借鉴的。
(1997年8月《要报》)
关于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现状的几点思考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据报道，当地人称这是“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依我看，这是一篇真实描述农村现实状况的好文章。第一，文章开门见山，点出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全文只有1595个字(含标点符号)，通过个方面的事实，把问题说透了。第二，这是一位在农村基层工作了17年的青年共产党员、经济学硕士，经过几个月的前思后想，犹豫反复，最后出于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任，写了，寄了。经调查核实，他说的完全是真话，反映的是实情，也道出了几十万农村乡镇干部的心声。第三，文章画龙点睛，说了三句话，“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5个字，把当前农村的问题说明白了！字字千钧，振聋发聩，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农民、农业、农村的现状
不是农村率先改革，农民首先得益，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富起来了，有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起来了吗？怎么说“现在农民真苦”
呢？不错，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得到了生产自主经营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地区发展了乡镇企业，农民收入继续提高，有的也真的富起来了。然而，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停滞了。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1989～1991年只有1.7%；1992～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提高；但自1997年以后，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这4年下降了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逐渐加重，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从报表上看，各地农民的负担也都在纯收入的以下，而实际上，农民负担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李昌平在信中说，“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现在农民的实际负担约占纯收入的15～20%。这决非监利一个县是这样，全国相当多的县乡都是这样，越是贫困地区，负担越重，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越重。
1997年以后，农民纯收入非但未增，反而减少，而负担却不是减轻，真是越“减”越重。所以，这几年农村干群矛盾紧张，社会摩擦加剧，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有些地方农民私下办起了上访培训班，有的地区农民广为传抄《上访须知》、《上访手册》。从农村消费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困苦的状况。
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是扩而不动，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今年8月份以来，不断有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些消息，听了令人心酸。农民苦，农民的子女苦。李昌平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这决非是棋盘乡仅有的。
“农村真穷”。首先是农民真穷，监利县棋盘乡就在长江边上，那里原是个鱼米之乡，尚且如此贫穷，更遑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了。李昌平在这里说的“农村真穷”，包括乡镇政府穷，集体穷。棋盘乡85%的村有亏空，90%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年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靠借高利贷维持。乡镇干部的工资不能按时发，乡镇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能按月发，一欠就是几个月、几年。一个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了的政府，日常工作靠什么运转？怎么能指望他执政公平，为公众服务？
“农业真危险”，这是一个在农村基层工作了17年的共产党员出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忧心忡忡的呼喊！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种田？今年夏收粮食减产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今年还能稳得住，明年、后年呢？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农业真危险啊！
二不要把李昌平反映的问题看成只是一个乡、一个县的问题
据《南方周末》记者报道，李昌平的信，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引起了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省领导亲自到监利县调研并召开办公会议，“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接着派了以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在监利县开展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消化村级不良债务，精减乡村两级的机构和人员，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厉行节约，调整农业结构，加强财政建设。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农民负担减轻了，干部作风转变了，干群关系缓和了，一部分农民回乡重新种田了。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监利县的工作经过这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一定会变得好一些，这是可以预计的。
但是，李昌平反映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乡、一个县的问题。
就我自己两年来在14个省、区农村调查所见所闻，可以证实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乡、村，李昌平讲到的6个问题，可以说比比皆是，有的县、乡存在的问题，比棋盘乡还要严重得多！
棋盘乡还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怀着深切同情的“一把手”在庇护着。他是身不由己，爱莫能助。监利县的县委书记调回去工作了一段，监利的情况有所好转，但真能就此把监利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解决好了吗？《南方周末》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利县为解决‘三农’问题积弊采取的‘破冰’行动，也断非一日之功。监利当前的改革还远没有到攻坚期，人们对这场改革的前途拭目以待”。
50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一种经济问题或是社会问题，不是局限于某一乡、某一县、某一省，而是普遍化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时间解决不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也不是某个领导的问题，而是某方面的政策有问题，体制有问题。农村自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年年抓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于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整社，反五风，搞四清，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现状的几点思考当权派，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以至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大寨能做到的，为什么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没有想到要改人民公社这套体制。结果一个包产到户，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交还给农民，农业就上去了，温饱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减轻农民负担，10年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是减不下来，而且是越“减”越重。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整个城乡政策的问题，不从体制上改革，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邓小平同志早说过了，体制比人更重要。
三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主要根源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还在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束缚农民致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发展集市贸易等方面，都是对计划经济的冲击，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形成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直到如今在诸多方面仍是如此，对城市、对居民是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是另一种政策，同是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待遇却不一样。9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经济的不少做法在诸多方面又在回潮，致使城乡差别扩大，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做法继续强化，致使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日益严重。
1979年以后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发展，解决了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农村市场，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接着就可以大力加快工业化的建设。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存在，户籍制度没有动，农民不能进城，而农业已经不能容纳这么多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了，于是就只好大办乡镇企业，搞出了个“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实践证明，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又一个伟大创造，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上是有伟大功绩的，这首先要肯定。但实事求是地说，农民办乡镇企业是在不能改革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当然，乡镇企业创造了大量财富，促进了工业化，但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环境和资源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说过，但很少深入研究过。假如80年代中期我们能因势利导，改革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一体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化，同时发展城镇化，那么，今天我们存在的经济社会结构失调、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市场开拓不了、内需不足等问题，虽然不能说都能迎刃而解，但至少可以少许多。
1992年、1993年，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时候，还是由于农村容纳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发展，一方面有数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形成民工潮，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花钱买户口，不惜代价要求进入城镇，改变身份。这是发展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如果这个时候能够顺应民意，改革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镇门，欢迎农民进来，事情就会大不一样。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严令禁止各地卖户口，关紧城门镇门，拒农民于城镇之外，又一次强化固化“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做法，丧失了顺利推进城镇化的好机遇(关于卖户口是否妥当，尚有争论，但丧失了一次改革二元社会结构、推进城镇化的好时机，则是无疑的)。
1993年6月，国家进行新一轮经济调整，控制经济过热，1994年政府出台金融、财政、税收、外汇和外贸体制的改革，1996年全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控制住了，经济仍保持增长9.6%的速度。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继续实行了“双紧”政策。1998年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粮食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和粮食企业改革。这项改革难度很大，执行中遇到很多问题，出现了李昌平所说的一些情况，粮食部门并“没有按保护价收购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食，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
1998年出现全国性的通货紧缩，2/3的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物价下跌，销售困难，经济疲软。许多城市跟着出台了限制用农民工的政策，清退农民工回乡，1998、1999两年约有2000万民工转回农村。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产品销售困难，效益下降，有相当多的集体企业倒闭了，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被迫返回农业。1997年全国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首次降到占总劳动力50%以下，为49.9%，1999年因劳动力向农业回流又恢复到占50.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的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而就在这些年，农业的税收是逐年增加的，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农村的各项收费负担增加更多。
这两减两增，就是造成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经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