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开慧从长沙迁到武汉,住在督府堤41号。
毛泽东这次北上,是为了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讲习所毕业的学员大多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因此讲习所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期学员达到800多人,来自全国17个省。毛泽东为讲习所倾注了心血,除讲课外,还经常与学员们谈心,听取他们的建议。此时开慧虽然怀有身孕,但她仍不辞辛苦,为毛泽东准备材料,到学员中了解情况,给毛泽东以极大的支持。由于开慧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学员们都愿意同她交谈,与她交朋友。
这段时间,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又很繁忙,加上怀孕,开慧的身体状况很差。同志们担心她身体会垮下来,劝她注意休息,增加些营养,开慧都拒绝了。她说,我是共产党员,各方面都应该带头,不能搞特殊化。开慧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志却是非常地关心,从工作到生活,只要她能做的,她都会尽力给予帮助。
4月4日,开慧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出生了。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血腥的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我党蒙受惨重损失。开慧在病房里知道了这个消息,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她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下去了,她既想立刻投入战斗,又极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于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家里。
面对严峻的形势,4月27日到5月6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和陈独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毛泽东提出了大力建设农民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的正确主张,很多同志表示支持。但掌握中央大权的陈独秀不仅一意孤行,而且对毛泽东进行打击报复,他指使人剥夺了毛泽东的表决权,并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看到毛泽东日益消瘦的面孔,开慧心如刀绞,她多想替毛泽东分担一部分忧愁啊!
由于陈独秀的错误决策,以及蒋介石的反攻倒算,形势急转直下。广州、北京、长沙等地纷纷发生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5月7日,夏斗宣部在宜昌叛变,被我叶挺独立师和武汉革命武装击败,毛泽东也派农讲所学员参加了战斗。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南工会和农会组织了十几万工农武装,准备攻打长沙。但陈独秀却从武汉发来命令,要湖南临时省委立即取消攻城计划,说什么攻城会引起纠纷,还说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有问题要请国民政府来解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蒋介石已经在人民的头顶上挥舞起大刀了,这位党的总书记却还对国民党寄予厚望。结果,工农武装一撤退,反革命武装就对人民开始了大屠杀,使我党我军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在这紧急关头,湖南的共产党员、工农干部想到了毛泽东和开慧,他们纷纷派出代表来到武汉,请毛泽东出主意,想办法。从5月下旬,开慧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接待湖南来的同志上了。她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同志接进来,又把他们送出去,给他们包扎伤口,给他们送衣送饭。开慧劝他们不要泄气,形势会好转的,而且她和毛泽东不久就会回到湖南来。
正如开慧所说,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
8月1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给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党中央和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即以主要力量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后不久,开慧和毛泽东就回到了湖南。由于敌人搜查很严,毛泽东又是他们重点追捕的对象,因此开慧建议改变住处,从望麓园搬到了北门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这里离省委所在地的沈家大屋很近,便于工作联系。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的计划。会上毛泽东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湖南西部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开慧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准备时刻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