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年初二晚九时许，亚杉又来，夜四时半才离去，这回是他主动起身的，说完他的最后一句话甘心地走了。我看着他走在泛白的天色中，突然褪色似的，连同昨日的谈话，关于他的一切，此刻竟都模糊难辨了。妹妹又问我如何，我无话以对，除了多一分怜惜，盼望他更上扬、更端正，我只剩得一份感谢的心罢了。那感激是从朋友的义气边缘乍生出来的热情，毕竟过去种种太难言说了，我也记不清，于是新才催出生的一片关怀，是可为朋友祝祷，也可为朋友下地狱的那种投入。结果我选择了前者。
初九早上落了场大雨，父亲仍比我先一步上台北，我却在等雨停，等着麻油鸡酒吃了才肯走。妹妹陪我看院子的雨水涨了几公分高，笑说：“爸爸当初忘了留条小水沟出去，每次下雨就变成小池塘，上面还可以放纸船。”难怪我昨天浇花时差点浇出一片水田来，原来是没安水道管，这样也好玩。妹妹又问我听了亚杉的罗曼史有何看法，我只好说话了：“像这场雨下过，花和叶更清新了，我也更看出他的人来，他的本质是好的，就怕他保不住，变得滑头了就不好，他一次一次的恋爱，我听起来也都好的呀，但是他对她们一定要是真心的，有十分疼惜的意思在，要不就是作孽了，会遭天罚的。”也因为老街坊、老朋友的缘故，我似比别人更宽待他了，只要他有一丁点的好，我大概都不计较他的缺点，这般体恤太过反倒有些儿袒护了。
再说合唱团恢复练唱后，二月九日先在实践堂演出一场，第二天又南下高雄作即兴演唱，和文艺界的朋友、唱歌谣的歌手一齐搭游览车，跑了三百六十公里的路，巴巴地就为赶一场座谈会，联络联络大家的感情，这是桩圣工，当仁不让的。原本对象是加工出口区的员工，结果安排不来，倒是来了一群国中学生，疏疏落落、草草率率就打发了一场座谈会，吃过中饭，大伙儿又挨挨蹭蹭坐上车，忽忽赶回台北来，幸好是走高速公路的，七百二十公里可真要坐上一个大半天哪。
这番“远征”式的访问原是多雄壮的大行动，可惜落了个没分量，但兴头仍是满满的，《三三集刊》的朋友和合唱团的朋友大家也都兴高采烈的，像做了一趟大远足，如果不作挑剔，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我知道这中间实在是不足的，至少辜负了大家这一趟心血，欠了大家这一份热情。爱国的情绪原就不必夸张，不需谁来愧歉的，但是人事上的安排不当则犯了不足，因此是一趟不成功的访问导致淡了大家的初衷。我深为这不足慨叹，想当年“五四”时人、北伐青年、抗战学生他们的心境，大家浩浩荡荡的胸襟是得着当时人心的回应的，登高一呼，千万人随之山呼海喊，而今天我们一车子人来，一车子人去，没人晓得，不觉要为这落空的心情抱屈起来，眼看这么好的元宵佳节，尽在坐车，风尘仆仆的，究竟谁才对得住这个天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