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新官上任
7月12日，日本驻华侵略军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发生了，它对于此后的战事有着直接的影响。
7月11日，日本陆军省任命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代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
田代皖一郎，日本佐贺县人。1913年日本陆军大学第26期毕业。被选派中国留学，以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身份，从事间谍活动，为侵华做准备。1923年任参谋本部部附，派往汉口进行特务活动。后升任大佐，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31年出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田代参与策划九一八事件及上海事变，后升为少将，组成战车中队，增援上海，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于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田代提出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无理要求，并向我第十九路军发出通牒。上海一仗，日本侵略军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1933年，田代改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残酷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934年，田代晋升为陆军中将。1936年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6月16日，田代因为心脏瓣膜症恶化，陷入了呻吟状态。7月15日，田代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天津。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后，香月被派驻德国日本大使馆充武官。他研究“步兵战术”，在当时的日本颇有名气。1928年济南惨案中，香月提议让驻东北的一部日军，急速调往山东，对北伐军横加阻挡，开了以武力对华进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华战争中献计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为陆相候选人。香月清司来华就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前，任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
香月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大将。小矾是闻名的强硬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7月12日，香月抵达天津，正式上任。华北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摩拳擦掌地向其汇报，只要日本陆军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荡二十九军，并且将其逐出华北。
至于香月本人，不用点火也能着。他认为，倘若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消极的态度，就唯有增长中国的势力，徒然贻害于将来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国彻底打击，以确立华北亲日政权的基础，即在华北建立汉奸傀儡组织。
这位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发出第一道命令：随着增援兵团的到来，华北驻屯军应“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这道命令，让河边正三等法西斯分子大为兴奋，他们认为过去的交涉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了，甚至准备当夜就袭击卢沟桥。
日本人总是善于玩弄烟幕弹的伎俩，以达到迷惑对方的效果。香月已经下定决心大打出手，他很自信，认为只要使用日军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二十九军一举击溃。不过，老谋深算的香月，却认为在日军援兵到来前，不妨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
香月开出了七项和谈条件，内容极为苛刻，诸如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罢黜排日之要人；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排日团体，如蓝衣社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运动；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等等。
7月13日，香月给日本陆军省提交了一份《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的报告，表示将在20日内完成进攻二十九军的各项部署，以达到消灭的目的。当天下午，日本陆军中央部根据香月清司的报告，制订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方针指出：“陆军今后仍坚持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回避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
当日，日本陆军省又提出所谓“不扩大”方针。这是因为中国军队也在北上增援二十九军。而日本从国内派兵到华北还需数周时间，如果华北驻屯军过早地发动攻势，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把河边旅团从被歼灭的悲运中救出来”。他们以“不扩大”的幌子蒙蔽中国政府，也稳住华北驻屯军，日本政府的战争步伐却不因这一方针而稍有懈怠。
12日这一天，日军十列兵车分载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西开，至晚上8时止已有五列到达天津附近。八百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开始由通县向北平运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大部分仍未依约撤退。而华北中国军政当局最高长官宋哲元，此时却仍心存侥幸，希望可以通过让步取得日本的谅解，维持他在平津的地盘。
7月12日，宋哲元还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合理合法解决的论调。同一天，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指出：“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在此之前，7月9日，蒋介石也曾电令宋哲元速到保定指挥。但是宋哲元认为，若直接由山东赴保定，有人便会认为他胆小怕事。更重要的是，只有赴津才能与日方进行交涉，才能谋求“局部解决”的办法。
宋哲元一到天津，便被亲日分子所包围，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等人纷纷向他进言，“痛陈利害”，要求他留津与日人谈判。宋哲元也“为之动容”，但他哪里知道，这些汉奸的“劝告之词”，是事先与日本特务秘密“商定办法”后，才在他面前讲出来的。
宋哲元全然不了解日本侵略者的缓兵之计，只是竭力奔走，企求和谈。为制造和平气氛，他竟然于13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得日本人好感，他还特意将此令通报日军。
香月清司对于宋哲元的妥协并不满意，决心将自己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强加于宋哲元。14日夜，香月清司派华北驻屯军参谋专田向宋哲元当面提出了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却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宋哲元随后又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与日本继续商谈。
商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方再一次退让——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第三十八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哲元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代表道歉。即便这样，日军会和宋哲元“和平相处”吗？宋哲元太天真了，步步陷入日本人的圈套之中。
野心勃勃的香月清司一上任，就拟定了对华作战的详细计划。7月15日，香月清司正式制定了对二十九军和对国民政府的两期作战计划。第一期是迅速以武力讨伐二十九军。第二期作战是根据情况，以现有的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以增加兵力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准备与中央军作战，而宋哲元却还在等待着息事宁人。
蒋何亲密合作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这天，蒋介石和何应钦，实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合作抗日。这对于统一国民政府决策层的意志，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力主轰炸西安，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而在这一次卢沟桥事变的国难之际，他们则是“亲密合作”。
何应钦与蒋介石，一对民国时期的复杂人物，他们之间却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1927年7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公开逼蒋下野，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判断失误，暗中支持桂系逼宫。蒋何之间的矛盾产生。
何应钦对蒋介石是有功的。蒋离不开何，何更离不开蒋。当何在白崇禧迫蒋下野时态度暧昧，蒋复职后一怒之下撤了何的一切职务，后经别人圆场，蒋才又委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肚里有气，托病于杭州附近莫干山。蒋亲自跑去对何说：“我离了你，没有问题，照样干下去；你若离开我，就无办法。”何权衡利弊，只好随蒋到南京，并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此对蒋感激涕零。
1930年3月10日，何应钦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在军政部长任上一干十多年，对国民党的军制兵制、军需后勤、国防设施等建设有所筹划，并实行了征兵制度，军需独立等一些措施，为国民党军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其在官场中较少舞弊，不培植私人势力，何应钦由此在国民党中博得“恭谨廉洁”的名声。
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继张学良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让何应钦受到国人的一片指责，被迫离开北平，到南京继续当他的军政部长。西安事变中，蒋、何虽有矛盾，但由于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在蒋回南京后，何仍留任军政部长一职。
七七事变发生时，何应钦正在重庆主持整军会议。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于7月10日晚匆匆飞抵南京。
国难当头，蒋何抛弃前嫌，亲密合作。蒋介石在庐山，南京那一摊子事情，还得倚仗何应钦来打点。而何应钦对于蒋介石的决策，也都积极执行。
何应钦对于宋哲元在天津和日本人的周旋并不满意，希望他迅速离开天津。11日，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指出：“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
11日晚9时，何应钦在部长官邸大客厅召开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议，讨论弹药、粮秣、燃料的准备与储存、各地部队的现状与调动、新到武器的装备及空军的使用等问题。
会上，何应钦透露，蒋介石指示在熊斌与曹浩森两位参谋部次长中选派一人赴北平，传达中央旨意。
蒋介石意识到，必须开始认真准备了。7月10日，蒋介石决定调集100个师集中于华北第一线，与日军作战，另以80个师作为预备队。当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住在庐山牯岭海慧寺别墅的蒋介石，全然没有了休闲的惬意。12日下午，他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协商对策，决定了下列方针：应战而不求战，做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要“应战”就要动员战争资源。7月12日下午7时，蒋介石对驻防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国民党军队发布动员电命令上述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线集结；同时令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段的防守，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各汽船公司将船只回航到指定地点备用，在南昌的中央军飞机20架立即编队飞行北上。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其“应付之方”大概即指以上措置。
7月12日，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奉蒋介石旨意，以长途电话将上述决定告知秦德纯。随后，钱大钧又发一电报强调：“此刻如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决无疑义，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