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五个师团计划就必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的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中国政府屈服的事。在未完成部署之时，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宋哲元果然上当了。7月12日，在他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同时，宋哲元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1931年1月，中原大战中失败的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50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宋哲元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蒋介石手中无可用之兵，不得不将二十九军调来防卫平津。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北部、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于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宋哲元虽然不愿投靠日本人，但也希望能在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周旋，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1935年12月18日，经过蒋介石的批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五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 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宋哲元也由此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津河北的形势，并未因二十九军进驻而平静。二十九军因受到《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制约和中央的旨令，忍辱负重绑住手脚，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骄横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时时刁难。若不是东京本部的限制，驻华少壮派军人早已大打出手了。宋哲元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哪一方都不能得罪，日子自然过得并不舒心。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要求各地把白银上缴中央。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方及华北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现银南运，并告诫宋哲元：“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日本人口中的“实力”是个什么样子？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下达751号作战命令，命令独立混成旅团陈兵山海关古北口等地。旅顺口的球磨号巡洋舰，青岛号驱逐舰都在驶往大沽口。两中队飞机轮番在北平上空示威。从自身角度考虑，宋哲元担心白银南运后，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于是宋哲元在11月13日下令禁止白银南运，公开与中央政府决策唱反调。
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10月调往天津，兼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他几乎天天缠着宋哲元，逼迫他接受脱离中央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月11日，土肥原给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加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倘若宋哲元不答应，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平津大局。
如果宋哲元完全拒绝，那么卢沟桥事变就可能提前到1935年发生。宋哲元出于民族大义，准备拒绝，但是他的亲信肖振瀛建议给日本答复时留有余地，同时给国民党中央施压。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极大震动。因为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而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蒋介石忧心忡忡，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给宋哲元发电大加勉励，要求他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同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以武力解决问题，宋哲元如果对日媾和，那么就将成为讨伐的对象。
土肥原发出通告，宣布华北新政权成立大会将于11月20日在北平举行，但是令土肥原意外的是，11月18日，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对华方案，鉴于关东军调兵威胁平津，有使事态扩大的可能，决定华北自治缓行。
这才让宋哲元摆脱了危急，松了一口气。接着，蒋介石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显然，蒋介石对于宋哲元的表现很不满意。对于阻止白银南运的事，经过秦德纯向蒋介石解释，总算糊弄了过去。但是“结束训政”的电报，却成了宋哲元心头的一个芥蒂，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
宋哲元在华北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他也很重视。为了使他不投到日本人的怀抱中去和坚持抗日，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二十九军和宋本人多有褒奖之词，并提出派张金吾（张经武）为中共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表。这是毛泽东写给宋哲元的惟一的一封信，这里将它辑出。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