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文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战士：“这次士气的旺盛，较前喜峰口作战时尤甚。因为士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这一口郁积在胸中的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见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
还在当天3时半，得知日军主力向卢沟桥方向前进时，秦德纯就指示吉星文团：“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力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一一○旅长何基沣也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日本华北驻屯军调兵遣将，增援北平。7月8日清晨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决心要把战争扩大化。
7月8日13时，牟田口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岗前线，亲自指挥作战。15时50分，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也赶到丰台督战。日军要大打出手了。
由于驻宛平的吉星文团官兵的坚决抵抗，日军几次进攻未果。焦躁不安的河边正三便命令第三大队在龙王庙附近加紧进攻，终于打开缺口，渡过了永定河，占领西岸，迂回到了宛平城西侧，形成了对宛平城的包围，等待援军。
宛平城可以说是中国最小的县城之一，顷刻间成为了整个国人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守得住宛平城吗？
傍晚时分，何基沣旅长率领的西苑驻军，已开到八宝山一带，正向大井村等地开进，以截断日军的后路。胆战心惊的日军感到形势不妙，便停止进攻，退缩下去。顿时，夜幕笼罩的战场一片沉寂。
几乎一天未停的大雨，入夜后转为细雨霏霏，青纱帐发出一片沙沙的声响。由于卢沟桥和宛平城都是吉星文团的防地，吉星文深感责任重大。吉星文接到铁路桥东头桥头堡丢失的消息后，并未上报。这是因为吉星文对当时平津的局势有很清楚的了解。他知道宋哲元不在北平，对日军的挑衅，没有人敢出来决定如何应付。他更想到，丢掉卢沟桥的消息一旦传出，将使整个平津震动。而那时事件的处理，将更加困难。吉星文心理默默地念叨着：“卢沟桥不能丢！”
吉星文将宛平县城防务交由苏桂清副团长负责，自己带随从一人悄悄出城，直趋三营营长金振中的营部，并立即召集连长以上的干部讲话。
二十九军官兵在长城抗战中和日军结下了“生死之恨”，这次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上下群情激奋。年轻的吉星文更是热血沸腾。他一方面分析眼前形势，一方面宣布要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挑选出150人，分编成5个组。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利用夜色潜行，限8日晨4时进入攻击准备，看信号发起攻击。同时命重机枪连占领两侧高地，掩护敢死队攻击，并适时将火力往敌人后方延伸，阻止敌人逃窜。
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吉星文会采取反击行动，而且又来得那样快速。在日军疏于戒备的情况下，敢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和阵地交通壕，一下子插了进去。战士们的喊杀声惊天动地，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成了刀下鬼，有的东奔西跑，有的跪地求饶，全无了白天的嚣张气焰。一位年仅19岁的敢死队队员，居然连砍日兵13人，生擒1人。战士们硬是用手中的大刀，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上。突击队员伤亡近四分之三。
这一悲壮的场面，实属罕见，连日军指挥官也为之咋舌。一位敢死队队员回忆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的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长官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死守，不准进攻。但这情形好像猎犬追击兔子一样，是一件无法抑止的行为。”
金振中营长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但他还硬要率领一连士兵，再去冲锋，为阵亡的弟兄们报仇。吉星文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把他拖了下来，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事后，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医院慰问他，并赠送“抗日先锋”银盾一枚。
7月9日凌晨，吉星文团收复了失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军心为之大振。宛平军民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
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吉星文轻描淡写地说：“昨夜犯我桥头堡的日军，已被我逐退，现在正在加强工事中。”
冯玉祥将军在记述七七事变的情况时，对吉星文多有嘉许之辞：
那天（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吉星文通知北平各报记者，在7月20日上午到金振中第三营防地做实地观察。众记者采访时，碰巧日军用大炮连续向我阵地轰击。一发榴弹呼啸而至，恰好落在吉星文身侧数十米处。记者们早伏地掩蔽，而吉星文却站在那里丝毫未动，其头部、颈部均被弹片击中。吉星文一面十分镇静地让护兵替他包扎，一面和记者们谈笑自如。这给了记者们很好的镜头和题材。第二天，各报头版都是吉星文受伤的照片和抗战情况的报道。
由于南京当局和冀察当局的妥协，7月26日下午，吉星文奉命将卢沟桥防务移交给地方保安部队。就在二一九团撤离的数小时后，卢沟桥便失守了。
之后不久，吉星文晋升为第一一○旅旅长，1946年升任第三十七师师长。1949年，在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关口，吉星文选择了追随蒋介石，随国民党集团撤退到台，调任东南长官公署少将高参及国防部高参。在台湾，吉星文不似其他众多纷纷居闲职的原国民党将领，而是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1950年，吉星文担任了第五十军战斗团长。1955年，调升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1958，吉星文晋升为陆军中将，被派往金门，担任防卫部副司令官。在着名的“八·二三”炮战中，被解放军的大炮碎片击中，因流血过多而死，享年51岁。
蒋介石的冷汗与徒劳的对日外交交涉
7月8日上午，来自北平秦德纯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同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驻北平参事严宽，也向部长何应钦并蒋介石电告事变消息。
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在重庆巡视。国民政府诸核心人物，均对北平日军的阴谋毫无知觉。
卢沟桥中日冲突的消息，让蒋介石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但此时，他对于日军挑起冲突的意图，还不是很清楚，以为是为了压迫宋哲元或者使华北独立。
蒋介石作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希望局部解决事变。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日本究竟想干什么，蒋介石实在闹不清。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不管怎么样，增援平津成为当务之急。
9日上午，蒋介石一面电令宋哲元迅速从山东乐陵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一面密电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由平汉线方面调两个师，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一个师另一个旅，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以及商震部队向石家庄、保定方向开进，令第十师、十七师、二十一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以及第三军集结待命，并令何应钦、王宠惠立即赶回南京主持军政与外交事务。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冀察当局指示谈判要旨：在和日本人谈判时，一定要防范其奸狡的惯用伎俩，以不丧失主权为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卢沟桥战火的看法，明显高出国民党一筹。在蒋介石、宋哲元等人尚处于雾里看花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已经看出日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红军将领联名请缨，希望到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七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参加抗战：“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红军高级将领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通过一系列通电，中国共产党给国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了谋求遏制日军，军事准备是必要的。10日，蒋介石采取三项紧急措施。其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其二，将供六个月的弹药屯置于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其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六个月的军粮。蒋介石似乎看到了形势不容乐观。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冯玉祥等人力主抗战。但汪精卫却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张群则提出个“十四字真言”：“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会议最后决定：“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同时，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从电话上将此决定告知秦德纯。当晚，何应钦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北上，当面向宋哲元传达上述“不挑战，必抗战”的中枢意见。
在蒋介石看来，外交抗议是必要的。7月8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茂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