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老一辈革命家风采：叶剑英风采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这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信仰坚定、忠于人民、品德高尚、清正廉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一生，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殚精竭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鞠躬尽瘁。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为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组织一些同志编写了“老一辈革命家风采”丛书，旨在通过讲述一个个故事，鲜活地反映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革命经历、政治智慧、品格风范、人格魅力，以及家风家教和生活情趣，以推动对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传统作风的学习和宣传，推动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学习和宣传，教育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在新的长征路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编者

2016年10月

叶剑英生平简介

叶剑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崇敬。

叶剑英，名宜伟，字沧白，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父亲叶钻祥，曾考中清代武秀才，一生以小商为业，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母亲陈秀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设法送叶剑英入学读书。

少年的叶剑英热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和伙伴们一起上山拾柴、割草。叶剑英五岁入私塾，十一岁入三堡学堂读书。他学习用功，才学出众，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叶剑英开始接触孙中山革命学说，并受进步青年教师的影响，逐渐产生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曾带头剪去头上长辫，还参加了打潮勇的义举。

1912年1月，叶剑英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第二年，因反对省办中学和官派校长爆发学潮，他和部分老师毅然离开学校，参加创建梅县私立东山中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社会活动能力强，连续两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6年春，叶剑英随父远涉重洋。翌年夏回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他勤奋刻苦，敏而好学，关心时事，注重学习孙文学说。1921年12月，叶剑英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出师北伐，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护卫孙中山东下广州。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安全，直至孙中山离开广州。

1924年初，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叶剑英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并兼任教官。由于他学识深厚，勤奋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5月，孙中山改编粤军，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此后，叶剑英时常奔走于军校和第二师之间，工作十分忙碌。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在第一次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命兼任梅县县长。在梅县执政期间，叶剑英常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情，革除官府弊端，被称为“革命县长”。

1926年7月，叶剑英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11月受命组建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并任第二师代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此后，他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白色恐怖中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毛遂自荐兼任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此后暴发的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苏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参加政治运动而成长、成熟。

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叶剑英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又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为红军参谋建设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中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不久，叶剑英又兼任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另一方面领导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1933年5月，为反击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叶剑英奉命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后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1934年4月，叶剑英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和保障后方安全。期间，因受当时“左”倾错误影响，他被降职为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后来回忆降职事件时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革命，不能斤斤计较。”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12月上旬，在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时遇到敌机空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腿部。每次谈到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他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12月13日红军整编，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副司令员兼纵队司令部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做了大量军事工作。3月，叶剑英接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7月，叶剑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甘南。此后，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叶剑英坚决维护党内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做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

1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叶剑英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叶剑英奉命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为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叶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党中央委派他进行联合东北军抗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叶剑英密赴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爱国力量。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形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接着成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代表。此后，他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至武汉。在武汉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时国民党《抗战》杂志曾评述：“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叶剑英同周恩来以及八路军办事处转至长沙，随后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周恩来在给中央报告中高度肯定叶剑英的工作成绩：“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

1940年3月，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做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污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把叶剑英的讲稿交与会同志传阅，并在封面上写道：“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

1941年2月，叶剑英结束了长达4年的国统区统战工作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作战行动。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只有少数部队留在陕甘宁边区。叶剑英考虑再三，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迫使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一幕反共丑剧草草收场。

1944年6月，叶剑英负责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字要求，叶剑英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并组织参观团参观访问延安，走访抗日前线，最后使参观团记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兵很多，抗击敌人很少；共产党兵很少，抗击敌人很多。

1945年4月，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叶剑英随周恩来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从重庆飞赴北平，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在军调处工作的约400天时间里，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负责统筹中央后方工作。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杨尚昆曾回忆道：“毛泽东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3月，叶剑英率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战争进程，叶剑英奉命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发起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彭真任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准备接管北平。1949年初，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此后，他领导了北平市的接管工作，并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1949年底至1953年，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等职务。其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3年10月，他奉命回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他全力投入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1954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军事训练工作。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年11月，他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总导演。

1956年9月，叶剑英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的同时，叶剑英深深感到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很不适应现代战争形势的需要。经他建议，1958年3月开始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并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

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至此，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同时，又继续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0年1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还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看了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还特意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66年10月之后，他多次在多种场合表示，坚决反对搞乱军队。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为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从而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流放”湖南等地，受尽磨难。在300天“流放”日子里，叶剑英虽身处逆境，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他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关心国事且为民忧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此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再次来访的基辛格。同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亲自指挥这次重大的自卫反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岛屿。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六七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主持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2月，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意见，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命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19日，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3月，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他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努力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22项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谈话，进一步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

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工作。1984年春，叶剑英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有病，在家中治疗和休息。

1985年9月，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之前，举行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致敬信，对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辉经历，做了高度概括和评价，称赞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信中说：“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叶剑英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四个历史阶段。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实事求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他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他谦虚谨慎，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

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还是一位诗人。他重视现代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选择读书之路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梅县。他五岁上私塾启蒙，八岁转入雁洋堡怀新学堂（初级小学），十一岁进入公立高等小学三堡学堂读书。

梅县古称梅州、嘉应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是全国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客家人大多是中原士族，不少人曾是“书香门第”“衣冠之家”的传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定居粤东后仍保留了中原崇文重教的思想，形成了客家人的优良特征：好学习，重文教，读书为志。

从宋朝起，梅州参加科举的人数就是全国之冠；梅州的书院、学堂众多，在清代时就居于广东之首。曾经有在梅州传教的神父在书中这样描述：“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就是较之于欧洲各国也毫不逊色。”叶剑英的祖先就是客家人，当年先迁至江西，再至福建、粤东，最后定居梅县雁洋。叶剑英作为客家之子，生于此方土地，深受这方水土的滋养熏陶。

叶剑英走上读书之路，一方面与梅县重视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家中父母的大力支持。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是清朝的武秀才。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因为家境贫寒，兄弟先后都去南洋谋生，唯独叶钻祥留在老家，做些酿酒，卖豆腐、猪肉的小本生意，兼做为南洋华侨捐钱送物的“水客”。叶钻祥十九岁娶妻陈秀云，先后生下四男四女，叶剑英排行老二，按照族谱，取名叶宜伟。

叶钻祥对叶剑英的管教十分严厉，因为叶剑英是长子，因而也对他寄予厚望，平时无论是外出置办货物还是替人办事，都将他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父亲的粗犷豪放、仗义执言、乐于助人、和睦乡里的言行都深深刻在叶剑英幼小的心灵里，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秀云是典型的客家妇女，心灵手巧，淳朴贤惠，勤俭持家，对叶剑英的影响很大。虽然她没有读过书，但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认识数字，能算一些简单的账目。她用自己仅有的知识教育着叶剑英，教他数数，为他启蒙。叶剑英记忆力很强，母亲教的知识很快都烂熟于心。叶剑英四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去亲戚家串门。亲戚听说叶剑英的记忆力好，就当面考问他。结果完全没有难住他，母亲也觉得十分欣喜。

叶剑英的母亲教会他的不仅有知识，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叶剑英的品性。母亲用客家妇女特有的勤俭美德，教会了叶剑英“勤俭”的第一课。从叶剑英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就知道为母亲帮忙分担。母亲做饭时，他帮助拾柴；母亲下田时，他帮助拔野草，提菜篮，送镰刀。“勤俭”二字深深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五岁的时候，叶剑英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是继续在家帮助父母打理生计还是走出家门进学堂读书？

对叶剑英读书这件事，家中确实存有顾虑。一方面，父母觉得叶剑英天资聪慧，是块读书的好料，很希望他能通过读书闯出一条新路，改变家族的命运；另一方面，家中确实没有多余的闲钱可以供他念书使用。究竟怎么办？叶剑英的母亲看出了叶钻祥为难，主动提出要把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靠帮人做零工积攒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为叶剑英交学费，以后打算继续做零工挣钱来供叶剑英读书。就这样，叶剑英走上了读书之路。

“木窗灯盏”苦读书

1980年5月，八十三岁高龄的叶剑英重访广东梅县雁洋旧居，回到熟悉的老屋子，看到儿时读书用的小方桌，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千，用手抚摸着桌子说：“我还记得，这张小桌是我小时候吃饭和读书用过的。”说完坐在桌前，面对昔日的木窗和灯盏，陷入久久的沉思之中……往事如云，他便挥笔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八十三年一瞬驰，木窗灯盏忆儿痴。人生百岁半九十，万丈霞光值暮时。”

叶剑英出生之时，中国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那时候叶剑英的家庭经济状况，同大多数劳动人民家庭一样，非常贫苦。全家生活来源，除了依赖种植庄稼维持外，只靠父亲叶钻祥经营一些酿酒、磨豆腐等小本生意，摆摊叫卖，勉强营生。母亲也要经常给人打短工，赚点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自古寒门出俊才。叶剑英五岁那年，虽然生活拮据，但父母仍然省吃俭用，借钱垫补送他到雁洋堡钟傲泉私塾读书。七岁时，又去了雁洋堡古玉泉私塾读书。后来，雁洋堡办起了怀新学堂。叶剑英随着新学潮流，转到了新学堂就读。

叶剑英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读书非常勤奋。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讲；放学回家，一边帮父母做家务，一边坚持学习，整日以书为伴。每天晚饭后，他和弟弟、妹妹帮助妈妈收拾完碗筷，用抹布把小方桌擦得干干净净，便坐下来在书本的海洋里刻苦攻读，直到深夜。

夜晚读书必然要点灯费油，去学堂读书家里已经花了不少钱，哪里还有闲钱去买油灯呢？有没有既能读书又能省油的两全其美之法呢？叶剑英灵机一动，想起了山里人用的“竹精子”。他在大人们的帮助下，从山上砍来一种叫“硬头黄”的竹子，然后把它们剖成一根根筷子大小的竹篾子，缠上破布，再浸些松脂，晾干以后，能够照明的“竹精子”就做成了。“竹精子”虽然省钱，但是燃烧时间短，每根只能燃烧一刻钟左右。为了读书，叶剑英就一根接着一根地点，那小小的火苗跳动的是一颗充满求知欲望的心。一个晚上下来，要点十几根竹精子。每天早上，小方桌下都会堆积着厚厚的灯灰。由于读书太过用功，一次叶剑英实在太累，趴在桌子上打盹儿，被“竹精子”飞溅的火星烧焦了一缕头发。母亲见了十分心疼，而他却毫不在乎，依然埋头苦读。

即便是出门玩耍，叶剑英都会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每到一处，凡是刻有楹联诗句的地方，他就会驻足观看，一边吟诵，一边记录。一句句妙语佳联就这样深深地印刻到了叶剑英的脑海里，这对他写文作诗提供了很大帮助。

上学期间，叶剑英成绩十分拔尖，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除了按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外，他还到处借阅课外书籍，扩大知识面。他天资聪颖，文思敏捷，诗文习作也总是受到老师的赞扬和青睐，作文还经常作为范文，被老师拿去“贴堂”展示。一次，老师在叶剑英的一篇作文后面，还批了“奇峰突起”四个字。

一张窄小的木制方桌，一根根“竹精子”，陪伴少年叶剑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苦读岁月。日后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恶劣，叶剑英始终能保持每日读书的好习惯。

三堡学堂的革命斗争

1908年，十一岁的叶剑英进入丙村三堡学堂（高等小学）学习。三堡学堂是叶剑英革命人生的摇篮。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新的文化知识，也萌发了初步的革命思想。

1905年，孙中山创立革命组织同盟会。为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梅县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创办了《梅州杂志》，还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寄到梅州。

当时三堡学堂的校长谢鲁倩和教师林修明都是同盟会会员。谢鲁倩早年曾拥护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创办新学，在三堡学堂经常向学生宣讲孙中山的学说。林修明毕业于日本体育学校，先在同盟会创办的松口体育学堂任教，后来到三堡学堂教体育课。他的体育课更像是政治课，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意志，每次体育课排队，无论冬夏都令他们面向太阳，还教育他们说：“你们长大，准备投笔从戎的，而一个真正的军人是不怕阳光的，怕晒就没有资格当军人！”另一方面，他经常给学生们讲造反和革命的故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讲起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有一天，正准备上课时，林修明来到课堂，突然用手摘下帽子，然后摘掉了自己的发辫，放到讲台上。叶剑英和同学们都惊呆了，原来林修明早已剪掉了发辫，平时是将假辫子盘在头上，用帽子罩起来。叶剑英和同学们明白过来后，摸着自己的发辫问老师：“先生，我们这个也可以剪掉吗？”林修明说：“当然剪得！反对大清王朝就应当从头上讲起。”他还向学生们讲述了清政府强迫民众削发留辫的历史由来和剪辫子的意义。

叶剑英听了老师的一番讲述，暗下决心要剪掉头上的这个累赘。回到宿舍后，他第一个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辫子剪掉了。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几个学生也拿起剪刀，革了辫子的命。

留辫子是清朝以来的习俗，在很多人看来剪辫子无疑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被砍头的。叶剑英等自行剪辫子的行为轰动了学堂和村镇。一些顽固保守的乡绅大骂这帮学生“无法无天”，不仅要求学校要对他们严加管束，还嚷着要去报官。

叶剑英却毫不畏惧，还对乡亲和同学们说：“留辫子是清王朝对我们的侮辱，我们要追求新潮流，就不能再保留这个东西。”他还号召大家都来剪辫子，结果又有一批学生跟着叶剑英剪掉了辫子。

老乡绅们见了气得暴跳如雷，有的人看见叶剑英等剪了辫子的学生走过来，甚至朝他们吐口水，有的关起大门唯恐避之不及。叶剑英却毫不在意保守乡绅的谩骂和乡民的摇头叹气，光着脑袋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

剪辫子这件事情是叶剑英向封建旧势力发起的一次挑战，随后他还做了一件为民除害的打“潮勇”的大事。

当时虽然清政府的气数已尽，但广东潮州府的往来官船和清兵依然在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潮州知府时常派官船到梅县等地运送货物，押解案犯和办理公务。潮州府的清兵头戴红缨帽，身着胸前绣着“勇”字的马褂，人们称之为“潮勇”。这些清兵每每坐船来到丙村镇，就四处勒索财物，为非作歹。百姓不堪其苦，告到梅州和潮州府，却毫无结果。

潮勇强取豪夺的事情也影响到了三堡学堂。因为三堡学堂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镇上肉铺上缴的“牲口捐”。肉铺被抢，官府又不管，肉铺的老板就跑来学校要求减免捐税。三堡学堂的谢鲁倩校长也想着要找机会惩治这帮潮勇。

一天，叶剑英上完课正在学校门前的树荫下和同学们讲故事，突然见到几位老人拿着屠刀从远处跑来。他们见状上前询问，知道是潮勇又来抢肉了，来了四个人，不仅抢了肉，还把卖肉的钱都抢走了。叶剑英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就去向校长请求道：“先生你不是天天教我们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吗？这次再也不能饶恕这帮恶人了，我们要找他们去讲理，把肉和钱都要回来！”

谢校长很赞赏叶剑英的胆量，于是赞成说：“行！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你们先把那些清兵缠住，不要让他们溜了。一定记住，先要说理，先礼后兵。”

叶剑英知道谢校长会武功，教训几个潮勇肯定不在话下，就更加有了胆气，回去喊了几十个同学，带上棍棒，直奔集市。抢了肉和钱的潮勇正准备带着赃物离开集市，就被叶剑英和同学们以及卖肉的乡亲团团围住。叶剑英谨记谢校长的嘱咐，向潮勇喊道：“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勒索百姓，讲理吗？”几个潮勇起初还狡辩，说自己是来收肉税。后来在叶剑英等的指责下觉得理亏，加之围观的乡亲越来越多，便想动刀枪。

这时，谢校长手持两把大刀，带着一群手持斧头、勾镰和竹竿的师生赶了过来。这几个潮勇见势不妙，这才赶紧告饶。谢校长让他们交出肉和钱，让他们到学堂说理。叶剑英和同学们夺下潮勇的刀枪，将他们带到学堂，狠狠教训了一番。直到他们低头认罪，立下保帖，谢校长这才让同学们扭送他们到丙村镇见镇长，才了结了这件事。

三堡学堂打潮勇的事情在梅州府和潮州府都引起了轰动，当时处在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摇摇欲坠，地方官府的当政者害怕引火烧身，对此事也就不予追究。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骚扰乡里了。

东山脚下建新校

1913年，年仅十六岁的叶剑英参与创办了东山中学，为他的青少年时代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2年1月，叶剑英从三堡中学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考入县城的务本中学读书。在务本中学，叶剑英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是学校的高才生。学校初办时，没有受到官方限制，风气一度是开放、进步、自由的。师生们都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关心时政，思想活跃，还时常有演讲会供学生自由发表演讲，评论时事，抒发志趣。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春，广东省教育司决定将务本中学与其他三所中学合并，改为省立，并派驻了官方的校长。此举明显剥夺了地方办学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立刻遭到了进步师生、地方贤达和华侨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叶剑英召集同学商量讨论，当提到有华侨正在倡议筹资创办私立中学时，大家一致决定也要另立门户，离开学校。此后，叶剑英带领了几百名学生闹起了反对省办中学和官派校长的学潮。但广东省教育司强行禁止，并派来了守旧派的新校长。叶剑英和学校的原校长叶则愚、教师叶菊年、邓少楼等100多位进步师生忍无可忍，毅然离开学校，辗转到叶家祠堂上课，开始了建校的艰难历程。

叶家祠堂条件极为艰苦，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叶剑英动员同学们自己带桌凳，才勉强开了课。之后，叶剑英和老师同学一起四处寻找新的校舍。大家日夜奔波，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有老师想起东山书院，就让叶剑英去实地考察。

当时的东山书院，年久失修，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叶剑英等来到书院，里里外外仔细勘察了一番后回来向老师汇报说：“这里是黄（遵宪）老先生讲学的圣地，遗风尚存，我们就搬到这里来吧！”

万事开头难，建校之初，困难重重。但是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私立东山中学终于获批成立了。40多年后，叶剑英曾在母校校庆纪念日的贺词中这样记述这段经历：“我们为了反对官方派来的校长，毅然从北门外搬到叶家祠堂，不久，又搬到东山书院，新建起自己的书房，这就是母校的来历，是老同学反对官方势力，不怕艰苦的首创。”

叶剑英深知创校的不易，更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读书学习。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典籍，还阅读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他还明确了读书的目的，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做出自己的贡献。

叶剑英在东山中学门门功课优良，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深得学校校长和教师的器重、赞赏。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也深受同学们钦佩。大家评价他“学问好，身体健，交友广”。他被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会长，经与老师和部分同学商讨，制订了学生自治会章程，确立了自治会的宗旨：“昔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之学生，即将来之公民。学校所以养成有用人才，为将来利国富民。故学生在校，即当锻炼其身心，增进其学识，以实利为归。非从前之学究之熟读书本，博取无谓之功名而已。学生自治可以适合以上要求，辅助学校之不逮。此本会成立之主旨也。”

在老师的指导下，叶剑英主持学生自治会逐步建立起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科学、社会等研究社，设立了演说会、游艺会、新剧社等组织，筹办图书报社、卫生部、营业部和球队，并出版了《东山月刊》。叶剑英还时常在学校后山的油岩寺与同学一起议论时局。

1915年，叶剑英等第一届东山中学的学生就要毕业了。然而，就在他要毕业的前两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广东省教育司通知梅县各中学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叶剑英和许多老师、同学都主张这次展览要大张旗鼓，好好举办，借此机会来反映学校的先进面貌。而校长却担心办展览会占据太多精力影响教学和毕业考试，还担心这样办展览会压倒官办学校，从而引来麻烦。

叶剑英等几个学生代表去找校长谈判，结果却让校长大发雷霆。叶剑英和几个同学私下商量说：“他不敢办，我们来办。”于是便悄悄地开始办起展览来。不料校长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认为叶剑英恃才自傲，违反校规。他召开了校长会议，以严格治校、整肃校纪为理由，做出了开除叶剑英等的决定。有许多老师出面说情，都被他逐一驳回。叶剑英得知后，觉得毫无道理，生气地说：“你开除我？你要我留在这里，我都不留！”随后收拾行李，离校乘船回到了家乡。

叶剑英的父母亲看到儿子归来，起初还以为他是顺利毕业了。当叶剑英原原本本将事情原委说过后，父母都大吃一惊。然而，父亲还是谅解了他的行为。母亲觉得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培养孩子读书，如今半途而废，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还是于心不甘，一个劲地规劝叶剑英返校向校长道歉。叶剑英没有答应，母亲也只好作罢。

在学校，师生们也对此事议论纷纷，校长渐渐也有些后悔，就托人给叶剑英去了封信，劝他回校领取文凭，但信中字里行间还是希望叶剑英认错。叶剑英读罢来信，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何谈认错？当即给校长回信拒绝。信的末尾还写道：“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就这样，为了坚持真理，叶剑英成了东山中学的肄业生。

与日本教官劈刀比武

在广东梅县雁洋的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把依然锃亮的战刀，这柄战刀是叶剑英一直随身携带的。说起这把战刀的历史，要讲起叶剑英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那段经历。

1917年，二十岁的叶剑英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12年云南都督蔡锷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叶剑英进入学校时踌躇满志，希望能在这里学习文韬武略，将来大有一番作为。他曾给家乡的弟弟叶宜导写信说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术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还将自己的名字叶宜伟改成了叶剑英，意思是“剑胆英武”，利国福民，英勇奋战。

叶剑英是陆军讲武学校的第十二期学生，最初在学校经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入伍训练是专门对新兵进行训练，开设有国文、数学、英文等课程，同时还学习步兵操典，进行各种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文化课程，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教官对学生非常粗暴，时常以体罚代替教育。还有很辛苦的紧急集合和野外训练，许多新生都坚持不下来，叶剑英靠着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毅力坚持着各项训练。半年后，叶剑英顺利转为学校的正式生，学期两年。

第一学期学习了国文、伦理、数学、历史、地理等普通学科，第二学期设了步、骑、炮、工等四科，叶剑英被分在炮科，课程安排得非常满。叶剑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中，刻苦钻研军事理论知识，学习、掌握军事技术本领。叶剑英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加之他乐于助人、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当时不仅炮科科长王柏龄欣赏器重叶剑英，骑兵科的科长林振雄也十分欣赏叶剑英的才华和为人。每次上枪剑术科目，林振雄都喜欢找叶剑英对练劈刺术。林教官的劈刺技术很高，叶剑英自然不是对手，每次都是虚心观察他的一招一式，暗中学习他的长处，留心他的弱点。经过几次比试，慢慢地叶剑英能够和林教官打个平手。叶剑英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向林教官请教，劈刺技术越来越好。

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当时讲武学校还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日本籍的中尉副官，也精于劈刺。起初他对林振雄有些忌惮，不敢找他较量。但有一次他逮住机会，连林振雄也被他打败了。由于接连打败了几个教官，这个日本副官在学校里趾高气昂起来，还四处扬言：“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好几百个中国人，都没有一个对手！”

叶剑英看到这个情形，心中暗自气恼，他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吃素的吗？就这样甘拜下风吗？”许多同学也都不服气。叶剑英暗下决心，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蛮横的日本人。他找到同宿舍的一个叫金至顺的朝鲜族同学说：“金君，从明天起，我们一起练劈刺，练好了，同那个日本副官比试比试，好吗？”金至顺答应下来。于是，每天天不亮，两人就起床到操场练习，直到起床号响了才作罢。林振雄得知后，也时常去操场指点他们，与他们一起练习。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叶剑英和金至顺的劈刺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快到毕业的时候，叶剑英找到了那名日本副官，提出了比试的要求。日本副官提出要比就真刀真枪地比，比试劈刀。叶剑英毫不畏惧，一口就答应下来。

在宽阔的教练场上，劈刀比试开始了。日本副官上来就气势压人，双手举刀，气势汹汹地向叶剑英劈来。叶剑英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地避开刀锋。副官连声大叫，又连劈数刀，企图以快取胜，速战速决。叶剑英看出了对方求胜心切的心理，故意采取守势。他左闪右挡，步伐矫健，身姿轻盈，稳如泰山。

副官眼看难以取胜，一时心浮气躁起来，刀法也有些乱了。叶剑英瞅准时机，转守为攻，将日本副官打得措手不及。叶剑英步步紧逼，副官步步后退，渐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他毕竟是有经验的老手，稍事调整，又劈杀回来。两人有来有往，苦战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最后，副官使出了看家本领，凌空跃起，直劈下来。叶剑英眼明手快，看对方要落地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对准胸前直刺过去。对方慌忙用刀招架，叶剑英就势按住对方的刀，用力压了下去，令其动弹不得。

日本副官连声讨饶认输。在场观看的老师同学们掌声雷动，纷纷抱起叶剑英，连声呼道：“你不愧是剑英，真是我们的利剑精英！”日本副官也按照武士道的规矩，爬起来，走过来向叶剑英鞠躬，心悦诚服地说：“领教了，领教了！你们中国人厉害！”还将自己的战刀赠送给叶剑英，留作纪念。后来，叶剑英一直将这把战刀携带在身边。

追随护卫孙中山

在叶剑英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风云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叶剑英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追随孙中山革命，当陈炯明叛乱、孙中山蒙难时，叶剑英担当起护卫孙中山的重担。叶剑英曾经说，他是踏着孙先生指引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上民主革命征途的。

1920年夏，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孙中山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所排挤，去了上海。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梅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

1920年10月，粤军打败桂系军阀，攻克广州城。之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建军政府，而叶剑英在军政府副官处工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10月，在广西桂林设立了北伐大本营。叶剑英被举荐为大总统随员，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军阀陈炯明居心叵测，阳奉阴违，千方百计破坏北伐。随后，叶剑英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6月16日，陈炯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叛乱，炮轰总统府，广州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驻扎在天字码头的海军陆战队击退了几股叛军的侵扰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叛军作乱的目标。叶剑英凭借学过炮兵的经验，判断出叛军发出的炮弹的目标正是总统府的方向，一时十分焦虑，担忧孙中山的安危。当从海军陆战队司令陈策的口中知道总统府的电话已断，他立刻提议派人去接应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在秘书和参谋的护送下，乔装冲出叛军包围，赶到天字码头见到了等候已久的陈策、叶剑英等人。随后孙中山在叶剑英等的护送下乘小艇登上了宝璧舰。16日下午，孙中山转登永翔舰，随后改乘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

当时孙中山能够控制的还有一些其他舰艇，他统一号令各舰炮击岸上叛军后，移驻黄埔。叶剑英率海军陆战队的官兵驻守在珠江岸边，巡逻放哨，提防叛军的进攻。叛军获悉孙中山在永丰舰避难，便向珠江口岸大举进攻，包抄叶剑英的海军陆战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孙中山令陈策派5艘军舰前去接应叶剑英等人，随后叶剑英率部登上了宝璧舰。

面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决定亲率军队讨伐，于是下令各舰做好准备，向珠江白鹅潭进发。7月10日，叶剑英率部乘宝璧舰跟随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挺进白鹅潭。途中遭到陈炯明炮火的猛烈袭击，永丰舰和宝璧舰相继被炮火击中。此后，舰队闯过叛军的炮火区，抵达白鹅潭。两军在白鹅潭展开激战。叶剑英令宝璧舰紧紧靠拢永丰舰，昼夜守卫孙中山的安全。为了壮大声势，叶剑英还起草了讨伐陈炯明的电文，由张国森带到香港发出，港澳和各埠华侨报纸都给予了登载、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到香港。

筹办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成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叶剑英参与了军校最初的筹建，在军校筹建计划几乎被放弃的时候，他坚决予以抵制；军校建立后，他以校为家，认真教学，付出了非同一般的努力。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孙中山在大会上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过多次会谈，采纳了他们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队伍的主张。1月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实际上蒋介石对此事并不积极，也不愿意做实事，真正负责筹备工作的是大本营的秘书长廖仲恺。邓演达和王柏龄向廖仲恺推荐了时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参加军校的筹办，廖仲恺对叶剑英的年轻有为也早有耳闻，欣然同意将叶剑英调来。叶剑英来到筹备处后，蒋介石接见了他，对叶剑英的出身和履历相当满意，并且同意叶剑英在筹备处分管教授方面的事情。

万事开头难，在校址的选择和校舍的修缮方面就遇到了很多麻烦。虽然最初孙中山指定在黄埔岛上办军校，但是驻扎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势力却都希望在自己的军事范围内选择一所学校扩充，反对重新建校。邓演达、王柏龄和叶剑英等筹备处的大多数人都是拥护孙中山主张的。叶剑英等去黄埔岛进行了仔细地实地勘察，回到广州，报告了蒋介石和廖仲恺。蒋介石又经过亲自视察，制定了修缮方案。经过修葺，黄埔岛上的新学校焕然一新，等待着教员和学生们的到来。

叶剑英和王柏龄、邓演达等还四处奔走、发函，邀请合适的人选考察担任教职员。叶剑英等还代筹备处拟定招生简章草案，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324名。

正当叶剑英等满怀希望准备迎接军校的建成时，出现了意外情况。蒋介石当时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对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而没有立即宣布他为军校校长，自己不能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心怀不满。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留书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职，离开广州回浙江老家，还做出停办黄埔军校的决定。

这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来到筹备处，宣告说：“本人奉蒋委员长命令特意奉告诸君，军校从今天开始停办。”在座者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少将主任王柏龄不在，邓演达只好先开腔，向王登云说：“请问蒋先生的这个决定，总理和廖先生知道吗？”王登云趾高气昂地说：“这个无可奉告，本人的职责只限于传达命令。”叶剑英忍不住站起来说：“王秘书，停办军校是件大事，究竟为什么停办呢？请你向蒋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要求他将此决定转报大元帅。创办军校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宜任意宣布停办。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使不办了，也应当说个明白。”王登云一时理亏，只是说军校停办是肯定的，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了，准备按照蒋介石的嘱咐给筹备处的人员发放遣散费。有些人见王登云的态度如此坚决，又有遣散费可拿，就动摇了，准备散伙。邓演达和叶剑英坚决抗议，向大家说：“请诸位暂留一步，即使要停办散伙，有些事情也要从长计议，不必这样匆忙！”王登云见状，拿起皮包，溜之大吉。

停办军校、解散筹备处，弄得人心惶惶。邓演达和叶剑英去请示廖仲恺，却不巧廖仲恺去香山参加农民代表会议了。于是二人只好先回来做大家的工作，坚持照常筹办开学相关事宜。廖仲恺回来后，立刻到筹备处安定人心，事实上孙中山已经命令廖仲恺接任蒋介石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继续负责筹建军校，办理开课事务。

后来，廖仲恺带领包括叶剑英在内的筹备处的全体人员，克服了财力不足的一系列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筹办任务。筹备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改为省办事处。除少数人留守外，大多数人搬到黄埔岛上正式理事，叶剑英在黄埔岛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黄埔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1924年5月5日，久经筹备的黄埔军校终于开课了，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王柏龄是主任。教授部负责教授全校学生事宜，主要任务是制定教育计划、审定教案，审编课程、征集教材，实施教授、考核等，工作任务非常繁忙。此外，叶剑英还亲自讲授兵器学的课程。

兵器学涉及的数理知识比较多，深奥难懂。叶剑英为了教好这门课程，不仅认真细致地温习了自己以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到的知识，还虚心向苏联顾问请教，把问题自己完全弄懂了，才去教学生。

当时黄埔军校的兵器非常少，为了讲解步兵武器，叶剑英亲自回到二师找张民达借了真枪实弹来辅助教学。为了让学生增加火炮方面知识，叶剑英带学生去参观要塞炮台的火炮。他还亲手制作并利用兵器实物模型和色彩挂图，进行形象化的讲解说明，还带着学生去广州兵器、火药制造厂参观。此外，还率领大家到部队学习实弹射击，结合射击的实效，进行讲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苏文钦回忆往事曾说：“记得，我在军校先后听叶剑英教官讲三次课，都是讲的兵器学，兵器性能，如何使用，等等。他讲课，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有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

他还利用出操和野外演习机会，引导学生观看环岛的要塞炮台，告诉大家这些炮台大部分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建成的，是两广总督林则徐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设施。林则徐当年在珠江两岸配置了大量的火力炮台，修筑的坚固要塞基地，令人叹为观止。叶剑英时常结合这些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来上课，教育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一天，叶剑英带着学员们到附近村庄访问请教，找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大家讲述林则徐抗击英军的事例。当时林则徐制订的黄埔岛要塞群的防守章程“寓兵于农，寓将于学”，规定各家各户要有养护田，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就操练。平时是农民，战时是武装的壮士。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叶剑英就势启发学员们说：“革命军也一定要同民众结合，才能打胜仗，否则，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扶助农工’的道理。”他还向学生们介绍了当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广州蒙难的情形。当年孙中山就驻扎在黄埔港，依靠这些炮台与叛军英勇作战。他说：“可惜，当年没有得到农工群众的配合和支援，所以失败了。但中山先生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是永远要发扬的。”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执教期间，坚持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注重实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曾任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的韩濬曾回忆说：“那时王柏龄抛头露面的多，但是在教授部里踏踏实实地教学的还是副主任叶剑英，这方面实际由他负责，由他主持。”当年也曾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赞叶剑英是“全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梅县的“革命县长”

1925年3月25日，叶剑英率粤军二师东征攻占了家乡梅县。随后，奉广州留守大元帅府命令，叶剑英出任梅县县长。

家乡的亲人闻知叶剑英做了县长，觉得当官发财的机会来了，肯定能为家中谋些福利。尤其是他的几位远房伯父带着子侄赶往梅县县衙，希望叶剑英能帮助在县衙里安排做事。

叶剑英见到久违的家人，起初十分欣喜。但当弄明白他们的来意后，叶剑英十分犯难。他将亲人安顿下来后，耐心地讲起了道理。他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时代的做法，如今时代已然不同，我们实行的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新政府，截然不同于旧式衙门，是不能随意安插人的，还请叔伯们谅解。”

叶剑英不为亲属谋官的事情传开后，得到了乡民交口称赞，称赞他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不同于旧式官老爷。

梅县的境内有座王寿山，山上有一座广福寺，寺里有个恶僧，勾结官府，欺压民众，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之入骨。东征军来到梅县后，受害的乡民得知叶剑英是个“革命县长”，就联名写了状子到县衙告状。叶剑英对恶僧的行径早有耳闻，收到状子后立刻派人展开调查。那个和尚听说后，又故技重施，派出心腹到县政府打点，还特意给叶剑英拿来300块大洋。叶剑英不仅没有收取大洋，还将送礼的寺庙管事找来，严词训斥后将大洋悉数退回。送钱不收，和尚又打听到叶剑英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就托人去找她说情，称“佛门弟子要为高僧做善事，一世造化”。当叶母找来叶剑英说情时，叶剑英对母亲讲清楚了和尚的恶行。母亲听后后悔地说：“阿姆不管你们公家的事，你就秉公办理去吧！”

经过调查，叶剑英认为不杀恶僧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将和尚捉拿归案，并召开了公审大会，当众宣判了他的罪状，就地正法。

对待恶霸铁面无情，对待普通百姓叶剑英却体恤民情。雁洋邻里有个叫赖宾庭的人，因家境贫穷，向当地的乡绅借了高利贷，结果利滚利，实在还不起，就跑到南洋躲债。赖宾庭的妻子就提了几尾鱼到县衙找叶剑英，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叶剑英听了情况后，十分同情，不仅没有收鱼，还即刻派人将放贷的乡绅找来劝说，希望能按正常利息还本了结。乡绅看县长通融，就只要了个本金，奉还了借据。

叶剑英在担任县长期间，对军队作风也十分重视。他每天无论工作多么忙碌，都要抽出时间巡查军队情况，一来关心士兵生活，二来检查有无违反纪律行为。

一天，叶剑英在巡查营房的时候，走到一家门口，听到里面有吵闹声。当他走进去，吵闹的人都不作声，都给“长官”让座。叶剑英经过耐心询问，得知房东有一间准备娶媳妇的新房，被二师的一个姓黄的营长霸占了。叶剑英立刻找来黄营长，劝说他搬家，并且十分客气地说：“黄营长，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住的地方去。”黄营长很不好意思地赶紧将房屋腾退出来，还给了房东。

还有一次，叶剑英微服私访时走在路上，听到一老一少在低声争议，似乎是说卖粮给部队结果被压了很低的价格，年轻的想找长官评理，年长的劝说他忍气吞声，不要生事端，以前当兵的都是抢粮，现在能给钱就不错了。叶剑英听到后，对他们说道：“当兵的买粮，就应当照价付钱，现在是国民革命军，应当讲道理。是谁买的粮食，我们去找他们！”

两人起初将信将疑，后来还是随着叶剑英去了买粮的连队。叶剑英到了连队，找了连长，说明缘由。连长得知参谋长驾到，将买粮的司务长找来训斥了一通，勒令他将少给的钱补给了卖粮人。

卖粮的年轻人拿到钱，千恩万谢，走时悄声问门口的警卫那个为他们讨要粮钱的人是谁。当得知竟然是县长时，两人转身跑了回去，给叶剑英深深鞠躬说：“县长您真是老百姓的青天大老爷！”叶剑英亲切地握着手说：“我不是老爷，是为老百姓当差的。我们的革命军队和以前的军队不一样，不准欺压老百姓，这是有军纪的。今后不管哪一个找你们的麻烦，只管找我好了！”

叶剑英在梅县担任县长期间，厉行德政，除暴安良，不受贿，不收礼，为百姓伸张正义，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赞他为“革命县长”。

通电反蒋 秘密入党

“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是叶剑英1978年所写的一首《题画竹》的诗，诗句总结了无数先进人物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他经受长期考验加入党组织的生动写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叶剑英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坚决拥护大会的决定。

两次东征中，叶剑英的出色才能得到了蒋介石赏识，先是被调任蒋嫡系部队教导师当团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副师长。蒋介石赏识叶剑英是有原因的。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曾追随和保卫过孙中山，在广东和粤军中很有影响力。蒋介石盘算的是将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华，笼络人心，控制南粤。事实上，在东征中，叶剑英由于与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接触，思想上已经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暴露了反共的真实面目，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当时叶剑英身在江西吉安，当着蒋介石新编军第二师的代理师长。革命形势的变化，迫使叶剑英要做出人生的抉择——是继续投靠蒋介石升官发财，还是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投蒋还是反蒋？

叶剑英后来曾回忆过这段人生，他关起门来想了几天，“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于是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震惊了当时的政界和军界，也令蒋介石大出意料。蒋介石的下属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报告蒋介石说：“叶师长反对我们！”蒋介石还不相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叶剑英领导二师的左派军官发动武装暴动后，蒋介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将叶剑英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

叶剑英一行被迫离开江西抵达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虽然标榜自己革命，但实质上也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敌视共产党，甚至背地里和蒋介石达成默契，要在恰当的时机公开“分共”“反共”。

在武汉，叶剑英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议会，在会上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反蒋的主张。他在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后来，叶剑英又到南昌参加了当地反蒋军官的集会，在集会上他发表了即席讲话，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叶剑英的讲话慷慨激昂，感情真挚，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溢于言表。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当场称赞他讲得好。

叶剑英随后被旧相识“铁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邀请来第四军军部工作。第四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比较多，通过与他们接触，叶剑英对时局的认识日渐明朗。他看出了汪精卫已经在走向反动，国民党的官僚们只一心想着自己个人升官发财。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革命，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此时的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在那样艰难的时局下，选择加入共产党，前方无疑是一条遍布荆棘的道路。但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已经铁了心要走到底。

其实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叶剑英就曾正式向党组织提出过入党要求，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原因是党组织中的少数同志提出，叶剑英这种国民党高级军官，需要做较长时间的考验。叶剑英一直没有灰心，希望能早日加入共产党。

这次叶剑英找到了梅县同乡的秘密共产党员李世安，对他倾诉了自己入党的渴望和自己几年来在找党组织过程中遇到的曲折，希望李能介绍他入党。李世安应允了下来，但想到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虽然已经公开通电反蒋，但是如果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入党问题，仍有可能出现波折。于是他秘密地找到了周恩来，向他做了汇报。

周恩来对叶剑英素有了解，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叶剑英的入党是秘密的，党员身份暂不公开。

叶剑英入党后没多久，汪精卫也公开背叛革命，1927年7月15日正式做出关于“分共”决定，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彻底失败了。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武汉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人登报宣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此时的叶剑英，作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迎着反革命的逆流，为了革命理想，一往无前，投入到新的革命战斗中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

南昌起义的秘密情报员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所熟知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是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而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叶剑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所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等召开会议，做出了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

当时有不少部队云集九江，其中包括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剑英当时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秘密的。此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来到了九江甘棠湖。

一天，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汪精卫发现贺龙、叶挺的部队在向南昌一带靠拢，预测到共产党似乎要采取什么动作。汪精卫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届时伺机对其进行扣留。同时下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计划以三个军的兵力来包围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叶剑英得到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连夜找到了叶挺。两人碰头后，商定立即通知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到甘棠湖烟雨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7月24日，在甘棠湖上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他们密商了对策。大家经过讨论决定：贺龙和叶挺不上庐山，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不开往德安，到南昌去。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被称作“小船”会议或“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划子”会议之后，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一路向南昌开去。张发奎此后又多次发电报催叶挺和贺龙上庐山，但是二人早已到了南昌。汪精卫的阴谋落了空，还不善罢甘休，又到庐山开会密商“清共”事宜，实行一系列打击共产党的举措，通缉共产党员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得知了消息，连夜派人下山去通知廖乾吾，廖乾吾又及时转告了恽代英、高语罕等人。他们迅速离开了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叶剑英的及时通报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实施。

南昌起义后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张发奎对于叶挺、贺龙公然“叛变”大发雷霆，立刻召开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很多人都主张要派兵捉拿叶、贺。张发奎更是气急败坏地说：“贺龙、叶挺这两个叛徒，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

此时叶剑英站出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对张发奎说：“您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孙先生义旗，眼下正是好时机。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来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就可以打起援师的旗号，直驱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张发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对贺龙、叶挺的追击。

正是叶剑英“献计不追贺、叶”，使南昌起义的部队避免了后面的追兵，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州、梅州，才有了后来与澎湃的农民军的会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我们的“叶参座”

1931年冬，中央苏区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红军以少敌多，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红色政权的新篇章。在随后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叶剑英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上任后，叶剑英马上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他心里十分清楚，敌人很快会卷土重来，军队工作丝毫不能懈怠。当时，红军总部机关还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松散，分工不明确，机关和部队的沟通不够顺畅，常有误时误事的情况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司令部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作战。他们吸取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军队和国共合作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参考苏联红军模式，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这几年来的成绩，深入调查，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确定了新的司令部机关编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原来设置不合理、职能不明确的一些机关，例如仿照国民党军队编制设立的副官处等，均予以精简合并。

过去十几年的沙场生涯使叶剑英深刻意识到，参谋工作的重点就是为作战指挥服务、满足打仗的需要、保证军队胜利。当时很多红军战士不懂如何看地图，行军主要靠向导。有时缴获了宝贵的地图也随便丢掉，非常可惜。叶剑英明确要求成立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行军作战。他还十分重视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有计划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截获了大量情报。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司令号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作息、行军、战斗。当时，有些红军战士身上还带有游击习气。叶剑英仔细研究了苏联红军以及美国、日本军队的战斗条令、参谋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结合当时反“围剿”作战的需要和工农红军的特点，拟订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严肃组织纪律，整顿部队风貌。经过这一番调整，司令部机关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为提高。

在健全机关建设的同时，叶剑英也不忘紧抓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今讲苏联红军、古谈《孙子兵法》，最终落脚工农红军实际，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抽空亲自给参谋人员上课。考虑到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叶剑英喜欢用讲故事、打比方来说明道理，经常现场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诲人不倦，得到了参谋们的一致好评。

时光在忙碌的工作中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1932年5月。战场上再次烽烟四起，国民党举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叶剑英亲赴前线了解敌情，带领参谋人员赶制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很快，战役大获全胜。红军歼敌3个旅，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一时间人心大振。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特别称赞道：“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其他红军干部也都对叶剑英的工作嘉许不已，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这是叶剑英第一次在人民军队中担任参谋长的职务。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智多星。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先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围剿”作战时期的“叶参座”，正是这颗智多星冉冉升起之时。

留着它作纪念

直到耄耋之年，叶剑英身上仍残留着一块弹片。小小弹片背后，藏着一段叶帅长征途中负伤的惊险故事。

1934年12月，红军渡过湘江，来到湖南和广西交界处的西延山区。山势奇险，道路狭窄，山谷深不见底。走在这样的路上，人会不由得胆战心惊。有几匹马踩空摔了下去，悬崖间久久回荡着它们的嘶鸣声。

行路艰难，敌人穷追不舍，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又想起了前些天自己作的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其实他真正想问的，是为之奋斗无悔的革命前途啊。

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红军好不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打算在此稍作休息。周恩来急匆匆走来告诉叶剑英，此处不宜久留，敌人随时可能空袭，部队须立即前进。叶剑英立即找各大单位负责同志碰头，布置具体措施，反复叮嘱务必马上落实。部队迅速通过开阔地，爬上了对面的小山。叶剑英刚舒了一口气，敌机便已呼啸而来，“嗡嗡”地在空中盘旋。一直忙着疏散大部队的叶剑英，把自己留在了最后。眼看敌机飞临头顶，他赶紧在路边隐蔽。

没想到越飞越低的敌机发现了目标，突然俯冲过来投下一串炸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起身跑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刚跑几步，一颗炸弹就落到附近，“轰”的一声爆炸了。叶剑英仿佛被人狠狠地击了一拳，重重地跌倒在地，只觉热浪灼人。他用尽全身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继续向前走。

“参谋长，有没有挂花？”警卫员范希贤飞奔过来扶他。叶剑英这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伸手一摸满掌猩红。原来鲜血已经浸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警卫员又是心急又是心疼，赶快扶他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躺下，让马夫立即报告卫生部。

不一会儿，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气喘吁吁地赶到。叶剑英先问：“其他同志怎么样？”听到大家都没事，他才放心地躺着担架去疗伤。尽管做了简单的包扎，怎奈伤口太深，一路上仍然血流不止，叶剑英一直咬牙坚持。到了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后，同志们关心地询问他的伤势，叶剑英忍住钻心的疼痛，神情如往常一样淡定：“没关系，不要紧。”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其时他的面孔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

医生赶紧检查情况，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足有好几公分深。身处荒凉无人的山区，加之药物匮乏、医用器材简陋，医生实在没有把握可以取出弹片，只好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叶剑英也没当回事，躺在担架上继续上路了。

严冬腊月，已有刺骨寒意。范希贤担心刚受伤的叶剑英着凉，把一件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但当范希贤看清手中的衣服时，不禁惊讶地叫出了声：“参谋长，大衣被炸穿了好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真说不定有生命危险呢。

叶剑英笑着说：“没事。”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做好了蹈锋饮血的准备。在别人看来，那是生死一线间的危急时刻；而在叶剑英眼中，革命肯定是要流血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弹片无法取出这件事，他也乐观地认为是难得的经历。日后，每当有人劝他取出身上这块弹片时，他都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翻雪山、过草地

四川省宝兴县的夹金山，是传说中“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它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长年积雪。1935年6月，红军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山脚下，准备翻越这座4000多米高的大雪山。

当地人听后直摇头。他们说，必须穿上棉衣、棉裤，带上烈酒，拄上拐杖才可以，否则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大风吹到雪沟里。

战士们只有单衣、草鞋，有的甚至还打赤脚。山区人烟稀少，想加点衣裳也无处可寻，更买不到那么多烧酒。但是雪山再高，困难再大，也一定得爬过去呀。叶剑英召集大家一起想办法，最后决定多准备些生姜、大葱、大蒜、辣椒，到时候嚼在嘴里抗寒。

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伤还没好的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生姜，带着大家向山上攀登。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边走边说笑，有人还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

越往上爬，雪越厚，坡越陡。歌声、说笑声渐渐都听不到了。爬到半山腰时，忽然狂风大作，飘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卷着雪粒，打到人脸上、手上，像刀割一样疼痛。大家不得不用手捂着脸，一步步地向前挪动，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雪窝里或山崖下，再也起不来了。

叶剑英穿的也是单衣，冷得直打哆嗦，每走一步都深喘一口气。好不容易爬到山顶，那里冰雪更厚、温度更低、山风更大。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多停留一会儿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叶剑英远远地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急忙用全身力气喊道：“这里不能歇，赶快下山！”警卫员范希贤也大声催促：“听参谋长的，快走，危险！”可这些人依然一动不动。叶剑英吃力地走到他们身边，发现三人已经冻僵了。他轻轻地摘下军帽，含着泪水和战友们告别。冷风呼啸中，他不禁想起了一路上牺牲的那么多好同志，想起了尚未成功的革命事业，想起了胸中的理想与肩负的责任，毅然决然擦去眼泪，缓慢而坚定地向山下走去。

翻过雪山后一个多月，红军遇到了一片苍苍茫茫、杳无人烟的大草地。怎样才能最快、最安全地走过草地，大家心里都拿不准。于是叶剑英主动请命做开路先锋，带着两个团率先出发了。

一望无际的草地，沼泽遍布。战士们三五成群，肩并肩、手拉手，互相搀扶，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脚上、腿上沾满了黑泥浆；若失足踏进淤泥，就会越陷越深，以至被泥潭吞噬。

叶剑英和大家一起走在沼泽地里。战士们休息时，他还在了解行军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随时记下敌情、地形、路线、宿营地点以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向前敌指挥部报告。他要为全军打好前站啊！

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一天晚上，部队宿营时还能看到满天星斗，不多时就乌云暗涌，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帐篷，没有雨具，也没有躲雨之处，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上下牙齿直打架。长途跋涉、体弱多病的战士们，有些抗不住饥寒倒了下去。叶剑英忍住悲痛，提起精神给大家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什么《霸王别姬》《诸葛亮三气周瑜》。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时忘记了还在淋雨。后来，叶剑英站起身吆喝道：“咱们一起唱《国际歌》吧！”他清了清嗓子，带了个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战士们精神也振奋起来，跟着叶剑英齐声高唱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嘹亮的歌声响彻天际，刺透了黑夜，击退了严寒。

第二天早晨，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一切显得那么平静。但是昨夜里战友的牺牲，让同志们的心情一时难以平复。大家默默地埋葬了尸体，静静伫立着和战友告别。叶剑英沉重而坚定地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大家握紧了拳头，暗暗下定决心。

经过艰苦的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班佑。那里零星住着二三十户藏民，条件十分简陋。所谓房子，就是用木棍拱起屋架，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牦牛粪。但在战士们心中，这简直是“草原的天堂”。他们喜滋滋地住进了黑黝黝的“牛屎房子”，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地睡一觉，心里不知有多满足。更令叶剑英高兴的是，终于走出草地、完成了开路任务。和日后革命胜利的甘甜比起来，翻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35年9月9日，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译电员悄声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了叶剑英。叶剑英随手打开阅看，不禁大吃一惊，惊出一身冷汗。这是总政委张国焘发给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的密电，指示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早在两个多月前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北上的方针。可是张国焘不但指示左路军按兵不动，而且执意南下，一再向中央发难。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对北上一事无动于衷，只听张国焘安排。毛泽东等人几次三番劝导、催促，始终不见转机。如今，张国焘是准备公然背弃中央决定，分裂党和红军了。

叶剑英内心十分着急，表面上仍不动声色。他看了看正讲到兴头上的陈昌浩，若无其事地把电报装到口袋里，装作继续认真听讲的样子。过了一会儿趁大家不注意，他悄悄走出会场，飞奔去找毛泽东，亲自把电报交到后者手里。

毛泽东看了电报，判断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他掏出一截铅笔，迅速把电报内容记到卷烟纸上，准备立刻找其他同志商议。

既然已把消息顺利传达给党中央，叶剑英稍稍宽了心。他担心被人发现自己私挟密电外出，引起怀疑误了大事，赶紧跑回会场。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叶剑英长舒一口气，面色平静地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心仍忍不住怦怦直跳。

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率部队即刻北上。临走前，张闻天、秦邦宪特意找到叶剑英，劝他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知道他们说的是实情，但他从大局出发，想了想回答道：“我不能走，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更何况，他舍不得丢下军委直属队，无论如何也想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为革命多保存一点力量。

直属队有那么多人，怎样才能把大家都带走呢？叶剑英寻思良久，忽然一拍大腿：“有了！就用电报做文章！”

他找到总指挥徐向前请示道：“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徐向前说：“好啊！”

叶剑英很快起草了一个通知。上面写着，今天晚上两点钟，各伙食单位出发打粮食。通知写好拿给陈昌浩看，后者认为很对，就该先准备粮食，让叶剑英马上去布置。

叶剑英立即找直属队的领导同志开会。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中央已经走了，咱们凌晨两点也走。记住，以打粮的名义。”叶剑英领着大家对好表，又郑重叮嘱道：“整整两点，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务必严格守时，绝对保密。”

安排好一切，叶剑英早早地回到喇嘛庙休息。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心里惦记着当晚的行动，没有一点困意。几个小时过去了，借着屋里的马灯发出的昏暗光亮，叶剑英看了看表，凌晨1点45分。他迅速起身披上大衣，悄悄地从床底下的小藤箱里取出一张地图，轻手轻脚地向屋外走去。

叶剑英先去找了总政治部秘书长萧向荣，把地图郑重交到他手里，交待道：“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一份，千万要保管好！”这时，距离2点还有5分钟。

叶剑英说：“咱们走吧。”一摸身上，没带手枪，转身要回去拿。萧向荣急了：“不能，危险！”“不要紧，我是公开出来的，检查去打粮的队伍。你们快走，不要等我。”叶剑英轻声催促道。

他只身返回喇嘛庙，马灯依然闪着微光。叶剑英取了手枪，再次走出屋门，并故意装作四处巡视的样子，问门口的哨兵：“看到打粮的队伍没有？时间到了，他们都出发了吗？”离开哨兵视线后，他片刻不停地上路了。为了不被人发觉，叶剑英不敢骑马，只牵着一匹没有配鞍的骡子。夜色幽暗，山路坎坷，20多里路足足走了6个小时，但他根本没觉得累，一心只想快点找到组织、找到党中央。

东方的天空，渐渐露出鱼肚白，叶剑英终于赶上了大部队。看到所有人都安然无恙，他才算彻底放下心来，激动得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惫。

两天后，部队抵达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了挽救同志，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立即北上。但是，张国焘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南下后另立“中央”，反党篡军的野心暴露无遗。

在中共中央率领下，北上红军继续前进，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顺利会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叶剑英大胆果敢、小心谨慎、忠心耿耿、机智勇敢，关键时刻立下了大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这件事，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还曾经摸着自己的脑壳风趣地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登南岳祝融峰

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他小时候就爱在山上与小朋友玩打仗；少年读书时，他也常常约同学爬山。在他看来，爬山既能强健体魄，又能陶冶性情，磨炼意志，启迪智慧。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叶剑英也没有间断这个爱好。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举国抗战。

1938年11月，日军抵近长沙，长沙城告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随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长沙，辗转来到南岳衡山、衡阳，并且在衡阳建立了新的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南岳衡山，有“五岳独秀”之称，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战争年代，它却不失为西南大后方的天然屏障。在南岳诸多景观中，祝融峰之高被称为南岳“四绝”之一。

据新编《南岳志》载，祝融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高峰和主峰。祝融峰的命名是根据火神祝融氏的名字而来的。相传祝融氏是上古轩辕黄帝的大臣，是火神，主管南方事物。他住在衡山，死后又葬在衡山，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衡山的最高峰命名为祝融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身处在名山大川之间，即使在战局紧张、工作繁忙之时，这里也是叶剑英心神向往的地方。一天工作之余，叶剑英相约几位同志一起去登祝融峰。

清晨，他们就开始往山上走，沿途边走边聊边欣赏美景。一路走来，到南天门时，大家已气喘吁吁了。有人停了下来，提议不再向上走了，叶剑英却依然兴致高昂。他不顾疲劳，鼓励大家继续前行，还说：“柳暗花明，气概非凡！不到山顶，不是好汉！”最后，在叶剑英的鼓励下，他们终于登上了祝融峰。

站在峰顶，环顾四周，群峰叠衬，耳边松涛阵阵，心潮为之澎湃，叶剑英触景生情，即兴赋诗《登祝融峰》一首：

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扶桑”，是中国古时对日本的旧称。“扶桑儿”，泛指日本侵略军。叶剑英的这一诗句，表露出对日寇的极度轻蔑，显示了中国军人抗敌御侮、捍卫祖国的战斗意志。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古语中，“祝”是持久，“融”是光明。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放弃速战速决企图，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叶剑英在诗中表达的心声最终得到了印证。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

训练班的副教育长

1939年2月，南岳衡山一改往日的幽静。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来来往往的车辆，四处回荡的歌声、操练声和枪炮声，顿时让这里热闹起来——国共两党合作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学了。

训练班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下创办的。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蒋介石终于认识到“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下定决心办游干班，并且要共产党派人去教授游击战法。

奉中共中央之命，有着丰富办学、教学经验的叶剑英，带着一批干部来到了南岳。班里的1000多名国民党军学员，大部分是少校，其他则是上校、中校和上尉，只有小部分是青年学生。久经沙场的军官们，不仅自视甚高，瞧不起“土八路”，而且仍然怀有敌意，视共产党为昔日战场上的对手。要想做好教官，必须拿出真本事，让这些国民党学员心服口服才行。叶剑英深知这一点，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硬要求：“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那天，叶剑英穿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一双磨损的长马靴走进教室。学生们坐得笔直，实则心思各异。有的看到叶剑英朴素的衣着，露出了轻视的神情；有的心不在焉，只想快点下课；有的不怀好意，想给这位八路军教官来个下马威。叶剑英将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泰然自若地拿出讲义，专心地开始授课。游击战的意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具体的战略方针……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艰涩的理论、复杂的策略化成有趣的故事、生动的道理，同时又饱含深意。台下人很快听得入了神，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做着记录。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下课的号声清脆作响，有人举手喊道：“老师，再讲五分钟好不好？”叶剑英点点头，开心地笑了。

叶剑英温文尔雅的风度和精辟独到的见识，令国民党将士们由衷地钦佩。他们四处奔走相告，称赞叶副教育长有水平。后来，就连长沙、衡阳的军官都慕名赶来。听众越来越多，有时可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就在广场上开大课。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甚至还能看到南岳各寺庙的和尚。消息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共产党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垂涎不已，于是也专门派军统的人来听课。

除了游击战，叶剑英还特别留心讲抗日的责任、革命的道理。在一次伏击演习中，叶剑英要求按计划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指挥部下令后才能统一出击。可是有的学员没听到命令就擅自打枪，扮演“敌人”的学员不紧不慢地踱着步进入埋伏圈接受狙击，演习犹如儿戏。叶剑英讲评时沉痛地说：“日本人侵略的铁蹄在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的父老乡亲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了抗日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来训练我们，扪心自问，这样对得起祖国人民吗？将来又如何去敌后打游击呢？大敌当前，国耻未雪，如此训练，令人痛心！”听了他的话后，学员们惭愧地低下头，再也不敢胡来了。

还有一次，叶剑英讲到军民关系。他娓娓说道，只有军民团结，才能持久抗战，与日本侵略者坚持斗争到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他们。讲到兴起处，他举起右手，挥动着拳头：“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这个新鲜的比喻，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教育长汤恩伯恰好也在。叶剑英的比喻，让他想到了许多。当年，他曾率领武器配备精良、规模占压倒性优势的军队“围剿”红军，没曾想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今天听了这堂课，他忽然明白了一些道理，情不自禁地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学员们笑了，叶剑英洒脱地挥了挥手，表示往事不必再提。外敌未驱、国难当头，眼下最要紧的是维护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共同携手抗日。

叶剑英带领下的中共代表团，乐观向上、朝气蓬勃，对待工作热情认真，对待同事真诚坦率，深深感染了国民党人。尽管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谨防共党”，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仍越来越高。许多学员开始主动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萌生了新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学员吴众乘午休时间主动找叶剑英谈心，表示毕业后想到广州去，与八路军游击队并肩作战。国民党汕头驻军某部少校营长李平，学习期间成为了八路军教官“一个真挚的朋友”。南岳游干班毕业的学员，很多都对共产党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即使后来蒋介石公然掀起了反共高潮，还会有人偷偷写信与教官联系，冒着危险把地图、情报寄到《新华日报》门市部。直到抗战结束后，报社还经常收到这批学员寄来的东西。

南岳游击训练班只办了三期，尽管时间不长，但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却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肯定了叶剑英等人的工作成绩：“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

在重庆舌战群儒

1940年3月6日，重庆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蒋介石缓步走向主席台，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厉声说道：“这次的参谋长会议，重点是检讨。”

“去年对日军的冬季攻势，打得一塌糊涂。这次各战区的参谋长都在，大家好好地检讨一下，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所有的队伍，严肃军纪军令。”蒋介石板着面孔，训话语气十分严厉。

“之前我听到一些消息，”他话锋陡然一转，“这次作战失利，主要因为十八集团军。”

会场一片哗然。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稳稳地坐在位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在静观国民党打算搞什么把戏。

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1937年，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列出了许多罪状，什么“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他声色俱厉地表示，定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

话音甫落，天水行营参谋处一个姓盛的处长腾地站了起来，大声指责八路军掩护叛军、袭击友军。紧接着，各有关战区的参谋长们连珠炮式的发言，罗织出八路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贩卖毒品”等一长串罪名。有人气势汹汹地说：“忍耐是有限度的。”蒋介石狠狠地插话道：“忍耐有什么限度？”这样一来，发言的人更加无所顾忌，极尽污蔑之能事。

面对种种恶意的诽谤，叶剑英不动声色，冷静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偶尔在本子上做些记录。关于如何应对这个局面，他早已成竹在胸。

原来，这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一次“伏击”。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政治上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这次蒋介石召开参谋长会议，专门安排手下发言，旨在向八路军发起舆论攻势，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为了限制中共申辩，会议特别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

叶剑英接到会议通知时，不巧几天前摔伤了胳膊。但他和南方局负责同志商量后，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会议，国民党又刚搞了反共活动；自己不仅要带伤参加，而且要打起精神、充分准备，随时可以打一场“大仗”。叶剑英随即安排有关人员加班工作，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信息收集和情况调查工作，准备了一份翔实的发言稿。

针对会上的情况，叶剑英又召集大家将稿子进一步修改完善，然后边讲、边议、边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直到天色泛白，叶剑英才拍手笑道：“好，好，可以了！”

3月8日，叶剑英主动要求发言。他从容地走上讲台，落落大方地环顾四周，沉稳地说道：“委员长、各位参谋长，我的报告内容第一部分是作战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与友军磨擦问题。”

“十八集团军坚决执行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成绩显著。”叶剑英声若洪钟，“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战的重心。十八集团军坚持与敌人开展全面斗争。山地、平原、湖海和城市乡村，党、政、军、民、学、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等，互相配合，军民一体……”他的一番战略论述，条分缕析，观点鲜明有力，有些国民党将领听了都微微点头。

“两年半以来，我军大小战斗计2689次，歼敌8万余人，缴获步枪2万余支，大小炮100多门，破坏敌人交通1170余次……”叶剑英忽而声音低沉、神情含悲，“阵亡将士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

一次次战斗，一个个数字，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是对蒋介石“游而不击”的直接反驳。叶剑英语气平和镇定，话中暗藏锋芒。他拿出了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上面载有日本关于八路军击毙日军阿部中将的详细报道。日本人称阿部中将是“名将之花”，与八路军血战三天后“悲壮无比”地牺牲了，“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

随着叶剑英讲话的步步推进，蒋介石面色愈加阴沉。当讲到30分钟时，蒋介石示意属下制止叶剑英发言。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赶紧插话道：“时间已到。”叶剑英越过刘斐，沉着地看向蒋介石：“委座，我还没有讲完！”

蒋介石完全没料到自己会直接被将一军，只好摆摆手让叶剑英继续讲下去。

“关于与友军的磨擦问题，”叶剑英慷慨激昂，“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磨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搞颠倒了，更不能有意把局部磨擦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叶剑英对各地磨擦的具体情况，逐一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他不无痛心地说，八路军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但是，有些国民党军队，为了反共反人民，不惜和日伪军勾结，围攻十八集团军，惨杀抗日的人民群众和干部，这是无耻的卖国行为！”他开始详细讲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的罪行，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道：“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朗声回答。他马上把缴获的信件、命令、通报等拿出来，一件件宣读，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叶剑英还有这么一颗“定时炸弹”。这场舆论战，国民党是绝无胜利的希望了。

“总而言之，本集团军全体将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在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追随全国友军之后，一致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叶剑英掷地有声地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精彩发言。他的讲话，酣畅淋漓，饱满犀利，将军们不约而同地起立致敬，连蒋介石也不得不随大家站起来。

有趣的是，会后军委会侍从室打来电话，说蒋委员长要请叶剑英吃晚饭。可没过一会儿，侍从室又来电说委员长有急事，改日再请。半个小时之内侍从室接连打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电话，其中到底有何缘故，大家都搞不清楚。多年后，谜底终于揭晓。蒋介石原以为叶剑英在会上必无招架之力，他可顺势在晚宴上以“训示”的办法宣布十八集团军的“罪状”，然后以此为名发动军事进攻。孰料，叶剑英的演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计划，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消息传回延安，大家交口称赞。毛泽东把叶剑英的讲稿交给同志们传阅，亲自在封面上写道：“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董必武高兴地感慨道，古有孔明单身赴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有叶剑英只身闯参谋长会议，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

第一流的报告

1944年，太平洋战争马上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军方极需中国军队积极抗战，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接连发动局部反攻，给予了侵略者沉重的打击。相反，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不断溃退，丢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红色延安，引起了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好奇与重视。他们希望派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亲眼看一看，了解真实情况。这年3月，中共中央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国民党政府生怕自己颠倒黑白的虚假宣传被拆穿，一再设法阻挠。迫于国内外各方压力，尤其在各国使节的不断敦促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答应放行。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终于抵达延安。

记者团成员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国记者共9人，其中还有伪装成记者的特务人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派一个处长担任领队，并携带着一部电台随行。

关于参观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部署，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八字任务，即把中共的政策主张及成就宣传出去，以诚相待，互相交流，求同存异，争取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上取得一致。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安排，叶剑英与参谋部有关人员一起，紧锣密鼓地搜集资料，准备赶写一篇关于中共七年多来抗战情况的报告。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初步完成了一篇约2万字的稿子。叶剑英字斟句酌地修改、推敲后，报给毛泽东审阅定稿。6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发表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报告。为了方便外国记者听清，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成绩，民兵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还特别列举了与我军共同抗日而牺牲的国际友人的名单。

叶剑英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他惋惜地表示，由于国民党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此种情况，就连中国也有很多人不了解。

叶剑英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截至1944年3月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

在敌情方面，他用了两组极具对比性的数字：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和地方军共47万人，抗击了日军的64.5%，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仅抗击了敌人的35.5%。强烈的反差令台下记者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在伪情方面，叶剑英痛心地说，国民党军队有近50万人投降，日本专门用这些人对付八路军。初次了解到这一事实的外国记者，既震惊又愤慨。

随后，叶剑英谈到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他激愤地表示，正面战场之所以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完全在于国民党在战场上一味依赖外援，而自己保存实力，一心想铲除异己。紧接着，叶剑英介绍了我军的情形。他如数家珍，报出了一连串可喜的成绩：创立了15个以上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发展到47万，民兵200余万，人口为8600万。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七年中，毙伤敌军35万，毙伤伪军近24万。听到这里，台下听众露出了愉悦的微笑。

最后，叶剑英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国民党三番五次调军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以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工作的事实，直指国民党断绝一切接济、阻断国际朋友对中共援助并且封锁中共有关消息等恶劣行径。他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报告在记者团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外国记者激动地表示，原来国民党兵很多，抗击敌人很少；共产党兵很少，抗击敌人很多。在敌后战场上则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同强大的敌人作战。大家一致认为讲话“掷地有声”，“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纷纷称赞这是“第一流的报告”。爱泼斯坦坦率地说：“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很全面，很具体，很有说服力。”“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是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大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很大的胜利。”

通过记者们的笔杆子，叶剑英的报告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很快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外都得到了新的评价。《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评论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美军即派名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常驻延安，负责收集有关情报和资料，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能力的潜在贡献。

这是中共第一次和美国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而这，与叶剑英那份“第一流的报告”，是分不开的。

群众冷暖系心间

在延安艰难的岁月里，叶剑英慷慨无私、甘于奉献，时刻将他人冷暖摆在自己前面。他自己和儿子叶选平穿带补丁的旧衣服、吃简单的饭菜，把新衣服和补养品都送给了别人。有女同志生完孩子没有奶水，叶剑英知道后立马让出了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领导军委机关、部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叶剑英特意从重庆带回苎麻纺成的线和织成的布，在延安办展览，试制推广。稍有空闲，他还亲自去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想方设法地改善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

1947年，叶剑英转移到山西临县双塔村领导中央后委工作。时逢黄土高原大旱，庄稼都快枯死了，老百姓吃水非常困难。村里的湫水河早已断流。干涸的河床上，偶有几个积水窝，里面游着一些小鱼和泥鳅。当时条件艰苦，饭桌上许久不见荤腥。警卫人员商量用脸盆把水弄走，再用床单当渔网捞小鱼、泥鳅，给首长们改善伙食。他们决定瞒着叶剑英，悄悄行动。

正当大家干得兴高采烈之时，叶剑英来到河滩上，隔着很远就喊：“快停下来！”等大家都从水坑里爬上来，他生气地指着干旱的田地说：“你们这些小鬼，只想着照顾好你们的首长，怎么不替群众想一想？天这么旱，老乡们都争着担水浇地，抢救庄稼。水对老乡们是多么宝贵啊。你们为抓几条鱼，把这么一坑水淘在河滩上是多大的浪费啊！”说话间，叶剑英看到远处有人在洗衣服，转身对卫士长说：“回去请行政处通知大家，在抗旱期间不要到村边的水坑里洗衣服。衣服脏点有什么关系，把水搞脏了，老乡怎么浇地呢？”听了叶剑英的话，大家惭愧地低下了头。

河道断流，久旱无雨，叶剑英十分挂念百姓的饮水问题。一天早上，他散步来到村外，看见许多人挑着水桶排队，于是跟着大家来到山脚下的水井边。只见下面一个很浅的小坑，仅有一点浊水。挑水要先下十多个台阶，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水量很小，挑一担要花很多时间。人多地滑，路面泥泞不堪，脏水又流进水坑很不卫生。叶剑英见了，心情很不平静。他找来后委有关负责同志商量道：“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

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再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集中力量为群众突击打井。无论工作多忙，叶剑英每天早晚都会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撸起袖子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拒绝：“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份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四周还垒起了井台。村民们喝着清冽可口的井水，十分感激地说：“叶参谋长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资治通鉴》里说：“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叶剑英平日里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对人民无微不至的爱护。一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叶剑英在双塔村的窑洞里聚精会神地办公。房东挑着两桶粪过来，打算给院里的果树施肥。哨兵赶紧劝阻：“大爷，首长正在办公，施肥不合适。您放心，过两天我们搞。”房东不太情愿：“平时顾不上，今天下雨去不了地里才有空。我埋深些，不会有臭味。”

争执间，叶剑英大步走到门口。原来，刚才的对话他听到了。“老房东来了，欢迎！欢迎！”他热情地问候，伸手就来接粪挑子。警卫员机灵，一把拿过去给果树施肥了。叶剑英把房东请到办公室，又是递烟又是让茶，诚挚地说：“我们这么多人来到村上，给乡亲们增加了很多麻烦……”房东很受感动：“首长和同志们也是为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跑到这山沟沟里吃苦的，要不请也请不到你们呀。”叶剑英和房东拉起了家常，问村里腾出这么多窑洞，老乡的住处是否都安排好了，还打听了群众对机关的反映。叶剑英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房东不再拘谨，聊了不少心里话。房东说：“乡亲们很羡慕同志们个个有文化，希望同志们能抽空帮忙把学校办好，让娃娃们沾点光。”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房东走后，叶剑英狠狠地批评了警卫员：“刚才你们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只想着照顾我，这是要不得的，为什么不替群众想想呢？天下着雨，老乡挑粪多不容易呀。而且人家给自己院子里的果树施肥，难道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前方之所以能每天打胜仗，就是因为有老百姓拥护和支援；老百姓所以支持我们，就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后来，政治处调了两名搞宣教的同志去参加村里的教学工作，更加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早年叶剑英做国民党军官时，自己坐着轿子，旁边有人挑着进口饼干、炼奶。有时没水洗手，随从就直接倒白兰地。但是在那些舒适的日子里，叶剑英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感觉自己为百姓谋利益、为民族谋发展的抱负，很难得到实现。后来，叶剑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毕其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崇高风范，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

统筹中央后委的参谋长

1947年春，蒋介石命胡宗南纠集重兵进攻陕北，对延安展开了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组成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转移到河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后委，在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事务。

时年3月，叶剑英率领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多人，顶着早春的凛冽寒风，渡过九曲连环的黄河，来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他无暇欣赏吕梁山的巍峨美景，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孙子兵法·用间篇》有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后委的重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做好中央的耳目。转移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面临一大堆难题：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因一分为三而严重不足，有些机器坚壁留在陕北，敌台换了密码，等等。叶剑英举重若轻，指挥有度，逐一采取了应对措施。他指挥大家改装废旧的马达作为电源；人手方面，以老带新并动员病休者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挑选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取回了器材。经过日夜奋战，三交镇的山沟里很快建立起8个通信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

叶剑英深知情报是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他要求情报部门每天都要及时向他汇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每3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综合后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就便于形成一个全军的情报网，使中央能够全面掌握前方的情况和敌军的动态，做出相应的决策。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当时，中央军委的电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后委，前委那里只有一部电台。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指示，绝大部分是通过后委转发的。这样一来，后委成了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以及地下党的联络纽带。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想搞清楚毛泽东到底在哪里。为了缩小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叶剑英领导大家设计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使胡宗南一度以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

由于电台力量有限，搜集情报无法面面俱到，叶剑英根据中央战略部署，准确做出重点侦察的目标。1947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陈毅、粟裕大军和陈赓、谢富治大军分三路挺进中原。后委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夜以继日地搜集相关敌情，供前线首长参考。20多年后，邓小平接见后委负责侦察的同志时还特别表扬他们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后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作战经验交流。叶剑英指挥参谋人员尽可能搜集资料，编印成《敌情综合》《敌情通报》《敌情汇编》等内部刊物，介绍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部队情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有时还会详细说明主官姓名、工作情况以及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各指挥单位参考。叶剑英还注意汇总各地的作战经验，在有需要时供其他地区参考借鉴。比如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吃不准如何打好城市攻坚战，后委及时总结和介绍了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

当时，中共中央虽身处山沟，仍心系天下，非常重视宣传和外事工作。这个担子落到了叶剑英身上。叶剑英将从北平、南京和延安撤到三交的20多个外事人员，组成了一个外事组，亲自担任主任。叶剑英对外事组提出的要求是加强研究国际问题，做好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这些精明强干的工作人员，有的坚持收听中外文广播，将世界新闻整理成《供您参考》；有的研究国际形势，编写参考资料。当时有一本《美国手册》，以问答的形式介绍美国的历史、党派、政治制度、选举办法等，深受大家欢迎。还有人负责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同时选译了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向海外宣传介绍，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

杨尚昆曾回忆道：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有人觉得，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负责后勤保障。事实上，就如王震所说，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叶剑英指挥下的后委工作做出的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摊贩座谈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开始着手接管工作。他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百业萧条的烂摊子，亟待解决城市建设、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稳定秩序等许多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摊贩占道、妨碍交通的问题。

当时，很多城市贫民、失业工人、破产小商人等，由于没有稳定的职业，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要道、路口等繁华地带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艰难度日。据当时的工商部门统计，北平大约有摊贩4.5万到5万户左右，占全市总户数的10%至15%。但这样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时常还会引发车祸，而且有特务分子、不法分子以摊贩为掩护，趁机捣乱，进行破坏活动，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为了尽快搞好市政建设，稳定民心，让百姓安居乐业，叶剑英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摊贩问题。是像旧政府一样凭警察武力，横加取缔或者放任不管，还是采取照顾帮助与管理的办法，积极引导、变害为利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5月23日晚，叶剑英与彭真一起召集北平摊贩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议一开始，叶剑英便亲切地说：“同志们！今晚利用这个时间，不妨碍大家的生产，请大家到这里来谈一谈。”“同志们”这一称呼，让本来带着抵触情绪而来，等着接受共产党严厉整治的摊贩们大感意外。

叶剑英十分同情摊贩们的困难处境，深情地讲道：“你们的生活很苦，过去受了很多压迫和苦难，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就是为了把受压迫受苦的人解放出来，从事建设与生产，逐步地使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生活得好。”

接着，他还非常谦虚地说：“我们对摊贩还没有管过。这方面我们还是学生，你们是先生，要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管理，集中大家的意见，我们便去办。在这里我先要请大家答复一个问题。”

他环顾四周，看了看大家，问道：“过去国民党的市长们、国民党的市党部和你们开过会没有？对你们用什么方法管理？”

摊贩们听到这些话，顿时觉得新任市长没有官架子，立马放松了紧张情绪，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便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那些大官我们连见都见不到，还会同我们开会吗？”

“警察宪兵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打我们！”

“他们不开会，是下命令。”

“他们对我们的办法就是强制和压迫！”

叶剑英听了大家的意见，继续说道：“同志们，他们是反革命，是不讲道理的。国民党是用皮带鞭打你们。人打人的事是古代奴隶社会的遗传，奴隶主强迫奴隶耕田，把奴隶看成是会说话的毛驴。在奴隶主的眼中，打人和打毛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国民党把人民当作毛驴，对毛驴用打的方法来管，对人民也用打的方法来管。北平几十年来那些做官的哪一个把你们当作人？只有共产党才把你们当人看。”

叶剑英还站在摊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摊贩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现在，你们生活很困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完全知道，我们应当帮助大家从事生产，以求逐步克服困难。”

“摊贩作为一种营业方式，是正当的，既然正当为什么还要整顿呢？”叶剑英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讲着摊贩管理的必要性，他说：“因为摊贩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就是我们摊贩还没有办手续，没有登记，没有领牌照，没有纳一点税，尽点义务；第二，就是位置摆得不对头，不适当。……”这种诚恳谦卑的态度，让摊贩们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开始打心底里认可和理解这个为人民说话的政府。会场逐渐热闹起来，摊贩们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办法。

会后，叶剑英积极吸收摊贩们的意见和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比如有些摊贩提出修自行车摊、擦皮鞋、卖夜宵、水果摊和零食摊等不好集中，这些建议就被政府采纳，没有强行将他们集中迁移。整治工作得到摊贩们的大力配合和支持。经过整顿，全市摊贩得到了妥当安置，有效改善了市政交通。

“疍家人”永别海上漂

“沙田疍（dàn）家水流柴，赤脚唔准行上街，苦水咸潮浮烂艇，茫茫大海葬尸骸。”这首沙田民歌描绘的是广东解放前沿海地区疍家人的悲惨生活。疍家，这个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消失的群体，是对旧时分布于珠江下游各支系的水上居民、流动渔民的歧视性称呼。疍家人祖祖辈辈浮家泛宅，与水为伴，有人认为疍家人如蛋壳漂泊于海面，故称“疍家”，也有人认为疍家人常年与海上风浪搏斗，处于险恶环境，生命无保障，如同蛋壳般脆弱。

鲁迅先生曾对广州水上人家的生活有过一段深刻的描写：“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说笑哭骂，具有大都市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在被杀戳，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的事业’和这事业的材料。”这感慨，是一个革命作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直至广东解放，广州珠江两岸仍然泊满成群结队的疍家船，聚居着五万多水上居民。这些疍家人没有在陆上居住、上岸读书等权利，还经常受到警匪恶霸的残害。虽然他们长久以来就渴望迁居陆上，但他们的愿望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作为广州市第一任市长，高度重视解决疍家人的生产生活问题，他组织大规模调查，全面掌握疍家人的生活情况。通过调研，较彻底地摸清了疍家人的状况，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陆上人对疍家人的歧视，造成水上、陆上群众间的严重对立。这些歧视非常普遍，陆上人与疍家人的矛盾成为当地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1949年11月，广州市委着手建立各区人民政府，为疍家人专设了一个珠江区。1950年11月，叶剑英在广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郑重地提议，“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取消对水上人民的歧视，不准再称水上人民为‘疍家’。水上人民应同陆上人民一样，政治上完全平等，上岸可以穿鞋，可以同陆上人通婚，水上人民的子女也可以上陆地学校读书……”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会议正式通过了《提高水上人民地位，取消侮辱水上人民“疍家”的称呼》的决议。1953年，珠江区还选拔了80多名疍家青年进入了政府部门，疍家人里千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当官的”。

相对于参政来说，对疍家人生活改变更大的是水上学校。从1950年到1955年，珠江上办起了8所水上小学。1950年，只有30多个疍家孩子入读，到了195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000多个，占到了适龄儿童的一半。疍家人近乎100%的文盲历史，终于结束了。

同时，叶剑英还将疍家人上岸定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7月开始着手筹划建立渔民新村，帮助疍家人解决上岸定居问题。从1951年到1965年，共有近5万疍家人上岸定居，珠江上持续数百年的“万艇云集，浮宅连片”的情景从此几近消失，疍家人“以舟为室，浮家泛宅”的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登上了幸福之岸。弃舟上岸的疍家人开始渐渐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他们同全国人民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

为新中国的橡胶事业奠基

四十年前旧橡园，将来发展看无边。

橡胶好比人中脚，结合机床更向前。

这是叶剑英1959年视察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时，面对郁郁葱葱的橡胶园，触景生情，深情创作的。作为我国橡胶事业的开拓者，叶剑英为橡胶树在我国的大面积种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军队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经济冷战，实行橡胶禁运政策。苏联地处高纬度寒区，自身不产橡胶，其工业化和军队机械化受到严重制约，这成为斯大林的心头大患。据当时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称橡胶是“绿色金子”，多次向中国提出开展橡胶合作。为了解决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1951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一项重要的决策：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中央还决定，此事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指挥，负责大面积植胶的组织领导工作。

叶剑英受命后立即行动起来。亲自带领中国和苏联的林业、橡胶方面的专家及有关负责人，深入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实地考察，调查橡胶树的数量和生长分布情况以及橡胶生产情况。在海南岛，叶剑英组织人力深入细致地了解橡胶树种植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搞清了全岛橡胶树的数目和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深入橡胶园，认真了解橡胶生产的现实状况。当年的农垦战士陈小琪后来回忆说：“一天，叶剑英同志听说粤西山区的高州县城附近发现了三株橡胶树，便立即赶到那里察看。这三株橡胶树原是一位华侨准备在这里开办胶园而种下的。叶帅非常高兴地说：‘这三株橡胶树说明，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南，都可以种橡胶！’”这三株橡胶树的发现，把中国当时能够种植橡胶树的地带又向北大大地推进了。

经过实地深入调研，叶剑英收集了大量资料，分析研判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其中他尤为强调科技的重要性。

叶剑英认为，要发展橡胶业，必须加强科研工作。他在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号召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到北纬22度站工作，建立一支橡胶科技队伍。经中央批准，将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两所学校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拨给华南使用。叶剑英还认识到华侨是种植橡胶的重要力量，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曾针对橡胶问题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叶剑英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植胶，并要求把他们作为技术骨干使用，指示对有经验的华侨胶工进行培训，然后派赴各地胶园承担技术工作。他指出：“由省征集有种胶经验之华侨技术专家分别派赴各地担任指导，华侨胶工将来分别任用为胶场管理人员。”叶剑英还接见了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大专院校师生，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他们把理论知识用到橡胶生产的实践中去。为解决橡胶栽培以及加工的科学技术和工艺问题，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和关怀下，经过两年的筹备，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于1953年成立。后来，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热带作物研究院。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海南岛为主的橡胶种植基地基本建立起来，为中国后来橡胶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的总导演

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创造了人民解放军多项历史纪录的大演习——第一次核、化学武器条件下演习，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第一次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兵力、装备、军兵种数量创我军历史之最，演习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这阵容空前的大演习总导演就是叶剑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面对现代化战争，深深感到中国面临着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沿海登陆“三大威胁”。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叶剑英从分析未来战争的特点入手做出军事训练计划。他说：“未来战争一旦爆发，可以预想，我们必然要在敌人的逼迫下，在原子弹、导弹、氢弹、化学、细菌等新武器的威胁下进行战争。自然，必须训练我们的军队学会在新的武器情况下战斗的本领，否则落后就会挨打。”

1955年6月，叶剑英实地去辽东地区和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周密细致的军事演习准备工作。关于演习的选址，叶剑英这样考虑：辽东半岛在中国国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濒临黄海，与山东半岛环抱渤海，是首都北京的门户、东北的屏障。从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和以往战史以及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来看，在辽东半岛进行抗登陆战役演习，在国防建设上具有重大意义。

7月，叶剑英有关在辽东半岛组织一次大型演习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批准。这次演习的定位为：在使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方面军编成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和司令部，并有部分实兵和民兵参加的抗登陆战役演习。

为筹备这次演习，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由于工作繁忙，他甚至没有参加1955年9月的元帅军衔授予仪式。

演习从1955年11月3日开始，14日结束，历时10天。天气虽然寒冷，但演习现场气氛热烈，阵容空前。200多辆坦克、装甲车马达轰鸣，199架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侦察机滑向跑道，100余艘护卫舰、驱逐舰、鱼雷艇、潜艇解开缆绳，1000余门火炮扬起炮口，4000余台指挥车、通信车、救护车、运输车、工程机械车严阵以待，6.8万官兵整装待发……

演习设想“敌军”登陆直指辽东半岛，针对“敌军”进攻，叶剑英提出“四防结合”，即海防、空防、边防、内防相结合，海陆空协同作战，担任辽东半岛的海岸防御任务，抗击“敌军”进攻。

在确定打击“敌军”的最佳时机时，指挥部根据苏联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军实际，采取了在敌人航渡中途进行强大火力打击的“半渡击”和在敌人刚刚登陆时的“背水击”。后来，这一抗登陆战法，被确定为我军抗登陆战役集训的指导战法。

演习分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两个阶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亲临现场参观指导，使参加演习的广大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一起作业。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四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全程参观。

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做指导。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举例说明如何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创造战场”等原则运用于现代战争之中，战胜敌人，帮助大家提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加深理解。

叶剑英还在演习中深入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战役的布势、抗登陆战役过程中反突击时机和反突击地区、战役计划的拟制、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问题等，都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指挥员们普遍反映，两个多月的学习，胜读十年兵书。

友谊深过太平洋

叶剑英不仅是指挥千军万马、举世闻名的统帅，也是出口成章、落笔成文的诗人。毛泽东在1965年《致陈毅》一信中，论及叶剑英的诗词云：“剑英善七律。”叶剑英的诗除了言志、咏物、感怀、寄情之外，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交史上成就了一段佳话。

1957年11月2日，以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时，还组成多个不同性质的代表团，其中有以彭德怀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军事代表团。

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参观活动之后，12月1日，彭德怀、叶剑英率军事代表团乘专机到苏联远东地区继续访问。2日上午，代表团从伯力乘专机到达海参崴。专机在机场降落后，大家没有休息，即由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索卡洛夫海军上将陪同参观。代表团登上军舰，受到苏联海军官兵们的热情欢迎。索卡洛夫上将特意在一艘重型巡洋舰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丰盛的早宴，并致祝酒词，他除了赞扬苏中两国和两军的友谊外，着重宣扬和夸大了导弹的威力，大谈特谈“电钮战争”。在座的苏联将领都非常得意。彭德怀马上意识到他在宣扬“唯武器论”，于是就同坐在身旁的叶剑英咬了一下耳朵，请他作一首诗，作为答谢词。叶剑英小声地说：“好！”同时向彭德怀点了一下头。

彭德怀立即站起来向大家说：“我们的叶剑英元帅出口成章，落笔成行，博古通今，能诗善文，现在请叶帅作一首诗来祝酒，好吗？”在大家的掌声中，叶剑英举杯诗成：

友谊深过太平洋，巩固中苏沿海防。

纵有导弹射千里，怎如团结一心强。

当翻译将大意译出后，太平洋舰队司令和苏军将军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彭德怀说：“叶帅真是不简单，传说当年曹植七步成诗，今天叶帅竟不到7分钟就成诗一首。”

在场的太平洋舰队机关报《太平洋报》主编沙布洛夫上校不满足这种翻译，希望能在第二天将诗见报，提出要译出诗的全文。当翻译把这首诗的译稿交给太平洋舰队司令索卡洛夫上将看时，他非常满意，立刻站起身来，让大家肃静。他自己有板有眼地朗读起来，边读边点头称赞，他并没有立刻领会到该诗深层次的含意，还兴高采烈地说：“叶帅真是一位诗人！写得好。瞧！太平洋这个词一语双关，多巧妙啊！我们是太平洋舰队，友谊又深过太平洋！”

创建军事科学院

在秀丽的北京西山风景区，坐落着驰名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科研机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它的创建与发展，与叶剑英的名字紧密相连。从1958年到1972年，叶剑英亲自领导和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工作长达14年，对军事科学院的建设和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走出战场的硝烟，步入了和平时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军队建设的发展呼唤着新的军事理论，新的军事实践迫切需要新军事理论做指导。时任军委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的叶剑英，深感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势在必行，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军事科学、总结我军战斗经验、编写条令条例和我军战史的机构。经过多方调研和分析思考，1956年秋，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同年10月31日，叶剑英主持拟定的《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呈报军委。12月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

叶剑英受命后，立即同筹委会的同志们开始实地考察选址。经过反复勘察，选择了三面环山、环境幽静的北京西山作为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院址选定后，办公楼和宿舍的设计、施工也随即展开。叶剑英亲自审看设计图纸和模型，还专门派人把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等人请到家中，对办公大楼的设计方案提修改意见。同时，机构设置和干部选任调配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干部选调问题上，叶剑英强调要把政治思想好、有部队工作经验、有一定文化和理论水平的干部选调进来做研究工作。经过与有关单位协商，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聚集军事科学院，投身于新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叶剑英还直接向军委领导和毛泽东请示报告，选调了一批战功卓著、军事理论造诣深厚的高级将领，组成院领导班子。

1958年3月15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建院，叶剑英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兼政委。建院之初，叶剑英以不破不立的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采取厚今薄古、学习与独创、研究与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身体力行，知难而进，带领全军上下科研人员开始了攻坚克难的编研工作。

“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军委的决定。军事科学院建院伊始，就立即着手抓这项重大工程，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编写我军自己的战斗条令。

在20世纪50年代，我军所用的各种条令普遍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有一种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叶剑英不赞成这样的生搬硬套，他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应该“以我为主”，“我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宝贵基础，现时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要“在我军已有的经验基础之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叶剑英不仅提出了科研中的重大指导原则，而且还深入工作细则，把研究成果体现在各种条令的编写之中。对于条令的编写方法，如何体现总的指导思想，如何确定纲和目，如何处理战术条令的一般条件和原则条件，如何编写海军陆战队、空降部队等特殊的战斗条令等，他都做了周到细致的考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在叶剑英的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全军科研工作经过充分的讨论，交流了情况和经验，统一了指导思想，制订了两年工作规划，并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和安排，很快出现了一个全军动手抓科研、编写条令的新局面。

经过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从1961年到1964年，《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条令、条例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

“斯人长逝，伟业永存！”今天的军事科学院已经发展成我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智囊团”、世界规模最大的专门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也是西方国家高级军事将领最愿意造访的地方。这样的成就和地位，应该可以告慰这位新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了。

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的教育训练多采用苏联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军事顾问先后撤走，解放军的教育训练面临严重挑战。如何改变解放军教育训练的低谷状态，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主管全军军事教育训练工作的叶剑英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还要有好的训练方法，否则是达不到我们训练的要求和目的的。”因此，他时刻关心着部队的训练改革。

1963年10月，总参谋部《军训简报》上刊登的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道，引起了叶剑英的关注和兴趣。随后，他派出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考察调研。

郭兴福，1930年出生于山东一个贫民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因作战勇敢，曾立过三等功。郭兴福当时是南京军区十二军一名基层军事训练骨干，他在长期的军事教育训练实践中，就单兵战术训练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十二军开始普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并且先后培养出一批训练典型。

1963年12月下旬，总参军训部在镇江地区小衣庄召开训练现场会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这只是一次业务性会议，叶剑英却非常重视，乘飞机赶往参加。他冒着严寒，在野外实地观看郭兴福教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亲切地同郭兴福和每个参加演练的战士谈话了解情况。战士叶铁虎，冲击动作勇猛，一手能投两枚手榴弹，在一次冲击动作中，鞋子被树枝戳穿，流了很多血，但一声未吭，坚持到训练完毕。叶剑英夸奖他“真像一只小老虎”。他还仔细地观看了郭兴福式教练员教的单兵防御、被复线架设、山地喷火、攀登悬崖、对刺、投弹、捕俘等训练项目，并与大家座谈讨论，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给了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励。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叶剑英肯定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坚持和众人努力的结果。为了使它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其归纳为五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兵练得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等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各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他向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仔细看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方法”后，他高兴地指出：“这不仅是继承，而且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发展。”毛泽东还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此后，一个广泛深入地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大练兵的群众运动，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自称“渔叟”

晚年的叶剑英自称“渔叟”。1979年7月的一天，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来到颐和园昆明湖垂钓，正好遇到全国七省市部分画家在那里聚会，应画家们邀请，乘兴赋诗一首：

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

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

诗中叶剑英将自己谦称为“渔叟”，还谦逊地将“渔叟”排在“画家”之后。

叶剑英喜爱钓鱼。他认为钓鱼一方面可以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和疲劳，另一方面静心垂钓可以思考一些问题。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因为工作繁忙，叶剑英钓鱼一般是10分钟、20分钟，最多40分钟，许多时候都是空竿而归。在外每次钓完鱼，叶剑英都会按价付给钓场钱，从不搞特殊，而且在钓到小鱼后，他都会把小鱼放掉。

1961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叶剑英身着宽松的浅色中山装，神情安闲地坐在家中池塘水榭的一张藤椅上专注钓鱼。这时，在军队工作的周世忠、张竭诚、赖春锋三个人来到叶剑英的家中。三人一进院子，还没等说明来意，叶剑英便热情地招呼他们过来一起钓鱼。三人见叶剑英这么热情，也不好打扰他的雅兴，只好把想说的话先暂时搁下，拿起警卫人员送过来的鱼竿，陪叶剑英一同钓起鱼来。

叶剑英看着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的鱼漂，边钓边问：“你们会不会钓？”

三人连忙说：“钓是可以钓，就是技术不高。”

叶剑英说：“钓中提高，一切经验都要从实践中来的嘛！”

接着，他就讲起了钓鱼的知识以及有关鱼的种类、特性、活动规律，钓鱼场地和时间的选择，渔具、鱼饵等方面的知识。周世忠、张竭诚、赖春锋三个人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听得都入了神。

钓了一阵鱼，叶剑英就把三人引进客厅。大家坐下后，叶剑英就笑容满面地发问：“你们是不是要谈编修条令的事？”

三人一听都会心地笑了出来，连忙一齐点头称是。

原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军委条令验收会议，召集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作战训练的同志，在广州编修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作为编修工作的参加者周世忠、张竭诚、赖春锋，对编修中的一些问题拿不定主意。恰好听说叶帅来到广州，三人商议后，决定一起来拜访叶帅。

听完三人汇报的编写中的困难后，叶帅稍作思索之后，开始谈起自己的意见。三个人静静地听，时不时点点头，手却不停地记录着叶帅讲的话。

叶帅的意见使三人茅塞顿开，正想继续听下去，叶帅却从沙发上起来，说：“好，我就说到这里。今天是星期天，正好可以劳逸结合，请大家在这儿吃顿便饭吧！”

三人也不好推辞，跟着叶帅走进餐厅。只见一张圆桌上已经摆上了菜。叶帅看了看盘中烧制好的刚刚钓的鱼，十分风趣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今天就用你们的劳动成果招待你们。”

张竭诚忙说：“还是叶帅钓得多，我们是借光尝鲜了。”

大家就座后，笑语连连，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已是下午2点多。周世忠站起来，代表三个人表示谢意：“吃饱了，喝足了，谢谢叶帅，请您休息，我们该回去了。”叶帅也不再留，跟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欢迎你们再来！”

20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时，周世忠、张竭诚、赖春锋三人都感觉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他们在《一个难忘的星期天》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叶帅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特别是他这次高瞻远瞩、有理有据的关于编修条令的谈话，至今还萦绕在我们的脑际，难以忘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表面上沉静如常，深居简出，吟诗作赋。他在湖边垂钓，手持鱼竿，摆出一副钓鱼的姿势，吟着郑板桥的《道情》（十首）：“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不久，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这位“渔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闹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苏联风格建筑，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路人眼中，它只是坐落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很多楼宇中的一栋，然而这看似平常的灰色建筑却见证了国家命运转折的很多大事件。

1967年，在竣工短短三年之后，京西宾馆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战场。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各军区、总部大批干部受到迫害，被逼得东躲西藏，面对纷至沓来的求助，叶剑英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对老干部加以保护。京西宾馆一时就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叶剑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一批干部暂时住进了京西宾馆。尽管如此，揪斗之风越刮越烈，终于，还是在京西宾馆，叶剑英与江青等人发生了正面交锋。

1967年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鼓吹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坚决反对，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江青眼看占不了上风，就节外生枝，和叶群联手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加以迫害和指责。19日夜间，军队一些“造反派”借着下午会议对肖华的攻击，连夜到肖华家抄家，肖华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到叶剑英西山住所暂避。20日上午，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面对江青对肖华穷追不舍的责问，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直面江青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到军科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至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镇住了，不再质问，也不提抓肖华了。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叶剑英向毛泽东谈了军队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此后，叶剑英先后主持制定了“八条命令”“七项规定”，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这样评述叶剑英：“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

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隆冬里的中南海，气氛格外凝重。

“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动乱急剧蔓延，全国陷入了混乱的局面。重任在肩的叶剑英异常繁忙，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形势，他已经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再次引爆了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行径的斗争。

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都做了措辞尖锐的发言，斗争达到白热化。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碰头会记录，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此后，叶剑英受到冲击。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然而，真正的革命家，是无所畏惧、积极乐观的，叶剑英胸怀坦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关爱着同志，鼓励着家人！他身处逆境，念念不忘自己的战友，填词《虞美人·赠陈毅同志》一首送给同样受到迫害的陈毅：

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向华罗庚请教“双法”

叶剑英重视科学，对科学始终怀有不倦的崇敬和追求。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国家进步和强盛的基础。延安时期，叶剑英曾把自己的女儿叶向真，交给马海德医生做牛痘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他的指引下，几个孩子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专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专门接见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向他请教优选法，并鼓励他为国家现代化做贡献。

华罗庚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的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在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就开始探索尝试将数学理论与工农业生产的实践相结合，希望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全国推广“双法”，即统筹法和优选法，使这两个方法在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中得以应用，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罗庚受到错误批判，但他依然坚持科学研究，推广“双法”。凭着个人的良好声誉，他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并且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1970年，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从江西回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担任华罗庚教学方法推广队队长，此时，叶剑英得知儿子迷上了华罗庚的优选法。

1972年5月7日，在三座门军委俱乐部，叶剑英约见了华罗庚。一见面，叶剑英就高度赞赏华罗庚推广“双法”的做法。叶剑英说：“推广‘双法’，这是一件大事。一个科学家，团结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对生产起这样大的作用，我替人民谢谢你。”接着，华罗庚应叶剑英的要求，给他介绍优选法，即0.618法。听了介绍后，叶剑英向华罗庚提出，希望在推广“双法”的时候，关注一下军事工业中的问题，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华罗庚认同叶剑英的提议，认为在国防工业中推广使用“双法”，是实事求是的，对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接见后，叶剑英还专门宴请了华罗庚。饭前饭后，两个人又谈了不少。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下，叶剑英对“双法”的肯定和对华罗庚工作的表扬，对于身处逆境的华罗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使他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之后不久，华罗庚在“双法”普及工作中设了一个军工产品组，对国防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这次接见，华罗庚曾回忆到：“那是一个幸福的上午……我在折纸，他在倾听，不明白就问，糊涂处就追，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的态度，有些科学家也没有这样认真的。”

无限风光在险峰

1976年，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对当时七十九岁高龄的叶剑英也是如此。

这一年的年初，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举国上下陷入沉痛的哀悼之中。不久之后的清明，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全国性抗议运动。7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未退，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月底，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伤亡40余万人。连番打击接踵而至，从5月起身体就极度虚弱的毛泽东，病情愈发严重了。

9月8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分批进入病房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眼见自己追随多年的领袖如此消瘦憔悴，叶剑英只觉心头思绪万千，悲意不绝。不知不觉中，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因此，他没能看到自己所敬仰的领袖在看到他时那努力睁开的双眼和微微颤动的手臂。

就在叶剑英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吃力地以手示意叶剑英回来。病房里的一位护士看到了这一幕，赶快跑到休息室去找叶剑英：“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快步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努力想要说什么。叶剑英伫立在病床边，握着主席的手，注视着主席的面庞，凝神倾听主席最后的嘱托。只是，由于病体沉重，直到叶剑英拖着沉重的脚步再次离开病房，毛泽东也未能说出他最后的嘱托……“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这个疑问在叶剑英心头盘旋了很长时间。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然而密谋篡党夺权已久的“四人帮”却不给党和人民任何宣泄伤痛的时间。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严重时，“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给上海民兵紧急发放了7万多支枪、300门炮、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如今毛泽东已经逝世，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便更加肆无忌惮。江青挖空心思地要掌握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想要销毁己等的罪证，篡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王洪文则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设电话、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有什么重大问题要直接向他们汇报，妄图借此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同时，“四人帮”还监视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的行动，并在暗地里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他们洋洋得意地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并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紧逼，叶剑英并没有因为接连失去领袖和同志而意志消沉、放松警惕。他在处理治丧工作的同时仍旧留心每天能够看到的文件和报刊，并叮嘱秘书们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察觉到“四人帮”阴谋篡权的露骨活动，尽管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山诗海”、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忧心关怀、毛泽东临终前未能说出口的嘱托，都促使着他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久经考验的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抱着同样的对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不约而同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迫害，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大多天各一方，处境困难，但他们仍然努力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与这些老同志们的接触和交谈更加坚定了叶剑英战胜“四人帮”的信心，同时他也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并不是几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个别行动，而是党的组织内的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统筹行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同毛泽东生前任命的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统一意见。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样觉察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筹谋对策。一天，叶剑英在西山住处与李先念会面，收到了华国锋请李先念转达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坚定地告诉李先念：“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

之后，叶剑英专程前往华国锋的住处，两人谈了许久，交流了各自掌握的情况。此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又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反复的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最终决定在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为了确保这一重大决策能够顺利实施，叶剑英又多次与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商议行动方案，考虑可能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准备了各种具体应对措施。他对汪东兴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除害大计已定，叶剑英心里十分高兴，但为免走漏消息，打草惊蛇，他对这一机密守口如瓶，连他的家人都没能看出他正在为“四人帮”的即将覆灭而喜悦。

但正像叶剑英对华国锋所说的一样，与“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在正义的力量谋定待动时，“四人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部署也已准备就绪。他们一边磨刀霍霍，准备武装暴乱，一边大造舆论，宣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打倒”。他们对自己的阴谋充满了自信，大肆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的传闻：“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把苹果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吃”，“把影片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映”。

“上海民兵指挥部紧急向民兵下发枪支弹药”，“‘四人帮’的骨干到北京郊区某装甲部队活动”，“上海有部分群众到商店抢购红纸、鞭炮，准备开庆祝大会”，这些动向引起了叶剑英的高度警惕。10月2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汪东兴住地同他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需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并把自己考虑的解决“四人帮”的具体行动设想告诉了他。汪东兴说：“我完全同意，按照你的办法办。”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的头子”，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公开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叶剑英立刻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进行紧急磋商，果断决定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

计划提前，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和地点的确定，叶剑英和汪东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审查，确保万无一失。

10月6日的中南海怀仁堂如往常一样静谧肃穆，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正厅坐镇指挥。晚8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大摇大摆地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一到会议室就被等候已久的警卫人员控制住，在华国锋分别向他们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各自隔离候审。同时，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特殊任务小组来到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同样的决定。

就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有响一枪一弹，就从组织上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王洪文直到被押往候审的地方时，仍在不服气地喃喃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公开，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祖国各地的人们或举起酒杯，开怀畅饮，或奔走相告，击掌而庆，还有的人买了四只螃蟹绑在一起，在路上边走边敲，引起阵阵欢笑。更多的人走出家门，与同样欢乐的人群一起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在怀仁堂亲历这场胜利的叶剑英则举重若轻地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

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谈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决策和过程，对于这一场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说，后人若问党的这段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告：“无限风光在险峰！”

坚请邓小平复出工作

广东潮州的韩愈祠中，有一副叶剑英非常欣赏和喜爱的楹联：“凭栏望，韩夫子庙，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江山天地，总将残局付英雄，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总被托付残局也总能收拾残局的英雄。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是让叶剑英来收拾军队的残局，授命他重新主持军委工作，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叶剑英果然不负重托，和几位元帅一起采取果断措施，恢复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使“钢铁长城”更加稳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面对的是更大、更混乱的残局。“四人帮”的十年肆虐，使得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各项事业停滞不前，可以说是百废待举。

叶剑英深知，要澄清玉宇、扭转乾坤，当务之急是要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出来工作。尤其是邓小平，叶剑英与他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深知他的为人和才干。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就是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他在关于邓小平工作安排问题上的屡屡建言受到毛泽东的多次赞赏。1975年6月底，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剑英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等人的配合之下，邓小平主持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潮，充实了党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四人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如今要收拾“四人帮”十年破坏的残局，主持大局之人舍邓小平其谁？

粉碎“四人帮”当晚，结束政治局会议后，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儿子亲自驾车把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接来，要亲口告诉他这个喜讯。

邓小平来到玉泉山9号楼，见到等候已久的叶剑英，叫了一声“老兄”，两位老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传达完政治局会议精神，叶剑英一如既往地关心邓小平的身体健康，并商量解决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改善处境等问题，准备请他复出工作。

之后，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尽快恢复小平同志原来的职务，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在许多场合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请邓小平复出工作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当时党内思想路线方面“左”的倾向还没有被完全纠正过来，“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被宣传推行，大家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接纳。

会议之后，叶剑英并不气馁，继续坚持主张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邓小平也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5月，在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央转发了此信，“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同时，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也更高了。

经过叶剑英、陈云、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1977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30日，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的主席台上，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的八万名观众欢声雷动，欢迎他第三次复出工作。

八十寿辰聚欢颜

1977年暮春的北京，天气似乎格外晴朗，站在后海的银锭桥头，一直可以看到西山的青翠，和风拂过后海的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在这一池碧水旁，小翔凤叶剑英家的庭院里喜气洋洋，工作人员踏着轻快的步伐在院中穿梭忙碌，院子里时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这天是叶剑英的八十寿辰——农历三月二十七，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小小地庆贺一下。说是庆贺，其实也只不过是把家人招呼回来，饭桌上比平时多加几个菜。按说八十是大寿，但叶剑英一直是反对做寿的，他认为国家还在建设时期，许多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应当认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上“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的决定，保持党的良好作风。所以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农历三月二十七这个日子还是工作人员从他的弟弟那里打听来的。

也许是因为刚刚指挥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叶剑英心情正好，这次他并没有拒绝工作人员们的一番心意，同意了这“小小的庆贺”。

正在大家喜气洋洋、热火朝天地准备庆祝时，院子的门被叩响了。原来是王震夫妇听说今天是叶帅生日，特地赶来看望。不一会儿，叶剑英多年的老友，余秋里、杨成武等也先后到了。接着是聂荣臻夫妇、徐向前元帅。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叶剑英家的庭院，庆贺他的八十寿辰，庆贺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勋。

几家人聚在一起，两张桌子挤得满满当当，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祝福。刚刚坐好，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就“揭发”父亲手里藏了一首给叶帅的祝寿诗：

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大家传看品评一番，徐向前也拿出了自己给叶帅的祝寿诗：

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空。

千秋大业继不坠，辅佐堪作后者镜。

这两首诗勾起了众位将帅对当年并肩作战日子的回忆。如今他们围坐在后海小翔凤的院子里，畅谈过往的戎马倥偬、惊心动魄，共庆这来之不易的新胜利、新气象，欢声笑语里尽是道不完的慷慨岁月。多年前叱咤沙场，如今已是两鬓霜白，言谈中的凌云气度却浑然不减当年，从前的创业维艰，而今的百废待兴，未来的无限可能，都融在几位老人爽朗的笑声之中。

谈笑风生间，饭菜准备得差不多了，工作人员请大家准备开饭。正在这时，小院又响起了叩门声，原来是邓小平和家人一起赶过来了。

小平同志一进院，看到济济一堂的老战友，也是喜上眉梢：“啊，老帅们都在这里了！”叶剑英笑盈盈地将他迎到席间，高声说道：“你不也是老帅吗？你还是我们的领班呢！”说着，工作人员又搬来了椅子，加在桌旁。过了一会儿，粟裕也来了，于是又搬了椅子加座。本来就已经满满当当的两张桌子这下更加“亲密无间”了，可是大家却丝毫不以为意，大声地问候着、祝福着……笑声回荡在小院上空，似乎久久不愿散去。

这恐怕是叶剑英80年人生旅途中最热闹的一个生日了，有并肩多年的战友同志，有共享天伦的子女家人，更有澄清玉宇的无限喜悦、十亿神州的美好蓝图。

送走亲朋好友之后，叶剑英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80年来的峥嵘岁月如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盘旋，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八十书怀》：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孤育老能养，酬忠烈

坐落在珠海狮山的香洲烈士陵园，青松吐翠，红花似火，庄严雄伟，幽静肃穆。由凤凰路上的正门入园，沿着依山而建的石径拾级而上，便来到了为纪念香洲兵变死难烈士营建的赍志亭。这是一座朴素而庄严的六角亭，亭内石碑上所镌刻的碑记中，流露出对烈士不尽的缅怀之情：“……死难之士，皆吾党英俊杰出之才，其志趣之高尚，气概之雄迈，操守之坚贞，精神之伟壮，诚难能而可贵者。今皆赍志以终，不克见其短衣匹马，尽节疆场，杀贼立功，重光家国，其恸何如！……”

1980年4月28日，撰写这篇碑记的叶剑英又一次来到赍志亭，凭吊长眠在这里的27位烈士。从赍志亭竣工到现在，已数不清这是他第多少次来看望当年的良朋益友。当年雄姿英发的二师叶参谋长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而当年与他一起畅谈革命理想的二师独立营战友，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永远地停留在了1925年。望着拜祭台前那首自己当年在悲痛中写下的《香洲烈士·调寄满江红》，叶剑英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那还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是大革命的洪流汹涌奔腾的时候，当时叶剑英在孙中山创建的建国粤军第二师任参谋长，并受命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办工作。黄埔军校开学后不久，他在完成学校教授工作的同时又受命兼任二师独立营营长，在香洲设营练兵，配合黄埔军校培训下层军士，壮大革命军的骨干力量。他把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所接触到的先进革命思想融入对兵员的组织训练中，既教授给兵员先进实用的作战技术和理论知识，提高大家的军事素养，又注重政治训练，经常就时局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告诉军士们剪除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懂得“革命功成阶级灭”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独立营培养出了一批阵容整齐的爱国志士。

香洲海滩日渐成长壮大的革命力量引起了反革命分子的忌惮。次年4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勾结粤军团长古鼎华，与隐藏在独立营中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取得了联系，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谋划，在香洲发动反革命兵变，当场杀害了陈雨荣、李公剑等多名思想进步的官兵，劫走军饷运给土匪武装，随后逃往澳门。

4月27日，正随军东征的叶剑英接到了香洲兵变的消息，突然而至的噩耗令他既震惊又愤慨。其时粤军正在商讨防范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宜，敌人的率先发难让许多人感到颇有些措手不及。

兵贵神速，叶剑英果断决定立即乘舰返回平叛。抵达香洲后，他一面召集余部，整顿队伍，安抚群众，收殓遇难烈士的遗体，一面与澳门当局联系缉捕凶犯。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工作，十余名凶徒被逮捕归案，引渡回香洲正法，兵变造成的影响基本平息，烈士的安葬、追悼等一应善后事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5月，独立营奉命改编为新编团，仍由叶剑英兼任团长，随后赶往前线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8月，战事稍息，叶剑英在4月与邓良等人发起筹建的烈士墓也将告竣工。

10月3日，叶剑英与香洲各界人士一起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他将追悼大会后全体人员在烈士墓前的合影与烈士墓全貌的照片、烈士的遗容照片一起签名后请专人送给烈士家属以作纪念，一并送去的还有烈士的遗物以及作为抚恤的一只金戒指和一百元大洋。

梅县籍的17名烈士的遗物是由叶剑英亲自率队护送回乡的，他还登门拜访了附近的陈雨荣、李公剑等几位烈士的家属。参谋陈雨荣是叶剑英的至交好友，他牺牲后遗下一家老小，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受到刺激过甚，精神失常；膝下两个幼儿，其中一个还不到一岁；妻子房礼妹又要侍奉婆母又要抚育小儿，生活十分困难。叶剑英看到挚友家中如此境况，心中更添伤痛，但他还是打起精神勉励挚友的遗孀要继承陈雨荣的遗志，不必担心生计，“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他说到做到，一直不断接济陈雨荣家的生活，直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一路回乡，河山依旧而人事全非，战场上杀伐决断如叶剑英也忍不住掬一把英雄泪，挥笔写下了《香洲烈士·调寄满江红》：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

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看欃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

狮山赍志亭旁的烈士墓前，八十多岁的叶剑英抚着一块块镌刻着烈士姓名的墓碑，向随行的人员讲述着墓中人当年的为人处事，参谋、连长、副官、司务、班长……他们倒下时，还正是风华正茂，家中的父母高堂、娇妻爱子，既希望他们为国奋战，也盼着他们荣归故里，想不到一日一日的翘首期盼却只迎来遗物还乡。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些少年英雄过早地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泉下有灵，看到今天狮山的新貌、香洲人民的新生活，应该会欣慰吧。叶剑英抚着墓碑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随行的人们怕他太劳累，几次劝他去休息，他都没有同意，仍然一个一个地看过去，讲过去……

这次告别香洲后没过多久，叶剑英在看望梅县一位劳模时意外地得知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联系的陈雨荣遗孀房礼妹仍健在，便请工作人员接她来见面。房礼妹拿出珍藏了50多年的陈雨荣的遗照，将这张叶剑英亲自护送回乡的烈士遗照又送给叶剑英留作纪念。看着发黄的照片上当年英气勃勃的挚友，叶剑英忍不住热泪盈眶。

第二天，房礼妹收到了叶剑英离开梅县前托专人送来的100元钱和一封短信：“送上人民币一百元，聊为补贴家用，相信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迅速实现，家庭之困难必能逐步得到解决。望烈士之后人当继承遗志，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多做贡献。”

八旬故乡行

1980年5月14日中午，骄阳似火，照耀着层峦叠翠的南粤丘陵。烈日炎炎之下，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北头叶剑英旧居门前的晒谷坪旁，停下了一辆米黄色的轻便旅行车。车上走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戴着一顶遮阳的草帽，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晒谷坪、鱼塘，似乎正在记忆里寻找熟悉的影子。

这位老人正是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叶剑英。此刻他眼中大门前四四方方的晒谷坪，坪旁鱼塘的一池碧水，还有鱼塘边上那弯弯曲曲的土路，依稀仍是熟悉的旧时模样，而路旁茁壮的红棉翠柏，屋后虎形山上茂密的果树林，以及来时路上不再崎岖不平的山间公路，则无一不在提醒他：家乡的山山水水，已是近十年未见了。

他上次回来还是1971年刚过元旦的时候，那时的故乡山是秃的，屋是旧的，路是颠簸不平的，老百姓是饿着肚子的，今天回来时看到道旁果木成林、水稻如海、菜田似锦，故乡的面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是不知道十年未见的乡亲今天是否还吃不饱肚子？1977年听梅县地区干部汇报时，全区还有1/3的地方口粮水平每月仍在30斤以下，一晃已经过去了3年，不知道有没有改善？

正思绪万千之时，堂弟媳妇绪伯姆已经穿着一身黑布新衣高高兴兴地迎出来了。叶剑英便和从前见到她时一样，用客家话同她打招呼：“你好！身体好么？每月食粮几多？”

绪伯姆尽管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腰不弯，背不驼，身体十分硬朗，她高兴地回答：“剑伯，这两年好多啦，食粮每月有四五十斤了。”

叶剑英放下了心头的疑问，宽慰地笑了。

在简朴的屋子里转了转，与左邻右舍的乡亲合了张影，便到了午饭的时间。回乡前，叶剑英就曾“约法三章”：一是不要惊动人太多；二是不准请客，吃饭要三菜一汤；三是不要送礼。今天的午饭便是严格按照这“约法三章”来安排准备的：梅菜扣肉、酿豆腐、炒番薯叶……都是客家农村家家常见的传统菜式，绪伯姆和叶剑英还有村里的几个乡亲一同围坐在桌前，边吃菜边拉家常。为了不麻烦乡亲，从地区和县里来的工作人员，都自己带了干粮，就在绪伯姆这里煮了一锅稀饭合着吃。

家乡人、家乡菜、家乡音、家乡事，稍显简陋的堂屋里，满是浓浓的乡情。

饭还没吃完，叶剑英回乡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这么多年来，叶剑英回乡不过有限的几次。上次回来的时候，他在梅县只停留了25个小时，许多乡亲都为没能见到叶剑英而感到遗憾。尽管这次叶剑英早就说过不要惊动太多人，他回来的消息还是一传十、十传百，邻近村镇的乡亲都赶了过来，想要亲眼一睹家乡走出的这位开国元勋的风采。

叶剑英走出旧居，站在大门口的石阶上，只见门前、路旁甚至是田埂上，到处都站满了人，远处似乎零零星星地还有人在往这边赶。此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大家脸上却丝毫不见被太阳炙烤的焦躁，满脸都是喜悦和期待。看着热情洋溢的乡亲们，叶剑英心中很是感动，他摘下头上的草帽，不断地向大家挥着手，尽最大的声音向大家招呼：“谢谢大家！中午天那么热，好回去了！”

大家欢呼着回应他的招呼，但是都久久不愿散去，直到叶剑英启程前往雁洋水电站视察，大家还在向着视线中慢慢变小的旅行车挥手致意。

下午视察完水电站，旅行车开到了“旱子岗”下，叶剑英在这里下了车，沿着林木中的一条小路登上山包，来到一座毫不起眼的墓前，默默地沉思了许久……

这是叶剑英母亲陈秀云的墓，前几年公家征用土地，从雁洋中学后面的山坡上迁到这里来的。

下山时，同行的人里有人小声问叶剑英：“您母亲的墓碑很小，是否要修大一些？”

“还是现在这样，小一些、简单些好。”

这是叶剑英生前最后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此时不造，更待何时！

静静流淌的黄浦江，面朝水天一色的茫茫碧海，怀拥繁华的十里洋场，凝视着东海的潮起潮落，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她曾在耀武扬威的外国军舰面前饮泣，也曾为悲壮惨烈的淞沪会战而垂泪，更曾为蒙蒙细雨中露宿街头不扰民宅的解放军感到欣慰。1980年的4月20日，黄浦江又一次见证了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一件大事——由“远望”号率领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将在她的视线中出发，驶向遥远的南太平洋，执行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海上测量任务。

时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叶剑英，与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等人一起亲临码头送行。望着乘风破浪而去的船队，回想这十几年来从立项、研制到建造、试验那一段段的艰辛历程，大家心中都十分感慨。

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研发洲际导弹的任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相应的，配合洲际导弹全程定型试验的远洋测量船也必须尽快投入研制。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张爱萍被冤入狱，许多专家惨遭迫害，不少承接单位陷入瘫痪，远洋测量船工程由此被搁置。

1972年4月8日，叶剑英在西山会议厅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研制远洋测量船只和必要的辅助船只事项。远洋测量船是集高、精、尖测量通信技术于一体的海上航天测控城，美国、苏联都拥有不止一艘远洋测量船，在公海频繁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而我们的远洋测量船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决定研制至今，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却仍然是纸上谈兵。这让叶剑英怎能不忧心如焚？会上，国防科委、国家计委、总参、海军等几个方面的专家、代表分别介绍了坚持研制测量船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却百般阻挠，一会儿插话打断钱学森关于造船必要性的发言，一会儿说上海任务重，承担不了造船的任务，一会儿又说远洋测量出航势必引来美、苏的跟随压制。最终，主持会议的叶剑英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中国正年轻，此时不造，更待何时！

正是叶剑英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使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艰难地生存了下来。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防现代化的工作才开始渐渐回到正轨上来。1977年3月，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在“十年动乱”中备受折磨，他很感谢“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帅对他的保护：“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但十年的创痛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复过来的，他婉言谢绝了徐立清的邀请。

叶剑英了解张爱萍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感情，徐立清被婉拒后，他亲自与张爱萍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从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6年的洲际导弹工程，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洲际导弹在扭转我军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到未来国防的发展趋势，他忧心地说：“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为了发展我国的洲际导弹，他恳切地邀请张爱萍再次出来工作。

念及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国防科技事业，加之叶帅对国防事业的忧心、对自己的关怀，张爱萍深受触动。他复出之后，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以出众的领导能力，率领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以及相关部委、总局、中国科学院的相关专业人员，集中精力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

万事俱备，共事多年、亲眼见证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叶剑英和张爱萍在码头上目送着担任海上测量和打捞数据舱任务的远洋测量船混合编队远去，期待着试验成功的消息。

5月18日上午，南太平洋海域的天空中一团白光掠空而过，随即溅落海面，激起巨大的白色水柱，传出雷鸣般的轰响。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第一发全程飞行试验成功！全世界为之震动，美国人惊呼：比预料的时间提早了4年！

叶剑英收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十分高兴，专门致电祝贺。6月4日，参加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海军保障编队人员和科研工作者胜利返航，正在上海的叶剑英闻讯又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威风凛凛的船队缓缓驶进港口：万吨级的海洋调查船、打捞救生船、油水补给船以及远洋拖船，还有执行护航任务的我国自己制造的驱逐舰……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远望号”综合测量船，船头金色的船名“远望”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人眼目。叶剑英高兴地与编队人员合影，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

随后，叶剑英又请编队负责人到住地详细汇报情况，在听取汇报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第一次远出，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这是财富，非常宝贵。”

心系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民族富强，是叶剑英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1978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一直把实现祖国统一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突出位置上。结合自己过去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他在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港澳台的大政方针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78年元旦，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真挚恳切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他又抓住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第一次提出了统一之后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的主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初现雏形。

《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上的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热烈欢迎这一充满诚意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们要求海峡两岸互相来往、实现统一的强烈呼声，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史发展进步的重要人物，叶剑英早年便在爱国人士中间拥有很高的声望，寓情于理、意义深远的《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更为港澳台同胞心中叶剑英的形象增添了一分亲切感。不少港澳台同胞回来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叶剑英一面。尽管此时的叶剑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关系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可能地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并向他们进一步阐释国家的大政方针，消除归侨心中的疑虑。他的亲切坦诚、儒雅风度给侨胞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对华侨领袖，还是对普通的归侨农工；无论是对侨、港、澳、台社会各界贤达名流，还是对学成业就的华裔科学家，他或亲切约见，或题词慰勉。早自三十年代，晚至桑榆之年，凡半世纪，坦诚相交，尽力相助。叶剑英同志视侨胞若兄弟，侨胞视叶剑英同志若亲人。”

一次，叶剑英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一起会见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会见前，廖承志向叶剑英一一介绍了客人的情况。叶剑英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感慨地说：“承志啊，我们都老了，还能不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呀？”

廖承志坚定地说：“叶帅，您身体还健康，能看到这一天的。”

“难说啊，我感到身体大不如前啦。”说着，叶剑英想起了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廖承志听到这首诗也是感慨颇多：“叶帅，我们争取能看到‘九州同’那一天。要是真的看不到的话，如果你先去见马克思了，我来完成‘家祭告乃翁’的任务；如果我们都去见马克思了，后人也会告慰我们的。”

稍后的会见中，一位海外台胞说：“我今年八十岁了，希望有一天叶帅能率领我们到台湾探亲。”这位台胞的愿望更加深了叶剑英会见前的感慨：“我们是人同此心啊！”

后来，廖承志赴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对台工作十二条时，两位老人在交谈中又想起了“告乃翁”的任务。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像小孩一样拉钩打赌，看谁有后劲，能够晚一天登上奈何桥，能够亲眼看到祖国统一的壮丽图景。

然而，造化弄人。不到一个月，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因心脏病去世。1986年10月，叶剑英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所幸，经过不懈努力，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时年正逢叶剑英诞辰100周年。过了两年，1999年12月20日，我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祖国的统一大业正在稳步推进，倘若叶剑英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如他少年时所希冀的一样：“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翻开叶剑英书架上《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扉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厚”两句诗赫然醒目，这是他1943年1月22日写的。后来，他将“攻书莫畏厚”的“厚”字改成“难”字，并重新写了两句，组成了一首新的五言绝句《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并于1977年9月2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此鼓舞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勇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也是他几十年战斗、学习、工作的经验总结。

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人，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不论是攻城夺堡，还是攻书学习，叶剑英总是发扬“苦战”攻关的精神，知难而进，敢想敢拼。他深感自己知识匮乏，在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时，曾经非常谦虚地说：“我这个院长，实在惭愧，肚子里一点科学也没有。怎么办？要么爬上琅琊山，要么退休，解甲归田。还是爬山，科学的大山要爬。马克思已六十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战斗、前进的人生。”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是叶剑英孜孜不倦、反复钻研的理论书籍。他形象地说：“理论好比是一条红线，老同志一脑子珍珠玛瑙。再好的一箩珍珠，不用红线穿起来，还是一箩珍珠。”对于那些重要的书籍和文章，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叶剑英都会反复阅读和研究。就像地质学家的钻探一样，他总是从一点上深入，针对一点，深入钻研下去，取得实践需要的宝藏。他经常对大家说，遇到问题了，要多翻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和他们商量。

除了学习政治理论书籍，他还特意聘请专职老师帮他攻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尊师重道，重新补课。一次，在和大家重温恩格斯的《步枪史》时，叶剑英十分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么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甚至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对步枪的历史做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还写不出那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

外语是叶剑英始终勤学不辍的一门科目。早年在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从未接触过俄语的他，下定决心攻克语言关，每天废寝忘食，苦读苦练，背俄语单词，并经常向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请教，一起交流学习俄语的经验。有一回，走在校园里，由于太过投入，差点儿撞到树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终于能自己看懂俄文报纸和阅读一些简单书籍。

即使步入耄耋之年，叶剑英还坚持学习英语。那时候叶剑英总是阅读英文的参考清样，他亲切地称呼熟悉外文的陈秘书为“teacher”。英文秘书带着他读，什么地方不会，他都及时记下来，并在旁边注上中文的意思。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叶剑英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不仅自己学，还督促大家办好英语学习班，号召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包括秘书、警卫员、勤务员、服务员、炊事员。由于每个人的文化程度和学习兴趣不同，学习的结果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每当有人产生畏难情绪和懈怠思想，只要一看到叶剑英执着的学习劲头，就会立马重新投入到学习之中。

“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这是叶剑英奉行一生的座右铭。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他除了挤白天的工作时间，还充分利用早晚的休息时间，即使平常休息时还以读《唐诗三百首》为乐。他已经把工作、学习、休息融为了一体。正如他在一本书上所做的批注：“他在工作着，同时在学习着；他在学习着，同时也在工作着。”

二号“藏书楼”

北京西山脚下厢红旗附近，松林葱郁，环境秀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就坐落于此，这里是叶剑英一手创建和开拓起来的，也是叶帅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叶剑英办公楼和居室所在之处位于二号楼，“二号楼”这个名称是根据军事科学院整个楼号排列下来的。

二号楼是一个院中之园。初建之时，院内只有几棵稀稀疏疏、长势不茂的杂树。后来随着军事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二号楼周围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红枫翠柏、果树密布、花草斑斓，小楼耸立其间，树影婆娑，十分恬静幽雅。

但走进二号楼，就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日常居住的普通小楼，更是一座“藏书楼”。这里有上万册藏书，种类丰富繁多，可谓是汗牛充栋。马列著作、史地经传、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科学技术、世界名著，古今中外，无所不及，简直就是个书的世界。叶剑英把这些藏书视为珍宝，经常沉醉其中。他常常说，书籍是他的精神食粮，是他干革命、干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

在叶剑英身边做秘书多年的张廷栋曾撰文写道，这些藏书都是叶剑英积少成多、逐渐累积起来的，有些是从战争年代一路携带过来的，有些是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赠发的，有些是别人送的，但大部分都是自己从书店里买的。

叶剑英是个嗜书之人，他特别喜欢自己去书店买书，每每得到一本好书便喜形于色。曾担任过叶帅警卫的李德才回忆道，叶帅大约八成的工资都用在买书上了，只剩下20%的工资用于生活开支。1958年清明，叶剑英由镇江路过扬州时，闲暇之余上街寻书，街上行人把他错认成了正在扬州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后，叶剑英还在一首诗中记录了这一趣事：“闲踱街头找古书，肩摩踵接笑睇余。都称老板马家到，我问君曾看戏无？”

为了利用好这些有价值的图书，进一步改善读书条件，叶剑英让秘书们利用业余时间，逐本逐册进行图书编目、登记、贴标签，设图书目录、卡片和借书登记簿等等，一个相当规模的藏书室便很快成形了，为大家读书学习提供了很多便利。

叶剑英不仅注重藏书，而且十分爱惜书。凡是他读过的书，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弄丢。别人可以借阅，但没有经过批准，就不能随便乱拿、乱划、乱改。有一回，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拿走了他正在阅读的《辩证法唯物论》，乱传乱改。他发现后十分生气，在被改的篇页天头上，用红笔批了“谁人传阅，瞎改！”从那以后，大家再也不会擅自乱动叶帅的书，工作人员想看书学习，就去跟他借。

除了自己爱读书，叶剑英还时刻关心别人读书，经常主动为大家推荐好书，把自己刚刚读过的书借给工作人员看，并提倡“一人读书，众人受益”的办法，组织身边的同志议书评书，谈学习收获。二号楼里经常回响着大家读书讨论的声音。

1963年，叶剑英因病在二号楼里休养。深秋的一天，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他和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走到一棵茂盛的枫树下，见到一片片鲜红似火的枫叶就摘了一片，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若有所思。回到办公室后，不久便在那片枫叶上写下了一首诗——《二号楼即景》：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

书丛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读书“三遍法”

读书不得要领，就会劳而无功。良好的读书方法，会让学习事半功倍。叶剑英不仅爱读书，而且会读书。他通古晓今、学识渊博，不仅与他博览群书有关，更得益于他高效的读书方法。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叶剑英总结出了一套实用而具体的读书方法，叫作读书“三遍法”，即一读、二记、三用。

一读，即浏览、圈点。按照书或文章的先后顺序，一篇篇、一段段、一句句地眼看着、嘴说着、手写着，一边阅读一边圈点勾画，看、说、读、写几乎同时进行。

二记，即笔记、脑记。对书中的重要内容或者不懂的地方，就用笔在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段末行间做批注和标记，并把那些特别重要的批注记在脑海里，把记忆、理解、应用统一起来。

三用，即毛主席怎样用马列的，我们又怎样学毛主席的用。这实质上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常常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要注重运用，遇到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思考，看它符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符不符合实际。

叶剑英的读书方法，是与他提倡的“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读书目的密不可分的。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时，曾号召大家要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基本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叶剑英读书学习，是为了革命、建设实践的需要。读书“三遍法”，从“读”到“用”，恰恰反映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叶剑英十分主张用批判的态度来读书和学习。在他看来，住学校是学，实践也是学，调查是学，研究也是学，决不能把学习仅仅局限在住学校和啃书本的小天地内。“一切学习首先要用批判的态度来进行，而实事求是又是批判的标准。”他总是不满足于字句章节表面的意思，一般都会把字句章节弄清楚以后，进一步去钻研、思考、分析、比较。不仅从正面去理解所学知识，而且从反面去理解；不仅用肯定的态度去理解，而且用否定的态度去理解。他说：“没有分析比较，没有批判，不能联系实际，不能实事求是，就必然产生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学习和工作带来恶果。”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叶剑英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边学边思考，逐渐养成了做批注、记笔记的读书习惯。他十分赞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善于做眉批和标记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批注形式也十分多样，有符号批注，有时间批注，也有文字批注。他的批注文字有长有短，内容丰富，有的是对中心思想的概括，有的是对某一观点的疑问，有的是对某一问题的联想，有的则是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1948年10月14日，在华北军大校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干部坚持学习时，他讲道：“读书要有摘要，古今名人读书都是有笔记的，他们的笔记又系统而且经常。看过的东西，自己认为要紧的或自己受启发的感想，都随时记下来。这样，可以随时翻阅、随时参考。”据肖克将军回忆，有一次叶剑英送给他两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让他读，回去一翻，发现书里很多圈圈点点，都是叶帅用红笔做的批注。

与“难治之症”的斗争

叶剑英戎马一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锻炼习惯，这为他夜以继日的勤奋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他的健康状况无可避免地有所减退。在他八十二岁这一年，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向大步流星的叶剑英，走路的步幅渐渐越来越小，步伐没有以前稳当，感冒、咳嗽等症状也比以前出现得频繁了。这让大家很是担忧，纷纷劝他尽早去医院看看。但当时叶剑英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每天十分繁忙，无暇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只是凭着自己的毅力，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

叶剑英的健康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了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医疗保健组，先后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医生加入保健组，负责叶剑英的保健和治疗工作。

在自己的医护治疗问题上，叶剑英给予医护人员以极大的信任和配合，他对保健组的专家说：“我们这些老年人战胜疾病，健康长寿，除了依靠你们这些医护人员，更重要的是病人本身的更好配合。”白天的工作实在繁忙，他便见缝插针地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请保健组的医生观察步态、进行身体检查。由于要仔细观察步态，常常需要叶剑英一遍一遍地在院子里来回走。叶剑英患病之后本就行走困难，加上夏天天气炎热，往往还没走半个来回就是一身的汗，更何况是在中午的烈日下走三四个来回。医务人员看在眼里，又是感动又是内疚，但若不确诊就无法对症治疗，只能请叶剑英再坚持一下，他们继续观察和分析。

尽管检查身体十分繁琐甚至辛苦，但是叶剑英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烦或者急躁。相反，他看到医疗人员为好几周都不能确诊而感到焦急、担心时，还风趣地开导他们不必着急：“我可能是患上了什么疑难杂病，现在还没有发明名字。你们这么下功夫地观察、记录、检查，也不好取名。我自己给取个名，就叫作难治之症吧。”

大家听到叶剑英所取的“难治之症”的名字，尽管心里仍然着急，却也被他的积极乐观所感染，纷纷笑出了声。

不久，保健组的检查会诊终于有了结果，叶剑英所患的“难治之症”是帕金森氏病，这是一种老年病，对人体的各种健康机能有直接影响，而且易引起并发症，特别是经常容易发生肺部感染。

确诊之后，叶剑英积极工作、乐观生活的情绪和态度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仍旧像往常一样坚持工作、考察、调研。他常对保健组的专家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共产党人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来对待疾病。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仅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党和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保健组专家的科学治疗和叶剑英的积极配合下，“难治之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81年的春天，叶剑英到湖北视察，在东湖宾馆与红军老战士何长工进行了一席长谈。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从国家大事聊到战友近况，又聊到了各自的生活，叶剑英笑着调侃：“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现在离八十四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接着他的话也开起了玩笑：“哟，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毫不在意地说：“大概阎王这两个月不会请我去，我自己也不会主动去找他。”说罢，两人哈哈大笑，根本不像是在讨论生死大事。

如他自己所言一般，叶剑英平安度过了他的八十四岁生日。他继续像往常一样，“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时间长了，由于工作劳累、休息不够，1982年以后，叶剑英“难治之症”的并发症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肺部感染，一次比一次加重。保健组的专家们提出了使用静脉滴注抗菌素来控制肺部感染的治疗方法，但这一方法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比较大，叶剑英初期对此也不大适应，询问是否有别的治疗方案。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还是认为这是控制肺部感染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够控制病情发展的治疗方案。叶剑英向医护人员了解了详细的原理之后，便接受了这一治疗方案，而且看到有的护士因为要给首长进行静脉穿刺而紧张的时候，他还笑着鼓励护士：“要大胆地穿刺，不要因为是给我打针而紧张。”时间长了，医护人员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叶剑英越来越亲近，便也半开玩笑地问他：“首长，您平时不是最害怕打针吗？怎么真正要打针的时候，又不害怕了呢？”叶剑英笑着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们决定要打针治疗，我要紧张，你们不是更紧张了吗？你们一紧张，就会影响穿刺成功率。”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十分有效，叶剑英笑得越是轻松，护士的穿刺成功率也就越高，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好。保健组的医生们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先后发生过数十次肺部感染，其中有几次感染持续时间很长，病情十分严重，甚至是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共给他使用过十几种抗菌素，做过上千次静脉穿刺。这样的治疗之下，他两个肺部仅有支气管炎的表现，并没有达到机化的程度，这在医学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

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

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

这是叶剑英1977年11月在广州松园宾馆所作的一首自勉诗。其时全党正在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各项工作逐渐回到正轨上来，叶剑英的这首诗中，既有“会当再奋十年斗”的阔达壮志，又流露出对将来退休后“归读阴那梅水滨”的向往。

叶剑英对退休生活的向往，源自他对接续革命事业的年轻人的无限信心。

在20多年前所作的《西游杂咏》组诗中，叶剑英就有“引得春风度玉关，并非杨柳是青年。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的诗句，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一代千秋业”，革命的前辈先贤要“敢说”自己会被“后生”不断地超越，遵循新老交替的自然规律，让年轻同志挑起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担。

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

1979年以后，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全党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也已渐趋健全，革命的重担已由年富力强的同志接过挑在肩上，叶剑英便开始考虑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的问题：“我们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干些时间，多做些工作，但是年纪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书记处同志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因此他们要准备培养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我们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漫长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世世代代奋斗下去，传下去！……我相信书记处的同志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强于一代，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浪高于一浪，把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在讲话中更加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这次大会以后，将有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老同志勤勤恳恳奋斗几十年，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退下来的老同志思想不能退，要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晚年的历史，时时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叶剑英多次表明了自己“退位让贤”的愿望和决心，但是党和人民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依旧需要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将来坐镇。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言必信，行必果。”正如他在十二大上所讲的一样，叶剑英继续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1983年2月，叶剑英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任期将满，他致信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在六届人大选举中，向各选举单位建议，不再提名选我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再将我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这一请求收到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复信同意，信中还对叶剑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领导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拨乱反正、治国安邦、振兴经济、制定宪法和法律等重大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5年9月，叶剑英与63位老同志一起向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致函，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便让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卸下了他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等老同志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会上通过了《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信中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叶剑英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辉经历，并将叶剑英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殷切嘱托化为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

“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您可以相信，通过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将使党中央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能够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指挥部。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难缔造的事业，必定会得到更加辉煌的发展。”

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的病情开始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医护人员多方抢救，但是收效甚微。21日夜间，病情进一步恶化。

杨尚昆、王震、余秋里、杨得志等领导人闻讯连夜赶到病房探望。望着病床上陷入昏迷的老帅，大家心里十分酸楚。想要走上前和叶帅再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话都听不到了。老战友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也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甚至连一个手势、一个表情的变化都无力做出。最后，大家只是凝视着叶帅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容，向他默默地行礼。

22日凌晨1时16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帅星陨落，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群众以极其沉痛的心情，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为革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内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悼念叶剑英的诗文。国外的著名通讯社和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叶剑英一生的丰功伟绩。

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叶剑英同志的追悼大会。

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被人们压抑不住的沉痛心情所笼罩着，致哀的花圈摆满了会场四周。大厅进门处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同志永垂不朽！”叶剑英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会场正中，慈祥而威严地望着来与他告别的人们。鲜花翠柏丛中，叶剑英同志的遗体安卧在水晶棺内，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水晶棺两边，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着这位为人民奋斗了一生的开国元勋。

与叶剑英并肩奋斗多年的邓小平主持追悼大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回顾了叶剑英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革命转折关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赞扬了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叶剑英同志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实事求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他的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他谦虚谨慎，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又是一位诗人。他重视现代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叶剑英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

1987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了叶剑英灵骨安放仪式。陵园内的红花岗上，矗立着新落成的叶剑英同志纪念碑，叶剑英元帅的骨灰就安放在这座纪念碑之下。这位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儒将又回到了当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们身边，一起静静守护着自己用血肉之躯所换来的繁荣和平。

青灰色的纪念碑上，是叶剑英身着元帅服的浮雕胸像，胸像下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纪念碑前下方是一块长方形的红褐色卧碑，碑上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撰写的碑文：“叶剑英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由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漫长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上，在复杂斗争的转折关头，面临危难，无私无畏，表现了非凡的革命胆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盛德若愚，雄才经纶，谦虚谨慎，风范长存。‘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概括了他光辉的一生。”

阿姆生我最艰难

在叶剑英的卧室墙壁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幅母亲的遗像。照片两旁，是他为母亲亲手写下的挽联：“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

叶剑英一生与母亲聚少离多。自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到后来踏上革命道路，与母亲重逢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如此匆匆。不过只要一有机会，叶剑英都会想方设法与母亲团聚，为母亲尽孝。

1925年，身为东征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奉命任梅县县长。新官上任，他不仅忙于繁杂的军政事务，而且深入底层体察民情，所以只能挤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他把母亲接到县城，与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第二师师长张民达落水遇难，叶剑英不得不离乡返回部队。直到1927年冬，广州起义前才又回到母亲身边小住了几天。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和梅县到处搜捕叶剑英。他乔装成铁路工人潜入香港。刚到香港时，为了躲避国民党便衣特务的跟踪追捕，他经常变换住址，先是住在九龙油麻地，后又搬到香港新界。不久，母亲也在弟弟叶道英的陪同下，秘密转移到香港。为了照顾母亲，叶剑英全家搬到香港大埔墟一个住处安顿下来。但后来迫于形势，又几度搬迁，不得安宁。母亲看着他每天晚出早归、东躲西藏的，心里十分担忧。

1931年，叶剑英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在途经香港时，叶剑英与母亲匆匆相聚，心里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相见时难别亦难。好不容易盼回儿子的叶母，又面临着不知期限的离别，心里万般不舍。但是母亲了解儿子的理想，理解儿子的抱负，所以这一次通情达理的母亲并没有感情用事，还专门让小儿子叶道英到“东成”和“西就”两家衣店各买一套衣服送给哥哥，以示吉利。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母亲的诀别。

1944年，在日寇北犯韶关时，叶母病倒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叶剑英正远在延安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得知母亲的病情后，他十分担心。为了母亲的安全，叶剑英连忙给弟弟写信，希望弟弟赶快把母亲送回梅县老家。不料痼疾多年且年逾古稀的老人仙逝途中，终年七十三岁。母亲临去前还直呼叶剑英的名字，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叶剑英接到弟弟辗转传来的噩耗，悲痛万分。但由于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他无法回家奔丧，只能在异地他乡又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兄弟应该时刻怀念母亲的伟大母爱，并将伟大母爱发扬为爱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我为了悼念母亲，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使得能摸着胡子就想念着慈祥的母亲。”随后写下了两句诗：“尸骨抛沟曾逆料，阿姆生我最艰难。”

生逢战时的母亲，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辈子过着颠沛流离、饥寒困苦的日子，阅尽人世沧桑。还没有来得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却已不幸离开人世。忙于革命工作的叶剑英，一直以来都为没有给母亲尽到孝心而深感遗憾和愧疚，他把这份歉意化作了内心无限的憧憬与期待。正如他在最后一次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亲大人）您今年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我很抱憾。当您六十一寿辰、七十一寿辰时，儿子都未能为母亲祝寿，故希望您长命活下去。当您八十一岁寿辰的时候，新中国就诞生了，那时，我一定在您身边，为母亲祝寿……”

兄弟之情，如手如足

叶剑英的父母共生了8个孩子，其中4个孩子幼年就不幸夭折了。只有叶剑英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由于生活贫苦，叶剑英的两个妹妹叶才英、叶顺英很小就当了童养媳。而比他小9岁多的弟弟叶道英，后来因为父亲早逝，全靠哥哥拉扯长大。

还在家乡读书时，叶剑英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同进步学生一起，与封建官府作对，打潮勇、剪辫子、闹学潮，以此表示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满，这些行为对弟弟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一天晚上，叶剑英看见弟弟正在阅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便对他说：“朱柏庐的‘施慎勿念，受恩切莫忘’这两句话说得很好，应该成为我们做人的根本。”

日后不管身在何方，叶剑英对弟弟叶道英总是念念不忘。早年在云南讲武堂期间，尽管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仍然不忘给弟弟写信。他启迪弟弟练文习武，立志报国，对弟弟说：“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学问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

在哥哥的熏陶下，叶道英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并为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化装成铁路工人来到香港。为了掩护哥哥，叶道英和母亲也先后来到香港，几经艰险，在香港的绅耆马博伯家中住了下来。后来，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要离开香港经上海前往苏联学习。为了让哥哥在上海逗留时有一个安全的住处，叶道英就利用去上海政法大学念书的机会，在上海为哥哥安排住所。等到叶剑英去了苏联，叶道英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又回到了香港。1930年秋，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前夕，给弟弟写信要弟弟去上海接他，叶道英准时到达上海，把哥哥安全接回香港。不久，中央交通局派交通员卢伟良来到香港，将叶剑英专门护送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叶剑英再三叮嘱弟弟说：“家中尚有老母，子侄辈年幼，都要靠你养活，你要想办法找寻工作。”还特别告诫他，绝不能去做官，为虎作伥，荼毒人民；也不适宜做学校的校长，只可以做些财税部门一类的工作。

叶剑英去中央苏区后，苏区和上海的党中央经常派交通员来香港执行任务，由于叶道英家比较安全，所以来到香港他们都住在叶家。叶道英夫妇还经常帮助他们把从苏区带来的黄金白银换成港币，然后再用港币购买药品、食盐等物资。通过与这些共产党员的接触，叶道英对革命的形势有了更多了解，也深谙了很多革命道理。

西安事变爆发后，叶剑英受组织安排，随周恩来来到西安。在百忙中，他多次写信给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弟弟，嘱咐说：“当前国难当头，全国人民都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鼓励叶道英尽可能多做一些团结救亡的工作。

1944年夏天，叶道英的次子染患脑膜炎不幸夭折，不久叶母也去世了。1946年春，叶道英的一个女儿又不幸患结核病死亡。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叶道英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并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当叶剑英知道弟弟身染重病时，尽管公务十分繁杂，但他仍然记挂着给叶道英寄钱寄药，并写信嘱咐叶道英好好休养。在哥哥多方面的关怀下，叶道英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宽慰，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兄弟俩还经常互通书信或见面聊天，互相激励。一次，叶道英生病住进了医院，叶剑英亲自参加弟弟的会诊，手术前后，还特意为弟弟抄写了苏洵《族谱引》里的一段话：“吾父之子，今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情，如手如足，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三封信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是他的第二个孩子，1928年出生在香港，此后一直与父亲分隔两地，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她和父亲沟通交流的纽带就是那一封封“抵万金”的家书了，这也是她对父爱最深沉的记忆。叶楚梅曾说，父亲给她写过很多信，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全部都失散了，现在仅存着父亲1946年、1949年和1950年写给她的三封信，这些还是后来有关部门代转给她的。

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叶楚梅到东北民主联军当兵，让她经受战火的洗礼。叶楚梅从小在广东长大，初到东北，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练兵，非常艰苦。不久，为给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组织上决定送叶楚梅出国学习。于是，一向擅长古体诗写作的叶剑英，亲切地写了一首新体长诗激励女儿：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

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

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

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

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

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

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作绝望的抗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我们不是速胜论者。

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中铮铮。

父亲的信字里行间流露着深切的期望和嘱托。他为女儿赶上“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而高兴，告诫女儿不要做速胜论者，也不要做坐享其成的人，要做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鼓励女儿要为了理想和信仰不懈奋斗。这是一个久经沙场的革命家富于哲理的人生探索，也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浓浓深情。叶楚梅读了一遍又一遍，热血沸腾，满怀激情，心中充满了力量，坚定了她革命必胜的信念，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周围的同志们看了也很受鼓舞，当时正是胡宗南即将进攻陕北的前夕，许多人担心延安会被敌人占领。叶剑英的信使大家深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方。

1948年，在苏联学习的叶楚梅由于患肺结核病，住进了医院，但是她仍然坚持自学并参加考试。1949年4月，她将自己病情好转并已经出院返校的情况写信告诉父亲。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收到女儿的信后，十分欣慰。但由于他当时忙于北平的接管、建设工作，过了一个月到了5月27日才挤出时间给女儿回信。信中他舐犊情深，把对女儿的牵挂与惦念化作殷殷期待，教导女儿，要努力学习，把祖国建设成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

亲爱的梅儿：

收到你最近的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知道你养病已经恢复了健康，增加了体重一公斤，也增加了血，又在继续着你们的学习，我很高兴！

女儿：爸爸很对不起你，你来很多信，都没有答复。我知道远处在遥远的虽然是很自由的国家里，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的胜利的狂风，吹到了远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女儿：我考虑过，也和哥哥商量过，主张你学农业。因为现在才开始学医，时间太长，恐学不好。不过这仅仅是提供参考的意见而已。不过我另一种想法，不管学哪一门科学，首先要把俄文学个精通，那么，虽然在学校里没有学得很完全，出校以后，仍可自己继续研究的。

我在北平学习市政，跳下水去学泅水，时间还很短，学得还不多，我拟努力的学习下去。这也是一件不很容易的科学。

我写这封信时，正值刘宁一同志等快要出国，拿护照来签字的时候，匆匆写一封信，托宁一同志带给你。此时妞妞上学未回来，因此，你的妹妹就没有写信给你了。下次再给你寄信。

祝你

健康、进步！

你的爸爸

27./Ⅴ.1949.北平

后因革命需要，叶剑英被调往华南工作。1950年，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那儿收到女儿叶楚梅从苏联辗转而来的信。得知女儿在异国学习勤奋、生活顺利，叶剑英便又抽时间于9月22日给女儿写了回信，指导女儿学习的目的和做人的目的，不断给女儿新的鼓励与鞭策。

梅儿：

从李伯伯（即李克农）处转来的信及像片均收到。返穗后，同志送给我一架照相机，特托李伯伯送给你。如需别的亦可来信。

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

祝你健康和进步！

爸爸

22./Ⅸ.1950.广州

一言一语的刚正，字字珠玑的提醒，是叶剑英内心深处对孩子最虔诚的祝福。在追思父亲时，叶楚梅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使我确立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老人家是我的父亲，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人……”

凌子眼中的父亲

凌子原名叶向真，1941年生于延安，是叶剑英的第四个孩子。叶剑英漫长的一生，历经历史的风云变幻、革命的惊涛险浪，但让女儿凌子记忆最深刻的，倒不是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非凡事件，而是父亲深沉的喜怒哀乐之情、对自己严厉教导之时以及一些充满喜剧性的生活细节。

在凌子的印象里，父亲平常在家话不太多，一般也很难见到他的情绪溢于言表。但20世纪60年代初，在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面对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父亲却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当时的叶剑英正在创建和领导军事科学院，他始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头。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困难，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绞尽脑汁，还特意组织人员到外地打黄羊，搞豆子，想方设法保证大家渡过难关。而他自己却过着缩衣节食、艰苦朴素的生活。

那时候凌子在大学读书，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叶剑英看见女儿面孔苍白浮肿，什么话也没说。一天，下午没课，凌子回家和父亲共进午餐。桌上的菜很简单，但是对很久都吃不好的凌子来说，已经算是大餐了。于是，她迫不及待地端起饭碗大口吃起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父亲根本没动筷子，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神情望着她。

“爸，您怎么不吃呀？您不舒服吗？……”

“女儿，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上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他不是别人哟，连他都不肯吃肉了……我们怎么吃得下去？”叶剑英的眼圈顿时红了，声音颤抖着，表情痛楚而忧伤。

凌子看着父亲，心里说不出地难过。她知道自己无法排解父亲沉重的心情，因为此时父亲心里想着的是暂时困难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痛苦。饭桌上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读大学期间，每逢周末，凌子都要坐公交车回家。由于路程较远，她需要换三次车，大概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北京西郊的家里。常常早上从学校出发，回到家里只能吃顿午饭就要赶回学校。

有一次，天气十分炎热，凌子冒着酷暑从学校回家，怎么也挤不上公交车，在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才到家，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回家就发牢骚，抱怨父亲不派车接自己，叶剑英一听就火了，严厉批评道：“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交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父亲的训导，让凌子深受教育。此后，她总是谨记父亲“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

凌子说，父亲对自己不懂的事情都怀有很强的好奇心，对新鲜事物也从来不抱有偏见，总是乐于观察、尝试、实践。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冬天，凌子的鼻子过敏，叶剑英以为是鼻窦炎。有一次他从广东回北京时，刚好听说有一种草可以治疗鼻窦炎，于是专门跑到地里挖了两花盆鹅不食草的小秧子，并不远千里小心翼翼地给女儿捧回药方，之后还亲自操作为女儿治病。为了不辜负父亲的美意，凌子接受了父亲的治疗，但一连数日，凌子鼻涕眼泪齐流，喷嚏、咳嗽不断。尽管如此，叶剑英对待事物的态度还是让女儿凌子十分欣赏。至今凌子还深深记得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地方，要学会自己去摸索。”

叶剑英去世后，凌子在回忆可爱的父亲时，深情地写下了对父亲的思念：“他珍惜他的女儿，竭尽全力；我也珍惜我的父亲，一片真心。”

女儿文珊的一段回忆

叶文珊是叶剑英最小的一个孩子。每年秋天，当枫叶随风飘落之时，她都会格外地思念父亲，因为父亲生前最喜爱枫叶。手捧一片红枫，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文珊不禁又想起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父亲患难与共的日子。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叶剑英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行动受到限制，曾经一度不准看文件，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界来往，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虽然一再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半打倒”状态，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而他总是心胸开阔，坦然处之，坚持斗争。

1967年，文珊十七岁的时候，她的几个哥哥、姐姐、姐夫们一共7个人，被横加罪名关进了监狱，甚至连家中的保姆也被抓了进去。叶剑英为了保护文珊，把她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那里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后，很生气地说：“叶剑英的女儿怎么能守总机呢？在这样的机密部门工作，走漏消息了怎么办？要把她抓起来。”她被迫离开了北京，在傅崇碧的保护下，去了福建。

离开父亲后，书信就成了唯一的联系方式。文珊十分担心父亲的生活和健康，经常写信慰问。为了不让她担忧，叶剑英在给女儿的信中回复道：“信中问到二号楼，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

原先红枫翠柏的二号楼，如今依旧郁郁葱葱。院子里梧桐树、枫树、桃树、柿子树、李子树、樱桃树……各种各样的果树、花草竞相生长。果子成熟的时候，叶剑英总是会亲自跟工作人员分享收获的喜悦。他把自己比作古庙里的和尚，整日在“书丛”里读书学习，修身养性。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他始终泰然处之。叶剑英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消除了女儿的忧虑，这种临危不惧、笑对艰难的心态，极大地宽慰了女儿的关切之心，也让文珊学习到父亲大智若愚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文珊在福建当兵时，聊以慰藉的就是父亲的一封封家书，信中叶剑英经常开导她、教育她，和她聊成长、话家常，时刻关注女儿微小的进步，其中写道：“来信，字儿写的仔细，不像以前鸽蛋大了，也照着格子写，一行行地像个读书人，谈谈工作，谈谈学习，也亮出思想，总的说近一二年大有进步，进入了社会，懂得点人生，爸爸高兴你的成长。”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

1970年，叶剑英奉毛主席、周总理之命，开展批陈整风，来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材料。分别3年的父女再次相见。叶剑英得知女儿当了班长后，告诫女儿：“主席说过，‘我们要学会当班长’，当好班长可不容易，言传身教，都不得马虎！做大官，懒点错点，不见得马上就挨揍，当班长，领导与被领导，天天面对面，白天出了差错，晚上就挨批评，你的尾巴要夹得紧紧的，向连长报告时，两腿拖得重重的，这些都是锻炼人的好条件。”

1974年，文珊被下放到福建一个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临走时，叶剑英为自己连累了女儿，十分难过。他要求女儿正确认识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劳动是推进了迈进的动力”，“只要认真去劳动、体验、锻炼，不仅增加生产知识，主要是认识劳动怎样改造了人，认清创造世界是要多少真正能劳动，包括战争的劳动的战士，与自然斗争，与反革命斗争，认清了就会自觉地刻苦地去寻找思想的武器”。他也用赤胆忠诚的一片丹心鼓舞女儿，“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人的班来吧！你的聪明、正义，完全可以做到的。”

为了怀念父亲，文珊在《无字的枫叶》一文中写道：“爸爸的每封信都写得那样亲切，那样深情，那样隽永。我从爸爸的信里吸取了无限的力量……”

叶剑英故里简介

叶剑英纪念园坐落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虎形村，是梅州市实施“文化梅州”发展战略，打造“世界客都·文化梅州”品牌，铸造文化精品建设的一项重点文化工程，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叶剑英纪念园是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叶剑英故居和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原有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整合、扩充、配套和完善而扩建的，2005年奠基，历时3年，于2007年5月13日正式开园。规划占地面积482亩，分为纪念景区、人文秀区、生态林区和旅游休闲服务区。在设计理念上致力于体现梅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文化底蕴，展示“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历史风貌，以浓厚的客家文化气息，衬托、突出表现叶剑英的丰功伟绩、伟大思想及崇高风范，是集展示、传播、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公园型景区。

纪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年参观人数约150万人次，先后接待了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李岚清、尉健行、李长春、李铁映、邹家华、张德江、贺国强、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杨尚昆、王震、乔石、谢非、陈丕显、耿飚、李德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叶帅精神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纪念园主入口广场前端的墨绿色碑石上，镌刻着中共中央于1987年为叶剑英撰写的墓志铭，正面镶嵌“叶剑英纪念园”几个大字。中央水池中，矗立柱式汉白玉方碑，分别镶嵌着叶剑英在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时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北面是陈毅元帅题写毛泽东对叶剑英评价的手迹：“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广场设计以庄重、简洁的手法，表现叶剑英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广场四周是仿客家建筑形制的围墙和夯土塔楼，敦厚粗犷的夯土材质，给人以朴实坚固的印象。

进入园区，可看见一座庄重典雅的牌坊，牌坊正面横额刻“盛德若愚”（隶书），背面刻“风范长存”（篆书）。正面长联“剑气凌云精忠社稷叱咤风云铁马啸，英才盖世满腹经纶匡扶政局国基安”，赞扬叶剑英在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从牌坊往前走，左边是“少怀壮志”景观，以一组叶剑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浮雕墙为主，竹林、古树、水池相衬，生机勃发而不失清幽。向前远眺，湖面碧波潋滟，锦鳞争先，荷花摇曳，青草幽幽，可见一桥连通南北，南边有灰墙青瓦的古屋，有参天虬劲的古树，北边有宽阔的广场，有恢宏的纪念馆。在这里，青山与绿水相映，传统与现代相融，清幽庄重，典雅大气。

旁边的福智堂是叶帅少年时居住之地，以叶剑英祖父叶福智的名字命名。福智堂是客家特有的殿堂式民居，结构为两横二进式，属于客家人比较少有的私家别院。叶帅年少时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时，其四个在南洋谋生的伯父寄钱回来，由其父叶钻祥主持修建，后全家均搬此居住。

在福智堂旁边，有一棵苍翠的榕树和一口古井，曾经是附近村民挑水农作的地方。据村中老人介绍，这口井即使是在天旱时期，也不曾断过水，水位常年不变。小时候的叶剑英白天帮助父母喂猪，卖“仙人粄”，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晚上就在这棵大榕树下听大人们谈今论古。在这里他听过《三国演义》、《西游记》、“岳母刺字”等故事，也听过“长毛造反”的民间传说和孙中山革命的消息。小小的叶剑英慢慢知道“红顶子”“洋鬼子”不是好人，和小伙伴们玩“打洋鬼子”的游戏，他更是这种游戏的小首领。“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这些故事和游戏，是叶剑英爱国思想初步形成和民族意识初步觉醒的启蒙，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棵大榕树下，可以说是少年叶剑英的另一个人生“大课堂”。后来回到家乡，他还和儿女们说起这段儿时的趣事，语气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为此，他的儿子叶选宁将军在1994年的时候还特地题词“榕树古井”。

走过景观桥，便是叶剑英纪念园的核心建筑——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在纪念馆旁边有个车库。车库里现存两部叶帅曾用车：一部德国奔驰，是叶帅平时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工作专用车，追随叶帅大半生；另一部国产中巴车，是1980年叶帅回家乡梅州视察时所用。为了工作需要，中巴车上特地设有办公桌椅，供叶帅与下属使用。“中巴车办公”这一做法，是由叶剑英元帅首开先河。

馆前安放的是叶剑英坐姿铜像，叶剑英手拿草帽，坐在石头上，面带微笑，亲切慈祥。也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叶剑英戎马一生，他的铜像为什么不是高大威猛的？”其实，正如乔石同志所说：“铜像不一定要很高。在人民的心目中，重要的不在于塑像的高大，而在于一个人的品格高尚。”

一、叶剑英纪念馆

叶剑英元帅纪念馆是叶剑英纪念园的核心景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博物馆协会团体成员。新馆于2007年建成并对外开放，馆名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

叶剑英元帅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安静舒缓地偎依在虎形山前，如孝子伏于父母膝下。因适应地形所做的造型转折，隐喻叶剑英充满转折的一生。整个建筑又如同黄土地里茁壮而起的丰碑，标志着叶剑英伟大光辉的一生。同时，纪念馆的外墙装饰采用干挂黄砂岩的现代建筑手法，粗糙厚重的夯土材料和轻盈的玻璃与钢对比，象征叶剑英儒雅细腻和刚劲雄浑并存的性格特点。

叶剑英元帅纪念馆规模宏大，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纪念馆中设施齐全，馆藏共计1162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1件，二级文物7件，叶剑英生前学习、生活、工作时的生活用品、用具和革命文物，有关叶剑英的书籍和照片，展现客家文化的文物共4832件，有关革命史、博物馆管理等方面的书籍、杂志、音像藏品共6770件。专设文物库房和精品库房，保证库房内恒温恒湿，设立文物数据库，纪念馆文物保护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藏品已形成完整体系。

纪念馆内主题展览是叶剑英生平事迹陈列，用翔实的图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叶剑英为国为民所做的重大贡献，表现叶剑英的崇高风范。

展览由序厅和四个展厅组成，展厅面积为2400多平方米，展线长320米；厅内共有照片600多幅，珍贵文献144份，实物近百件，艺术创作品13件，场景5处，视频8段。展览分九个章节，以编年体与小专题相结合的形式，运用雕塑、绘画与声、光、电科技手法，在对叶剑英的生平进行客观、真实介绍的同时，着重表现叶剑英在几个革命危难时刻的伟大贡献，充分向世人展现叶剑英伟大光辉的一生。

走进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纪念馆的序厅。序厅正中矗立着叶剑英手拄拐杖的全身铜像。铜像为叶剑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候的形象。铜像身后是大型油画，画中内容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壶口瀑布，寓意着叶剑英在惊涛骇浪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为党、为国家以及为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

序厅左手边是第一展厅，内分为“梅县学子，投身革命”“起义立功，创建红军”“获取密电，救党救军”三大板块，讲述叶剑英少年时期从寻找革命道路到投身革命，再到为革命立功的事迹。第二展厅陈列的是叶剑英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分为“运筹帷幄，抗战驱寇”“驰骋华北，辉映华南”两大板块。第三、第四展厅是叶剑英调回中央军委工作之后的生平事迹展，总共有“建设军队，推动三化”“抗击逆流，扭转乾坤”“倡导改革，强国富民”“风范千秋，激励后人”四大板块。

在叶剑英元帅纪念馆二楼还增设“行廉志洁——叶剑英廉洁奉公专题展厅”，展厅以叶剑英诗句“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中的“行廉志洁”为主题，选取他从早年参加革命到长征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廉政思想、故事片段、诗词和各界对叶剑英廉洁作风的题词、书画作品及有关纪念文章等为内容。展厅分三大展陈板块，运用图文、视频、书法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叶剑英行廉志洁的精神风范，旨在让人们领略伟人风采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提升叶剑英纪念园红色爱国廉政教育内涵，引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勤政，为梅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在坚守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叶剑英纪念园组建叶剑英生平事迹宣讲团，把流动纪念馆送进了机关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企业，主动向外宣讲叶帅的光辉事迹，弘扬叶帅精神，不断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影响力。

二、叶剑英故居

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地区，几乎家家与山水相依，这是在客家人特有的山居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叶帅故居是传统的客家民居的结构，建于清末，坐东北向西南，前临莲塘，背靠虎形山，地势优越，风景如画。

叶帅故居是利用山坡环境建造的，它前低后高，便于采光、通风、排水，前面的半月形莲塘，可积水防火，后有风围林，可护坡防险。故居前的这口大莲塘，既是叶家人生息之地，也是叶剑英幼时劳作嬉戏之地。夏天有藕时，叶剑英常和小伙伴一起挖藕；在读书闲暇之余，在干活热了、累了时，他就跳进大莲塘中戏水。他身手敏捷，水性极好，在水中潇洒的动作，常常惹来行人赞叹。

叶帅故居系叶氏俊贤公祠的右侧二横杂屋，单门楼式建筑，泥土石灰混合结构。故居中间有个天井，在典型的客家民居中，天井占有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户内的室外活动空间，又是厅堂采光、通风的来源，也是地面排水、晾晒衣服、院内绿化和家禽饲养的地方。天井两边是卧室和厨房，一个上厅，一个侧厅，共有十五间房，其中四间为叶剑英家所有。

进入故居，右侧第一间是叶帅他们家的厨房，第二间是父母亲的卧室，1897年4月28日，叶帅就诞生在这个房间。

卧室右墙上挂着的是叶帅父母的遗像。说起来叶帅的母亲陈秀云对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母亲的言谈举止可算得上是他小时候无字的教科书了。客家妇女以勤劳、能干、简朴著称，陈秀云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妇女，她用勤俭美德教导着叶帅。叶帅常跟着父母亲劳动，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能吃苦的习惯。

卧室中还摆放着他小时候读书、写字用的小方桌。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上学已是不易，买不起更多的书。但是叶帅勤奋好学，经常向老师借书。借书的同学很多，所以叶帅十分珍惜看书的机会，经常晚上挑灯夜读，看完后尽快还给老师。这些书，是他学习知识、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也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这张小方桌陪伴了叶帅无数个读书的夜晚。1980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叶帅最后一次回到梅县老家时，看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用的小桌子还在，勾起儿时的回忆，感慨万千，吟出动人诗句：“八十三年一瞬驰，木窗灯盏忆儿痴。人生百岁半九十，万丈霞光值暮时。”这首《回梅县老家》不仅表达了叶帅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而且引用“行万里而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乃如此”，反其意而行，表达了乐观向上的情怀，体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

上厅靠近山坡，就算在是炎热的夏天，也丝毫不会感受暑气，反而有丝丝凉爽。我们也可以由此感受到客家民居在选址、设计、建造方面的智慧。墙上挂着叶帅父亲和四位伯父的照片，还有叶帅最后一次回乡的资料图片。叶帅当时就是在上厅宴请乡亲们，吃的是传统的家乡菜：梅菜扣肉、酿豆腐、炒番薯叶等。

故居左侧后角二间分别是叶帅少年时代的卧室及书房。

叶帅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他少年时期的半身照片，墙角摆有由两张木凳加木板的铺板床，棉被和枕头整齐叠放着，还有一个老式柜子。叶帅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在青瓦白墙的房屋中，父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客家文化的熏陶，培养出了叶帅孝顺父母、不断进取的优良传统和精诚团结、怀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叶帅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什么职位，都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心系群众，为群众谋福祉。

20世纪70年代初，当地政府拨出专款，对叶剑英故居进行修缮，真正做到了“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貌。1987年故居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1989年6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归属纪念馆管理。1992年8月，经梅县人民政府批准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01年6月，由国务院宣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1989年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建立以来，纪念馆先后征集了一批叶剑英家族使用过的家具、农具和他父亲当年在松南做小生意时的石磨、米斗、风车以及叶剑英小时候读书、写字的小方桌等50件珍贵文物，供游客参观。故居房间内保存的农具、家具，具体真实地展现过去的生活原貌，有利于人们深入了解叶剑英元帅少年时期的生活轨迹。

叶剑英故居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注重与周边的环境相结合。附近的客家自然村落，如客家民居、田园风光等保护得很好。

叶帅故居所在的虎形村现有俊贤公祠、清慎公祠、福智堂、菊庐、怀德堂、务本堂等十余座保留客家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特别是俊贤公祠和清慎公祠均为雁洋叶氏开基祖祠堂，建于明代，殿堂伟岸，庄严巍峨，是客家人慎终追远、怀念先祖的地方。而且村中保留了大小湖、塘近十个，按传统说法，这些池塘为虎形村风水中的“聚财之眼”。园内花木种类繁多，绿树成荫，与虎形山上郁郁葱葱的植被相得益彰。这些村落原貌的保留，浓厚村落生活氛围的营造和良好绿色生态环境的创造，体现了客家村落风情，能使游客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人，也是展示客家风情、领略客家人“山居稻作文化”的最佳场所。

（叶剑英纪念园供稿）

后记

《叶剑英风采》由麻伯颜任主编。编写组成员有麻伯颜、翟佳琪、李平、牛丽君、桑月鹏、王艺霖。姜淑萍审看了全部书稿。

叶剑英纪念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