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的故事大纲，可在张爱玲1980年9月的这封信中看到：“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曹禺编写《艳阳天》影片时，非常重视李丽华的旗袍料，天天跟她去选购衣料。我想写他这次来美，使他想起战后自内地来沪，一次影片公司大请客，气氛与心境有相同之点--大受欢迎，同时有点自卫性。当时上海新出了杨绛、师陀等剧作家，他的名作都在战前，有些书评家认为他derivative（欠原创性），太像O‘Neill（Eugene O’Neill，尤金·欧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在美国，夏志清等或多或少的属于这一类。他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威胁，而经过中共治下的封笔，浪头都结成了冰河，倒保全了他的盛名。也许题作‘谢（竹）幕’。他当主角在台上忽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上海的几个名坤伶那天宴会都在座，他因为有点迷上了李丽华，没大注意李玉茹。我一时也不会写，先跟你们讲讲，免得又出乱子。当然也不完全是讽刺。”
之后我父亲回信，立即分析曹禺在“文革”前后跌宕起伏的经历，还告诉张爱玲一些轶事：“我直觉这篇文章仍可以写，例如他到美国讲学，到后来实在讲不出来，只好当场表演‘坐飞机’（红卫兵的一种刑罚），才令人啼笑皆非。加上记忆坏，耳朵不灵，得罪了不少人，於梨华同他见过面，他却视而不见。拼命complain（发牢骚）。我想国内没有退休的自由，静默的自由方是他的致命伤！‘谢幕’名极好，干脆实指也无所谓，当然不能称呼他为曹禺，就说他在美国表演‘坐飞机’下不了台，幕就落了都可以。”
张爱玲很快回信说：“关于曹禺的故事，想写他在柏克莱遇见一个fan（粉丝），略有点像李丽华，也有点像李玉茹。午夜深谈，她因为他三十年没能写东西替他伤心，他慨然说：‘只要国家强，人民生活得好一点，牺牲我这点艺术生命算什么？’”
但几年过去，小说依然没有下文。1985年，张爱玲希望写好《谢幕》，把它放进《续集》，又说：“如果等着它出书，越急越是没有。我总尽可能不给自己加压力。”
1988年，我父亲见张爱玲毫无动静，便去信说：“我在翻阅你的旧信，其中有一段讲起你想写《谢幕》，描写曹禺来美后的心理和窘态。这题目很好，构思也好。”随即建议张爱玲把曹禺与另一名剧作家吴祖光合二为一，再加油加酱，“免得读者一看就知是一个名人的caricature（卡通化描写），thinly disguised（只稍作掩饰），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最后张爱玲也没有写，原因从她1988年这封信里可以猜到：“《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派对），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加州大学）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我母亲曾说过，张爱玲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在动笔之前，总要再三思考，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才着手描写”。既然对曹禺不熟悉，她便干脆不写。
我想，张爱玲也许汲取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教训，所以对这类题材特别谨慎。那篇小说，她借用罗潜之这角色来写傅雷，但为了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把故事写坏了。当然，她也可以明目张胆来写曹禺，像1979年陈若曦用讽刺手法写《城里城外》一样。跟她写曹禺的故事背景很相似，当时钱锺书访美，到了斯坦福大学，陈若曦见过他，不久便写了一个短篇《城里城外》来讽刺钱锺书。但这短篇获得的评价不高，更有人说陈若曦“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对此张爱玲或有所闻，大概觉得明写不是，暗写也不是，唯有放弃。
《爱憎表》
1937年，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学校年刊《凤藻》刊登了一张调查表，由当年的毕业生填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等。张爱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在“最喜欢吃”的栏目里，她填的是“叉烧炒饭”；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的是“我又忘啦！”；拿手好戏是绘画。到1990年，张爱玲在信中跟我父亲提到这张调查表时，称它为“爱憎表”。
这“爱憎表”没有收入张爱玲的文集，也没多少人看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一位热心人陈子善发掘出来发表。当时张爱玲在编《对照记》，本打算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当作附录，称为《填过一张爱憎表》，又简称《爱憎表》。按照她1991年给我父亲的信中所言，这篇《爱憎表》应该是“轻松的散文体裁”，可惜她没有写完。现在我家里有这长文的手稿，很不完整，明显只是草稿，所以我也不准备发表。
1990年，张爱玲来信对我父亲说：“《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普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若不是张爱玲亲自解说，真的很难想象她喜欢爱德华八世会跟她母亲有关！但问题是，即使知道辛普森夫人跟她母亲一样是离婚妇，而爱德华八世又为了辛普森夫人而放弃皇位，我们依然不太肯定张爱玲为什么就一定要喜欢爱德华八世，中间的逻辑有些留白了。我自己猜，她母亲是离婚妇，所以她对所有离婚妇都分外同情，但一般男人却认为离婚妇只是“二手货”，看不起她们，偏偏爱德华八世却为了别人看不起的货色，而放弃大家都觉得最宝贵的江山，应该就是这种强烈的爱憎吸引了张爱玲吧。
无论如何，“爱憎表”已透露了她对某些大情大性的人物一向都十分仰慕，这也许解释了她当初写《少帅》的原因。在张爱玲眼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似乎将浪漫爱情看得比国家大事都更重要，所以《少帅》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延续着她投射在爱德华八世身上的少女幻想。
《美男子》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爱玲曾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美男子》，更与我父亲二人往来了八封信，商讨其中一些情节，情况就如当年的《色，戒》，只是这次并没写成。
关于《美男子》，张爱玲有一个大纲：一对由台湾去美国的山东夫妇，他们在加州大学读工商管理，毕业后在商行工作，但是觉得为人打工没有前途，最终在洛杉矶开了一间超级市场，生意相当好。这是背景，主线是什么呢？据张爱玲说，“美男子被许多做明星梦来LA（洛杉矶）的少女看中，小说写他离婚经过与离后情形”。我想，“美男子”这题目应该有双重意思，像《色，戒》（Spy Ring）都是一语双关，既指间谍圈也指间谍的戒指，“美男子”既指在美国的男子，也可以指俊美的男子-否则又怎会被许多少女看中呢？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张爱玲心目中的美男是什么样子的呢？《小团圆》中的九莉对燕山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而书中对燕山的形容是“瘦长，森冷的大眼睛，高鼻子”。照一般说法，燕山的原型就是桑弧，真是这样吗？符立中曾指出，桑弧“肤色深，除却两道浓眉，相貌平常”，而孤岛时期最红的男星刘琼则英俊得多。刘琼外号“中国的葛雷哥莱毕克”（即格利高里·派克），个头高高，且肤色白皙、五官深邃，跟燕山的外形更吻合，所以符立中认为燕山是刘琼才对。我自己则相信，燕山只是一个合体，外形可能根据刘琼，与女角的关系则根据桑弧，再加一点虚构，像《色，戒》中的王佳芝，只是张爱玲根据不同素材合成出来的角色而已。
再说说《美男子》，那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没有说。我偶然在张爱玲的遗物中找到一本《皇冠》杂志，1974年11月总号249第42卷第3期，其中第58页有人放了一张小纸头。那页是一篇励志散文《奋斗求存》，作者钱歌川，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对中国夫妇博士，找不到工作，索性放弃谋事的企图，到华埠去开了一间商店，倒也生意兴隆，在学术战中虽告失败，而在商业战中却成功了。”应该就是这段文字，启发了张爱玲写《美男子》。
巧合的是，我70年代在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美男子”。我表姐有个朋友，研究固态物理学，因为得不到大学终身教职，便转行买了三间快餐店的经营权，想不到竟发达了。那快餐店叫麦当劳，当初还没有什么名堂。可见这类故事很普遍。我怀疑张爱玲也可能在杂货店认识这样的人，但跟他们不是很熟，对工商管理也不在行，所以没信心去写。
结果我父亲去信，给她讲解了工商管理的性质，还列举了50年代他姐姐的事：“50年代我姐姐和姐夫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型杂货店，苦不堪言，因为用不起工人，人力劳动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用说别的，把一纸箱牛奶或咖啡从门外搬到架子上去就要你好看。做了几个月，勉强把自己的膳宿赚出来，后来以贱价让掉了。”张爱玲得到启发，便自己凭想象补充细节。我父亲更不断鼓励张爱玲：“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会有一高潮，因为题目通俗而讨好，可以在《皇冠》和联副（《联合报》副刊）同时刊出，必可轰动。”又说：“《美男子》值得写，慢慢来好了，不必性急，到了我们这age group（年龄组别），一切都要慢半拍。”
这是1990年的事，也许他们太慢，已经来不及写了。
宋淇对张爱玲的文学影响
如果说我父亲对张爱玲的创作真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他担任了两个角色，一是协助者或顾问，为张爱玲提供参考资料，如有关郑和的小册子、《美男子》的工商管理常识等，也会评论她手稿的写作优劣。他们中间也会一起“度桥”，构思故事，但除了《色，戒》，我父亲很少会参与得那么多。张爱玲在美国用英文写的《雷峰塔》《易经》就跟我父亲没什么关系。即使写电影剧本，也是张爱玲自己选择的，她寄一个大纲来，问我父亲好不好，如果行，那么就开始写。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父亲的另一角色，可说是编辑或经纪人，想保障她的权益，也时时想给她曝光的机会。例如外面有些人“出土”了张爱玲的旧作，我父亲便觉得要帮张爱玲的作品结集，保护她的版权。文集编好，他会催促张爱玲写序，例如《续集》的那篇序，张爱玲因为不断搬迁而写不出来，结果我父亲便替她写，让书顺利出版。至于他自己写的《私语张爱玲》，当然也是旨在推广张爱玲，希望读者不会忘记她。
张爱玲的作品，好的当然要归功于作者，坏的也是她的责任。我现在讲我父亲对她的影响，不是想标榜他成什么军师，因为他向来为人低调，根本不会希罕这类虚名，换了是他，一定是只字不提的。但我应该为了避嫌而抹杀他吗？你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我只是觉得，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一个“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
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后，有两种明显的意见。一方面有人说此书揭露了张爱玲在美国生活窘迫的细节，侵犯了她的隐私。有读者说：“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另一方面有人说此书对“张学”研究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夏志清解释他出版张爱玲信件，是“为了说出真相”，而事实真相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不是一两个网民不管有理没理，只坚持说“反正我知道张爱玲就是这样”就够的。
什么是“张学”研究？这个专题当然包括学术论文。曾经有人搜索过大学论文资料库，结果找到五千五百多篇有关张爱玲的论文，数量仅次于鲁迅。“张学”也包括其他在学术期刊、书籍、杂志、报纸、网络刊登的报告与文章。当然不可能篇篇研究论文都是真知灼见。例如一位大学教授在香港开了一个讲座，报告她看了张爱玲1966年、1968年和1994年的照片后，确定张爱玲晚年在眼袋处做过整容手术。这种学术研究题目不见得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
但有一些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研究的结论可以影响对一些作品的评价，甚至对作者终身成就的评价。我现在要仔细地讨论两本书：《秧歌》与《赤地之恋》。因为对它们的评价已影响到对张爱玲的总体评价。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段材料，据说是摘自某大学的教材：“张爱玲于1952年移居香港并供职于香港美国新闻处。这期间她为《今日世界》杂志写的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在艺术上也被认为是‘坏作品’；其艺术上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景，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换言之，这一代学子就被灌输了这种文艺价值观。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这一段文字里面有些是客观事实，如“供职于香港美国新闻处”。有些则是主观意见，如“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前者可以核实，如参考历史文献，或当事人的回忆，其中当然包括作者与他人的来往信件或面谈。后者则是见仁见智。我会梳理一些已经公开的资料，并首次揭露一些新资料，如张爱玲本人对事件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