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对于我太复杂，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你会放下你最热爱的心灵事业——文学，去做另一件不期而遇又非做不可的事吗？而且为了它，你竟用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多年的时光？
我究竟是怎样想的，并做出这种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决定？
我说过，如果要回答它，至少需要用一本书。
现在我就来写这本书。当然，首先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一本记录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我说过，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从无可选择到不能逃避，我是从一种情感化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心安理得。从宿命的角度看，我的“悲剧”命中注定。为此，我写这本书时，心态平和从容，只想留下我和我这代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文化的命运，沉重的压力，以及我们的付出、得失、思考、理想、忧患与无奈。但是这毕竟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遇。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此前与此后的文化景象都已经大相径庭了。为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不想回避历史文明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困惑以及社会的症结。如果我们不去直面这段文化的历程，就仍然愚钝和无知。只要我们写这历史，就一定让它在镜子里呈现。
在我的“记述人生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的写作中，《漩涡里》是最后的一本。写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自己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型”——从绘画跳到文学，再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其缘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为时代所迫。
我最初有志于丹青，之所以拿起笔写作，完全是由于时代的地覆天翻、大悲大喜的骤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命运的驱使》，我说要用文学的笔记下我们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这便从画坛跨入了文坛。后来，则是由于文化本身遭受重创，文明遗存风雨飘摇，使我不能不“伸以援手”，随即撇开文学投入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
可是，我这两次“转型”果真是受时代所迫、是被动的吗？还是主动把自己放在时代的重压之下？
反正近二十年，我身在时代最为焦灼的一个漩涡里。
我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给了纯粹的自己；我幸运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我顽强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管或成或败，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为此，在现实中我没有实现的，我要在书中呈现。这也是写作的意义。
戊戌元月初一开笔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