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冯骥才
2016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