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定风波》
这首词描写一位歌伎与恋人分别之后的相思之情。春回大地、万紫千红之时，这位妓女却见“绿”而心情惨淡，见“红”而频添忧愁。一直到红日高照、燕舞莺歌之际，她依然拥衾高卧。如此的面黄肌瘦，懒于妆扮，都是因为“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下片写歌伎内心的悔恨之情和对自我构筑的美好生活。与两人的相亲相爱相聚比较，利禄功名都不在话下。堕入情网的歌伎又有什么更多的愿望或幻想呢？难道还能真的盼望“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吗？现实一点，只求“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也就足够了。柳永对歌伎内心的这种理解比较独特，它与“丈夫志四方”的男子或具有“停机德”的闺中贤妇截然不同。在古代社会，一个妓女为了情爱，幻想能把所喜欢的人锁在家里，这无疑也是带有叛逆色彩的。这里所抒写的应该是柳永因仕途失意所发的牢骚。
翻开宋词，描写歌伎的篇章比比皆是。“词为艳科”，唐宋词的题材集中在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旧的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各种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发生浓厚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娱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曼声细唱，莺娇燕柔。这种新的音乐，被称之为“燕乐”。“燕”，通假“宴”，即“宴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门流行于酒宴之间的音乐。词就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词。那么，在这样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让歌伎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样内容的歌曲呢？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谐调的，是大煞风景的。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伎们装做出娇媚慵懒的情态，那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歌楼的兴盛，带来了宋词创作的繁荣；宋词所抒写的绝大多数恋情，都与歌伎舞女相关。如“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晏殊《山亭柳·赠歌者》）“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欧阳修《诉衷情》）“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周邦彦《风流子》）脍炙人口的诗篇，举不胜举。
歌伎或娼妓的出现，要追溯到先秦时期。自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男权时代，女子依附于人，娼妓职业随之出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与祭祀鬼神相关的“巫娼”，《尚书》中有一定的文献记载（详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岳麓书社1998年9月版）。西周以来，关于娼妓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战国以后，娼妓行业的发展走向兴盛。代代相传，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唐宋时期，与流行于酒宴间的新兴音乐“燕乐”相结合，歌儿舞女大量涌现。或者说，能歌善舞成为当时娼妓谋生的必要手段。
宋代享乐之风盛行。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吸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旁落的经验教训，努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拒绝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压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鼓励他们家庭多养“歌儿舞女”，纵情享受。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仅就官俸而言，据考证，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生活环境的优越，就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足够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
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据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记载：宋真宗认为天下太平，时常劝大臣养歌伎来自我娱乐。当时的宰相王曾生活比较简朴，家里不养歌儿舞女，真宗就责令内廷宦官限期为王曾购买女人，甚至在官场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邵氏闻见录》卷八载：“西昆派”著名诗人钱惟演任洛阳地方长官，欧阳修等都是他的下属。一天，欧阳修等游嵩山，傍晚的时候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伎，并传话说：“游山玩水非常辛苦，你们就留在龙门赏雪吧。官府里公务比较简单，你们不用急忙赶回来办公。”注意，这里长官送来的不仅仅是酒菜，还有歌伎。这就是宋代的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
因为这样的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宋代的歌伎行业异常繁荣昌盛。
宋代歌伎，从身份上来说可以分为官妓、家妓、私妓三类，大致是对唐代歌伎制度的承袭。官妓从属于官府设置的相关部门，由宫廷教坊的歌伎、军队中的“营妓”、州郡歌伎构成。北宋初年，宫廷教坊分为东、西两个部门，共有歌伎及其他乐工460人，大都是平定境内各诸侯小国时搜罗来的。其中，歌儿舞女153人组成女弟子队，分成《菩萨蛮》、《抛球乐》、《采莲》等10队，负责专门的歌舞，供朝廷宴会娱乐。宋太宗后来又增设钧容班，隶属中央禁军，规模与教坊相似。这几种中央歌舞乐团，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才有所减少并且开始合并。
从属地方州郡管辖的歌伎数量非常庞大，她们在官府举行的各种宴会上唱歌跳舞，娱乐宾客。宋人贪图享受，送往迎来的宴会从不间断，官妓们也就忙碌异常。仪真的一位歌伎曾经说：“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二）客人多，宴会多，官妓想得到片刻休息都不可能。虽然多少有点夸张，大致还是能感受到宋代官妓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管理官妓的是“乐营将”，或称“乐将”。调派官妓应酬各种宴会，都是“乐将”的职责。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地方官妓的交往特别频繁，宋代文献资料中有太多关于“风流韵事”的记载，且大部分与宋词创作有关。举欧阳修的一个例子。钱愐《钱氏私志》载：欧阳修任职河南推官施，与当地的一位官妓交往密切。当时，地方长官是钱惟演，当代著名诗人梅尧臣、尹洙等与欧阳修为同僚。他们认为欧阳修与这位官妓的过度亲密，有碍名声，多次禀告长官钱惟演，劝讽欧阳修，但欧阳修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大家参加官府后园的宴会，客人都齐集了，只有欧阳修和那位歌伎迟到了许久才来。坐下来以后，还互相眉目传情。钱惟演责备歌伎说：“为什么迟到？”歌伎回答说：“我在凉堂睡觉，醒来时发现丢失了金钗，一直没找到。”钱惟演说：“如果欧阳修为你这件事写一首词，我就赔偿你。”欧阳修当场填写《临江仙》一阕，说：“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满座宾客皆为之叹服。接着钱惟演便让歌伎当宴歌唱，下令官府赔偿歌伎的金钗。
地方官妓想脱离歌伎生涯、改变自己身份，就是所说的“从良”，必须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记载，最著名的是“台妓严蕊”。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歌伎严蕊，字幼芳，擅长琴棋书画，歌舞出众，色艺冠绝一时。而且，博学多才，诗词创作新颖别致，又善于与人交往。所以，远近闻名，宾客众多，纷纷不远千里登门求见。地方长官唐仲友与严蕊交往也非常密切。朱熹为了陷害唐仲友，便指唐与严有私情，严刑拷打严蕊，严蕊最终也不肯屈招。朱熹离任后，岳霖到天台任长官。岳霖同情严蕊无辜，命严蕊作词自证清白。严蕊立即口占《卜算子》，歌词说：“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看透了男人世界的虚情假意，如果从良，只要求去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岳霖因此判严蕊出狱，脱籍从良。
州郡地方需要色艺出众的歌伎服务于官府宴会，地方长官不会随意让歌伎从良，他们的决定是有选择性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载：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太守职位空缺，苏轼暂时代理。一位号“九尾狐”姓陈的歌伎因年老而企求脱籍从良，苏轼立即同意，批示说：“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五日京兆”是指自己暂时代理杭州太守的职权。苏轼说：“我虽然是暂时代理太守权职，做出这样的批准还是不难的。这位歌伎既然年龄大了，就任由她从良。”另外一位姓周的歌伎，色艺堪称杭州城第一，听说姓陈的歌伎从良请求得到批准，也向苏轼提出从良嫁人的申请，苏轼这次的批复则与上次完全不同：“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周南》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代指儒家经典。“冀北”据说盛产千里马，这里代指出色的歌伎。苏轼说：“这位歌伎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愿意从良，其志可嘉。但是，如果这位歌伎从良，杭州的官妓就没有出色的人物了，所以，不能够批准她的请求。”苏轼以戏谑的口吻、调笑的语气，对两位歌伎的申请做了不同的批复，既显示出苏轼处处幽默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宋代官员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态度。苏轼某次路过镇江时，酒宴间填写《减字木兰花》一首，代当地太守批复官妓郑容和高莹落籍从良的申请，也是一种诗词风雅、文字游戏的态度。词说：“郑庄好客，容我尊前时堕帻。落笔生风，籍甚声名独我公。高山白早，莹雪肌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九）将这首词的上阕每句开头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郑容落籍”，下阕则时“高莹从良”。苏轼才思敏捷，善于驾驭文字，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官员与官妓的交往，只限于宴席间的逢场作戏与调笑应酬，而实质性的相亲相爱或两性关系是不被允许的，中央对此有明确规定。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记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杭州太守祖无择触犯这一条，就被王安石严厉处罚，歌伎薛希涛也被牵累，几乎被拷打致死。仁宗年间触犯这条规定而遭贬官的可不只这几位。《宋史》卷二百九十八载：蒋堂知益州，在任时间久了之后，据说与官妓私通，结果就被调离当地。《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载：刘涣在并州做官的时候，与营妓有染，受到了降职处分。上文提到的“严蕊事件”，就是南宋年间的一则例证。
宋人家庭蓄养歌舞姬妾之风甚盛，这批歌伎被称之为“家妓”。官员每逢加官晋级，都要增购家妓，家妓的数量越来越多。豪门权贵，文人墨客，乃至各级大小官员，闲暇时间都沉湎于歌舞声色享乐之中。宋人喜欢邀请朋友、同僚到家中聚饮，这时，在宴席之间表演歌舞的就是主人家的“家妓”。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载：晏殊富贵以后，每天都要在家中宴请宾客，每次的宴会都一定有家妓歌舞助兴，所谓“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喝酒、欣赏歌舞表演等告一段落，晏殊就让家妓退下，说：“汝曹呈艺已毕，吾当呈艺。”就是说：“你们表演完了，该我们表演了。”于是，撤掉桌上酒菜，摆好纸笔，晏殊与众宾客开始赋诗填词。晏殊儿子晏几道，家境已经败落，家中没有多少歌伎，却照样到朋友家寻欢作乐。晏几道为自己的词所作的序跋中就说，当年常到友人沈廉叔、陈君龙家饮酒作乐，看友人家歌伎表演，其中有莲、鸿、苹、云四位歌伎最为出色。他们也当场填词，将草稿交给这些歌女，由家妓当宴演唱新创作的歌曲。晏几道许多脍炙人口的词篇，都是回忆当年的这一段生活，如《临江仙》下阕说：“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记载的张镃家的歌舞场景，便能充分说明宋代达官贵人蓄养歌伎数量之多、歌舞之盛。南宋朝廷重臣张镃富甲一方，家中歌舞场面盛大。每年牡丹花开时，便要举行“牡丹会”。宾客集齐之后，主人便问左右：“香点了吗？”左右回答说：“点了。”主人命人卷帘，就有异香从内到外弥漫开来，满室馥郁。众多歌伎捧着酒菜和乐器，丝竹，依次进场。另外有特别出众的歌伎十人，都穿着白衣，头上和衣领上的装饰都是牡丹花。她们头戴一朵“照殿红”，拿着歌板唱歌劝酒。唱完歌、演奏完音乐，整队退场，帘幕垂挂如旧。过了许久，香气再度传出，又像刚才那样卷帘。另外十位美丽的歌伎换了服装和所佩戴的牡丹花再次出场，戴白牡丹花的穿紫色衣服，戴紫牡丹花的穿鹅黄色衣服，戴黄牡丹花的穿红色衣服。前后十队，服装和佩戴的牡丹花也换了十次，歌伎从不重复。歌伎演唱的都是前辈写牡丹花的名篇。酒宴结束后，歌伎和乐工数百人列队送客。而人们的感受是“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从这次演出的场景来看，张镃家的歌伎有数百人之多。
宋代私妓的数量也非常可观。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宋代都市里妓馆比比皆是。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御街宣德楼向西去都是妓女馆舍，当时被称为“院街”；御街朱雀门以东，大抵也都是妓馆；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妓馆更是林立。其他如东鸡儿巷、西鸡儿巷等处，也是妓馆密集的处所。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北宋汴京最繁华的御街上生意最兴隆的就是妓院。而京城的各家酒店，到夜晚时灯烛辉煌，上下辉映，数百位浓妆艳丽的歌伎聚集在主廊，凭靠在楼窗，招揽顾客，“望之宛如神仙”。酒宴间，歌伎要为客人斟酒，唱歌助兴，送水果香药，等等。这些歌伎俗称“厮波”。还有下等一些的歌伎，不呼自来，在酒宴间献唱，得一点小钱物的馈赠，这些被称为“札客”，或称“打酒坐”。韦庄的《菩萨蛮》就写了五代时酒楼歌伎招客的情景，说：“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北宋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也是如此，凭栏招客的歌伎称“卖客”，不请自来而在一边强行演唱的称“擦坐”。在酒楼与歌伎喝第一杯酒，也要赏钱数贯，称“支酒”。有时，也可以从其他酒楼招歌伎前来，称“过街轿”。周密《武林旧事》专设“歌馆”一条，写南宋都城临安歌楼盛况。如“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
宋代歌伎每日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联系在一起，仿佛生活在花团锦簇之中。个别色艺冠绝一时的名妓，生活确实非常奢侈。如北宋名妓李师师，每次所得的嫖资可以千万计算。《武林旧事》提到的南宋名妓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唐安安等，家里使用的所有器皿用具都是金银制作。南宋淳祐年间名妓徐兰，居住处所是厅堂别馆，曲折华丽；亭台池榭，无不具备。家中“金银宝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然而，大多数歌伎的一生是辛酸苦辣的。许多良家女孩或因家贫、或有其他原因，自幼沦落妓院，被强行教习歌舞，在鞭子的抽打下长大，出来歌舞应酬客人，稍不如主人或客人意，便要遭受严厉的处罚。如北宋吕士隆任宣州知州时，特别喜欢鞭打官妓；南宋张渊高价购买美貌歌伎，平日肆意鞭打，家妓时刻战战兢兢。翻开宋人笔记，骂妓、殴妓、侮妓之事随处可见，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与歌伎卑贱的身份地位相吻合。
在宋代男性心目中，歌伎不过是身外之物，供一时尽兴，可以随意抛弃或转赠他人。姜夔凭《暗香》、《疏影》二首词得范成大欢心，范成大就把家妓小红送给姜夔，姜夔因此有诗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过垂虹》）辛弃疾请医生为妻子看病，妻子病愈后，辛弃疾就把家妓整整送给医生作为酬谢，并且当场填《好事近》一词说：“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只有一个整整，也合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凉，剩得几枝笛？觑著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这些都是文坛佳话，为时人和后人所津津乐道，却从没有人关心过被当作物品递传的小红、整整的感受如何。换一个角度，小红、整整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个性与爱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与情感需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身不由己，被随意转送，对宋代歌伎来说是更深一层的痛苦。
与这种情景相对应，宋代痴情的歌伎多，负心的男子也多。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便记载了北宋这样一件令人发指的事：襄阳人杨孜，刚到京师应进士考试时，与一位私妓过往甚密。这位娼妓倾其所有资助杨孜。杨孜考取进士以后，就骗这位妓女说要娶她为妻，于是两人一起回襄阳。快到襄阳时，杨孜突然对娼妓说：“我很久以前就娶了妻子，她的脾气很凶悍。明天到家以后，恐怕你要时时受她的折磨。我思考了好多天了，我们不如一起殉情自杀，怎么样？”娼妓回答说：“你能为我而死，我又有什么可惜的！”这位妓女被骗先喝了毒酒，杨孜却又变卦了，说：“现在我们两人一起死了，我家人来了一定会埋葬我的尸体，你的尸体就要被扔到沟里喂猫头鹰了。不如我先葬了你，再死不迟。”妓女到这时也知道被骗，大声叫道：“你骗我到这里，就是为了用诡计谋杀我！”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然而宋代还有许多妓女，已经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对男子的无情也有了清醒的认识，蜀地歌伎有《鹊桥仙》词，上阕说：“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所以，严蕊如果能够落籍，只要求去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才是歌伎从良后的真实生活诉求。
翻开宋词，绝大多数作品与歌伎相关。以浪子柳永为例，结束本文。柳永浪迹江湖，随处留情，视歌伎为消愁解闷的玩物。他向往“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素手”（《笛家弄》）的艳冶生活，期待“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迎新春》）的意外艳遇，总是以江湖浪子“邪狭”的目光炯炯地盯着众多女性。举他的《斗百花》词为例：“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争耐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从上阕的叙述描写中就知道词人已酥了半身。下阕词人用似怨实怜的语气，所表达的仅仅是作者的欲望。偏偏这样一位可心佳人“不肯便入鸳被”，柳永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民间流传了众多柳永狎妓的故事，都是用津津乐道、羡慕不已的口吻叙述着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故事里甚至将这种病态心理与幻觉延续到辞世之后。
回到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对宋代的歌伎制度、对宋词中表现出来的不正常的嫖妓心态，持批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