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外孙女该上初中了，乡镇没有中学，只能到县城中学上学，不禁让我感慨：家乡的学校黄了，上小学也得到乡镇；乡镇的中学撤了，上中学得到县城。
这勾起我对家乡学校的回忆。
我是1965年开始上学的，那个时候村里很穷，学校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一栋20世纪50年代盖的六间一面青老房子，西头的四间是学校的教室，东头的两间是村部。学校一共有四个班级，教室勉强能容下，教师没有办公室，都在教室里办公。我上学那年，又增加一个班级，学校没有多余的教室，村里就把两间空着的、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土坯民房用作我们的教室，在村子西南离学校较远。当时教我们的老师是当地的崔老师，教室离老师家不远，一百多米，学生下课，老师就回家办公。那个年代也没有时钟，看到老师从家里出来，学生一窝蜂似的往教室里跑，知道要上课了。教室的窗户都是用纸糊的，光线非常不好，赶上阴雨天就不能上课。桌子都是用木板钉的，很窄，也没有书桌堂，书包都得放到地上。我们读到四年级了，村里盖了十一间土坯房校舍，两间一个教室，共五个教室，一间做办公室。因村子改名叫东方红大队，学校也随着改名叫东方红小学。我们很高兴地搬进了新校舍。
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我考上了初中，开始到龙安桥公社中学读书。那个年代龙安桥公社中学有高中，我读完初中又考上了高中，1975年毕业回到了家乡。正赶上村里要建初中，缺一名教语文的教师，在全大队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我很荣幸被选上了。那年我走上了教师岗位，还担任初中班的班主任。当时的学校还是我上学时的老校舍，校舍只能容纳五个班级，初中六年没有教室，大队决定把学校前边的铁匠炉停了，改为教室。当时桌凳黑板都没有，大队又没钱买，只好把学校后边一排高大的榆树伐了，每个小队派一个木匠做了简易的桌凳和黑板，准备了十几天时间，好不容易能上课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知识青年返城了，大队把砖墙土盖儿的青年点改成学校，那是当时最好的校舍了，学生也是最多的，全校有七个班级、一百八十多名学生。1981年，我考上依安师范，离开了学校到县城又读了两年书，毕业后被分配到龙安桥中学任教。但我的家没有搬，还是住在东方红大队，大队离龙安桥公社中学八里路，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
1983年，家乡开始实行大包干，原来的东方红大队又改名叫小河东村了。改革没几年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村里虽然不是太富裕，但比起大帮轰那时可强多了。村领导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米少先给孩子吃”，于是拿出一部分钱再加上政府拨款，建起了二十一间两千多平方米的砖瓦校舍。可容纳十个班级、三百多名学生读书，教室宽敞明亮，学生可以安心舒适地上学了。
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实行连片种植，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力。他们开始到外地打工，有的把家搬走了；有的把自家的房子空着，领着孩子到县城租房子陪读。村里学校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平均每年都减少百分之二十，最少时一个班级只有五名学生。十几年时间，全校五个班级的学生减少到三十几名了，学校没有生源被迫关闭，孩子上小学都得到乡镇小学，上中学就得到县城了。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农村的资源开始合理流动，农村的学生开始到乡镇和县城读书，有的农户把户口也落到城里，连多年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们也都陆续进了城，变成了城里人。
家乡学校的变迁，见证了历史的发展，见证了农村的巨大变化，见证了教育的日新月异。正像当年的标语一样：知识改变命运。
（原载《鹤城晚报》2018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