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追随“金学”精神同道的脚步，对《金瓶梅》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由于我缺乏坚实的理论思辨能力，很难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但是，当步入晚景时，我的“问题意识”却不断强化。我深知，随着“金学”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的各个层面的提升，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一方面是“金学”界有一个从不动摇的共识，即这部小说伟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是列之于世界小说之林毫无愧色的经典。不过，严格地说，这种认知只是在“金学”研究群体这一层面；而另一方面，即广大群众乃至官方与准官方的认知，却与研究者有着较大距离。时至今日，据我接触的读者群，“《金瓶梅》悖论”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这里我所说的“《金瓶梅》悖论”，就是一方面口头上承认《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奇书”，也知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著名论断：“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是小说史中的伟大杰作。至于阅读视野开阔的读者，还看到了美国资深翻译大家、《金瓶梅》的英译者芮效卫明快地称赞《金瓶梅》是“大师经典”。但是，滔滔今日，这些美誉却并未使强大的“舆情”有根本的变化。如果抛开我们这一主要从事“金学”研究的群体，去看看，去听听，才发现四百多年后的《金瓶梅》在有些人的认知中，仍是一部色情小说，仍然认为它是“黄书”“淫书”，不仅少儿不宜，即使成年人也只能看删节本；至于官方和准官方则更可以利用其权力进行花样翻新的删、禁，这实质上充分表现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简直是冰炭两重天。
今天，我提出的这个“《金瓶梅》悖论”也许被视为虚妄之说，但是，当您去了解何香久先生以二十年之心血完成的《综合学术本〈金瓶梅〉》，又在完成后整整十五个年头竟延宕至今未能出版。再有，《金瓶梅》的每次出版往往在那一万九千一百多字到底删几千字也要在有关机构、出版社和整理者之间讨价还价。而我个人的《〈金瓶梅〉十二讲》按合同规定本应今年出版，竟也被搁置下来，据说是因为有关管理机构认为今年有关《金瓶梅》的书出得太多了！可见“悖论”真实存在。
针对这些，也许我们无言以对，但是，我们又必须发声。而我们的发声又必须是站在民族文化、思想理论的高度去指出这种小说文化被民族虚无主义所绑架的危害！我在进入“金学”门槛的三十年就是边学、边讲、边写一些普及性的小文，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读书体验，直陈《金瓶梅》的核心价值！
不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同样，我们还是一个小说创作的大国。但是在传统观念中延续到今天的是，历史和历史学才是经国之大业，是高大上，而小说和小说研究，在意识形态的管理层和不少读者中、普通群众中则是亚文化，是消闲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觉得它无关大局，无关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其实，在中国这个历史大国，在历史的身旁，还有一部真正的心灵史，一部心智史和心态史，这就是一部文学史，是一部小说史、戏曲史等等。在中国文化史中，如果没有了心灵史，肯定地说就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化史。我们暂且不说别的文类，仅小说文类，就是心灵史的最好的载体，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长篇小说乃是“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中国的文化史正是靠着小说这样的心灵史、心态史和生活史的叙述才显得丰满、灵动、靓丽、完整和生气勃勃，读来令人神往。因此，正史与小说乃是文化史的左右手，不分轩轾！它理应被尊重，这是小说的尊严，也是小说家的尊严。而“金学”研究者们更应为小说的尊严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文化史上的地位。
其实，对文史两家有起码认识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是宏观的，偏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典章制度的变迁等等，小说相对而言多做微观，许多叙述都是史家不屑顾及的百姓生活；历史关乎外在，小说注重内在；历史重形，小说重神；历史登高临远，雄视阔步，小说则先天地富于平民气质。所以，历史中的正史和被看作是“小道”“邪宗”的小说，绝不能相隔相异，而是必须互相参定，互补相生。史家之眼光虽深邃，但文家之审美眼光又非史家之所长。
具体到《金瓶梅》，在它的全部叙事中，从思想题旨到字里行间，让人处处感受到作者是以全部的智性、灵性和生活的感受力去烛照社会，触摸现实。以自身体验出发去感受历史与现实的美与丑，并且见证丑之生成。其中，蕴含的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生况味，几乎都是作者心灵历程的外化。
我想到，曾读过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讲演录中，2008年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一次讲话中，恳切地也是坦诚地谈到，《红楼梦》《水浒传》和其他中国的小说名著，帮助他探索到“中国思想”。事实是，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经典文本不仅帮助了我们国人对中国思想的了解，又何尝没有帮助那些不带偏见的外国友人对中国人的生活史、思想史和心灵史有了活生生的形象化的了解呢？
事实是，很多外国学人和中国的小说研究者都发现了，一部部伟大的小说经典文本都有一种深刻的“绝对的”社会学的思考。实际上，我们对《金瓶梅》的意蕴、寓意和象征是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的。仅就《金瓶梅》那“颠倒混乱的世界”（借用歌德评莎士比亚剧作中语），就充满了使你思考的社会的学问题、生活史的问题，当然也有诸多心态史的问题。
是的，《金瓶梅》命运多舛，但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的生命空间却永远留在世上，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又提到了像谜一样的兰陵笑笑生。我曾不无郑重地说，谁能像笑笑生如此勇敢地写这样的小说，谁又能写和会写这样惊世骇俗的鸿篇巨制？周有光老先生凭着他百年积累的认知人生和世界的眼光，提醒我们：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如果我们把这句颇富哲理的话小心地移植到小说史研究中来，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要通过世界来看中国小说，来看《金瓶梅》，也许这样会使我们的眼光明亮一些、清晰一些。
我还读过1938年赛珍珠作为诺奖得主的讲话。她发表的讲话就是径直地以《中国小说》为题，谈她对中国小说的看法和她翻译《水浒传》的深切感受。其中有诸多平实而又准确的论点，而这些看法，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研究者似乎是见惯不怪的，但一经赛珍珠道出，却又令人深省，我这里记述了几条，不妨一读：
1．中国小说的作者愿意追求和羡慕无名者的自由；
2．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时代，而他们自己却乐于湮没无闻；
3．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它随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这土地就是普通人民。它受到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这阳光就是民众的赞同；
4．中国小说不像在西方那样受一些伟大作家的左右；
5．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作；
6．从智慧中产生出支配灵感的规则，而源自生活深处的灵感是放荡不羁的野泉。
总之，在赛珍珠看来，中国的通俗小说家从不为名而困扰。她说得真好，她还认为中国小说家从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我终于明白，这恰恰是从不依附于他人的中国小说家的尊严，而化名为兰陵笑笑生正是这样有尊严的小说家。
为了考索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我们的“金学”研究家，探寻了诸多文献资料来证实谁谁谁就是笑笑生，然而又都一一落空。因此，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一个作家的最好的传记乃是由他的作品写成的！我的这种文本主义使我认知笑笑生时，就是笑笑生何许人，笑笑生的传记正是由《金瓶梅》告知我们的，他已用他的小说说明了一切。
以上的随性发言，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小说，在为《金瓶梅》争取尊严的地位。我们应大声疾呼，当历史走进了21世纪，当我们的文化走向了世界，当呼唤文艺繁荣时，我们再不应为《金瓶梅》那一万九千一百多字而困扰而吓倒了。我们应当按时代前进的步伐和趋势，为小说，为《金瓶梅》在艺术殿堂上争得崇高的地位。让我们的《金瓶梅》这部大师经典，在今日之社会，再不要历经35年的漫长时日还不能出版！再别让一部普通的解读《金瓶梅》的小书，难以出版！
还《金瓶梅》以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