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请缨的“红色乐队”
1938年，战争的阴霾笼罩了整个欧洲大陆上空。法西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入侵波兰，苏德战争也一触即发。
为了摸清德国人的战争意图和底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辖的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决定，委派特工前往西欧开展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波兰籍犹太人、共产党员利奥波德·特雷伯受命组建一个主要由外国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庞大情报网，代号“红色乐队”。
苏联情报组织选中的特雷伯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人。
利奥波德·特雷伯，1904年2月23日出生于波兰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
1920年，16岁的特雷伯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手艺，并加入了波兰共产党，成为塔尔格市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久被选进全国党的领导班子。
1923年，克拉柯维亚的工人举行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并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镇压工人运动，双方发生了流血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才平息下来。特雷伯因积极参加罢工斗争而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从此再也没法找工作。他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活动；一条是到巴勒斯坦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24年4月，他和一帮犹太小伙子动身去了巴勒斯坦。1928年，巴勒斯坦经济萧条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许多犹太人受其影响大批离境。1931年，他向党组织要求去苏联学习。1932年初夏，他到达莫斯科，随即进入马什列夫斯基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真理报》犹太文版工作。经过苏联相关部门的考查，特雷伯被吸收进入军事情报机构主办的特别培训班，开始接受间谍的专门训练。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他受到当时的苏联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别尔津的赏识。培训班毕业，情报部门对他的评价颇高，毕业鉴定上写道：“这个人有着冷静的头脑、热烈的情感、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做情报工作的合适人选。”而特雷伯对自己选择了情报工作是这样解释的：我当特工并不是出于爱好和天赋，我也不是军人，我唯一的雄心就是和法西斯势不两立。
1936年，特雷伯开始独立执行任务。每次他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是苏联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让他忧心忡忡。特雷伯认为自己具备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而莫斯科关系错综复杂，他不太适应，最好能到国外从事情报工作。
希特勒即将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血战不可避免，而苏联是必须保卫不可的。1937年7月，特雷伯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构思出一个规模宏大的谍报计划，并拟出了方案。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借周游欧洲的机会，组建一个遍布欧洲的情报网。他把这个计划向别尔津将军作了汇报。
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1924年起曾两度担任红军情报部部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
在别尔津发展培养的众多间谍中，最著名的当属佐尔格，这位在间谍史上有着传奇经历的英雄，正是别尔津的慧眼识才，亲自登门到访，才为格鲁乌工作的。当时佐尔格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敏锐的头脑、渊博的政治知识和对国际事务有着精辟见解的人。”
同样，特雷伯也给别尔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雷伯就情报网的人员问题向别尔津将军作了这样的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3名助手，这些人员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第一，具有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他将计划报告了别尔津将军，别尔津非常欣赏他的计划。
当时苏联国内开始搞肃反，别尔津自身都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肃反掉了。但别尔津还是表示了对构建间谍网的支持，建议特雷伯先到德国或邻近国家站稳脚跟，建立一个稳定的基地，把联络、掩护、经费等基础工作做好，形成一个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开始行动，替苏联搜集相关情报。可是别尔津又苦恼地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但上级党的领导指示，不赞成我们在德国开展情报工作。”别尔津敲着办公桌下定决心，授意特雷伯先干起来再说。
接着，他们谈到办公司解决活动经费的问题，别尔津说：“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题，我却不敢有大的指望。根据我们20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这个办法无一不落空。我们为这种作为掩护的投资，没有一个不是亏得一干二净。”
特雷伯说：“您听我说。问题不仅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家公司，要花多少钱？”
“从小做起。给我出一万美元，做公司一个股东。”
“你想仅仅花一万美元，就能赚到足够的钱，供你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是的，我就打算这样。”
“不管情况如何，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现在最迫切的不是搜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这次谈话，他们俩都很愉快，别尔津将军非常看中特雷伯的才干，最后他嘱咐特雷伯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之前决不要惹事。你们的组织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会给你提供电台，派遣报务员。其他人员你得想法自己招聘和培训。”
当时别尔津将军与特雷伯讲好了，只要特雷伯准备就绪，就可以马上动身。可是起程的报告送上去了，一两个月仍然不见动静。到了年底，特雷伯才从其他渠道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他们建立情报网的事情可能流产了。在德国建立情报基地的计划得到别尔津将军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但是违背了苏联最高领导的意图。
1938年3月，特雷伯忽然接到一位上尉的电话，叫他去一趟情报局办公大楼。在上尉的办公室特雷伯被告知：关于建立情报网的计划可以马上实施。护照上他的身份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要求他一定会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动身前，特雷伯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在别尔津的办公室里，新的领导接见了特雷伯。此人也是一位将军，对特雷伯彬彬有礼，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的计划。”许多年后，特雷伯才知道别尔津将军在肃反中被斯大林处决了。
特雷伯经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到达比利时。在布鲁塞尔换领了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职业是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此定居开业。
特雷伯要在比利时开办企业和建立情报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1937年，特雷伯出差到巴黎，中途在布鲁塞尔逗留了几天，拜访了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1925年，他抛弃一切，跑到巴勒斯坦，积极参加当地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在那里结识了特雷伯，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1928年，他到比利时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布鲁塞尔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不久他便当上了工厂的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始终没有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布鲁塞尔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当时，特雷伯与他商定摆脱一切别的工作，建立一个情报网，今后就一心一意专搞情报工作。
特雷伯到达布鲁塞尔后立刻与莱奥开始筹办一家自己的企业。“橡胶王”主要生产雨衣，莱奥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办一家进出口公司，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于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莱奥担任公司经理，特雷伯成了股东。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也搞起来了，而且生意都不错。公司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企业都有业务往来，甚至和日本的企业也有买卖。
1938年初夏，特雷伯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
经商的初步成功，让特雷伯在布鲁塞尔站住了脚，达到了利用商业作掩护的目的，这时苏联情报局开始派人来协助特雷伯情报网开展工作。1939年春天，来了个叫卡洛斯·阿拉莫的乌拉圭人，这个年轻人信仰坚定，但头脑似乎有些简单。阿拉莫在苏联国内叫作米凯尔·马卡罗夫，是个苏联军官，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
特雷伯第一次与他见面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8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见面地点，但与特雷伯擦肩走过，假装不认识，匆匆离开了动物园。过了3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但不仅没朝特雷伯走过来，反而急忙跑掉了，弄得特雷伯莫名其妙。后来，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之所以不跟他接头，是因为有人跟踪。特雷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没觉察到，便问是什么样的人在跟踪。
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发现两次都有人在跑步，而且是同样的面孔。”
特雷伯笑起来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个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10年，他们每天都在动物园跑步。”
阿拉莫来布鲁塞尔之前，在莫斯科情报中心接受了3个月的收发报训练，当然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他为人的品质很快给了特雷伯好印象。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担任“橡胶王”分公司的经理。
1939年夏天，情报局又派来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个苏联军官，取名文森·谢拉，别号又叫肯特。他和阿拉莫正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愿意学习经商方面的知识，而肯特却十分积极，他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习会计和商业法。
接下来，特雷伯展开了一系列间谍网的筹备工作。比如，开始建立与苏联情报局无线电收发报的直接联系，招募可靠的情报人员组建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等等。
1939年底，特雷伯接到苏联国内几次指示，苏联情报局的新领导打算停止搞欧洲间谍网，不再派人到“橡胶王”工作，而且给特雷伯发来几封电报，叫特雷伯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送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叫特雷伯回莫斯科。
特雷伯回信说：“德苏战争绝不可免。如果情报局决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我和莱奥必须坚持，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东西毁于一旦。”特雷伯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5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了布鲁塞尔。特雷伯赶到肯特家写一封密码电报。3位比利时警察到了纽堡街特雷伯的家，他们对露芭说：“我们是奉命把你们带进集中营的，赶快准备好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马上动身。”原来特雷伯虽然入了加拿大籍，但在他们看来，特雷伯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
露芭并不惊慌失措，而是请3位警察在客厅坐下。她对警察们说他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察们翻阅核对。警察迟疑一下，表示回去请示后再做决定。警察前脚走特雷伯后脚就到家了，听露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特雷伯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一刻也不能停留。警察一定还要回来，那时就成了瓮中之鳖。”
特雷伯全家躲了起来，开始了地下生活。特雷伯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重新换的护照上名字叫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
德军占领巴黎几天后，特雷伯就到了那里，他们决定把情报网取名叫“红色乐队”，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1941年1月13日，他们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由肯特负责。接着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戈的公司，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签发第21号指令，这个计划开头一句话说：“德军必须准备就绪，在对英战事尚未结束以前，即行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红色乐队”情报网及时向苏联情报部门送去了情报，他们把德军作战计划的详细部署都报告给苏联情报部门，内容有德军将大规模轰炸列宁格勒、基辅、维堡以及德军共出动多少个师团等。
同年2月，特雷伯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5月里，特雷伯通过在巴黎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送出一份德军准备攻击苏联的情报，此份德军作战计划标明，原定5月15日向苏联发动的攻势后来改期了，德军重新确定了最后攻击日期。5月12日“红色乐队”又通知莫斯科：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150个师。
1941年6月21日，特雷伯接到情报员的报告，证实了德军在第二天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他马上跟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赶到巴黎苏联大使馆，报告了德军的意图，但苏联武官根本不相信，他说：“你们完全搞错啦。我今天碰见了日本武官。他刚从柏林回来。他说德国根本不准备打仗，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特雷伯根据近日搜集到的大量情报，相信手下情报员的报告是正确的，坚持要求武官把他起草的电报发出去。深夜他们才回到旅馆休息，凌晨4点钟，熟睡中的特雷伯被人吵醒，旅馆经理站在房门前，大声呼叫：“完啦，吉尔伯先生，德国打进苏联啦！”
1940～1943年间，“红色乐队”的吹鼓手（间谍）向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了1500多份各类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德军的军工生产，具体内容有军工原料的采购、运输，新武器的设计制造。例如，“红色乐队”把德国新式战车“老虎T6”的绝密图样弄到手，并马上送到了莫斯科，苏联军工厂经过模仿借鉴，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了KV型新坦克，其性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德国的坦克。
1941年底，特雷伯电告苏联情报局局长：“德国麦赛希密特飞机厂赶制一种新型歼击机已经有3个月。发动机是新式的，时速可达900公里。新飞机的图案已拍成微型胶卷，送往莫斯科。”过了几个月，苏联飞机厂也制造出一种新型歼击机，性能超过德国的飞机。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战局的情报：德军拥有师团的数量、武器配备、作战方案等。
“红色乐队”的一位情报员曾任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速记员，经常参加希特勒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将领的发言，并将记录抄本提供给苏联，从而使苏军总部对德军发动的攻势了如指掌。就是这位速记员于1941年11月12日，提前9个月报告了德军将进攻高加索的情报：“第三号方案以高加索为目标。原定11月行动，现改1942年春季。5月1日，部队应全部布置就绪。自2月1日起，后勤部将全力以赴。出击高加索兵力的各个基地展开如下：罗佐瓦亚、巴拉克莱沙、组古耶夫、贝尔戈罗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诺格勒，总部设在哈尔科夫。”
“红色乐队”情报网人员、设备配备逐渐完善，他们在柏林有3台发报机，比利时有3台，荷兰有3台。一些港口设备、要塞的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没法用电报发出去的资料，“红色乐队”就用相机拍照利用微型胶卷传递。当时，在法国搜集到的材料，大部分交由苏联驻巴黎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带出去，一部分情报由“红色乐队”成员送出去。特雷伯和莱奥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先租一间卧铺车厢，另外一名情报员再去租一间车厢，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红色乐队”卓有成效的工作方式和对工作的高度热情使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惊心动魄的“大赌博”
从欧洲战争一开始，城市上空的电波就嘈杂起来，各国的特工纷纷用密码进行情报交流。德国的监听站也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克朗茨监听站从1941年6月发现了神秘的信号，到1941年9月3个月间共截获了250份无法破译的密码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的。
德国总部接到专家的电报，仿佛遭到晴天霹雳。
希特勒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暂时停止内讧，联手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以及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抓捕苏联间谍。
1941年11月，比利时的一家发报电台首先被发现。正在发报的索菲被当场抓获。另一个发报员卡米也被抓走了。
第二天，一无所知的阿拉莫来到这里，被抓了个正着。阿拉莫正在回答纳粹盘问的时候，特雷伯也到了。当时宅子里一片狼藉，典型的抄家模样。聪明的特雷伯什么都明白了。不等对方盘问，他主动掏出了证件。证件上写着持证人吉尔伯是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宪兵看了证件后给他的上司打了电话。
特雷伯被释放了。
阿拉莫和卡米遭到了酷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德国情报局的线索暂时中断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接手比利时情报小组的艾弗雷莫夫由于没有经验也很快被捕了。严刑之下他招供了，有30个人被捕，西梅克斯戈公司也被监视起来。
1942年8月，柏林小组的60个成员被捕。随后，针对法国小组的行动也开始了。
1942年11月12日，肯特夫妇双双被捕。盖世太保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肯特夫妇就什么都招了。
11月19日，盖世太保突袭了与“红色乐队”有密切关系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公司的负责人阿尔弗雷·科尔班夫妇被带走了。
11月24日，科尔班夫人终于熬不过盖世太保的审讯，将特雷伯牙医的住址告诉了秘密警察杰林。杰林和皮普中尉11点30分赶到了牙医诊所，在病人登记本上找到吉尔伯的名字，这是特雷伯公开使用的化名。他们从牙医那里获知特雷伯下午来看牙，马上布下一张大网，准备逮捕“吉尔伯”。
1942年11月24日，特雷伯按照预约的时间去看牙医。下午2点，他走到牙医家那幢楼房前，向左右两边瞧了两眼，两旁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于是走上楼伸手按诊室的电铃。大夫亲自来开门，特雷伯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候诊室里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大夫把他引进诊室。接着推他坐上治牙的椅子，然后叫他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忽然，身后有响动，听见背后有人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身旁已经站着两条大汉，都握着手枪。特雷伯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特雷伯站起身来，盖世太保给他戴上手铐。特雷伯对杰林说：“你真幸运。今天逮不住我，我们就要等到打完了仗再见啦。”
杰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他兴奋地说：“我当然高兴，我们追踪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方都找遍了。”
特雷伯由3名盖世太保簇拥着坐上汽车，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飞驰而去。他们将特雷伯送到弗雷纳监狱。盖世太保押着特雷伯走过空荡荡的走廊，在最后一间牢房前停下，特雷伯被推了进去，门吧嗒一声关上了。
然后，杰林就打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
侦破“红色乐队”这个庞大的情报网，使纳粹高层感到非常兴奋。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提出了一个利用“红色乐队”的方案：策反“红色乐队”被捕人员，以“红色乐队”名义向莫斯科报告有关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分化、瓦解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希特勒批准了这个代号“大赌博”的计划。
负责“红色乐队”案件的盖世太保别动队开始策反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而对于特雷伯这个“红色乐队”的主要领导人，别动队未敢对其进行策反。从11月25日，起别动队头子杰林开始向特雷伯宣扬“德国的最终目标是与苏联议和”，他们只是想通过“乐队”与莫斯科取得联系之类的鬼话，企图欺骗特雷伯，使之自愿加入“大赌博”行动。
在策反其他“红色乐队”成员的工作与企图绕过特雷伯与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工作失败后，杰林于12月25日开始接连几天与特雷伯单独谈话，继续欺骗并以特雷伯和其他“红色乐队”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为威胁，要求特雷伯加入“大赌博”行动。
而此时，“红色乐队”的另外两名重要成员卡茨和莱奥·格罗斯沃格尔分别被捕。“红色乐队”的电台所剩无几。已投靠盖世太保的肯特和艾弗雷莫夫利用已策反的电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并逐渐取得莫斯科的信任。
为了尽量拯救被捕的部下和破坏敌人的计划，特雷伯表示同意参加“大赌博”。
卡茨与格罗斯沃格尔被捕后，虽经酷刑，仍英勇不屈。特雷伯向杰林指出，卡茨是“红色乐队”的核心人员，应该加入“大赌博”。杰林同意特雷伯去“劝说”卡茨。特雷伯见到卡茨后，用暗语指示卡茨参加“大赌博”。
特雷伯在被监禁的地方用极巧妙的方法写了准备发给苏军情报中心的关于“红色乐队”暴露和“大赌博”行动的详细报告，并在报告中与情报中心约定：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搞“大赌博”，那就由中心局长于1943年2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如果不同意，请继续发送平常的电报。
然后，特雷伯与卡茨以去和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头为名，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将报告秘密交给联络员朱丽叶，委托她转交法共地下组织，将报告发给莫斯科。
1943年2月23日，肯特的策反电台收到情报中心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
主动权转到了特雷伯手中。苏联情报中心开始和别动队做起了“有趣”的游戏：情报中心一边对此时的所谓“红色乐队”发送的各种情报，包括关于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表示满意，一边不停地索要德国军事情报；别动队一边对情报中心“中计”感到兴奋不已，一边又不得不将德军的真实情报（当然主要是西线的情报）发给情报中心。
“大赌博计划”的荒谬使负责提供德军真实情报的德军总参谋部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怒，甚至一度与盖世太保就此事发生了冲突，但被纳粹高层压了下来。西线德军的真实情报仍源源不断地发到莫斯科，莫斯科又将情报转给英、美，这些情报为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此时，特雷伯仍在为保护已被捕和未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做着努力。
特雷伯告诉杰林，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他必须在以前经常去的地方和规定的时间出现，这样安全组的人可以跟随他的踪迹，否则就意味着他出事了，可他却不认识这个组的人。
这种情况在间谍工作中是完全可能的，特工出身的杰林相信特雷伯的话，他允许特雷伯在便衣的暗中陪同下，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同时派遣大批别动队员在那些地区进行搜查，以捉拿那些安全组成员。而特雷伯却经常挑选高峰时间，在巴黎街头热闹的公共场所出现，这样一来，别动队就得浪费大量的人力去搜查那些根本子虚乌有的安全组。杰林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小门渐渐地向特雷伯打开了。
1943年4月，情报中心发给“红色乐队”一份关于东线战况的电文，说是要让“红色乐队”对战争局势有个准确的概念。电文的内容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精确的伤亡情况。由于德军总参谋部隐瞒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真实的伤亡情况，这份电文使纳粹上层真实地了解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引起了柏林的恐慌，而别动队却为此立了一功。因此，他们对特雷伯更加信任了，负责贴身监视特雷伯的盖世太保伯格甚至与特雷伯关系十分密切。
1943年6月，别动队头子杰林的喉癌病发，被调离别动队，由另一个盖世太保潘维茨来领导别动队。潘维茨是个凶残、狡猾的家伙，曾镇压过捷克的反德斗争。他的到来给特雷伯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8月13日，“红色乐队”又一重要成员包利奥尔在巴黎北郊的皮埃尔特被捕。他的被捕使特雷伯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特雷伯交给朱丽叶的给情报中心的报告是由包利奥尔转发的，如果盖世太保从他身上突破，特雷伯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特雷伯与卡茨也将会有生命危险。
更大的危机于9月10日再次来临。那天，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里昂的电台被盖世太保破获，同时还缴获一大批文件、电文和密码。特雷伯发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发出的。特雷伯暴露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9月11日，纳粹密码专家沃克博士率密码破译组来到巴黎，对法共电台密码进行破译。
特雷伯不能再等了，他决定逃走。
那个负责监护特雷伯的警察伯格每天都来弗雷纳监狱，将特雷伯带到索赛街的警察局。
每天押送特雷伯去警察局的车开始有两辆，后来只有一辆，车上除了伯格和司机，还有一个盖世太保特工。时间久了，特雷伯与伯格混得很熟，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伯格由于遭遇家庭不幸的打击，感情很脆弱，身体也不太好，天天拿酒当药喝，每天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特雷伯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说他以前也胃痛，经一位名医介绍，到巴伊药房买了一种药吃很管用。哪一天路过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就去找那种药，肯定能找到。
1943年9月13日11点30分，伯格来到监狱。他和特雷伯上了车，开出了监狱大门。快到巴黎市区了，伯格把特雷伯的身份证和一枚500法郎的硬币交给特雷伯。
车到了巴伊药房门前，以为伯格还在打盹。特雷伯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药店，你一块去吗？”
伯格的回答令特雷伯难以置信，他说：“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特雷伯担心是个圈套，以为伯格是想考验他，于是十分冷静地说：“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
伯格笑着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伯格说第二遍，特雷伯走进药房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他便进了地铁站，坐着地铁无目标地走了几站路，然后出地铁站口转乘公共汽车，12点30分，特雷伯到达圣杰尔曼。特雷伯获得了自由。
此后两天，特雷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后又到了一个叫白宫的养老院，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由一个女看护照应。特雷伯请了一个叫梅太太的帮忙料理生活，她是特雷伯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她也是特雷伯的联络员，一次外出送信，梅太太被警察逮捕，特雷伯只得赶紧离开养老院。
特雷伯接连4天在外面流浪，一次偶然走到了一幢楼房前，想起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给特雷伯打过针，彼此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特雷伯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这样就相对安全得多，于是特雷伯决定去找吕丝太太。晚上10点，特雷伯上到四楼，按了按门铃，吕丝太太开了门，她仔细打量特雷伯好一会儿，脸唰地一下白了。
“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吕丝太太。”特雷伯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从集中营逃了出来，盖世太保正在追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吕丝太太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她把特雷伯带到一个房间，对他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去给你找点喝的。”
特雷伯掀开床罩，雪白的床单，暖和的被子。于是，他一头倒下去昏睡了过去，特雷伯实在是太累了。
幸亏遇上了吕丝太太，特雷伯才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藏身之地。在吕丝太太的帮助下，特雷伯开始想办法与法国抵抗组织联系，寻找“红色乐队”小组幸存人员，努力恢复“红色乐队”情报网。
1944年8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特雷伯还特地去了弗雷纳监狱，想了解一下被捕的“红色乐队”其他朋友们的遭遇，经监狱留守人员的介绍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被盖世太保杀害了。
1944年11月23日，苏联来的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随机来的人员中有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回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了特雷伯，告诉他不久就可以乘这架飞机返航苏联。
1945年1月5日，特雷伯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同机的共有12人。在欧洲许多地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去莫斯科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了两天，受到极好的接待。飞机再次起飞，途经开罗飞回苏联。
特雷伯回到莫斯科受到严厉的审讯。在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他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一点力气也没有。特雷伯觉得脑袋空空洞洞，一片茫然，他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存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替苏联效力，却被克格勃当成囚犯。
“将军同志。”特雷伯向审讯他的人说，“我并不是为一个公司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特雷伯说：“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至今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红色乐队’情报网全体人员的荣誉问题。我要求见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人，把事情讲清楚。”
一切申诉都无济于事，没有人理睬他。
1952年1月9日，特雷伯被判处15年监禁，后来又改判为10年。特雷伯彻底失望了。
一年后，特雷伯被召到监狱长办公室，老将军拿出1953年7月的一份《真理报》，递给特雷伯说：“你读读这份报纸，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并解除了他在内务部的一切职务。新的内务部领导决定重新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第一批复查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接手办理特雷伯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说话态度也完全变了。负责侦审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红色乐队”是西方国家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特雷伯与他的战友都是“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954年1月，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告诉特雷伯，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他就可以获得释放。1954年5月23日，特雷伯被召到苏联内务部，一名军官向他宣读了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特雷伯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他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特雷伯向苏联内务部提出，他想回到波兰，重新踏上祖先的故乡。在被囚的岁月里，特雷伯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1957年4月，特雷伯接到苏联有关部门的通知，他被批准回波兰去。
回到波兰后，他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1983年在耶路撒冷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