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民
在用短信陪友人回家的二十多个小时里，也在想自己的家乡，尽管不是一个方向。家乡在心里是那么的复杂，以至于我没有信心分辨得清那种酸甜混杂的味道里还有什么。或许是因为受到友人的感染，回家的决心突然变得那么强烈，心上就浅浅深深地闻到了那片土地的芳香，那个家园的温馨，那些家话的亲切……
一、家乡
有些地方注定承载着缓缓流动的历史。我的家乡便是。
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河套里是很白很细的沙滩，沙滩上是迎风舞动的柳树，柳树下是洗衣晾晒的村妇和戏水的孩子。有沙的河里水很清，便有各种干干净净的鱼。随水成群游动的叫“麦穗子”的鱼，鬼机灵，跑得箭一般快，得用那种长把的“戳网子”捞，要眼疾手快，一般只有识鱼性的大人才会。在鹅卵石多的水段，有一种叫“花哨”的很漂亮的鱼，身上有白、蓝、红三色相间的花纹，漂亮到都不舍得吃。但它的肉质鲜美，是做汤喝最鲜的鱼，但得用“旋网”撒。还有一种很胖很懒但很好吃的鱼，我们叫它“沙胖拽”，特别好抓，平时就钻在沙子里，能长到一拃多长。我小的时候去河里挑水，每次都要用脚在沙子里使劲踩上一会。踩到它了，它就钻出沙子趴在浅水里不动，和沙子一样的颜色，有一种诱人的肉色感，胖乎乎傻乎乎地非常可爱。捉上几条，既洗了脚，又得了美味，充满了乐趣。
河无名，但河岸上有一棵银杏树，是一棵很老、很大的树，树身上面有文物部门钉上去的牌子——“唐代银杏树”，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树上有一条很明显的勒痕，老人们说是薛里征东拴马留下的，还有那个很低的枯枝，说是那马吃光了叶子留下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十几个孩子牵手才能圈得过来。它就象一把很大很大的伞，兀自立在那里，罩出一块近一亩地的浓荫。树下有纳凉的老人，三五成群围成圈，有下棋的，有打那种麻将小扑克牌的，也有喝茶说古聊天的，还有靠在树干上眯眼睡觉的。树比树下的老人还老，在这棵树下，老人们都知道自己其实是孩子，所以，村子里的长寿老人很多，很多老人参与和见证的那场从这里南下，逐鹿江淮的战争，他们依旧默默无闻，依旧从树下踩着夕阳回家。我家的一个好邻居，从背着我在大树下转圈找掉在地上的银杏时就说自己九十岁，直到看到了我儿子降生还说自己九十岁。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她老伴是在八十九岁上去世后，我的父母成了她最亲的人，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她看大的。我把家搬到东北几年后，老人去世了。后来，乡亲们说她也是个有着动人故事的“红嫂”。这些年，想到她我就想起那棵银杏树，每次回家我都要在树下独自坐很久，缅怀那些过去的日子，有时竟能从树身上看到老人那张慈祥的脸。
河岸边生长着柳树、杨树、榆树和槐树，柳树在老家用途不多，柳条编筐编篓是最大的用途。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讲，春天是从柳树上开始的。柳条返青还没长出叶芽的时候，选一段直溜溜的条子，轻轻拧动树皮，抽出里面白白的枝干，用小刀子将管子样的树皮两头切齐整，在一端将切口刮得薄薄的，压成扁口，再在管子上面随意挖几个洞洞，一个柳笛就做成了。孩子们吹柳笛的时候，冬小麦开始返青，大人们就去给小麦松土，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女孩子们三五成群，开始仔细在麦地里找野菜挖回家给小兔子吃。
杨树是我们那个地区盖房子的材树，长得快，用途大。哪家儿子多，院子里栽的杨树一定多。养儿子得盖房子，一个儿子一栋，没房可说不上媳妇的。所以，我们男孩子都不糟蹋杨树，喜欢在父母的鼓励下上树砍掉多余的树枝，以便让其长得高高直直的。于是杨树便和男孩子很亲近，也很相似。
真正乐趣多多的是榆树，榆钱就不说了。榆树上有一种小虫子，秋天就结成团团，挂在枝上或者粘在树干上，我们叫“糖球球”，烧一下吃很香，不烧吃甜中有腥味。知道里面都是小虫子，也没什么可怕的，在那个几个月吃不上一次荤腥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尽情想各种着法补充营养，这也成了我那个时候的秘密。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尝试着吃，怕大人知道，也怕药死，看来还不错，物竞天择，身体真的出奇地健壮。
刺槐树花开的季节，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爱闹腮腺炎的时候，大人就用香油拌黑火药涂满我们肿着的那半边脸，再弄些没完全开放的嫩槐花煎鸡蛋吃，几次就好了。所以，我们喜欢刺槐花，很大程度上是想那些煎鸡蛋的味道。在我眼里这些平常的树比那棵硕大的银杏树实用，用秋天满地的银杏叶扎花，金黄金黄的，很漂亮，那是女孩子们玩的事。家乡的大树唯有这棵没爬过，它太神秘了，老人们说那棵大银杏树的树洞里有壁虎精，女鬼一般，很好奇但还是胆怯。
依旧默默流淌的小河，依旧枝繁茂盛的古树，依旧肃然起敬的故土。这就是沂蒙山腹地的我的家乡。不怎么富裕，也不象传言的那么贫困，注定继续承载历史，还算风调雨顺，没有大起大落。我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面前说过，假如我的家乡不富裕，说什么小康大康我都不信。
二、家园
人们都是在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生活后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我的父母亲也是。
我是在那个书香气很浓、很干净的院落里长大的。我家的生活条件不算最好，父母亲都没有继承到什么，日子从零开始，在那个三百余户的大村子里日子过得算得上中等靠上的水平。听妈妈说，我家这片靠村子东侧的房基地原来是十亩池塘的一角，五十年代末，是父亲忍饥挨饿推独轮车，一点点填平了的。被圈进院子里的一块很独特的大石头，是当初为了镇住总有孩子夭折，村里雇用十几个壮汉，从五里外的山顶上一口气抬来避邪的。所以此前没有人家看好这个地方。我家的院墙外就是庄稼地，青蛙钻过石墙经常蹦跳在院子里。别人给妈妈一株带根的箭竹，她把它无意栽到了水井旁，结果串根生的竹子长了满院子，一年四季苍翠。于是，我们从小就在面朝一片荷花塘的幽静的宅院里，过着与外界联系不多的平静的日子。
大门口一棵臭椿树铆足劲地长高长粗，这种树生长一种身上长黑刺的毛毛虫，不小心被蜇着又疼又痒，是很难受的，没有效果好使的药，涂抹煤油或者烧碱最管用。这些厉害的虫子保护一种浑身黑色的鸟在这棵树的一枝上作了巢，村里人都叫它“黑脑勺子”，并不知道这鸟其实就是名贵的八哥。它们成对居住，每天早晨都在晨曦里不停地鸣叫，“打水，打水”的声音把各家的房门叫开，各家叮叮咚咚拿扁担挂水桶去河里或井里挑水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那里水源很丰富，喜欢喝河水的就下河挑，喜欢吃井水的就去村里的庙前那眼大井里挑。后来各家都打压水井，三米深就能挖到水，勤快能干的一天就能打出一眼吃水的井来。“打水，打水”的八哥叫声，在我家那棵臭椿树上响了我整个童年。父亲喜欢喝茶，感觉河水比井水好，因此从八岁起，每天早晨我都在八哥的叫声里迷迷糊糊起来下河挑水。
夏天到了多雨的时候，池塘的水上涨，涌进我们的院子里，有时都能抓到很大的鱼和那种很黑很大的虾。平日里池塘的莲蓬、莲藕、菱角、荸荠，也为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美味和乐趣。直到许多村人看到我们哥仨和一个妹妹相继出生长大，个个长得健康漂亮和讨人喜欢，才觉得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就相继在我们家周围建房。于是我们家就有了往来密切的各个姓氏的邻居。
在邻居大量盖房前，父亲已经围绕他的这幢老宅子，提前为我们哥仨申请了三处房基地。所以，从小我就听父母盘算着盖房，日子总没有宽裕的时候，稍有点积蓄就借点钱动工。看着他们盖了一栋又一栋，半生拮据，不解时就问父亲，他蛮自豪地说：“你们凭自己的本事可以不住，但我和你妈妈不能欠你们的，这是我们的任务”。结果除了弟弟住在其中的一栋里，哥哥和我的那两个空院子，便成了妈妈的菜园和父亲的花园。
现在父母亲都到了古稀之年，我的儿子也开始上高中了。最近几年我开始想那个有着自己生命源的老宅子，盘算着等儿子考上大学，我就解甲归田，卖掉城里的两处楼房，回老家翻盖成一座小楼，种点菜，养些花，守着父母过几年踏踏实实的日子。可是，一家三口达不成共识。我坚持认为所谓新农村建设，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和生育任务后，从城市的污染和喧嚣中携款回归故里，搞建设，作贡献，应该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想我们这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妻，就像一架只有唯一一发导弹的发射架，等把孩子培养得考上大学，看着他们慢慢成家，以后干什么呢？就在城里喧嚣和污浊的气氛中慢慢老去吗？
没有答案。
后代的生活目标大都建立在修正前辈的生存现状上。我是这样，我想我的儿子也会是。
三、家话
有些话会让人记一辈子，思考一辈子。
二十六年前我还是条快乐的单身汉，休假回到老家，帮着哥哥准备他结婚的物品，他认认真真、清清楚楚地对我说过，自己要“过一个不向别的人家借钱、借粮、借物品，不吵架的小日子”。哥哥的这一句关于自己小家庭生活目标的话让我记忆犹新，或许他都忘了，但我一直记着，也一直思考着。我经常反思哥哥当时产生这个生活目标的背景以及因此引起的社会问题。
哥哥个头高，浓眉大眼，勤快利落，还礼数周全，有着那块土地给予的耿直厚道的秉赋。长得一表人才，穿戴打扮也不落俗套，在县城的工厂里上班，怎么看也不象农村土生土长的。用老家的话讲，叫“要啥有啥，脾气还好”，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小伙子。因此，当地十里八村上门提亲的很多。妈妈说她生了我们哥仨，就生一个闺女，稀罕女孩子，那几年媒人领着女孩子上门给哥哥相亲，女孩子羞答答主动叫妈的不下两打。妈说哪个女孩都漂亮，就是哥哥挑花了眼，她恨不得都想拜了干闺女，省得伤了人家女孩子的心。还别说，后来妈妈出门赶集，主动打招呼，拉着妈妈的手不知道该叫啥，亲热地说上一会话的还真有，妈妈说都记不得人家是哪个村子的了。每次妈妈和我说这些话，都会掉泪。
这个要和哥哥结婚的我唤作叫嫂子的女子，属于我们村里另一大姓氏，在他们族群中家族地位很高。当时农村结姻亲很看重种族门第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村子里的书记，自然关注。结一亲可以连一片，“亲连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显得亲戚多，人气旺，势力大，这是几千年的道理。嫂子比我低一个年级，我离家早，也认识她，在习惯用眼睛甄别该与不该的那个年代，男女有别至今也较其它地区更根深蒂固。因此，我和她从没有说过话，但感觉风风火火的她与我们这种在惯于温情交流的家庭长大的人有很多的不同，对她能不能和哥哥生活得好有一丝暗暗的担心。哥哥要和她建立的家庭要有存款，要有余粮，要置办全部的生活实用品，什么都不向别的人家伸手借，夫妻还要不红脸，和睦相处。能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在八十年代初的沂蒙山农村，算有点骨气和文化的了。
天翻地覆的二十六年，哥哥的前三项目标伴着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实现了，“夫妻不吵架”的目标似乎当初就定得高了些。也难怪，婚姻都是从最理想状态开始的，许多年轻人的小日子也都是这样设计着开始的。其实，很多看似基本的要求，实现起来确实很难。
后来哥哥把家搬进了城里，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楼房和汽车，日子过得很富裕。但是，此后几次回家，我看到他们那个日渐殷实的家似乎缺少点什么。一向讲求言语文明、轻拿轻放物品的哥哥，逐渐变得声很大，话很粗，手很重。哥哥也开始习惯喝酒，每次都要喝很多，酒后就眯眯着眼睛笑，语无伦次地说话，声音更大。嫂子和仨侄儿讪笑不爱搭理他，哥哥也知趣，自己说着说着就睡了。我和嫂子还是那样没法多交流，她和哥哥婚后一不小心生了三个男孩子，这在同龄人中十分罕见。她依旧风风火火地忙活，生活的压力很大，不过她说她一个人经营的烤饼摊生意不错，比哥哥上班挣得多。
算上我儿子和我弟弟家那个小侄儿，哈，我们哥仨生了“五虎上将”，还是个个健壮。唯有妹妹婚后生了个女孩子，长得和妹妹小时候一样令人怜爱。女孩始终是我们家最金贵的，我们没有打破前辈的神话。
“老天让善良聪明的女人生男孩，因为养活男孩子操心多。不让长得不够漂亮女人生女孩，为了一代比一代漂亮的”。妈妈没当着三个儿媳妇和我妹妹的面，私下里给我说过这样的话，想想多少也有点道理，但不知道她一个农村妇女怎么悟到的。
友人穿巴蜀，越岷山，已经抵达宝鸡的家中，我也该结束这段陪伴性的回忆了。五年没回老家了，暑假说好了要回去的。飘在外面久了，我有些想家，想爸爸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