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禅
张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唐宋，进入了黄金时代，从诗词到绘画，从音乐到雕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文化艺术领域高原崛起式的突变，与佛教的传播尤其是禅宗的繁盛有着极大关系。
自大教东来，中国文化艺术日益受其影响。尤其是六祖慧能之“顿禅”兴起后，以其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超然物外的洒脱飘逸、通天彻地的广博智慧，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他们谈禅、习禅，思想上有一种禅理化的倾向，不知不觉里引起了他们生活情趣的变化。自然而然，他们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乐……艺术思维日益由粗糙浅直，走向宏深精微。禅的精神、意韵、风骨，陶冶了唐宋文人之情操，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浓重的禅味、禅意、禅韵，进而产生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禅的渗透，使得艺文作品更有灵性，变得空明灵透、飘逸超脱，达到空前的审美境界。所以，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
唐宋文学大家中，禅悟最深的，当数王维；而与禅僧交往最多、在禅门中影响最大者，首推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1037-1101）无疑是伟大文豪之一。他的绝代风华，他的卓尔不群，或许只有诗仙李白方可与之媲美；他文、诗、词无一体不精，书、画、琴无一艺不能，学养之深厚，才华之广博，恐怕连李白也难以企及。作为文学家的苏轼，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作为一位禅客的东坡居士，尤其是其参禅学佛的心路历程，则鲜为人知。
一、禅缘天然
苏轼天生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有着甚深缘分。
苏轼的父亲苏洵（1009-1066）好佛，常从禅者游。庆历五年（1045），他进京“高考”不第，“宦学四方”，在庐山结识了云门宗大长老圆通居讷，并依之参扣禅法。苏辙《赠景福顺长老二首》（《栾城集》卷十一）序中说：“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
这次庐山之行，苏洵还结识了另一位云门宗高僧育王怀琏（1009-1090，赐号“大觉”，故亦称“大觉怀琏”）。他也是苏轼真正交往的第一位禅师。皇祐初，苏轼赴开封会试的前五年，怀琏奉宋仁宗诏请，住持京城净因禅院，经常入宫说法，深得皇帝青睐。
甚至，每次与怀琏唱和的诗词，仁宗皇帝都要亲手抄写下来，赐给怀琏，先后共有十七篇之多。嘉祐年间，三苏父子入京以后，苏洵经常带领苏轼兄弟参谒育王怀琏。怀琏曾以阎立本所画水官赠苏洵，洵报之以诗，并让苏轼和作。苏洵过世后，苏轼将父亲收藏的五代时期著名画僧贯休的罗汉像，布施给了育王怀琏。在朝为官之时，苏轼依然时常光顾净因寺，参拜怀琏禅师。他在《祭大觉禅师文》中说：“我在壮岁，屡亲法筵。”
英宗治平二年（1065）怀琏南归，二人一直保持书信来往。怀琏禅师在四明（今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建宸奎阁，收藏仁宗所赐十七首颂诗，苏轼为作《宸奎阁碑》。
更奇妙的是，苏轼由父辈引领而结识育王怀琏，进而又与怀琏的弟子径山惟琳等人成为莫逆之交。父子两辈与师徒两代，世间与出世间僧俗两界，保持亲密交谊数十年，可谓古今美谈。苏轼被贬岭南时，惟琳禅师极为关切，专门在佛前祈祷，保佑其平安返回中原。苏轼临去世那一年，二人相遇于常州。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在《与径山长老惟琳二首》序中说：“卧病五十日……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即告，晚凉更一访。”从中可以看出，二人交谊之深厚，非同寻常。苏轼临终，径山惟琳一直守护在病榻旁，并且，在那个时刻，二人还有过极为精彩的禅机互换。
苏轼频繁与禅僧接触，始于他任杭州通判之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地灵人杰，名僧云集。苏轼曾经自夸：“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他说：“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
“辩”是指慧辩与辩才元净二人。苏轼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行见师（慧辩），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他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中描述道：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据弟弟苏辙记载，苏轼次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请辩才象征性地落发、摩顶祝福之后，不几日，行走如常儿。
当然，与苏轼来往更多的，是江南的一群诗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这首《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透露出苏轼之所以对禅感兴趣，与禅僧来往，系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雅趣的风气使然。直白地说，他那时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嘴上说禅，内心仍然以正统的儒家士大夫自居。到深山古寺名曰寻禅，实为寻诗，寻找诗情涌动的灵感。
果然，携三五诗僧雅友，游杭州之湖山胜景，苏轼绚烂的才华被激发出来，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病中游祖塔院》便是出自这一时期：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当心身疲惫之时，精神暂时失落之际，苏轼到禅寺不过是为了得到心灵的宁静。
以清新脱俗的禅，来慰藉备受险恶官场伤害的心，是古代文人失意之时的“安心药方”。因此，可以说，苏轼前半生谈禅、写禅，却并不修禅。因而，当时同样喜欢说禅的杭州太守陈述古，哂笑苏轼说：“尔之禅理，十分浅陋。”
苏轼交往最深的诗僧，乃道潜。道潜，号参寥子，亦是育王怀琏弟子。道潜之诗，效五柳（陶渊明）之风，多菜蔬之气：“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又：“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深动浅处明。”他本名昙潜，先因东坡而改名，后因东坡而被追夺僧籍（被勒令还俗），再因东坡被捕入狱并发配他乡。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州。
苏轼偶然读到了这首清丽别雅的《临平道中》，很是喜爱，将其镌刻于石上。当他知道该诗是名叫“昙潜”的僧人所作，即欲结识之。于是，他借赈灾之机，来到昙（道）潜的家乡——於潜（今杭州临安），在县太爷的陪同下，来到西菩山明智院拜访。然而，道潜一如无根的白云，不知逍遥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年，是熙宁七年（1074），也是苏轼任杭州通判的最后一年——不久，他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也就是说，他与道潜错过了相逢的机缘。
然而，看似的遗憾，却成了一坨发酵了四年的普洱。熙宁十年，苏轼知徐州。第二年九月，一位面目清癯的云水僧风尘仆仆而来：“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
当道潜吟诵出这首《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的时候，两位神交已久的文友终于相会了。在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白马台、百步洪、黄楼……徐州的名胜之处，时常出现一僧一俗、一民一官把臂同游、相互唱和的身影。
苏轼本来就是世不二出的天纵英才，而今又与世外高人相逢，更是文思泉涌。灵感之频发，连他自己都惊诧不已：“何妨却伴参寥子，无数新诗咳唾成。”（《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最重要的是，道潜不仅仅是一位诗僧，更是一位“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次韵僧潜见赠》）的禅者。他深厚奇妙的禅学修养，超然物外的空明智慧，深切影响了苏轼。甚至，连苏轼的诗情文理，都在悄然易变：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几百年之后，清代文学家纪晓岚评价苏轼这首《送参寥师》说：“（道）潜本僧，而公以诗友之；专言诗则不见僧，专言禅则不见诗；故禅与诗并而为一，演成妙谛。”纪大才子只说了苏轼评介道潜诗这一方面，其实，这四句话、二十字，何尝不是苏轼有感而发的亲身体验？他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诗之灵感生发的意境。这也表明，经过道潜的禅学启发，苏轼对于诗、对于禅的参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徐州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风流趣事：一次，苏轼、道潜与当地文友雅集。席间，生性诙谐、放旷的苏轼促狭道潜，让官妓马盼当众向他求诗。一位风情万种的名妓，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二人相对，该是怎样的尴尬万分？道潜一笑，随口吟诵道：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彭城之会，拉开了二人二十二年的友谊序幕。此后，苏轼沉浮于官场，起伏于仕途，迁徙不断。道潜不辞辛苦，时常追而随之。苏轼谪黄州，故友多避之如瘟疫，唯有道潜远来相会，且留居整整一年，陪伴其度过了一生最艰难的时光。患难见真情。一个方外之友，拳拳如此，足可感天动地。于是，道潜被苏轼政敌恨之入骨。在苏轼谪惠州时，其仇家吕温卿任职浙西，派酷吏收捉道潜，下到苏州大狱，最终被没收度牒，发配兗州。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蒙赦，才恢复僧籍。而苏轼，就在这一年亡故了，两位知心朋友未能重逢。
二、黄州参禅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在诗中对变法新政多有讽刺，被捕入狱。经元老重臣张方平、吴冲、范镇等人营救，连政见不同的王安石也出面为他说好话，并由笃信佛教的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干预，苏轼总算保住了性命。四个月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政府的管制，不能到其他地方居住；不得签署公文——没有参与政务的权力。苏轼自嘉祐二年初就科举，便以惊人的才华为朝廷上下所注目，一直被视为宰相之才。然而，二十多年蹉跎岁月，他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反而一再被贬，其内心之苍凉、凄苦、悲伤，无以言表。“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人生磨难，政治挫折，逼使他倾心空门。读佛经，看释典，与僧人谈禅，成了他的主要“功课”。甚至，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日子，寻找精神寄托，他一遍又一遍抄写《金刚经》。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正如苏辙所说，贬居黄州，是苏轼深悟实相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从苏大儒士变成东坡居士的关键时期。他的《黄州安国寺记》，记录了其皈依佛教、静坐修行的心路历程：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初到黄州，家眷尚未迁来，寄居在城南的安国寺（又名定惠禅院）。住持继连禅师将他安置在一间僻静、整洁的禅室。他外息诸缘——闭门谢客，每日面壁——修习止观（止息妄念，观察实相。止属于定，观属于慧，即定慧双修）。就是从这时起，他真正转入切实修行，并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后来他的家人也到达黄州，苏轼就在与安国寺相邻的临皋亭安了家，以便时常前来静坐。此后四年多时间，从未中断。他夙具灵根，很快就有所省悟。
那天，他在安国寺佛前发心忏悔，焚香坐禅，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间进入了一种灵灵明明的禅定状态，突然觉得身心通通透透，了不可得，顿悟空性真谛。正是有了这种奇妙的体验，他在《前赤壁赋》中，将禅的意境发挥到极致，写得酣畅淋漓、惟妙惟肖，通篇皆是神来之笔：“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江水滔滔，不断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阴晴圆缺，却无增亦无减。若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观察，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万事万物每一刻都在不停地变化；从它们本性上看，其实体何曾变迁！千变万化，自性不变！所以，众生佛性宛然，本质不会被污染，终将成佛。这一宏论的源流，是僧肇大师的《物不迁论》，而苏轼将之描述得更加美妙，更加鲜活，更加生动。
禅的空观与静观，是让人从本质上认识到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禅理可以作为诗文的借鉴，禅定的美妙境界更是与诗文之意境相通。
其实，中国文人早就已经领悟、窥探到了这个秘诀：参禅可开发文思，激发灵感。
首次将这一秘密公布于众的，乃刘禹锡。与苏轼一样，政坛失意后，他有了大量时间修禅。于是在一次静修中，在灵明不昧的禅定状态下，他契入了妙不可言的灵感源泉。
刘禹锡详细描述道：“能离欲则心灵空明虚静，心灵明静则森罗万象映入，此时，如形之于诗词，其词美妙而深邃；若赋之于声律，其曲婉转而灵动。”所以，自古以来，有许多禅僧以惊人的诗才闻名于世。因禅定而得到诗的意境，故而脩然以清；由禅定显发的智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