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荣春、邱新有
问题的提出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信息稳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信息不稳定将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秩序。以2000年震惊全国的“江西省丰城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当地基层政府强行禁止一本叫做《减负手册》的小册子，然而这种过度控制信息的行为更加引起了当地民众对信息的需求，长期信息“饥饿”的人们竞相购买这本小册子，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结果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江西丰城8·16事件”。“江西丰城8·16事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信息“饥荒”下信息的瞬时超量供给——信息的不稳定将严重冲击社会稳定。刚刚打开信息的水龙头，其来势就像是在堤坝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而不像是轻轻地拧开水龙头，如何控制流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低量或许可以暂时确保政治稳定，但长期的信息低量会导致信息贫困，表面上的超稳定恰恰是政治危机的前夜，而信息超量也会导致信息污染，给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信息在社会中的合理流动，已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不稳定会严重冲击稳定的政治秩序，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它的适时、适量供给对于维系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信息稳定不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但是它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对于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互动关系也很值得我们探讨。
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
笔者认为，要研究信息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首先很有必要对信息稳定概念进行合理的界定。信息传播活动是人类复杂的活动之一，它一方面给整个社会带来许多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作用。笔者认为，追求信息稳定是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首要宗旨。信息稳定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信息适时、适量地在整个社会中合理地流动，并与整个社会信息需求相协调。它的常态是信息的流动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信息稳定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信息结构的稳定与信息流量的稳定。
一、信息结构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
信息结构稳定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媒介提供的正面、负面、中立信息的比例应该与社会相适应。“报喜不报忧”仍是当前大众传媒对于农村社会情况报道的一个突出问题。大众传媒为当今农村描绘了一幅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象，对于农村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却鲜为人知。被过度正面信息动员起来的农民受众的社会期望迅速膨胀，然而正面信息过度供给造成的社会期望过高显然不满足人们的需求，使得许多农民受众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对传媒提供的信息缺乏应有的信任感。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其“J型曲线理论”中指出，当人们的期望和要求在社会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或者社会提供的满足程度低于期望的要求，人们在期望受挫的心态下就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构成引发社会暴力行为的心理基础。由此可见，正面信息过度动员而产生的过高的社会期望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正面信息的过度供给，使农民受众对负面信息难以产生“免疫力”，使得农民受众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显得较为脆弱，进而给农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受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信息接受的弱势群体，其接受负面信息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非常有限。反思已发生的几次农民与基层政府冲突的事件，不难看出，由于生活在过度正面信息中的农民受众很容易被负面信息“激怒”。著名传播学者威廉·麦奎尔的“防疫论”认为，增强受众的反面信息免疫力的一种方法是接种法，是通过对接受者的预存立场和所持的正面观点加以轻微的攻击或驳斥来达到抵制反面信息的一种方法。由此可见适量的负面信息的提供有利于增强农民受众的信息“免疫力”。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种牛痘”观点，他的核心思想是，在新闻宣传中，适当地提供一些反面信息，要比单纯提供正面信息更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说，“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种牛痘”观点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处理正负信息的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信息意识日益浓厚，信息需求日益强烈，所需信息的内容和方式也正日益多元化。他们不仅需要来自各方的“赞歌”，也迫切想听一听多种不同的声音。学者张国良、廖圣清在《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受众对各种性质的信息持均衡态度，即不偏好或兼好正面和负面信息，其次是偏好负面信息，最低比例是偏好正面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负面信息的需求也是当今受众重要的信息需求之一。如果大众传媒过分地控制负面信息的供给显然是难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传媒以较好的心态合理地提供负面信息，对于增强受众信息“免疫力”、满足受众信息需求都有很大意义。
综上所述，信息结构是否稳定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负面信息提供得越多，农村社会就越稳定，也不能说负面信息提供得越少，农村社会就越不稳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负面信息的合理供给使农民受众产生信息“免疫力”，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动态的稳定。
二、信息流量稳定与农村社会稳定
信息流量稳定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媒介提供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协调。信息的适时、适量供给是信息流量稳定的常态。本文开篇提到的“江西丰城8·16事件”，就是由于信息的瞬时超量供给引发的恶性冲突；又如2003年江西定南“人民日报遭扣压”事件，当地基层政府强行封锁信息，反而刺激信息需求的反弹，导致一系列矛盾冲突。这些事件正说明，信息流量是否稳定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
信息的超量供给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无线或有线电视网络和广播电话系统，有的农村地区还能收看国外的一些电视频道，甚至网络也介入农村社会生活。大众传媒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信息的巨量生产和超量供给正给农村社会带来新的冲击（这与当今农村信息贫乏的观点并不矛盾）。令人深思的是，信息的超量供给正“挑战”着农民受众的信息承受能力。信息供给量的增大，使得公众获得的信息量增多，公众社会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越大。一旦信息在社会间的流动超出了社会的需求，社会机制将难以负荷。在过量信息的冲击下，社会将产生恐慌和不安，或者对过量信息所反映的现实产生冷漠感和逆反心理，而这种冷漠感和逆反心理则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在农村社会中的普及，这种冲击将会更大。互联网有着整体互动性、共时性、开放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这都使得信息在农村社会的大量供给和迅速流动成为可能。传统的社会控制也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有的社会控制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削弱。在网络中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传者和受者，由于网络社会中“把关人”功能的弱化，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角色已经成为可能，即传者和受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会不断转换，一个人既可能是传者，也可能是受者。许多不良的信息也将在网络中流动，这对目前缺乏较好信息素养的农民受众将是很大的冲击。这也使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受到极大的挑战，进而冲击社会稳定。
信息的低量供给也将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有些观点认为，严格控制信息的供给有利于阻止不良信息在社会间的流动，营造稳定的局面。其实，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在经历SARS疫情之后，我国政府就有深刻的体会，信息的过度控制使得谣言有机可乘，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有关SARS疫情信息全面公开后，疫情和各种谣言才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可以看出，在政府传播过程中，因政府占有权威信息源的优势使得媒体被动传播以形成信息控制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媒介面临“控制”的压力，而失去了原有的传播信息的主动性。一旦对信息进行过度控制，就使得真实信息非常有限地在社会中流动，难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并且许多失实信息也容易乘虚而入，造成社会的不安与猜忌，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