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背面
《史记》写了约三千年的历史，不过司马迁不单单要记录历史，还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评断，即“成一家之言”。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断，有些相对容易，有些则要面临挑战——其中一个困难是要评断当代的事件。《史记》从开天辟地写起，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非此则不能算是真正的通史。换句话说，“通古今之变”的“通”，最后要表现为利用过去来认知现在。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尤其是他所处的正是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作为皇帝所握有的权力，跟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相比，不可以道里计。况且，汉武帝的个性和父亲汉景帝不一样，更不用说祖父汉文帝了。汉文帝时，汉代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指导原则，叫“黄老无为之学”。它要让人民摆脱战国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的战争状态，获得休息，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力。《史记》格外强调汉文帝节俭爱民、爱惜民力，他的后妃也都非常节俭，不轻易动用国家的财力。经过了文景两代，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国家也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支撑皇帝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武帝一改文帝、景帝的做法，变成了一位不断对内对外扩张的一种新形态的统治者。抱持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明显对权力有一种饥渴——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与一般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臣民的生杀予夺也越来越绝对。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个性有第一手的接触。李陵事件中，司马迁一度性命不保，但为了完成《史记》，他接受宫刑，苟活下来，进宫服务汉武帝。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很难找到比司马迁更了解汉武帝个性的人，而在对汉武帝的权力及其恐怖性的认知方面，司马迁恐怕也仍然排在前列——比他进一步体会到汉武帝权力之可怕的人，大概都已经死在刀下了。
要评判尧舜那种古远的君王很容易，要评断做生意的凡夫俗子也相对容易，但困难的是去评断当前直接压在你面前的这个统治者。司马迁清楚地了解汉武帝的个性，又直接受到这个权力的可怕威胁，但依然没有放弃。当他要写历史的时候，仍然要写汉武帝、要坚持自己的做法，这就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值得我们佩服的事情。他不会放弃一个史家要“成一家之言”的基本动机与野心，在本纪最后一篇写到《今上本纪》，但是这篇文章直接犯了忌讳，最晚到东汉时就已经消失，今天自然更是看不到了。
然而，即使没有《今上本纪》，我们仍然可以在《史记》里找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断，即在“书”这个特别体例中的奇文——《封禅书》。
父亲的遗命
《封禅书》至少有两个背景需要仔细说明。
其一，历史是什么，史官、史书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非常重视历史，在象形文字里，它是手拿着笔写字的形象，即“史”的根本意义在于用文字记录事物。这带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东西值得被记录下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了自己的家世，一个有几百年传统的史官家族，然而直到汉代，史官所执掌的工作也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记录或者历史探究。他最重要的工作叫作“星历占算之间”。汉代太史官首要的工作不是记录皇帝做什么，朝廷发生什么事情，更不是记录整个时代或社会中哪些重要人物在做哪些重要事情。他最关键的工作是订定历算，即观察天文。从历算延伸下来还有卜算，即占卜凶吉。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致可以说，“史”最初有介于神人之际，或者是把神人沟通的讯息记录下来的背景。
这一背景显然要追溯到商代。商代是一个鬼影幢幢的时代，用张光直教授的说法，商人深信他们的世界是一个连续性的世界，即活人的世界与死人的世界没有绝对的断裂，人死之后就变成了魂灵，仍然可以随时介入活人的生活，活人也随时可以去请教死掉的祖先，询问在现实中如何做会活得更好。所以，活人的世界与超验的世界，即包括众神的自然以及由逝者灵魂构成的领域，有很多可以沟通的途径，而负责沟通的人就是巫。中国的文字起源于甲骨文，刻在卜甲或者卜骨上的文字。换句话说，文字的出现就是因为要记录占卜的内容。巫祝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祖先、神灵询问：明天会下雨吗？今年会丰收吗？如果要打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如果要渡河，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如果要去打猎，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要把结果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查验，显然就需要文字。中国文字最早的执掌者就称为“史”，他们最早记录的是人与神鬼之间的沟通。在这个传统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仍然要负责星历卜算。
不过，史的工作不只有星历卜算。这里涉及从商到周的巨大变化。传统上商周被当作彼此相连的两个朝代，但今天从考古器物重新检验文献，有越来越清楚的证据显示，商文化与周文化大不相同。依据张光直教授的观点，最大的不同是商人的连续性世界观变成了周人不连续的世界观，即活人的世界与想象中的世界，不管是自然山川中的万物之灵，还是祖先灵魂、神鬼，都是彻底绝隔开来的。因此，周人文化中就特别强调现世，强调在这个体系中累积经验，归纳原则，从而找到人的智慧。人间的智慧只能在人间寻找，是周人非常特别的底蕴，后来也变成了中国历史的根本精神之一。
商到周，一切事物都反映着从注重鬼神转变为注重人世。商代青铜器上都有非常华丽的纹饰，一般都与动物密切相关。青铜器通常是炊煮之具，在煮东西把水烧开时，水气不断地往上升，这样的现象让商人相信，这个鼎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中的神鬼世界直接沟通的工具。因此，商人看重这些器具，发展出非常复杂的铸造方法，又在上面做了华丽的纹饰。这些纹饰基本上是以真实或想象的动物为主题，因为商人相信动物能帮助人沟通不同的世界。周人虽然承袭商人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和器物模样，但是改变了青铜器的意义与功能。最重要的改变是纹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不重要。换句话说，周人已经不再相信纹饰所产生的神圣力量。
此外，商代青铜器上面会有族徽，即又像图画又像文字的一种图案。但是周人之后的青铜器上开始刻蚀铭文。商人相信青铜器可以沟通不同世界，可是周人看重它是因为它可以长远流传。他们的铭文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结语，叫作“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不仅表示青铜器可以当作世代传承的宝物，更重要的是要告诫子孙遵照上面的文字。这些铭文是人与人之间的许诺、和约。因此，周人如果有封建仪式，就必须要铸鼎以示契约——一个永久的契约要用可以永久留传的青铜器与金文让后人永远不忘。
因此，从商到周，史官虽保留了同样的职责，即记录重要事情，可是重要事情的定义剧烈变化了。于是，一直到汉代，史官的工作都还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有一部分来自商代的神鬼世界，要观察天文，计算历算，甚至去预卜吉凶；另一部分则来自周人对现世的强调，要记录人与人的交接、许诺，不同亲族如何建构秩序、规范行为。越往后，人世记录的部分越重要，星历卜算则逐渐挪到其他官职上去了。太史公的时代，史官仍然具备这样的双重职责，不过司马迁的选择是记录人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认为那才是史官应该首先承担的职责。
《封禅书》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讲汉武帝时代兴盛的各种怪力乱神，但又不是一般民间的迷信，而是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的封禅。汉武帝相信封禅可以使人不死，因而才有相关的事情。这些材料基本上就在史官司马迁的执掌下，许多事情要去问他的意见，他自己也要参与到讨论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要感谢司马迁的勇气，还要感谢当时史官职责的暧昧性。封禅的细节本来牵扯到汉武帝个人最私密的恐惧以及信仰，司马迁却得以看到并把它记录下来。
另一个背景是父亲司马谈教给他的使命。司马氏世为典史，到了司马谈这一代，他想把家族保管的历史完完整整写下来，但来不及写，于是要司马迁把它写下来。司马谈作为史官，最大的遗憾是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竟然没有带他。从《太史公自序》的相关记载来看，大概可以认定司马谈是彻底肯定封禅的作用的，他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历史大事，所以才会抱憾而终——作为史官，皇帝竟然漏了他。司马迁承继了父亲对于封禅的重视，于是把封禅的重要性，以及应该从何种角度理解封禅写在《封禅书》里。这里显现出来的意义恐怕与司马谈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一脉相承的是，司马迁做到了他的许诺，真正写出汉武帝这一朝封禅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对汉武帝和朝廷产生了何种重大作用。
汉武帝的“不死之路”
“书”的基本性质是制度史，所以文章开头，司马迁把封禅制度的来龙去脉做了整理，可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司马迁在此强调了两件事情：第一，封禅不是拥有长远传统的制度；第二，封禅的形成与秦始皇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在讲封禅来历时，大部分都是讲秦始皇为了封禅，进行了种种荒谬的作为，在此之后则讲到了汉代，快速提了一下文帝和景帝。文帝部分从头到尾其实只讲一个人，就是赵人新垣平。后来文帝发现他那些封禅的说法都是假的，便“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不管这些东西了。换句话说，文帝与封禅只发生过间接关系。景帝部分也只有短短几句话，叫作“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即行礼如仪，照着原来做就是了。
然而，“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封禅书》篇幅最长的一段其实是在讲汉武帝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封禅这条路。因此，虽然本篇被归在制度史的“书”中，但是实质上它的内容，尤其是中间这部分，是理解两千年前汉武帝个人心理的绝佳资料——司马迁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描写武帝身边的方士和他的回应——在所有的资料里面，恐怕只有《封禅书》能够提供这些。
从这里开始，《封禅书》进入真正的重点，精彩得不得了。
司马迁先写女子神君，“闻其言，不见其人”。你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可是找不到她在哪里，因此大家都吓得不得了。后来这个女人现身，在汉武帝面前解释说，“你们只听到我的声音但看不到我的人，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不会死，而为什么我不会死？因为我曾经参与过封禅。”这一段是司马迁的特别安排。他让神君在封禅故事中首先登场，从而告诉我们，封禅在汉武帝这一朝至关重要。对皇帝来说，它与“不死”结合在一起。
汉武帝如此热衷于封禅，是为了长生不老，这是他追求权力的终极目标。一切现世权力，在死亡面前便失去了所有意义，所以越是有权力的人就越怕死。《封禅书》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汉武帝的，表达了司马迁的基本看法。他不是用抽象的方式简单地讲，汉武帝是一个怕死的人，为了长生不老，做了一些如何荒谬的事情，而是一段一段地铺陈，讲哪些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汉武帝，告诉汉武帝他们会什么，最重要的是让汉武帝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皇帝不死。
《封禅书》里写到很多方术之士，例如说李少君。他自称七十岁，能够运用神力驱使不同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不会死。少君曾经与武安侯一起喝酒，座上有一位九十来岁的老人，年寿之高，被视为奇迹。李少君突然口出奇言，说：“我还记得我与你祖父一起去游射的地方，那个时候你祖父喜欢到哪里去游玩，会在哪里射箭。”这个九十来岁的老人在孩童时的确与祖父去过那里，一听的确如此。这个老人已经九十来岁了，竟然有人不仅认识他祖父，还认得他祖父喜欢去的地方，于是李少君被引荐给汉武帝。汉武帝收藏有古代铜器，就拿它来问少君，少君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摆在柏寝的东西。大家把那个铜器拿来，看后面的铭刻，果真是齐桓公时代，都觉得非常神奇，认为李少君已经活了几百岁了，是神。
李少君告诉汉武帝，如果你好好祭拜对的神祇，丹砂可以变成黄金，做成器皿吃东西，就可以活得很长，见到蓬莱仙岛的仙人，看到仙人就有资格封禅，封了禅就可以不死，变成黄帝。这是一套非常精巧的骗术，它的技巧在于给你一个极端的梦想，即长生不死，同时也给你一个现在就可入手的任务——不必经历一个不可想象的飞跃，而是开始认真祈祷，一步一步地做，将来有一天到那个终点，就可以长生不死了。它有很复杂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可以拖时间。
李少君又告诉皇帝说，他曾经在东海走来走去。因为东海特殊的地理条件，海上经常起雾气，人们可以看到各种缥缈的海岛，可是等到天气晴朗时，这些栩栩如生、上面有人来往的海岛就再也找不到了。在齐地有很多这种神仙的传闻，李少君也用此勾引汉武帝，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看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不吃一般的五谷，而是吃巨大如瓜的枣子。安期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他“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接受了这一说法后，汉武帝就开始亲自去拜，并派遣各个方士到东方的海里，去蓬莱找安期生。接下来他就开始炼丹，想让原来的丹砂变成黄金，但有趣的是，没有多久，那个号称已经几百岁，与九十老翁的祖父一起生活过，好像还在齐桓公宫里看过铜器的李少君，竟然病死了。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麻烦，打击了汉武帝的信心。有趣的是，李少君明明都死了，但是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宁可相信他是羽化了。
他还特别找了另外一个人，叫作史宽舒，恐怕也与史官有关系。后来碰到与长生不老、封禅有关系的事，史宽舒就与司马迁这些史官一起管理。汉武帝叫他去学李少君的各种法术，希望找到蓬莱仙岛或安期生，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接下来，司马迁就告诉我们连带的效果。李少君变成了一个示范，大家都知道皇帝相信神仙，所谓“上有好者下必应之”，于是“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这又是一个统治者明确让社会知道他喜好什么东西，对什么执迷的案例，大家为了得到权力和好处，这样的东西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来自亳的谬忌。谬忌有一个新主张：皇帝若要长生不老，就要拜太一神。他讲了一大套怎样拜太一，汉武帝不只听进去了，还要按照这种说法立太一祠。再后，所有的人就在这上面不断加码。有人告诉他，天子三年用一次太牢，要拜三个神，即天、地、太一。于是从谬忌的太一祠加码成了天坛、地坛与太一坛。人们一看皇帝喜欢这种意见，接下来又有人上书说，以前天子在春天要去拜黄帝，要用一块破损的古镜，用羊用马。然后如何拜山，如何拜泽，如何拜武夷君，又讲了一大套。整个汉武帝时代，祭祀系统不断膨胀，花费的人力与财力也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让皇帝能够继续相信，就要有一些奇迹般的现象出现，于是一只独角兽被及时捕获了。有人主张这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麟，而麒麟来到人世间应该有它的意义，于是大家猜测，下一步皇帝应该要封禅了。封禅要去哪里呢？要到泰山。
在行政体制上，汉代仍是郡国并行制，有很大一块领域是皇帝自己直接统治，以郡县的制度来运行，王侯（主要是王）则有各自的领地。泰山在济北王的国境内，于是济北王赶紧把境内的泰山及旁边的城邑全部还给了皇帝。汉武帝高兴之余，就用其他地方补偿给济北王。这时，常山王因事被贬，汉武帝趁机把常山王所封的地方也搬走了。于是，在号称有特别神圣意义的五月，本来在王国境内的两座山全部都还给皇帝，也就是所谓“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奇人少翁。少翁用“鬼神方”，和皇帝说自己有一些特异功能。汉武帝有一个宠幸的王夫人，不幸早死，少翁就说自己有办法招魂，在夜里使王夫人及伴随她的灶鬼在皇帝面前显影。皇帝在帷幕之后远远地看，越看越像，好像真的就是王夫人的魂灵回来了。于是皇帝开始重用少翁，把他拜为文成将军，给了非常多的赏赐。文成将军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开始有各种建议。他告诉皇帝，要想与神仙有所交流，就不能住平常的房子，不能穿平常的衣服。如果宫室被服没有神仙图案，神仙不会来。于是，所有宫室全部要大变，不管是屋子还是衣服：
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及诸鬼神。
即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住不一样的地方，还要遵循不一样的时辰，避恶鬼。然后祭拜，希望天神愿意降下来。这样搞了一年多，神还是没来。如果再没有什么新的灵验，少翁知道自己的性命可能会不保，就做了一些诈术。他把有字的帛书喂给牛吃，然后假装不知道，看到牛时就说这牛不对劲，牛肚子里有奇怪的东西。杀了之后，果然发现帛书，上面写着稀奇古怪的话。但是汉武帝没有那么笨，看到帛书上的字体好像是少翁的，去找养牛人问，果然是假的。汉武帝非常生气，就杀了少翁。这里司马迁又有一个暗语，即文成将军被杀之后，“隐之”——为了给皇帝面子，假装他不是被杀的。
虽说杀了少翁，但汉武帝并未死心，不愿意完全放弃他教的一些方术，仍旧建造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这些都是招神仙的方法。少翁死后第二年，汉武帝病得非常严重，不仅找了各种医生，还找了巫来医治，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当时有各种建议，让他在甘泉宫里拜这些那些鬼神，武帝后来没有办法，派人去问神君。有位神君就说，皇帝不必担心病，过一阵子就会好一点，届时请他勉强自己到甘泉宫见我。他说完这些话后，汉武帝的确感到身体稍微好一点，于是从病榻上起来去甘泉宫。到了甘泉宫之后，病真的好了，汉武帝松了一口气，大赦天下，建造寿宫供奉神君。寿宫中最尊贵的神君是太一，在旁边辅佐的是大禁、司命之属。人们见不到这些神仙，但可以听到他们说话，就好像真人在说一样。他们忽然而来忽然而去，来的时候非常肃然。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只能在那里等着这些神人显现。于是，此后又有一堆的仪式，叠床架屋，以致要汉武帝“亲郊后土”。
这一路罗列下来，《封禅书》帮我们刻画了一个真正的武帝面貌。其他人写武帝只写他带着权力光环的表面，司马迁则要“成一家之言”，虽然要通过《封禅书》这种形式才能够“偷渡”，但是他坚持让人看到，在权力光环的背后，汉武帝是一个多么害怕死亡的人。因为有这个致命弱点，如此雄才大略的英雄在面对死亡时，再荒谬的术士都可以轻易地骗过他。而且，即便上了那么多次当，只要有人告诉他可以长生不老，武帝就又跳进去了。
权力的毒药
在面对死亡时，汉武帝与秦始皇在《史记》中被用同样的方式彰显出来。权力越大的人越怕死，他们心中的混乱与纠结比一般人更加严重。汉武帝希望借由封禅、各种方术摆脱一般人的命运，没有拥有这么巨大权力的人不会这样想。我们知道凡人皆有一死，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权力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让皇帝不相信自己是一般人——一般人必须排队，你可以不排；一般人无法得到的享受，你有权力就可以享受；一般人无法得到的安全感，有了权力，你就能拥有。有权力的人随时活在特权当中，随时在一种例外的情况下，自然就有一种错觉，认为拘束一般人的规律不应该放到自己身上。所有人都不想死，一般人不得不死，但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尤其是拥有这么高的权力，为什么也需要死呢？一定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运用权力，让自己与其他人分隔开来，可以不死。
《封禅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写了这样一种权力思考方法，尤其反映在汉武帝的身上。一方面，汉武帝如此雄才大略，立下巨大功绩；另外一方面，回到个人层面，我们看到他的脆弱，也更进一步看到这个脆弱所带来的愚蠢。在很多与权力、治国有关的地方，汉武帝可能有特殊的判断能力和智慧，然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幼稚单纯的人。在他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式各样的人，说着与封禅相关的各种诱惑，而他仍会一再上钩。
例如说宫人栾大。有趣的是，他是文成将军少翁的同门师兄弟，少翁被杀，但是栾大还是想接近汉武帝，就认识了康王。康王宠幸一位侧妃，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康王死后，康王后基本上一无所有。不过，因为康王早死，康王后还很年轻，而且她对自己的美貌与才能很自信，有了非常大的野心，要去勾引汉武帝。之前有少翁用这种方法接近汉武帝，变成汉武帝身边最信任的人，康王后就去勾结栾大，因为栾大与少翁是师兄弟，学的是同样的方术。康王后把栾大推荐给汉武帝，如果汉武帝重用了栾大，自己就可以借机靠近汉武帝，最好让汉武帝爱上自己。这样，她就可以进到宫中，拥有荣华富贵和权力。
她的时机选择得还不错。汉武帝杀了少翁之后，正在后悔，认为还有很多的方术没有学到。栾大长得一表人才，又很会说话，更重要的是他敢吹牛。《史记》的用语极为有趣，说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人吹牛说大话且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他自己都不怀疑，就很容易说服别人。
见到皇帝之后，栾大说的一部分内容是所有方士都会说的。他说自己经常到海上，看到安期、羡门这些仙人，但是每次去都有挫折感，因为地位不够高，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栾大接着说：这些仙人同样看不起康王，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诸侯，不愿意把各种秘密法术教给自己和康王。康王是个笨蛋，不懂得重用我。我的老师经常与我说，只要能用对的方法找到对的仙人：
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
栾大这些话特别针对当时汉武帝的心思。第一个“黄金可成”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对汉武帝这样的人来说，黄金没那么重要。接下来，他知道这个时候汉武帝心中最大的困扰是黄河决堤。黄河决堤，整个黄河下游的泛滥，造成统治上的困扰，这是一个绝大的难题和巨大的工程。栾大就诱惑皇帝说“河决可塞”。皇帝不需要动用这么多人，也不需要那么担心，如果有神仙来帮你，马上就好了。这个当然就比“黄金可成”吸引力大得多。当然，最后是皇帝会最想要的“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
不过栾大非常聪明，他还要保护自己。他说自己的地位很低，重要性不够，神仙不见得会见他。此外，我们有法术的人借此与神仙交接，可是稍微有神仙不理会我们的时候，你就要发脾气，我的师兄文成将军少翁就被你杀了。杀了少翁，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所有有法术的人都不敢来找你了，最后是谁损失呢？汉武帝听完之后，信誓旦旦地与栾大说，文成将军不是我杀的，是误吃马肝而死。然后他就拉拢栾大，说你如果真的有见效的办法，我什么东西都舍得给你。栾大继续替自己铺路，就说，你是皇帝，我们怕你、有求于你，你对我们则没有任何要求。可是神仙不一样，我的老师是个神仙，他不求人而是别人去求他。如果你一定要找我的老师来，就不能说“你给我来”，而要客客气气地用最好的待遇去把那个阵仗给排出来。你派使者去找神仙，神仙不见得要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赐给使者印信，表示皇帝如何看重。
汉武帝当然心动了，可是他毕竟被骗过几次，所以要验证一下。就像当时少翁借由让王夫人还魂来说服汉武帝一样，栾大摆好棋盘棋子，让棋自己下，叫作“棋自相触击”。皇帝一看果然有神功，再加上之前栾大运用心理效果讲到“河决可塞”，所以汉武帝就决定把栾大拜为五利将军，接下来又增加很多头衔，赐给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这就是依照栾大所说的，让他去找神仙时地位很高，有各种各样的依据。此外，汉武帝还下了一份诏书，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专门治水。封了侯，地士将军就可以在两千户的封地上发挥作用，像大禹治水一样“疏九江，决四渎”，防堵河患。
武帝不只是赐给栾大宫室珠宝，甚至把卫长公主都嫁给他了——卫长公主的称号改为当利公主，意为嫁给了五利将军。武帝还经常亲自跑到栾大的家里。栾大的地位越来越高，高到皇帝刻了个玉制的将军印，叫作“天道将军”。在授予时，使者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晚上持印站在白茅上，栾大同样穿着羽衣站在白茅上接受。这个特别的仪式表示，这不是皇帝授给臣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天道将军是要“为天子道天神也”，道者，导也，也就是帮天子导引天神。到这个时候，栾大在几个月内配了六个印，有六个封号，一下变成了长安城里面最有名、最有权力的人，大家都去巴结他。
其实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司马迁写这一段真的不完全是在讲封禅，而是一路讲这些方术之士，以及他们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司马迁点明了政治上的一个通则，即作为统治者，比如像皇帝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他的偏爱会导致政治灾难。这个偏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偏爱什么事，二是因此而来的偏爱什么人。这纯粹是来自个人的喜爱或者执迷，不能用政治运作的道理来规范。一旦有权力者进入执迷的状况，他就把权力交给了不是在正常政治运作下应该握有大权的人，实质上就是在打乱整个权力架构的运作，届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与冲击。因此我们会看到，一旦有权力者执迷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整个政治运作就会开始分裂、倾斜。每个人都希望巴结皇帝喜爱的人，迎合皇帝喜好的事，分到一点权力和利益。他们再也不管原来的体制中什么是正确的程序、什么是应该有的守则。而且，一旦皇帝破格对待某些事、破格宠幸某个人，这个“格”显然就不可能再约束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被皇帝破格任用，得到破格赏赐，于是，原来那一整套规律规范就被弄得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这种局势必然产生另外一个团体。如果不愿意依附有这样偏爱的皇帝，不管是出于原则，还是出于个人恩怨，他们都变成了这个政治体制的边缘，心里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社会分裂开来，大部分人在那里孜孜矻矻地求取利益，而另外有一群人随时抱持着深深的埋怨与不满。一旦政治进入这种状况，如何能好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和一般人民造福呢？
我们读《封禅书》，看司马迁刻画汉武帝与这些方术之士，乃至于朝臣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能体会到这绝对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观察、评断，到今天仍然能够对我们的认知、观察有所启发。他用来彰显这个道理的故事，两千年之后读来仍然如此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