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最高档的四季酒店，犹如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著名水上宫殿，矗立在一片洪水汇集而成的湖泊中，而湖水漫流过高速公路和酒店入口之间的凹地。一名穿制服的警卫看守着高耸的大门，眼前坐落着两栋蓝色的巨大洗衣房，屋里挤满衣冠楚楚、稍显紧张的客人，他们都是利用从酒店维修部偷来的梯子爬进洗衣房的。由于雅加达再度进入洪泛期，头脑机灵的酒店员工便自创了一项非正式服务：将客人护送到不淹水的地方，收费不含在每晚二百五十美元的房价中，有时双方还会在中途重新议价。
雅加达不是个令人一见倾心的城市，而是一座土地宽广、市容紊乱、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崇尚消费、看似无远弗届的大都市。它拥挤、污秽、喧嚣，建在一片沼泽地上。虽然洪水年年来报到，但市民都很天才，能把这里的变幻无常化作种种优点。市民的人数也很可观，荷兰人离开时，全市只有六十万居民。日后市界逐年向外拓展，总面积超过六百六十一平方公里，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到了2011年，该市人口已达印尼独立当年的十七倍，并且将周边城镇一并划入都市区。如今大雅加达区是仅次于大东京区的全球第二大都市，市民有两千八百万人。市区建有完善的供水与排水系统，还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但旧运河两旁尽是违章建筑，河里积满垃圾。
这里比不上东京，市内没有值得夸耀的大众运输系统，交通堵塞由来已久。不过，这问题可难不倒当地的超级富豪，例如我认识的一名富翁，小时候每天由私家直升机送去幼儿园，但其他市民哪个没尝过程度不一的苦头。中下阶层只能又推又挤地搭乘班次有限的老火车和脏巴士，要不就骑着摩托车穿梭于混乱的车阵中，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拥有一部四轮车。大街上每年总会再涌入二十万辆汽车，意味着交通流量更大、通勤时间更长。雇得起司机的有钱人，在私家车上配备移动办公室，为的是更有效地善用他们在交通堵塞的马路上所耗去的光阴。若干年前，市政府决心改善市区主干道拥堵情况，规定高峰时间每辆车至少须乘坐三人才能上路，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脑筋动得快的居民再度想出应变之道。几天之内，许多道路支线上，经常可见失业者自告奋勇钻进有钱人家的空调车，充当额外乘客。
诸如此类的市民小创意，是我爱上雅加达的原因。1988年我初次卜居城内时，这个首善之都已有不少光鲜亮丽的办公区和交通拥挤的大马路。那些带了点浮夸现代感的办公区，置身于一大片铁皮屋顶、简陋住宅、复杂巷弄以及散发着刺鼻味的市场中，犹如分布于汪洋大海里的几座岛屿，看来并不令人生厌。但我在印尼卫生部任职那段时间（2001年至2005年），这些岛屿变大了，海洋却缩小了。不过，每当我骑摩托车在这座低洼城市的小路里钻来钻去，或者在设有空调的办公区之间猛抄捷径，依旧能窥探我最爱观察的小市民生活，那才是雅加达的真实面貌。我曾看到一名小学生坐在屋里用功读书，还用双手紧捂着耳朵，免得听见三个弟妹在旁争吵的声音。我也曾看到一位年轻爸爸用水桶在街上帮尚在学步的孩子洗澡，一名裁缝师骑着单车经过他们身边，车后摆了个工作台，上头架着一具老旧的胜家牌（Singer）缝纫机，单车把手上挂了一块李维斯（Levi's）的广告牌。
现在的雅加达只残留少许昔日的影子。2011年我在城内四处奔波为印尼之旅做准备时，曾在某条小路再度遇见一名流动裁缝师，他也载着一具老旧的胜家牌缝纫机、也还在替李维斯牛仔服做广告。然而，从前市区里的狭街窄巷，还有为它们注入生气的居民却一一消失了。这位裁缝师在股票交易所和林立于街头的五星级酒店之间的马路上慢慢踩着脚踏车，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咒骂，那些商人都开着豪华休旅车准备赶赴下一场交易，没耐心从他身旁绕过去。那真是令人忧伤的景象。
如今的雅加达满城尽是购物中心、公寓大厦、快餐厅和印多超市（Indomaret）——该连锁便利店伫立在每个街角，店里空调开得很足，弥漫着鸡肉热狗烟熏味。市区里还充斥着价格不菲的寿司餐厅、装潢俗气的酒吧夜店，以及光灿夺目、卓然挺立、象征国家繁荣的摩天大楼。印多超市与设有门禁的社区就跟麦当劳汉堡店一样，占领了大街小巷，整个市区的扩张也几乎毫无节制。2011年我骑着摩托车努力在市区绕来绕去，以便搜寻渡轮时间表和旅行用的蚊帐时，发觉雅加达愈来愈不讨人喜欢了。它已经不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认识的那座城市，一切改变要从苏哈托交出政权说起。
1988年路透社将我调到雅加达工作时，我们的新闻编辑室是个昏暗沉闷的房间，里头只摆了几台黑底闪着绿色荧光字的笨重电脑屏幕，只听得到男同事们高谈阔论。
此时苏哈托已经在位二十一年，是个其貌不扬、沉默寡言、讲求条理、自奉甚俭、把国家的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独裁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作风和前任总统苏加诺大异其趣。苏加诺总是摆出高瞻远瞩的民族救星姿态，多次出席大规模集会，苏哈托则像个忧心忡忡的大叔，努力为某些推动家庭计划的诊所站台；苏加诺曾号召后殖民时代的各地领导人发起不结盟运动，苏哈托则是召集农民力行把老鼠赶出稻田的运动；苏加诺风流韵事不断，有过四段婚姻（最后一任妻子是在日本酒吧认识的未成年舞女），长久以来引起不少八卦，而苏哈托与妻子“田妈妈”[1]结婚五十载，未给民众制造太多闲话。
苏哈托外表毫无魅力可言，被我们戏称为“老头子”，却是无数趣味话题的来源。驻雅加达的外国记者们，总有机会参加一连串鸡尾酒外交晚宴，也总会聊些趣闻，我很快便适应了这种小圈子生活，并且在绿叶繁茂的门腾区，租下一栋荷兰殖民时期建造的小别墅。房子坐落于一条窄街后方，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主要是一些推着手拉车的流动小贩，每个小贩都以独特叫卖声推销自己的东西，“叮—叮—叮”卖的是炒面，“咚—咚—咚”是卖肉丸汤，卖沙嗲或蔬菜的小贩则吆喝着“嗲—嗲—沙嗲呀！”或“哟—哟—买菜哟！”。
有几个流动小吃摊就开在我家庭院一株点着蜡烛的缅栀（俗名鸡蛋花）树下，我的爪哇朋友们为此感到不解，他们以为缅栀应该是属于墓园的植物。记者、外交官、较敢大发议论的印尼知识分子，不时围坐在这些摊子的餐桌前臧否人物，谈论谁上台、谁下台，评断这位部长未出席那次鸡尾酒会，究竟意味着“老头子”不满军方某个派系，还是对某个特定商业集团发出警告。由于当时政坛有许多状况未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一位聪明绝顶、极端自信的英国年轻外交官本杰明（Jon Benjamin）老爱提起他所谓的“老鼠屎”理论，例如部长没在鸡尾酒会露脸，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司机忘了给车子加油。他反复强调，印尼取消与新加坡的联合军事演习、贸易代表团延迟访美、预定播放副总统公告的广播电台遇到停电，全是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把事情搞砸了。随着某些事件的发生，往往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苏加诺企图通过个人影响力把“印尼”捏合起来，苏哈托则是运用官僚制度将国家牢系在一起。这位沉默寡言的军事强人，固然常把国徽上的座右铭“多元而统一”挂在嘴边，但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他宁愿舍弃多元而支持统一，因为统一比较单纯，多元较难处理。于是，一群奉承者硬是把“多元”包装成苏哈托能接受的形式，例如将地方服饰改成朴实无华的样式、让传统舞蹈扬弃搔首弄姿的动作。
我到路透社履新第二天，就见识到苏哈托版本的“多元”。“走吧！我们带你去瞧瞧这个国家！”我的印尼同事们说，随后就把我带到一条两旁罗列着玻璃帷幕办公区的通衢大道，途中经过几尊苏加诺时代为了提振无产阶级士气而树立的巨型雕像，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来到苏哈托夫人设计的一座主题公园“小印尼”。我们搭乘缆车在一片宽阔的人工湖上方摇来晃去，湖中散布着几个形似印尼主岛的小岛。下了缆车后，又在几座新盖的展示馆附近逛了一圈。展馆共二十七座，每座代表一个省份（当时印尼只有二十七个省），里头陈列着各省传统建筑模型以及身着传统服饰的假人（其中没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巴厘岛女子或是缠着骷髅图腰布的松巴岛战士）。有一间展馆可见印尼各个合法宗教崇拜所，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印度教神庙、佛教舍利塔，当然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却看不到象征数百种民间信仰的展示品（例如宰牛仪式范例以及被当做供品的胎儿胞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民间信仰始终和苏哈托批准的宗教并存着。
苏哈托夫人把较“原始的”文化从“小印尼”展馆剔除之际，苏哈托本人也在全国各地建立统一的象征和机构，但这些普及全国的国家象征多半含有爪哇特色。每个星期一早上，学校里的孩子们会一边唱着国歌，一边注视男女生代表神色庄严地升国旗。除了国歌之外，印尼还有其他颂扬国家统一的歌曲，其中一首名叫《从沙璜到马老奇》（“From Sabang to Merauke”），沙璜位于印尼西北角，马老奇则是印尼东南角的一座城市，这首歌就是在赞美两地之间一连串的岛屿结合为一个国家。一位巴厘岛朋友曾说：“我小时候总是非常骄傲地穿着红短裤立正高唱《从沙璜到马老奇》，当年什么都不懂，对爪哇的一切照单全收。”
苏哈托主政时代每个星期六，从亚齐省到巴布亚省（两地相隔五千公里，跨三个时区）的全国公务员也会举行升旗典礼，他们一律穿着款式雷同的爪哇蜡染服，衣服上都饰有象征建国五原则的老鹰图。这些被刻意强调的国家统一象征物，可以对外来者产生一点抚慰作用，因为你在任何陌生的印尼城市，总会看到几样你认得的东西。我知道每栋办公大楼、每所学校和宗教场所外头，都会挂上载明其用途和地址的白色告示牌。每个村落的入口，都有一块用木板精心手绘的彩色指示牌，上头写着：“家庭福利联盟十大计划”。该联盟表面上是个草根性妇女组织，其实是爪哇中央政府率先提出、成立、构想再复制到全国，并由各省省长夫人负责监督的组织。这些被称为“夫人”的女士代表某个中上阶层，她们仿效苏哈托夫人“田妈妈”的打扮，个个绾起头发，喷上发胶，盘成一个比蜂窝圆但比传统发髻蓬松的大包头。她们会捧着柔滑细致的粉饼在脸上涂涂抹抹，手上留着恐怕会把小孩吓出心脏病的长指甲。虽然她们的妆容很像库伊拉·德维尔[2]与《日本天皇》[3]音乐剧演员的混合体，显得不怎么端庄高雅，但她们提倡的“十大计划”却灌输了贤妻良母应尽的家庭义务，并且涵盖具体（健康、食物）和比较抽象（了解并实践建国五原则）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为消除地方差异，使官僚体系走向现代化，苏哈托努力帮全国建立统一的政府架构。从前的地方社区向来根据各自传统成立地方组织，例如加里曼丹的达雅克族，会接受某位德高望重的长老督导，在公共议事厅中集会；西苏门答腊的宗族们，则是在公有土地上聚会。苏哈托借去除这些差异来破坏地方文化根基，力图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基本制度。政府主要分五个等级：国、省、县、乡、村，各级政府直属于一套指挥系统。苏哈托削去各省决策权，钦点省长为首都雅加达效命——许多省长出身于军旅，有些人籍贯是爪哇，所有人都忠心耿耿。他还提供两支正规军做这些省长的后盾，其中成员大半也是爪哇人。第一支正规军由武官担任，受命“身兼二职”，可介入上至省、下至村的居民生活，第二支正规军则由文官组成，两者的职掌始终界线不明。
我在苏哈托执政期间前往印尼东部旅行时，很少听到公务员讲方言，也不常看到黑皮肤、卷头发的种族（例如巴布亚省的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出任公职。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是爪哇人，就是来自教育水平较高的其他地区，当地居民都把他们当异类看。1991年，我在毗邻澳洲北方的萨武岛（Sawu）旅行时遇到的一名农夫告诉我：“我们这里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其他时间都喝棕榈糖水。那些公务员就不一样了，他们每天能吃到三餐。”
当地居民眼中另一个异类，是来自爪哇的“越区移民”或“内部移民”。这些人都是穷苦的农民，由政府出钱让他们从人口过剩的爪哇乡下搬到其他较空旷的岛屿。此类移民计划其实从荷兰统治时代就出现了，那时叫“殖民”，后来苏加诺明智地改称“越区移民”，盘算着每年将一百五十万名爪哇人（连同他们的价值观——服从指挥、集体合作）送到其他各岛，以达同化国人之目的。然而，苏加诺比较善于勾画愿景，不太擅长付诸行动，因此他在十五年内送出的越区移民人数，仅达目标人数千分之一。
苏哈托也和苏加诺一样，巴望着政府支持的越区移民可促进全国统一，于是加强实施该计划，每年从爪哇和巴厘岛迁出约三十万人。一位负责执行计划的部长说：“我们打算通过内部移民的方式……把所有种族融合成一个国家——印尼国。将来不同的种族会因为融合而消失，全国只剩一种人——印尼人。”[4]
如果那位部长以为，这些移民会心花怒放地在咖啡馆里跟当地人谈情说爱，然后安居乐业生几个真正的“印尼”宝宝，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移民都自成一体，像糯米团似的聚集在取了家乡名字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亚齐省东北部参观过的一座移民村，是我在印尼所见最荒凉偏僻的地方。这个从森林开垦出来、与一座橡胶园相邻的小村叫做“西多穆里欧”，是个爪哇名，村里几家小店也都冠上爪哇大城的名称，像是“梭罗农产”、“玛琅理发”，可是店外全部封上了木条。大多数住宅已没有比较值钱的家当，都是上锁的空屋。我朝某个屋子里偷窥，只看见散落在地板上的玩具，还有搁在餐桌上的半杯茶，唯一生命迹象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狗。
接着，一位老先生骑着一台古董摩托车出现了。我问他村民都到哪里去了，老先生说他们因为不受当地人欢迎而远走他方。那时亚齐省的反叛分子曾指控雅加达窃取当地资源，愤而发动一场对抗中央政府的游击战，然而受害最深的，却是无一技之长也无半分土地的农民，被一心想促进全国统一的政府误送到此地。西多穆里欧的村长在半夜遭人刺杀身亡后，村民相继弃村而逃，这桩刺杀案很有可能是游击队所为。
亚齐省移民蒙受迫害，只是地方对中央政府表达不满的一个极端例子。话说回来，有些地方的移民纵使能与当地邻居和睦共处，他们还是习惯讲家乡话，种植自己在家乡种的作物，成立类似爪哇或巴厘岛加麦兰乐团的音乐团体。这种情况比较像文化移植而非越区移民，难以形成同化力量。
在苏哈托的建国大业中，内部移民是个罕见的失败政策，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推广电视（这位农家出身的领导者会干这种事，倒是颇出人意料）。
苏哈托心知肚明，如果他想消弭苏加诺时代的动乱，让国家以比较稳健的步伐前进，势必得改善国民的健康、教育以及农耕技术，还须善用一个平台以昭告全民：他们在打造这个光荣国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电视就是这个平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尼发射了一枚传播信号可覆盖全国（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人造卫星。虽然这是印尼百姓无力负担的大手笔行动，但无疑为苏哈托提供了一个传声筒，可向全国人民宣传国家发展进程，同时向全球暗示：苏加诺时代的动乱之门已经牢牢关闭，一扇新造的现代之门即将开启。
人造卫星一升空，政府便开始为全国发放“公用”电视机，每年送出五万台。这些电视通常摆在村长家里，全村人可聚在一起观赏晚间节目。那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TVRI，外岛的电视屏幕上，骤然充斥着报导全国发展现状的影像和商业广告。雅加达当局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广告恐将对国家不利，他们认为电视台替某些消费品向少数买得起电视的大城特权阶级打广告是一回事，但是让住在乡村和偏远岛屿的穷人看到大量专供富人享用的消费品又是另一回事。卫星电视应当发挥的功能，是将全国不同族群融合成“印尼人”，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一群“想要却得不着”的不满分子。
1981年，苏哈托饬令禁止电视播广告，“旨在避免形成有碍发展精神的负面效应”，并利用多出来的时段广发他意图散播的信息，TVRI也不遗余力地播放响应家庭计划、善尽国民义务、努力为国争光的枯燥内容。许多研究显示，通过电视倡导家庭计划成效特别显著，因为凡是获赠公用电视的村子，生育率很快就下降。
1989年，TVRI垄断市场的局面被打破，苏哈托率先将民营电视台营业执照发给其子班邦，旋即又将执照发给女儿图图[5]和堂弟苏威卡莫诺，并准许家人从拉丁美洲进口连续剧、任意为节目播广告、公然宣称电视可达社会教化之目的。最初这些民营电视台的观众仅限于都市上层阶级，尔后各电视台逐步设法取得卫星传播渠道，让电视节目走入苏哈托子女绝对不会涉足的穷人家中。
苏哈托少时家贫，初中便辍学，后来因为从脚踏车上摔下来，扯破了仅有的一套像样衣服，只好放弃银行工作去从军。他在军中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但始终惦记着爪哇农民，盼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他旋即着手实践这个理想。虽然苏哈托指派军事将领监控印尼人民的生活，但明智地把经济管理重任交给一小批精明干练、行事谨慎的经济学家，其中不少人曾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在加州留过学，因此被称作“伯克利帮”。他们的第一项举措是振兴农业，使得印尼从世界最大稻米进口国变成稻米净出口国。
“伯克利帮”观察到韩国等国因扶植民营外销产品制造业而致富，因此举臂欢迎外国投资者，并鼓励国内企业生产外销货。于是，印尼的经济繁荣起来，儿童就学比例上升一倍，国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大增。苏哈托在总统任内的头二十年，是通过提供对国民足够的照顾，让大家脚踏同一条船，并听从船长命令的手段来维持国家安定的。他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如果军中天主教徒声势太强，难以安抚，他就分一点好处给穆斯林知识分子。他准许军人监管荷兰时代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目的在于让劳工安分守己，不敢闹事。他招揽外商公司前来印尼投资，并要求外商与提供政治献金给他的本国商人合作。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称后者为“高成本交易”，其他人则称之为“贪污”。不过，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外商是真的想在印尼投资，因为只要向苏哈托妥协就能享有安定。于是许多投资者对军事高层及其亲信行贿，认为这是换取安定的合理代价，却对其他代价视而不见，而付出那些代价的往往是反对伐木与采矿以及遭到武力威胁而噤声的社区、要求最低工资而受伤躺在医院的工人、因报导这些事件而被监禁的记者。
多年来，大多数印尼人也选择视若无睹，因为苏哈托提供的安定对他们有利。我向雅加达路透社报到当天，与我办交接的记者扔了一本刚出版的苏哈托英文自传到我办公桌上说：“你读过以后给我们两句评语吧。”他看我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又补上一句：“里面可能有提到非法处决人犯的故事。”后来我发现，苏哈托果真在自传中提起二十年前，他曾下令国防部长不经审讯处决两千名普通罪犯，以“杀鸡儆猴”。于是我跑去附近餐馆打听“公众舆论”，料想某些印尼人或许愿意向我透露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后来有个居民耸着肩膀对我说：“那些犯人被处决以前，我女儿在天黑以后都不敢上街，现在她敢走夜路了。”该事件落幕后，他的女儿和其他数百万比较胆小的孩子，都能安心地上学，获得适当的健康照顾，每天晚上吃得饱饱地上床，还可以梦想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他们的父母辈就不曾享受过这些好处。
苏哈托和大多数独裁者一样，统治时间极长，超过了法定任期；世人对他在位最后几年的丑态记忆犹新，往往不愿承认他有过任何重要建树。苏哈托执政期间不仅钳制各种政治言论，还将印尼多元文化统一成爪哇模式，甚至挪用大量公款给手下将领、商场亲信以及日趋贪婪的子女享用。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他篡夺权位之后的头二十年，的确因大幅改善数千万老百姓的生活而深得民心。
20世纪80年代末期，情况开始严重恶化，部分原因正是人民的生活变好了。由于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想要更多东西。他们眼看着经济日趋繁荣，所有财富却集中在一小撮人的口袋里，其中当然包括苏哈托的子女，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变得愈来愈贪得无厌。劳工们听到政府首长在演讲时提起“下渗经济”[6]这名词的感想是，他们制造芭比娃娃和耐克球鞋为公司赚了大钱，但那些利润渗到他们手上的速度不够快，于是开始表达不满。当军事将领监管的合资企业相继落入苏哈托子女而非军方的手中后，那些将领也比较懒得镇压劳工抗议活动。
当时的印尼尚未成为容纳异己的大熔炉。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件用粗糙的浅蓝尼龙布缝制、上头印着几个数字的衬衫。那块布料原本是一群来自印尼唯一合法工会的劳工绑在雅加达郊区一家鞋厂外头的抗议布条，上面印有细述最低工资劳工法的文字。这群劳工没有诉诸武力，没有发表评论，仅仅在布条上列出应当依法支付工人薪水的公司数目，可是布条只在工厂外面悬挂了半天，就遭到开进工厂的军队撕毁，后来我的几个工会朋友干脆把它剪开做成衬衫。
从前的印尼不会像韩国那般发生群众示威和街头暴动，也不会像印度一样口出恶言反对民主、纠集数百万人举行静坐抗议。1988年我奉命调到印尼时，只见过少数被挂起来之后又被强制拆除的抗议布条，也只遇过几桩民众愤怒洗劫日本商店、不安定省份爆发反政府小型斗殴事件，这些案件起码让记者们还有点事可忙。
那时我租住的门腾区，过去是荷兰人云集的郊区，现在仍是雅加达最绿意盎然的地段。我会从我的别墅跳上摩托车，跑去探索环境比较脏乱的市区，还会跟聚集在码头等着把载货双桅帆船驶向其他小港的水手攀谈。我也会前往有如迷你阿姆斯特丹的旧荷兰城溜达，那里有个鹅卵石广场，运河边鳞次栉比、门面狭窄的典雅高楼如今已无人管理，被堵塞的运河频频发出恶臭，殖民时代的店铺被小商人、小窃贼接收，一群妓女和嫖客聚集在一道列柱长廊下，随着廉价卡带录音机播放的刺耳音乐扭腰摆臀。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偶尔会吸烟。那时候的良家妇女是不碰烟的，但买支香烟和借个打火机，不失为跟街头小贩打开话匣子的好方法。他们对总统官邸周边交通模式的变化了如指掌，也很清楚哪个店家付了保护费给哪个警察分队或军队。
路透社摄影记者恩妮（Enny Nuraheni）常陪我东奔西跑，她是我采访各类犯罪案件的好搭档。为了挖掘新闻，我们常鬼鬼祟祟做些小动作，例如突破警方在发生爆炸案的教堂四周拉起的封锁线，或是声东击西地溜进不让媒体靠近的难民营。我们这两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一个是白皮肤，一个有古铜肤色，总是共骑一辆生锈的摩托车，在陌生的市区兜来兜去，看在别人眼里肯定觉得很怪异。眼尖的恩妮一发现有趣的事物就戳戳我的腰，我毫不迟疑地紧急刹车后，她就立刻抄起相机，冲到一只身穿芭蕾舞裙、在路上随手风琴音乐跳舞的小猴儿面前，或是钻进一群穿着西装在股票交易所外头剧烈扭打的男人堆中。这类歇斯底里的打斗，是雅加达股市成长过程中所衍生的行为。1988年我刚到印尼时，雅加达股市的挂牌股票只有二十四种，而且只准外国人购买八种。有一天，我基于好玩心理大量买下三家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额几乎占当日股市营业额四分之一。一年过后，印尼的技术官僚强行解除苏加诺时代实施的管制，上市公司数量顿时翻了三倍，另外还有数十家公司等着挂牌。雅加达的大街小巷不时出现挂了又拆、呼吁“公开上市！”的布条。西装革履的男士们为了取得新发行的股票而大打出手，一份上市申请表索价一百七十美元。与此同时，军人们老是在拆除那些提醒工厂劳工每日应得九十美分工资的布条。
我反复咀嚼印尼殖民史以后发现，是丁香垄断企业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苏哈托政府贪污这档事上头的。
如今印尼丁香最大一群消费者是全国的吸烟客，他们爱抽带丁香味的香烟，是因为丁香可产生两种作用：既是麻醉剂，又能将尼古丁顺利带进肺部。全国每年消耗的丁香烟高达二二三〇亿支，是普通“白烟”消耗量的十三倍。丁香烟多数仍为手卷烟，有些是在仅靠吊扇散热、风速慢得吹不走烟屑的小棚子里卷制，有些则是由身着制服的女工们在设有空调、纤尘不染、十分现代化的工厂里制作。由于厂方会发放生产奖金，她们都以飞快速度卷烟，从工厂高处望下去，俨然在观赏一部快进影片。
印尼生产的丁香约占世界产量的八成，制烟业将大部分国产丁香都变成了气味浓郁、吸入后令人感到慵懒酥麻的香烟。每个谈论政治、家务、稻米或橡胶价格的场合，几乎处处弥漫着这种烟味。苏哈托家族看准丁香带来的商机后，总统小儿子汤米[7]决定仿效东印度公司的致富策略：成立丁香垄断企业。丁香树和青少年一样敏感，只要有过一年大丰收，产量就会长期减少，导致严重歉收，并且持续很久，不知何日方休。汤米宣称，他以固定价格大批收购全国丁香，可替农民稳定市价，但他出售丁香的价钱却是收购价的三倍。
汤米自认稳赚不赔，因为印尼许多制烟公司的大老板都是腰缠万贯的华侨家族，不怕没人买他的丁香。近代印尼人对这些华侨评价不一，老百姓普遍认为他们财力雄厚，也有不少人把他们当压榨者看，不过他们也为印尼提供了经济成长所需的资金和经商技巧。只要华侨不碰政治，印尼人尚能忍受他们日进斗金的事实，华侨也总是尽量避免引起争议。不过，这回华侨拒绝当顺民，多家工厂大量囤积丁香，就是不向汤米采购，最后结局是：印尼纳税人在总统的命令下为汤米解困。
丁香烟事件导致民怨沸腾，也制造了社会压力。打击印尼丁香烟，就好比打翻英国茶。吸烟是印尼人的社交活动，民众每每利用吸烟机会抱怨第一家庭有多嚣张。平素保持沉默的印尼媒体，开始公然嘲笑汤米吃相难看的贪婪举动。向来把印尼当最佳客户看待、甚少对苏哈托提出微词的世界银行，也写了一份报告指陈，垄断丁香乃不智之举，想把这只妖怪收回瓶里谈何容易。
苏哈托的五官特征和印尼遥远东方诸岛拥有塌鼻子卷头发、说话音调平板的居民没有太多相似处，他也鲜少维护那些岛民的利益。爪哇农民就比较讨这位老头子欢心，爪哇农家出身的苏哈托最乐之事，莫过于站在故乡稻田里和农民讲爪哇话、聊皮影戏。苏哈托觉得这些农民才是他的子民，当亲生子女的贪婪行径威胁到爪哇农民福祉时，他选择站在农民这一边。
苏哈托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增产，曾在爪哇乡间广设田野学校。1990年某日，我在一间田野学校的稻田里尝到了踩烂泥的滋味。当离开田埂一脚踏进稻田，会觉得自己像被吸进去似的。田里的泥巴在趾间滑动，覆盖住脚踝，泥水同时溅到小腿上，脚丫子继续下陷，接着就碰到土质不算太硬、带着结实弹性的底部。这时不用再担心被泥巴吞噬，可抬起脚来再用力踩得更深一点，泥巴会再度徐徐滑过趾间。这个初体验过程进行得很慢，但好玩极了。当然，这间田野学校里的学员可不是第一次下田，他们在稻田里长大，拥有宽大的脚掌，视鞋子为累赘。他们来学校的目的，是想了解昆虫。
1986年，爪哇的水稻作物曾经毁于一种名叫“稻褐飞虱”的小虫。不过，这些害虫倒是给苏哈托的另一个儿子帮了大忙，让他经营的杀虫剂事业生意兴隆，当时他为印尼农民供应所有获得政府补贴的杀虫剂——一年使用的杀虫剂总计一亿五千万美元。这些农药会先杀死大型虫子（例如蜘蛛和专吃稻褐飞虱的水黾），却杀不死飞虱卵；由于蜘蛛全部死光光，虫卵就在没有天敌的田中孵化，并以稻米为食，还传播病毒。农民的自然反应是喷洒更多农药，那意味着苏哈托的儿子获利更多，病毒却还是死不了，因而导致印尼在1986年损失大批须辛苦耕种、可自给自足的稻米。苏哈托把这桩事看得比家人的收入更重要，旋即撤销补贴，禁用效力广泛的杀虫剂，同时成立数千所我去造访过的田野学校，以便教导农民分辨益虫害虫，减少农药用量。
印尼是全世界第一个把有利于生态的害虫综合管理列为治国政策的国家，但随着苏哈托年岁渐长，具备生态观念的政府官员却日益减少了。20世纪90年代，印尼不知有多少经济利益全被出席苏哈托晚宴的一小群宾客明目张胆地瓜分了。虽然二十年后的今天，印尼的贪污案仍不在少数，不过大多数贪官污吏起码还会遵守“按服务收费”的原则。有些人是因为帮别人拿到新的采矿合约、替别人取得省政府或县政府的批准或者代别人去牢里蹲三四年而分得一些好处，因此现代贪污人士受到大众鄙夷的程度，较苏哈托时代来得轻。苏哈托政府则是厚颜无耻地大肆搜刮农民和企业的血汗钱，然后送进总统子女的荷包。
1991年中期我离开印尼以前，曾在雅加达旧荷兰城中央广场的一栋豪宅举办盛大的惜别晚宴。荷兰统治时期，那幢豪宅是巴达维亚市政厅，后来变成博物馆，里头依然摆满厚重的荷兰家具、金碧辉煌的画像、布满灰尘的吊灯。博物馆由我一位朋友负责经营，他答应借我使用的条件是：他本人或属下不必在事后做任何整理或清扫工作。于是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刷洗厕所，给庭院中的大理石喷水池填满冰块，把酒冰镇起来，还聘请每天傍晚叮叮咚咚地从我家院子经过的街头小贩提供餐饮，他们一个个推着手推车从市区过来后，就开始在庭院中炒面条、烤沙嗲。
我邀请的贵宾包括：内阁部长和军事将领、异见分子和社运人士、电影红星和名设计师、大牌律师和经济学家。席开之后，我忙着四处介绍大家互相认识，至今仍保留当天的来宾签到簿。我再度回到雅加达后，当年在内阁任职的某些贵宾已身陷囹圄，几位异见分子却成为了内阁成员。
当丁香垄断企业变成街谈巷议的话题后，雅加达变得乱哄哄的，原本安安静静的咖啡摊也出现叫嚣谩骂的声音。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这半年之内，印尼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二千五百卢比换一美元暴跌到一万卢比换一美元。进口货消失了，日用品价格飞涨。苏哈托支持者设法扭转民怨，让大家不再针对贪婪的苏哈托家族发泄怒气，而把矛头转向华人，大肆掀起排华运动。雅加达中国城遭人纵火，数百名华侨妇女被强暴，但是众怒依旧难消，最后大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真正的泄愤目标：苏哈托。于是学生走上街头，占领国会大厦。过去这些年来，总统恣意纵容家人瓜分军事将领的利益，因此这些事件爆发后，军方只是袖手旁观。
1998年5月，苏哈托终于在握权三十二年后辞去总统大位。印尼固然重获新生，但根本没人知道该由谁来抚养这个新生儿。
苏哈托下台三年后（与我上次离开印尼的时间相隔整整十年），我重返雅加达与印尼卫生部共事。抵达当地那个周末，一位朋友陪我去中国城逛了一圈。我看到有些商店依然人去楼空，店面玻璃都被砸碎，其他建筑则被暴动期间的大火熏成暗灰色。我们晃进一家书店后，我张口结舌瞪着一张桌子，因为上头堆满讨论中国崛起和社会主义历史的著作；在苏哈托时代，胆敢以此方式陈列书籍的店老板老早被送进大牢了。我正想把这意外发现告诉朋友时，他已经晃到另一张桌子前，桌上也摆了一堆令人不可思议的书，他正在翻阅的那本书叫做《性高潮迭起的女人》。
我还注意到其他的变化：播放无聊游戏综艺节目的电视频道一应俱全，媒体热衷加入口水战，人人乐于发表政治观点，军服在公共集会场合相当少见，包着穆斯林头巾的女性比例大增。我抵达雅加达时，正逢印尼政治改革接受大考验时期。副总统哈比比（B. J.Habibie）继承了苏哈托的元首之位，他在德国受过工程训练，可作风一点也不像日耳曼民族，动辄未经大脑思考便脱口许下夸张承诺。举例来说，他没有事先知会外交部长，就轻易向难以驾驭的东帝汶居民允诺，他们可针对独立议题举行公投。
殖民手段较荷兰人凶残的葡萄牙人，曾经像夹着尾巴的小狗仓皇逃离东帝汶。1975年印尼入侵当地后，旋即兴高采烈地建立第二十七省，雅加达派遣数千名（大多是爪哇穆斯林）公务员掌管该省（居民全是天主教徒）事务，苏哈托及其支持者认为，他们是在帮助帝汶居民。
我担任记者那段时间，曾三番两次被印尼陆军总部召去接受和帝汶岛有关的再教育，而我得到的信息往往是：帝汶居民普遍对政府不满？你到底是从哪儿听来这消息的？军队很快就靠枪支和铁靴平息了众怒？胡说，没这回事！自认有义务帮我厘清事实的努哈迪将军向我招认，有些军人确实可能在几桩罕见案例中，对当地居民施以少许暴力，不过政府为他们兴建了道路和保健中心，并提供教育和避孕用品，为东帝汶带来了发展（苏哈托式）。雅加达高层人士不断否认当地居民不满的事实，只让记者们报道政府铺了哪些道路。
哈比比对这类消息陶醉不已。因此，1999年8月间，当十名投票者中有八位赞成“叫印尼滚蛋、让东帝汶独立”时，他感到十分错愕，也管不住军队——当时军方发起恶意报复行动，毁坏印尼在东帝汶建造的多项基础设施。虽然哈比比曾推动若干相当激进的改革，但他既未与前任总统划清界限，也未获得军方支持。1997年，印尼举办苏哈托时代最后大选之际，只有三个合法政党参选，最大的专业集团党（Party of Functional Groups, Golkar）赢得四分之三选票。苏哈托倒台一年后，这个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已多达四十八个，专业集团党在大选中所获选票，仅略高于总票数十五分之一，出身于该党的总统哈比比退位。
继任者是体弱多病、眼睛半盲的伊斯兰教学者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别名古斯都尔（Gus Dur）。此人敢作敢为但性情古怪，且毫无从政经验。他在所属政党仅获得13%的选票之后，历经一番政治角力才接掌政权，并且与某些特殊政治伙伴建立了脆弱的结盟关系。2001年5月我抵达印尼时，素来温和的国会对他展开弹劾程序，书面理由是：瓦希德违法放款，对象包括他的男按摩师；真正的理由则是：这位性情耿直顽固的总统，冒犯了他必须仰仗的某些团体。
那段时期，雅加达政治抗议事件频发，我身边老是出现示威群众，我却照旧过着寻常生活，跟年纪小我一半的跨性人、男妓和男同性恋打交道。当时我负责调查艾滋病和这些族群的性行为，发觉这座城市正在变调走样，男人与男人从事性交易的按摩院，竟成为雅加达的新兴娱乐场所，而我第一次住在当地时，城里还没有男同性恋酒吧。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跨性人早就成为雅加达的风景特色之一了。
跨性人的印尼文waria由wanita（女人）和pria（男人）两个词组成，不过他们完全以女性身份过日子，有的还拥有丈夫。虽然大多数跨性人仍保有男性生理构造，但隆乳情况愈来愈普遍。他们在文化上扮演十分独特的角色，之所以见容于社会，部分原因是长期承袭了比苏（Bissu）祭司的遗泽。印尼南苏拉威西省的传统部落当中，人口最多的布吉族（Bugis）将族人划分为五种性别，比苏即属其中一种。他们常被称为阴阳人，且身兼巫医和灵媒；据说现今的比苏仍有能力在出神状态下与神灵沟通，过去的比苏则经常乘着族人打造的大帆船航行于海上。布吉族虽笃信伊斯兰教，但始终愿意接纳这种两性人，“嗯，真主肯定乐意通过比苏传达旨意的，因为阿拉没有性别，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一位布吉族乡长夫人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当地一位资深比苏披着美丽的丝质纱笼，坐在铺着布毯的客厅里向我描述，他／她如何用红洋葱治疗从阴茎流出的白色分泌物，还请我提供处理生殖器溃烂的方法。
虽然现代比苏仍会举行半宗教性祭拜仪式，不过一般跨性人比较可能在歌舞秀中演出。这群“不男不女”的人一度扮演了某种政治角色，当民众对政治言论有所忌惮时，有些跨性人偶尔会不知天高地厚，敢于向当权者（至少是对当权者的太太们）说真话。还记得我在苏哈托时代看过一出歌舞秀，演员是一群身披纱笼装模作样地娱乐“顾客”的跨性人，他们头上挽着端庄的发髻，脸上抹着厚厚的白粉，露出完美的“夫人”形象，活脱脱成了苏哈托夫人那帮贵妇的复制品。在顾客中间，沙龙表演闲聊的话题是，某部长夫人跟某执政者搞外遇、哪家外商公司为哪几笔贪污交易提供最多好处、她们的老公想了哪些绝招向苏哈托子女诈财，那时其他人可不敢公然谈论这种事情。我看见观众一边高声尖笑，一边热烈鼓掌（她们手上的指甲都修剪得完美无瑕）。那场歌舞秀的观赏者，几乎清一色是浓妆艳抹、如假包换的“夫人”。
我着手调查艾滋病期间，印尼已历经民主改革，将言论自由还之于民，这些跨性人在过去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也就跟着式微了。虽然他们继续演歌舞秀，不过大多数人是靠白天在美容院上班、天黑后到街头出卖身体的方式谋生。因此，我每天晚上会带着一群采访者（包括三位不卖春的跨性人）出门，然后在人行道上逡巡，邀请路人参与我们的调查。跨性人最拿手的本领是在街头抛飞吻、露身材，尖声怪笑地调侃开着汽车或骑着摩托车徐徐经过的潜在顾客。这些男儿身女儿心的跨性人，大概是不高兴看到我缺乏女人味，有事没事就消遣我。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穿双高跟鞋啊？”“你干嘛不好好把指甲修一修？”“来，让我帮你……”接下来其中一名性工作者就随手从化妆包里掏出指甲油，要我坐在午夜过后的人行道边，为我涂指甲油。夜晚的街头偶尔也会有好戏上场，例如雅加达即将举行地方大选之前，市长打算严惩不道德行为，于是在某天晚上逮捕了大批性工作者，我的研究团队也有半数成员被捕。有几位想在个人地盘帮我招募研究帮手的跨性人竟拉拉扯扯地打起来，有些研究人员访谈进行到一半就跟着嫖客作鸟兽散。有一回，我差点损失大家辛苦收集到的血液样本，因为站在路障边的几名警察乍见我拿着抽血针筒，当场认定我是毒品交易者，还打算没收我所有的装备。
那时我们往往得忙到半夜三四点方能回到实验室，而我直到早上8点才会跳上摩托车赶回办公室完成白天的工作，途中常遇到一名身穿白长袍、头上裹着格纹头巾的少年找我搭讪。他是圣战军（Laskar Jihad）——该激进团体公然对马鲁古省基督徒发动战争——激进派成员之一，常一手摇着募款箱，一手分发立誓扫荡马鲁古省基督徒的小册子，这远比同志酒吧或贩卖讨论社会主义和性高潮书籍的书店大量涌现更让人震惊。虽说印尼提出的建国五原则语意不清、易遭讪笑，但我始终认为对宗教包容是印尼得以生存至今的主因。然而，自苏哈托垮台后，印尼人不断争权夺利，并以宗教为名互相残杀，当局却未曾采取任何行动。
瓦希德总统遭弹劾之后，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继任总统。她和父亲一样对国家的统一怀有坚定信念，但群众魅力不及其父；她拥有和苏哈托时代的夫人们一样精心装扮的容貌，却以态度冷傲出名。虽然她在位时期政绩平平，不过并未重蹈前总统覆辙激怒军队。2002年，巴厘岛闹市区一家夜店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两百余人丧生，梅加瓦蒂深受刺激，遂开始采取较严厉手段对付伊斯兰激进分子，国家渐趋安定。
2004年，印尼首度举行总统直接普选——以往总统是由议会推选。全国五十余万个投票所的选民一一给选票捺印，挑出心目中人选。其中一个投票站就在我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房子旁边。从志愿者、官员和票柜抵达投票所的黎明，直到完成计票的黄昏，全国上下充满兴奋紧张的气氛。我相当感动地发现，各地投票所均维持着良好秩序。五年以前，雅加达曾深陷火海，经济一蹶不振，其后又因为东帝汶独立、军方支持屠杀行动而元气大伤。老百姓曾目睹马鲁古省爆发内战、亚齐省和巴布亚省发生血腥暴动，也曾弹劾、换掉一位总统，物质生活远不及1997年以前。不过，总统直选这一天，全国一亿四千个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后，都心平气和地离开了投票所，没有任何人闹事，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有史以来，印尼人民头一回当家做主选出新元首：苏哈托时代的将军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民众习称S B Y），而他所代表的印尼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仅成立了四年。
2005年我再度挥别雅加达后，直到2011年才又重返当地展开旅行，此时苏西洛已成功连任。我离开的这几年，雅加达也改头换面，从一个虽邋遢却友善的城市，变成一座既浮夸且脏乱的大都市。在少数尚未改建的小路上，卖面和卖菜小贩依然喊着叮叮咚咚的叫卖声，但必须跟霓虹灯闪烁的印多超市以及只需加开水就能食用的泡面“营多面”（Indomie）竞争。商业是将印尼诸岛纳入现代国家版图并同化所有人民的一股力量，荷兰人和印尼人都曾出力。苏西洛执政以来，印尼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5.7%，比英国和美国同期增长率分别高了将近五倍和四倍，国民也比二十年前富裕了三倍。新财富创造了大批拥有手机和卫星电视的新消费者，这两样东西比起苏哈托时代摇旗呐喊的庆祝典礼和僵化死板的官僚体系，更能将印尼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买了一张印尼大地图并将它折好，连同全国渡轮时间表一起塞进我的背包，接着就把喧嚣的雅加达抛诸脑后，开始进一步了解我的“坏男友”。即将朝松巴岛出发之际，雅加达的朋友古里开我玩笑说：“你走到印尼任何角落都会看到印多超市，到时候一定会无聊到想哭，马上就跑回来！”
注释：
[1]苏哈托夫人本名哈迪娜（Siti Hartinah），田妈妈（Ibu Tien ）是印尼人对她的昵称。
[2]库伊拉（Cruella de Vil），迪斯尼卡通片《101 忠狗》里长相丑陋、面色惨白的坏女人。
[3]《日本天皇》（The Mikado），以19 世纪日本为题材的英国音乐剧，剧中演员都在脸部涂抹厚粉。
[4]引自Brian A. Hoey, “Nationalism in Indonesia: Building imagined and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through transmigration,” Ethnology 42, no. 2 (Spring 2003): 112. ——原注
[5]苏哈托共育有三男三女，班邦（Bambang Trihatmojo）是排行老三的次子，图图（Tutut）为昵称，本名西蒂（Siti Hardiyanti Rukmana ），是排行老大的长女。
[6]该理论主张对富人减税及提供优惠政策，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对穷困者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会增加，导致这些生产要素价格提高，这样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滴落到穷人身上。
[7]汤米（Tommy）为昵称，本名胡托莫（Hutomo Mandala Putra ），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下面尚有一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