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人物，其最大特点是“朝真野假”，即属于朝廷、官府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朝廷、官府之外的人物，则系子虚乌有。高俅是朝廷显贵，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确实官至太尉。高俅又确实是一个奸臣赃官，是宋徽宗时代臭名昭著的六贼之一，是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人宋的罪魁祸首之一。正因为如此，《宋史》未为其立传，但对他的罪行劣迹，《宋史》是记载了的。关于历史上的高俅，《宋史》多处载录。《宋史》卷二十一：“（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卷二十二：“（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卯，封子柄为昌国公。”《宋史》卷一六六：“元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壮。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前执政则有蔡攸（蔡京子）、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以上是高俅飞黄腾达的情况。《宋史》记载说，节度使这个官衔最初是“不轻授”的，后来授给了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梁师成等人。这说明高俅的官阶与蔡京、童贯等位极人臣的显宦不相上下。
那么，高俅的为人为政又是怎样的呢？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绍兴二年八月，胡安国言：“本朝鉴观前代，命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高俅得用，遂以陵夷。”这儿所说的“亲军”就是《水浒传》中的“八十万禁军”。原来赵匡胤实行“分权制”，“命三衙分掌亲军”。，但是后来由权力分散变为高俅大权独揽，事情就“遂以陵夷”。
什么是“遂以陵夷”呢？宋《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说：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十二月，真德秀论边事云：“自童贯、高俅迭主兵柄，教阅训练之事尽废，上下阶级之法不行，溃败者不诛，而招以金帛；死敌者不恤，而诬以逃亡，于是赏罚无章，而军政大坏矣。”这儿，真德秀和胡安国都是反映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高俅“主兵权”，“军政大坏”。这就叫“遂以陵夷”。
高俅不只是“赏罚无章”，而且以权谋私。《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册，职官三十六记载说：“自大观、政和以后，蔡京紊乱法度，郡臣始有以转官回授为荫补者……其后蔡攸又回授转官以为职名，其子蔡卫、蔡术，皆自待制以回授而迁学士。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其子尧康以回授自遥郡转正任，尧辅以回授自观察而承宣。名器之滥，有不可胜言者。”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蔡京“紊乱法度”，把他的儿子蔡卫、蔡术南待制提拔为直学士，“由是武臣高俅亦用此例”，把他的儿子高尧康从遥郡转为正任，另一个儿子高尧辅由观察使提拔为承宣使。承宣使的官是很大的。《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处”，这位“老种经略相公”就是承宣使。高俅把他的儿子一下子就提拔为商官，所以《宋会要辑稿》评议为“名器之滥，不可胜言”。
高俅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说，金兵南侵，太上皇宋徽宗南逃，童贯、高俅护驾。陈东上书钦宗，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耐、高俅、卢宗原等人。钦宗纳奏，打算命聂山去斩此数人，但李纲谏阻说，聂山去斩此六贼，无论能不能办到，都不好。这六贼都是太上皇徽宗的“幸臣”亲信。如果不经过太上皇而直接杀这六人，这要“震惊太上”，太上皇会对陛下产生疑惧，对陛下不利。万一要杀不成，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建议太上皇自己除掉这些人。
结果钦宗采纳了李纲之言。宋徽宗后来果然先后除掉了蔡京、蔡攸、童贯、朱酌，但没有杀高俅。徽宗和钦宗收拾这些人是一个一个收拾的，还没等到收拾高俅他就病死了。《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传》记述了高俅死后的情况：“靖康元年，太学士、天府仪同三司高俅死。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俗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反对“循常习故”，按“故事”（惯例）为高俅治丧。他说，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造成“金人长驱”，其罪应该与童贯相等。让高俅“得全首领以没”就不错了，怎么还让天子“挂服举哀”。李若水认为高俅不但不应按“故事”（惯例）治丧，还应“追削官职”，不允许他儿子继承封号。
那么，高俅被追削了官职没有呢？追削了。《宋史》卷二十三：“（靖康元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追削高俅官职。”这些史料刻画出了高俅的丑相。《水浒传》作者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全国上下对高俅的评价来塑造高俅形象的。《水浒传》作者所鞭挞的，也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要鞭挞的，所以《水浒传》并没有背弃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立场。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水浒传》以忠义之士的烟消云散。谗臣贼子的大获全胜结束。但是，历史上的谗臣贼子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真的是“依然”毫发无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