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方的医院可能千差万别，但是每进一个医院要排的队都是大同小异的。父亲在贵阳等到了我，坐了两天的火车后，我耳朵背后的包块向下移动了不少，并出现了红肿症状。
因为当天到贵阳时已经是晚上，我和父亲在贵医旁边寻找住处。父亲经常受人之托带病人来到此地，所以他很熟悉环境，很快带我进了一家小旅馆。小旅馆老板报了价后，父亲说：“你家这里我经常来，我知道行情，就三十块钱两个单间，经常住的。”
小旅馆的老板有些无奈地点点头说：“也就是你经常来的才开给你，其他人这个价格是肯定住不了，既然是老客户，就跟我来吧。”
父亲付了钱，我们跟在老板后面上了楼，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最小的房间。小旅馆的每个“单间”都是隔出来的，房间之间是一层薄薄的三合板，把一个普通房间隔成四个房间，然后支起一米宽的木板作为床，放上泛黄的棉被作为座位铺盖，就成了一个单间。
在房间中除了躺下后能有足够的空间，其他任何动作都会让房间显得局促。当你床上躺下，各种汗味和脚臭味能让人一直头脑恍惚，混杂鼾声说话声又能让人头脑清醒，父亲经常出入这种地方，我很难理解他是如何适应的。小旅馆并不大，但是人却不少，整晚上都能听见人声嘈杂。没有窗子，但是听见穿墙而来的叫喊声，隔着墙也能猜到隔壁个娱乐会所。
生命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生命却只以高低的形式来表现。
父亲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伟大的形象，他慷慨智慧、坚韧负责、急人之所急，只要有他出马，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他的庇护下生活成长。相比和朋友的侃侃而谈，此刻的父亲，在面对生活成本时却显得太过小心翼翼，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也许是外面的喧闹，或许是心绪的繁杂，又或许是脖子上板块的疼痛，我一夜未睡，只是在黎明之前恍恍惚惚眯了一下就被父亲叫醒。父亲说：“趁早我们得去排队，不然怕今天得不到检查。”
路边的小摊总是比任何人都早。我们出了小旅馆，路边有个小摊卖油条豆浆。父亲问我要吃几根油条，我肚子早就饿了，但是看着父亲渺小，我莫名其妙的生气，我说：“我不吃！”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他平静地说：“早上要吃点东西，也不知道我们要多久才能检查，不吃挨不住。”我用沉默代替了语言。父亲买了四根油条，给我两根，但是我生着闷气走在前面。
天还没亮，我原本以为会很快就会挂号就诊，但是走进挂号大厅，我才发现里面人山人海，每一个挂号窗口都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父亲对我说：“你先找个地方坐着吃东西，我去排队。”
我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到队伍后面排队，父亲见了也不再说话，他知道我脾气犟，只是走到一边把油条都吃完。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很反感，不知道从何而来又对之无可奈何，我尽力要将之抛之脑后，却又难免在表情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成功挂号后，排队看病，医生在我的包块上压了压，然后开单，说：“先去缴费，做完检查之后把结果拿回来我看。”我看了看单据，要抽血化验和做B超检查。问了采血室个彩超室的去处，我穿插在人群之中，换了一个又一个科室，终于釆了血，但医生说要下午四点才能拿到结果。当我去到彩超室正准备排队时，旁边的护士直接说：“先做个登记，今天检查的人已经排满了，要等到明天才能做，你明天早上八点直接来做检查，不用排队。”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过，原本还期望今天就能拿到检查结果，没想到连检查都做不完，我心情更加郁闷。父亲一直跟在我的身后，除了问给我做检查的医生一些问题，其他没说一句话。在知道明天才能检查后，父亲说：“先吃饭，然后等明天再来检查，也不急在一时。”我和父亲出了医院，在旁边随便炒了个饭，坐在路边吃起来。
在吃过饭后，我把心里酝酿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我对父亲说：“爸，要不你先回去吧，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拿到结果，就算拿到了结果，也不知道还要做什么检查，你先回家，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免得两个人干等。”父亲说：“先看看结果再说，结果都还没有出来，万一要做手术，你一个人怎么办？”我坚持说：“就算要做手术肯定也要等好几天，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在上海时做B超都不用排队，做手术都要等一个星期，那在这里做手术肯定也要等。”
父亲面露不快，他邹着眉头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我来都来了，最起码得看到一个结果，要手术也好，要做其他的也好，有人和你好照应。”我说：“我这边有几个同学在的，临时有需要我也可以找他们，我晚上去和他们住，也可以省点钱。”父亲不快说：“能花多少钱！”我又坚持说了几句，不得不和父亲冷战起来，父亲知道我脾气犟，最后终于松口，说：“那等下午把釆血的结果拿了，我看看再走。”
下午我拿到了血常规结果，父亲看了说没有异常，我心里也松了口气，便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过段时间都会自己好了。”父亲说：“还是要以检查结果为准。”我顺势说：“你先回家去，等我有什么结果再打电话给你，应该不用做手术。”父亲沉默了一会，说：“那行，不管什么结果都往家里打个电话。”
临走前父亲又叮嘱了一些话，我送父亲上了火车，便去了小壶的住处。小壶来到贵阳已经四个月，他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他哥哥给他找了一个公司，他在公司从学徒做起，每个月就只拿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好在住在他哥哥的地方，每个月为他省了不少房租。说起工资，小壶说：“惨得很，天天上班，却连上网的钱都没有，要不是房子是我哥租的，房租交了几年，我现在连房子都租不起，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虽说房子是小壶的哥哥租的，但是他哥哥在外地做业务，已经在广州定居，一年到头都难得回来一次。小壶也因为哥哥的人脉，在贵阳落了脚。
小壶请我吃了个火锅，我知道他的情况，告诉他没有必要破费，随便吃点就行，他说：“来到这里，就算我这个月最后几天饿肚子，也不能不请你吃一顿，如果我去到上海，难到你会让我随便吃碗粉吃碗炒饭吗？”他还是一样的耿直，一样的心直口快。
我们像在高中时一样，两人挤在一张床上，谈天说地，彻夜难眠，相互诉说着分别的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还有各自的遭遇和对生活对社会的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