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北京的工作，马上坐飞机进昆明，回到大理的苍山下。感觉春晚在后面追着，好在大理的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多余的应酬。朋友送了一大块腊肉，这就是我唯一的年货。
除夕下午，独自在天台上晒太阳，在北京阳光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云南的阳光简直是通货膨胀。泡上茶，身上暖暖的，闻着邻居家的肉香，抚今追昔，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去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跟一帮朋友去酒吧喝酒，以为会有什么艳遇呢，结果是大家坐在那儿看春晚。一帮无家可归的老外在耳旁聒噪，比春晚还热闹。坐到后半夜实在无聊，回家，结果找不到钥匙。蹲在沉重的防盗门外发愁，想着这是什么春节，难道要流浪街头吗？后来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经过盘问，验明正身，确定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我，接下来就是叮叮咣咣地撬门，快凌晨了才进屋。这也就罢了，更郁闷的是，进去才发现，钥匙鬼使神差地在另一个口袋里，还花了好几百块的撬锁费。
所以这次在大理过年，下决心绝不出门。
除夕之夜，一锅白米饭，腊肉已经炖烂了，一瓶红酒，两瓶德国黑啤酒。有酒有肉，还有音乐。自己弹琴，唱给自己听。
风从苍山上刮下来，如海浪拍窗。酒意上涌，唱《乌兰巴托的夜》：“穿过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这是我自己的春晚。
发短信问朋友他那边的春晚演到哪儿了。说王菲已经上台了，好像有点跑调。紧接着，手机开始噼里啪啦地接收无数个祝福短信。其实我更喜欢有主语的、有趣的拜年话。可能现在人都朋友太多了，往往接到的短信都是群发的从网上下载的幸福的小段子。我想了一个好的，赶快卖弄地发给朋友：新年如醉如痴，旧梦不离不弃。
午夜到了，上天台，摇响屋檐下的三个大牛铃，叮叮咚咚地，感觉自己也放鞭炮了。
第二天酒醒，拉开窗帘，大理的太阳向我拜年。盛情难却呀，重新躺回床。龙年的第一天，像一张白纸。不想写什么废话，就享受了这种无事可做的、白痴一样的时光。
初一、初二、初三，一块腊肉堪堪吃完。这个年过得是又简单又安静。左手跟右手碰杯，把自己灌醉了好几回。
初五了，要破五。这天张佺——“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在大理的“九月”吧做专场，我是暖场嘉宾。一进古城，吓一跳，满街都是游客。演出是九点开始，第一个观众下午六点就到了。她解释说，要来先占个座位。我心里暗暗好笑，大过年的谁会来看演出啊。
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的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的事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回到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我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家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到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地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写文章，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的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果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他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我和她妹妹，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槃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他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铁西区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个小孩。他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
失踪的人
词曲：周云蓬
交给陌生人五分钱
妈妈买了一颗子弹
该把它放到哪里
想看见又害怕看见
妈妈成了一个小姑娘
光着脚跑到大街上
她想把子弹藏起来
躲开众人的目光
时间请你停下吧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让她跑完所有的街道
再放她死去
在一条街的转弯处
一群孩子追上了她
慌忙中她把子弹藏进了
她女儿的身体中
她又把女儿埋在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谁也别想找到她
在苏州城的阊门外
梦中的家门窗紧闭
只有海鸥从海上飞来
报告大海依然胜利
报告亲人们早已离散
再没有什么消息
吹不散的烟
词：周云蓬
曲：来自迈克尔·杰克逊《拯救地球》
汶川，
汶川，
你在哪里，在天上吗？
我的婆婆，在虚空里做了一碗，担担面。
那天空镀了金，
晃得人人都看不清，
有谁能够，扶起一所房子呢？
人说，
今年的汶川，满山的樱桃都熟了，
已没有人来收割。
一阵烟，化成了云烟，
像山一样，
凝固在我们头上。
不管，
长年的北风还是来自海上的南风，都不能把他们吹散。
请你，
勤劳的土地，
请你不要再五谷丰登，
因为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他们。
散场曲
词：周云蓬
曲：美国民谣
灯已黯了，
客人们就要退场了，
这是最后的音乐，
没有人需要鼓掌。
只剩下你，
来自异乡的姑娘，
坐在吧台旁，
想着你爱人已睡了。
今天不是周末，
没有人需要疯狂。
外面雨下个不停，
只有我在这里唱。
没有公共汽车了，
通向你郊区的住房，
找个大排档，
一杯一杯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