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十几年后，她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冒了出来，她成了央视的著名记者，且主持了众多话题尖锐的栏目。后来，在老罗的饭局上，我见到了她的真身。聊了几句，她就追问我为啥应老罗邀请给曾轶可录音，是出于音乐上的认可，还是友情。真是职业记者，就像练武成癖的高手，行立坐卧都在拆招。
她身上有种亲和力，让你愿意掏心窝子，恨不得把老家藏银元的地方也画个图纸交给她。她采访过山东那个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教授，采访过被网上盛传为圣徒卢安克的德国乡村教育家。善也罢，恶也罢，她还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使得善者不流于煽情，恶者仍保有其人性。
她采访卢安克时，坐在广西某村庄的山坡上，聊了四个小时，卢安克光着脚，因为在当地买不到特大号的袜子，他们中间点了一盆炭火。那种交流，也是彼此的升华，就像令狐冲遇到了任我行，两个人在问答中水涨船高，偶尔静默，真理浮现，水落石出。
2010年，我为了推广自己的新书，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作讲座，邀请了柴静和老罗做嘉宾。那真是喧宾夺主啊，书店拥挤得像在哄抢免费的大房子。主要是因为两个嘉宾太强大了。
果然，其中有好多现场的人是冲着柴姑娘去的，并且提了标枪匕首一样的问题。下面摘录几个。
提问：柴老师，我想问您对感情有什么打算。
柴静：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我就讲一个(此处删除若干字)。
提问：柴老师出于什么诡异的原因认识了老罗、冯唐等一些流氓？有没有不适感？
柴静：其实也不奇怪，哪个女生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都喜欢小流氓。罗永浩办了牛博网，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牛博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们可以上牛博网看看。
提问：柴老师，你有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想法？
柴静：没有。为什么要离开呢？就像周云蓬唱歌，我做电视，我们这代人都是做梯子的，就干好我们的事。下一代如果干得没我们好，就别干了。
再后来，我有幸跟柴老师闯荡了几天江湖，饱尝了跟名人在一起的幸福滋味。她出现的场合，气氛总会有些不同寻常，周围突然地安静下来，或者紧张起来。尤其碰到一些官员，生怕有啥问题被曝光，躲之唯恐不及。
我们去公园里采录鸟叫，公园领导认出了她，慌忙挡驾，说公园里面维修。我们说看鸟不看人，人家说，鸟也维修。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每个报刊和电视台都有个柴静，让官员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那社会就进步了。
上善若水，水最柔弱。中国的弱女子常让我们这些男人羞愧。远有秋瑾，近有林昭、张志新，关键时刻，她们化身为全民族的母亲姐妹挡在前面，惨烈地牺牲。当然此刻并没有血腥，可大家仍应多爱护身边敢于担当的女子们，不要像戏台上懦弱的北宋，靠着女将去征战沙场。她们本来可以对镜贴花黄的。
鲍勃·迪伦们
2011年，鲍勃·迪伦(Bob Dylan)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五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个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掺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得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Vladimir Vysotsky)，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智利有“歌魂”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作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大时空中的小人性
阅读刘慈欣先生的科幻小说《三体》，犹如当初看金庸，上瘾。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科幻小说。写童话的人，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就写不好。我感觉，刘慈欣相信自己的理论，相信那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更是科学的预言。小说的起点是中国的“文革”，终点是太阳系画一样地毁灭，人类最后的亚当、夏娃逃往宇宙深处。微观上，从质子说到宇宙坍塌，时间上，更是跨越了两千万年。
阅读中，因为要吃饭、睡觉，必须从书里出来，于是现实显得太憋闷，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盒子里。赶快回到小说中，顿觉天地高远，时间浩荡，心胸为之畅快。
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冬眠进行时间旅行，每到人类的关键时刻，苏醒，做点挽救或者破坏的事情，然后再睡，一直到时间尽头。
空间上，作者想象了多维空间的可能，最后的毁灭，一个缺德的外星人朝太阳系扔了一个二维的小纸条，整个三维的太阳系像高处的水遇到了引力，奔泻向二维，整个人类太阳系“九大行星”躺倒成一幅画，应验了北岛的诗句：人们在古老的壁画里，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除了这种坐过山车一样的心理快感，小说也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比如，外来生命对我们是否有害，人类善恶的尺度适用于其他文明吗？前一阵，科学家霍金也警告人类，不要总是天真地呼唤外星人，别引狼入室。这跟作者的思路不谋而合。
另外，小说启示我们地球该建立一个应对人类危机的权威的组织，不是街道大妈似的联合国。比方这次日本的大海啸，需要各国协同作出更宏观的反应，不然的话，覆巢之下将无完卵。
相比小说时空想象的丰富宏大，里面的人物略显平面化，其中的罗辑博士沉迷于醇酒美人中，放荡不羁且玩世不恭，关键时刻，浪子化身为英雄，力挽狂澜，怎么看都很像大侠令狐冲。
小说描写的理想女子，大多是那种长发飘飘的文静淑女，一个典型的理科生的梦中情人。有些情节也似曾相识，比如地球人和三体人的恩怨纠葛就很像中国和日本的某段历史。不管整个宇宙科技发展到如何神奇的境界，可一撕破脸打起来，还是那个许文强的上海滩。
康德说，人有两种敬畏：一个是头顶无限的星空，另一个是内心无限的思想。小说家对前者的探索已经神游银河系了；而对于后者，可能还没出中国的国境线。
诗人的节日
每年的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各地的诗人总会举行一些诗歌诵读会。如今像海子这样浪漫主义一生的诗人已经绝迹了，就像身躯庞大的恐龙，无法继续存活。浪漫一辈子是很奢侈的事情，需要整个中东的油田提供燃料，供你燃烧。最后，燃烧自己的身体，凤凰涅槃。浪漫主义者都是些复古的人，永远地停留在童年和空气新鲜的古代。就如海子的诗句，在里面很难找到日常的词汇，他是那种缺少人间烟火气的天才。
一些诗歌评论家愿意把海子的死亡升华到形而上的高度，定格成一个象征符号。但我更相信西川先生的话，他曾经讲述海子的妈妈伤心地用乡音为她的儿子唱挽歌。他是那个普通妈妈的孩子，请不要过早地把他的死升到旗杆上。有一阵，人们很热衷于谈论诗人的自杀，对于诗歌本身，倒并不在乎。其实，每年也有很多普通人自杀，但我们无法把诗人看成普通人。当初“梨花体”风行天下的时候，大家非议这种诗歌谁都能写。是啊，谁说过诗歌普通人不许写呢？诗性如佛性，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2010年又出现了“羊羔体”热，官员竟然也写诗了，人们不适应恰恰说明我们的公仆的文化已经缺失很多年了。想当初，杭州的“市长”，白居易、苏东坡，写得天翻地覆的，可没见当时的舆论大惊小怪。
诗人的死可以成为节日。屈原投江，就给了我们一个端午节。吃粽子碰鸡蛋，拴红绳插艾草。美好的一天，淡化了屈原的悲壮，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一条鱼，快活地回到了水里。在多年之后，3月26日，也将风化成一个节日吧？或许还会有法定的假期。就像曾经喷发的火山冷却后成了供女人孩子们洗浴的温泉。
而2011年，我们会在这一天，唱歌诵诗，为云南还有日本的地震募捐。北京的主会场，有小河、万晓利、张佺、张玮玮、王娟、刘2等民谣大腕；我在绍兴设个小小的分会场。我们将用诗和歌换取些粮食、药品，送到困难人的手中。
所以，诗歌是有用的，看得见闻得到，踏踏实实地揣在心里，一摸，让你放心，硬硬的还在。
星星与命运
近来聚会，常有人问起：“老周是什么星座？”答曰：“射手座。”大家就“哦”的一声，会心地笑起来，仿佛集体参透了命运的秘密。
星星何辜？它们在太空受极冷极热的折磨，还要为人类的衣食住行负责。
网上有几个星座大师的豆瓣小组，有朦胧诗派的，语言充满了明喻、暗喻和象征，其飘忽复杂程度几乎等同于人的命运密码。还有现身说法的，我是什么星座的，二十九岁那年，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云云。还有说好不说坏的，过去两年如何，现在以后都好了。这些大多是语词游戏，你在语言迷宫里苦苦求索，找到出口，以为是命运的出口。
可要是说星星跟人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信。它们催发太阳发光的动力，也催发了我们的生命，波德莱尔说，“大自然就是个象征的森林，人从性别模糊的孩提时代到男女有别的壮年及至分不清性别的老年，正是行星公转的椭圆轨道。”有智慧者，可透过万物看到人生之真谛。古希腊人看鸟飞的轨迹，古中国人看烧裂的龟甲，吉卜赛人看杯底的咖啡渣，但与其观察外物推测人生，不如直接正视自己的内心，反正难度差不多。
我相信，人有命运，只要生活在地球上，地球自身的万有引力就是我们的命运。然而，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它，集中人力物力，研制飞船上天，克服重力，飞向太空，这是对地球命运的超越。你不喜欢你的命运就努力造飞船，脱离脚下的重力，就是奔向另外生活的开始。这道理虽然不神秘，但亲切有效，就如与你相依为命的爱人，日久见心。
《了凡四训》里讲了一个人，他一辈子的命都被人算准了，好无聊啊，且一一得到验证，后来他受高人点化，发了疯似的做好事，结果命运转向了。本来故事是宣传善有善报的，我更愿意理解是集中能量，做人生的突围。就算相信善恶有报，也是对自己信誉负责到底的好态度。这是一切法律和社会契约的心理基础，强如现在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结果，生者和死者都漂在洪水里了。
平凡的奇迹
——马拉默德《魔桶》导读
《聊斋志异》中写一个和尚能闻出文章的好坏，好文让他心旷神怡，坏文令他屁滚尿流。
在下不才，抽抽鼻子也试着闻一闻马拉默德小说集《魔桶》的味道，旧衣服上的灰尘、梅雨天的书房、黄昏小巷微凉的夕光、粘皮革的胶水、杂货店里的油盐酱醋，这些气息混合成他小说素朴的灵魂。
同样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目光专注于未来，奥斯威辛的阴影投射在他寓言般的小说里，而作为后来者的马拉默德从事的是繁重的修复和重建。屠杀已经结束，焚尸炉早已冷却成纪念馆，劫后余生的日常生活意义何在？上帝、天使，以及对人类的救赎，都淹没进琐碎生活的噪音中。他写修鞋匠、拉皮条的、开杂货铺的，小小的辛酸、小小的幸福和期盼，背景是已经过去的六百万人的死亡。宏大的时代惨剧，会不经意间从平淡生活的裂缝中冷风般吹进来。小说《湖畔女郎》，写一个观光游客泡妞又被欺骗的平凡故事，但最后，犹太姑娘扯开衣服，胸脯上刻着编号，那是集中营的痕迹。“我是犹太人。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我以往所受到的苦难。”犹太姑娘的乳房如一束光破云而出，照亮全篇，前面的文字像春天的蜜蜂一样嗡嗡地活过来，有蜂螫的疼痛，也有蜂蜜的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