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弥漫着泡面、糕点、零食的香气时，吴香全心全意织着毛衣。织到一段落，她将织了大半的毛衣抖开，展在膝上，表情和目光远了。
第一次见到刘墨，吴香就莫名其妙地觉得他该穿一件蓝色毛衣，天蓝的，浅浅的，带点亮色的，袖口和衣边最好嵌两道白边，有了这念头后，她总忍不住想象他穿天蓝色毛衣的样子。
吴香有点怕，觉得自己着了魔，这种感觉毫无道理，刘墨在村里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那一个，有时甚至比不上整日坐在寨门晒太阳的傻丁，傻丁有人招呼，碰到人心情好了还会蹲下来逗他几句，塞给他半个红薯或几颗花生，刘墨不单没人打招呼，人们还要躲着他的。
吴香嫁进刘家村后，发现大队的集体劳动中，最脏最重的那份活总是刘墨干，挑大粪掏稀泥踩水车，不用商量，甚至不用安排，刘墨揽起那份活，好像早就搭配好了。很多时候，别人休息的间隙他仍在干，有时候，离得比较近，吴香看得到他挣得发紫发红的脖子，累得发抖的脚，可没人招呼他歇一歇，村干部和村民都把目光从他身上跳过去。
怎么会将他这样的人和天蓝色毛衣想在一起，她被自己弄得很困惑，更令自己吃惊的是，她暗中细看过全村的人，细细想象一遍，结论是，只有他才配得起天蓝色的柔软的毛衣。
尽管好奇得胸口发热，吴香还是不敢打听刘墨的事情，那会惹是非的，但随着她对村子的熟悉，在村里交往圈慢慢扩大，在女人们的闲谈中，她一点点拼凑起与刘墨相关的一切。
运动开始的时候，刘墨家就被打倒了，一家人被揪出祖先留下的大宅子——就是现在村委会的办公地点——村里的老人说，他的祖辈父辈曾过着村里人难以想象的好生活，每年村里祭祖，他家男人都是主持仪式者。本来只是揪出来，祖辈父辈主持过祭祖仪式，村里人是给几分薄面的，一家在那牛棚里挤着也就不那么碍眼了，可后来在老宅院花盆边挖出一对硕大肥厚的玉镯，这让人怀疑还有无数被隐藏的东西，他父亲母亲被拉出来，日夜面对一批又一批的审问人，村里人又忽然想起刘家两个远嫁的女儿，经过调查、打听、猜测，确定一个逃往香港，一个去了南洋，都脱离了伟大的祖国和亲爱的党，一时间，刘家案成了乡甚至镇的大案要案。
几个月后，父亲先倒下了，临死前，他缩在一堆烂被中，让妻子为他擦脸擦手，说他不是病死的，是被凌辱死的。据说这句话传开以后，村里几个干部的脸白了，有好几夜睡不安稳，这也是后来刘墨难以翻身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墨的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去世了，牛棚里剩下刘墨和他的大哥，刘墨的大哥身体一向弱，但性子烈，刘墨父母在的时候，尽力维护着他，父母去世后，他想维护刘墨，没护住，病了两年，在一个冬夜走上乡大桥，跳进河里。
从此，刘墨一个人守着牛棚，那间牛棚周围一圈地带，村里人是不近前的。
“我看那人不凶相呀。”吴香随口应了一句，四周静下去，目光哗哗倾倒在她身上，她意识到自己莽撞，忙将话支开。
吴香有一种走近牛棚的强烈好奇心，当然，只是好奇而已。若不是那次闪身而过，她这种冲动或许很快烟消云散，刘墨这个名字对她来说，会像他的人一样，永远在角落里，不可能变成她人世里某种中心。
那天，吴香从田里回来，走过村外那条竹林小道，刘墨迎面走来，挑了一担火灰，她该像村里其它女人那样垂头而过的，但没有，她慢下脚步，望了他一眼，甚至想跟他打个招呼，理由很充足，毕竟是同村人。
刘墨似乎被吓了一跳，步子有些不稳，担子晃了晃。
后来，还有几次这样的闪身而过，每次他们都看到对方的眼光。
不知什么时候起，集体劳动时，吴香总感觉得到他，主要是他的目光，随着自己，她原来有些怀疑，但那件事后，她知道不是错觉。那天，集体收菜，吴香负责洗菜，她蹲在水沟边一洗小半天，站起身时，不知是蹲太久还是沟边的泥太软，脚下一滑，身子一歪，无法把控住身子，一只手拉住了他，用力一扯，她回到岸上。等她回神，那只手已经抽走，匆匆离开，她只看到他的背影，慌慌张张。她完全不知他什么时候到的，以后长长的岁月里，他经常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拉她一把，然后匆匆离开。
吴香忘不了那只手，她手腕上长久地保留着异样感。从那以后，那只手就一直在，没有离开过她的岁月和生命，吴香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内疚，羞愧，责骂自己，无数次试过忘掉，但从未成功，她甚至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