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结构是否完整严密，情节是否引人入胜，主题蕴涵是否博大精深，而且还在于它是否具有深远的影响。《红楼梦》就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一美誉，其地位，在于它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其影响，在于它是一部令中国学人执著眷恋、魂牵梦萦、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作品；其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顶峰，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困苦中，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窘迫生活中，经营十年、增删五次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一部写法极其独特的小说。他在开篇第1回就宣称：这是一部“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附会”的书，但又说这是一部“假语村言”的书。如何解释这两句前后矛盾的话呢？陈维昭先生认为：“说它是小说，它却存在着一些历史本事的伪装；说它是历史记录，它却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艺术想象”（《红学通史》）。《红楼梦》的一大特点是它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这是一道道填空题，呼唤着人们的记忆、联想和想象，逼使你去填写。它的神奇魅力和魔力，不但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也诱惑着一批最优秀的学者投身其中，对它进行不懈的研究。在研究中，由于着眼点、方法、观点之不同，著述繁富、新论迭出、派别林立，呈现出治学态势迅猛发展的前所未有的现象，从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
索隐派
索隐，就是求索书中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是20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派别，其宗旨是力求索出《红楼梦》中所写的真实故事，其方法是用猜测来估摸《红楼梦》写的本事究竟是什么。他们有的认为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有的说是写“明珠家事”，有的说是写“康熙朝朝政”的“政治小说”。其代表人物及著作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并称晚清索隐三派。由于索隐派凭的是在想当然的前提下的猜测，进行引申、推理后，企图一一坐实《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故所得的结论自然缺乏科学依据，毫无立足之地。所以，索隐派索到今天，也没有索出个所以然来。
索隐三派，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影响最大。这一方面是由于蔡先生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另一方面是蔡先生民族主义观点甚挚，认为作者有拥汉反满思想，“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作者写书的目的在于“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其索隐的思路丰富了《红楼梦》的思想内涵，扩大了《红楼梦》的研究外延。而这时，恰逢中国排满反满情绪高涨，蔡先生的观点，自然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赞同，引起广泛的影响。
针对“索隐式”的红学，胡适以对立的态势，于1921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对蔡元培等提出尖锐批评，他讥讽索隐派是“大笨伯”，在“猜笨谜”，是“很牵强”的“附会的红学”。对胡适的挑战，蔡元培给予回应，他认为自己治学审慎、推论严密，《考证》一书，证据确凿充分，论证方法科学。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旷日持久，到1927年，蔡元培还在写文章反驳。但最后，以索隐派的彻底败北而告终。毛泽东曾论及蔡、胡之间的这场论争，说“蔡元培的观点不对，胡适的比较对一点”。多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往事，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然而，索隐派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相反还死灰复燃。1989年开始，霍国玲姐弟陆续出版了《红楼解梦》，自称是“新索隐派”，其核心是推论出《红楼梦》背后所隐的一段历史：曹雪芹原和女子竺香玉相爱。13岁时曹家被抄，竺香玉随曹家来到北京。雍正十年，17岁的竺香玉被雍正选作贵妃，之后晋封为皇后。曹、竺二人为此合谋毒死雍正。乾隆九年事发，竺香玉自尽，曹雪芹逃禅。《红楼梦》是为竺香玉树碑立传，也为作者自己写传。2003年，著名作家刘心武也自称：对《红楼梦》中的秦可卿研究“已有十年”，形成了自己的“秦学”。他认为秦氏的居室装饰、日常用品、死后所用的棺木都是帝王家的东西，其真实身份是康熙太子胤礽之女、弘晳之妹。曹家为找靠山“政治投资”收养了她。接下去，就像《红楼解梦》一样，乾隆九年，弘皙因结党谋逆事发被查办，曹家被株连，秦氏才被迫自杀……像这种纯属标新立异、子虚乌有、把《红楼梦》当成密码来破译的解读，其成果虽然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秘感，但却得不到红学界的广泛认同。
考证派
考证，亦称考据，就是研究问题时，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用综合、分析、归纳、推理的方法，然后得出确定的结论。考证的前提是证据必须充分确凿。证据可靠而不充分，不足以得出结论；证据虽多，但本身捕风捉影不可采信，更不足以得出结论。故考证难，文学考证更难，《红楼梦》和作者曹雪芹，由于史料的缺乏，其考证则难上加难。考证派的代表人物有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考证派是与索隐派对立的派别，也是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派别。
1921年，胡适出版了苦心写就的《红楼梦考证》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1）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进行作者家世的研究，开创了“曹学”；（2）考定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的续作，开创了红楼“探佚学”；（3）在发现并重金收藏了只有16回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的基础上，对脂本作了评价并开创了“脂学”；（4）最先提出要用科学的、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开创、倡导用治经学、史学的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在20世纪红学史上，胡适的建树是巨大的、杰出的，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他开创了红学研究的全新的时代，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自此，考证派替代索隐派，占据了红学的主流地位。但是，《红楼梦》是文学作品，是诗。从诗和考证的关系看，诗要朦胧，考证要明白；诗要极目空灵，考证要脚踏实地；诗要错认，考证要验明正身。胡适只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考证《红楼梦》，他没有能深入到《红楼梦》的文学世界。
继胡适之后，俞平伯是致力于《红楼梦》考证的又一大师，他于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辨》，将胡适的研究推向了纵深。在考证上，胡适表现出一位开拓者的睿智，俞平伯则表现出一位耕耘者的辛勤与执著。他继承胡适考证的《红楼梦》是写曹家事的“自叙传”说，对《红楼梦》的时间、地点、年表等作了更细的考证。但1925年后，俞平伯多次表示对“自叙传”的反思与否定，对该书作了修正，开始以文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红楼梦》，并构建了一整套鉴赏、评价原则。他论述了高鹗的后40回、曹雪芹的著书态度及其前80回的风格等问题。至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的这一研红观点更加明确，他说：《红楼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若问宝玉何人，大观园何地，即非正问。何则？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故应当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它，否则，就会“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
如果说胡适是考证派红学的奠基者，俞平伯是考证派红学的完成者，那么，周汝昌则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他于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一书，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作了细致的考证，还对《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评语、后40回情节的推测等作了创建性的论述。他把胡适等人建立起来的考证的构架最大限度地充实完善为一个体系，使新红学的研究达到了顶峰。
考证派阵容庞大，人才济济，名家辈出。除胡适等三人外，还有如吴世昌、吴昌裕、冯其庸、孙逊、吴新雷、王利器等都是著名的大家，他们为研究《红楼梦》都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由于《红楼梦》及其作者难解之谜实在太多，考证派自身也时而发生聚讼纷争，如关于曹雪芹的祖籍问题、曹雪芹的生卒时间问题、曹雪芹生父是谁的问题、曹雪芹的著作权问题、大观园在何处的问题等，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一直争执不休，谁也没有说服谁。而且，这种论争，还可能将继续下去。
考证派的主要成就在于：一是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二是基本上搞清了《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演变过程。他们的研究为后人阅读《红楼梦》扫清背景障碍、知人论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考证派的缺失是，他们一味地研究“曹学”、“版本学”，而离开《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对《红楼梦》本身文学上的成就则探者寥寥，“由此形成的红学景观则是曹学的花枝招展与《红楼梦》文本意义阐释的落落寡欢之间的强烈对比”（《红学通史》），使得红学研究陷入了畸形格局。
批评派
批评派，指用文艺批评理论，围绕文本本体内容所含蕴、所潜在的思想意义、创作倾向、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等，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和探索形成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产生、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
（1）雏形期：这一时期的批评主要是评点。评点，也称点评，是我国古典小说批评的一种特有的方法。其形式是：书头有总批或读法，每个章回有回前批、回后批，段落或句子间有眉批、夹批、行间批、圈点等。有点近乎负责任的老师给学生评批作文。比起文学评论文章，评点显得零碎、散乱，不够系统。但评点的优点是：文笔自由、生动、趣味性强，与小说内容结合紧密，故颇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脂砚斋是它最早、最有名的评点者。其中，于1927年被胡适先生所发现的手抄的残本，仅存16回，其底本的抄写日期为乾隆甲戌年（1754年），故又称“甲戌本”。该书原本非常珍贵，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先生把它带往台湾，现藏于美国。“甲戌本”以史料价值而著称，胡适曾靠它作证据，考出了一些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事实。同时，它还证明，当时，曹雪芹还未写完《红楼梦》，就有挚友为之作批注，并有好事者争相传抄；《红楼梦》未成书，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此外，陆续发现的脂砚斋的评本还有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蒙古王府本。
清代，为《红楼梦》作评的还有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他们的评点本，注意小说的结构层次、情节布局和写作手法，同时对人物刻画等也不乏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如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说：“小说家之结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引人入胜。《红楼梦》则由欢而悲也，由合而离也。”评点，浅近、易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扩大了红楼一书的流传和普及。
但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初，评点之风曾沉寂了一段时期。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坛才再度兴起传统的评点之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冯其庸、蔡义江、周汝昌、启功、邓遂夫、王蒙等不同的评点本。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以自己的独特视角研究《红楼梦》，成了红学界的一颗新星。他说：“我把《红楼梦》当做一部活书来读，当做活人来评，当做真实事件来分析，当做经验学问来思索。”他是红楼一书的超级拥趸，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感受写评点的，因此，他的评点本是几十年研读红楼体验的集结，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尤其令普通读者欢迎和青睐。冯其庸先生赞叹曰：读王的评本“真痛快，真够味！真可以说‘一下被他抓着了，半世让你说不得！’”
（2）开创期：从学术形态看，19世纪末，“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吹进了古老的中国。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西方文化的眼光、观念来审视、研究中国问题。在文学领域，《红楼梦》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一些学者也把他们所接纳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运用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去，以新的价值观念评论《红楼梦》。如陈独秀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胡适选择了杜威的实验主义，鲁迅则把《红楼梦》放在自己的小说史著框架中，从思想艺术方面进行评价。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1877—1927）和他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即清光绪三十年，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百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著作多得不可胜数，不可能把它们一一读过，但是，如果你想研红钻红，却不能不读这篇《红楼梦评论》。这篇论文的发表，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是20世纪第一篇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开山之作。它的创新体现在有几个“第一”：它是红学史上第一篇观点系统、结构谨严的评红学术论文；它是我国第一篇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红文章；它第一次会心独得地提出并阐明《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的理论。因此，王国维被赞叹为“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创者”（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俞平伯也是批评派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俞平伯研红与胡适的不同在于，胡适是历史考证，他是文学考证，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自谓“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与王国维比较，王国维是从西方美学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意义，而俞平伯则侧重从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他联系文本，结合贾府的由盛而衰、十二钗的由荣而悴、贾宝玉的身世际遇说明红楼悲剧的严重性，比王国维对悲剧理论的阐述更具体、更有说服力。
鲁迅没有批评《红楼梦》的专著，但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两部小说史论著中列专章对《红楼梦》作了评价。鲁迅的一句名言：“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胡适就认为：鲁迅的《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在小说研究中取的“最大的成绩”，可以给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3）发展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的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批评派在新的红学语境和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批评派红学大显身手，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对《红楼梦》文本进行全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其代表作如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被称为这一时期红楼学术研究的“四大名著”。但是，1954年10月，由于毛泽东发动了一场研红的政治上的批判运动，把从事学术研究的俞平伯作为靶子来打，这场风雨，来势之猛、威力之大，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致使俞老受屈几十年，到1986年，其学术活动的一生，才得到公正的评价。“文革”期间，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以致红学研究陷入了泛政治化的歧途，使得对《红楼梦》的批评变形，完全迷失了学术品格。进入80年代后，文化和学术研究的环境、氛围大大改善，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被彻底摧毁，批评派红学才迎来了学术的回归，又进入了新的黄金期。其标志：一是创办了《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杂志，开辟了红学研究的园地；二是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建立了研红学术团体并多次召开了研讨会；三是红楼文化效应，先后出版了五种有关《红楼梦》的辞书，并在北京、上海、河北都建造了大观园，开展了红楼专题旅游活动。
上述红学三大派别，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融合。就时间上说，批评派的雏形期，比索隐派还早，比考证派则更早；就发展趋势上说，批评派永远以文本本身为依托，不像索隐和考证那样受史料的限制，在索隐派、考证派式微的今天，呈现出勃勃生机。长期以来，三派之间互为攻伐，纷争不断，使得红学世界一派喧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红学的勃兴、繁盛、发展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