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状况，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作如下限定和说明：
（1）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或称为“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我国新闻学确立的时间起点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构成上则包括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传播学是1978年以后从国外引入的一个学科，构成上则主要是传播理论和方法。
（2）本书所述的新闻传播这个研究领域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学科，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 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恰如心理学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但普通心理学（general psychology）所涉及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和心理活动最基本的规律一样。
（3）在具体名称上，除了特指1994年以后出现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学”外，本书凡称之为“新闻传播学”或“新闻传播研究”、“新闻传播学术”的，均指向上述特定研究领域。1978年之前均称之为“新闻学”。对所引用文献、资料中的名称，本书不作改动。
（4）本书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研究、学术、学术史
在传统意义上，“学”与“术”各有其意，是并列关系。“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8）“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9）尽管今天我们仍习惯于把知识分成理论（学）和应用（术）两大部分，但“学术”却多被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来使用。
根据《辞海》的解释，“研究”是“用科学方法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10）；学说是“在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学术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问是各种知识的通称；“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11）。
11卷本《中国学术史》主编李学勤在“总序”中写道：“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12）。“从历史的角度看学术”指明了学术是其所处历史的一部分，要研究学术史必须将之置于丰富的历史中。
《中国学术通史》主编张立文认为，“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13）。这说明，自从有了“分科之学”，学术便指向某一领域内系统化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学术史》著者之一张国刚认为，“学术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问题、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对事物的形式、内容、性质、意义、发展趋向以及事物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思辨并作出解答，有着摆脱利益制约的趋势和不苟同于众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而逐步扩大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学术的应用已不在学术的范围之内”（14）
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余三定把它总结为三大类：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二是学科史研究；三是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虽然谓之“学术”，但学术史考察的重点却是“学”，而不是“术”。（15）
关于学科史研究，刘曙光认为，“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史、法制史，等等。目的是说明某一学科的传承和发展、笔者以为，积极构建学科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动机，也是最大的成就，因此，本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属于第二类，即学科史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16）陈平原认为：“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17）
由以上解释或论述可见，学术是研究的系统化，学术史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学术。就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看，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它显然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该门类下面又包括各分支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采访学等，各分支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采取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是可行的：它既包括具体知识、问题的研究，又包括“自成系统”的学说和主张，还包括这些知识、问题、学说、主张的系统、体系化。本书侧重于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论述。总之，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就是从新时期这个历史角度研究新闻传播领域里系统化的知识和方法，目的是说明其传承和发展以及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即研究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
1.3 研究现状
1.3.1 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
虽然我国关于新闻的专门研究可以追溯至1834年《新闻纸略论》一文的发表，但直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没有一部系统的新闻学理论著作，没有明确提出新闻学的概念，没有一个新闻教育机构，没有一份专业新闻学术刊物，处于“前新闻学”（18）阶段。研究、积累有限，也就谈不上“研究之研究”。
最早进行“研究之研究”的是黄天鹏。他于1929年和1942年发表了《新闻运动之回顾（代序）》和《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两文，概括了我国早期新闻学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开辟了新闻学术史这一研究领域。（19）随着新闻学术的不断积累，此类研究不断增多。涉及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新闻传播通史、当代史著作中对新闻传播研究情况的论述，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1999）、《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等；二是专门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尤其是上世纪发展状况的著述，如戴元光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001）丛书、赵凯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1949-2005》（2006）、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等；三是回顾新闻传播研究状况的专文，如《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孙旭培，2005）以及近几年颇流行的“年度学术总结”（20）等。
第一类研究把学术作为该时期内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来讨论。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按照政治运动分期，分段论述的方法。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闻研究事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获得了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二是研究活动广泛开展，学术讨论空前活跃；三是新闻学著作和专业刊物大幅增长；四是中外新闻学术交流趋于活跃。（21）其中尤其强调“方针”和“学风”，把它作为一个基本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展开论述，而不是注重或突出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本身的逻辑。
第二类中有一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界在21世纪到来之际对各学科、领域系统回顾、反思的一部分。它研究的跨度为整个20世纪，突出纵向的发展变化。最典型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丛书。它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七卷，“展示了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发展的基本轮廓”（22），是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各分支学科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在研究方法和体例上，《新闻史学史》采用类似“大师巨擘”（下文将对此解释）的途径；《应用新闻学》采用的是“本体范式”（23），其他均采用分阶段论述的方法。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聚集上海专家学者力量，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爬梳各主要学科的形成及其演进轨迹，旨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这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而编撰的丛书。该丛书编写的框架是：
第一部分系总论，综述各学科一百年间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二部分以二级学科为单位，论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以专题形式，介绍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情况，评述它们的学术意义；第四部分综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建立的主要学术机构、重要学术社团、重要学术刊物及进行的中外学术交流，说明它们对本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五部分为附录，内容是各学科的百年大事记。（24）
其中，《新闻学》卷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渐次描述不同阶段的内容和特点。在二级学科划分上，该书把新闻学分为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电子媒介新闻学与媒介技术科学、新闻学边缘学科（媒介经济管理学、新闻教育学、新闻法学与新闻伦理学、出版学与编辑学、广告学、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学（传播学原理、宣传学和舆论学、应用传播学）。在新闻学重大论争部分，概述了围绕“新闻定义”、“新闻商品性”、“新闻与宣传”、“本质真实”、“新闻价值”等六次重大论争。
笔者认为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比较新颖。在体例上，采取“总—分”的体例，即：首先在总体上描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的发展，然后分述各分支学科取得的重要成就。总论部分以论为主，分论以呈现史料为主。该书虽然名之曰“新闻学”，实际与本书所界定的“新闻传播”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传播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已。该书对新闻学各学科的界定清晰且几乎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的所有分支。在内容上，除系统梳理新闻学及各学科的发展外，还把重大论争、研究机构、学术社团、著述出版、中外交流包括在内，比较全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惯用的革命范式，史多于论；二是对传播学的发展史研究不够，基本上以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为主；三是虽然涉及了学术论争、学术机构团体、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把它们与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演进有机结合起来，且部分内容有遗漏，如学术论争中漏掉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新闻传播学术规范”等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我国新闻史学界，徐培汀教授在“学说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继《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与裘正义合著，1994）之后，他又于2006年出版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一书，从而把学说史研究推进到2005年。这是迄今为止历史跨度最大的新闻学说史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在体例上也采用“总—分”结构。一至四章分期概述1949-2005年新闻传播研究的脉络；五至十二章以各时期重要的“学说”（著作）为经，以各学科（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边缘新闻学、新闻教育学、传播学）为纬，呈现我国新闻传播学说演进的轨迹。学说史作为学术史的一种形式，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应引起注意：一是代表性问题，即只选择著作能否代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25）以及个人的选择和评价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学界同行的意见？二是客观性问题，不管是“学说”的选择还是诠释、评价都完全取决于该书作者的个人主观判断是否有失客观？三是问题意识。作为学术史研究，通过对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梳理，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无疑更利于学界的反省。但通观该书对学说的介绍、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积极的评价，其中不乏“誉美之词”。肯定成绩是必要的，但我们从这些评价中很难发现被遮蔽的问题，而发现问题似乎更具学术意义。
对当代新闻传播学术最系统、也是与本书最为接近的研究是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一书。它通过对“学术环境”和“思路”的考察，揭示我国当代（从1949年至今）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作者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学术环境”和“思路”，但有关于“社会环境变化所构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语境”、“研究活动中思路的演进所涉及的观念、方法、知识等”（26）的表述，可以看成是二者的具体所指。从其具体论述来看，影响学术环境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社会、新闻传播实践（包括教育）等；“思路”则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我认为，该研究除了填补学术史研究中当代部分的空缺外，比较有新意的地方是把“思路”作为学术的必要构成来论述，这在以前的研究中几乎都是被一笔带过的。另外，其对三种“学术资源”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文化、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侧重于“学术环境”和“思路”决定了该书在视野上必定是宏观的。但从宏观来看，新闻传播学术似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环境”和“思路”上并无太大差别。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传播学术自身的特质。
第三类是新闻传播研究之研究的专文。它们侧重对概况的描述，时间跨度大小不一，一般也划分时期，但不具体展开。这类文章较多，代表性的有两类：一是一般学术文章，往往年度跨度较大，分期综述各个阶段的特点，如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2005），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上）、（下）》（1999），童兵、林涵《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2001）等。二是对前一年研究情况的总结报告，一般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分而述之，资料丰富，颇具史料价值，如《200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李良荣、张健执笔，2003）。《中国新闻年鉴》从1983年开始就有了这类报告，如戴邦《1983年我国新闻工作研究发展概况》（1984）等，它们累积起来就是相当可观的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料。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述评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主要目的是为本书寻求研究的切入点以及获得研究资料、方法、思路等方面的启发。对于所指出的“问题”，虽然本书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解决之，但确是笔者所竭力避免的。至于结果如何，只能交有旁人评说。
1.3.2 阶段划分方法
代表性的阶段划分方法有：
《中国新闻传播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1979-1982）主要是清理文革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第二阶段（1983-1989）是研究的繁荣季节；第三阶段（1989-1992）是研究的低谷与反思期；第四阶段（1992至今）新闻学研究重焕生机。（27）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约从1978年到1984年前后），“结合新闻业务改革提出新的理论”；第二阶段（约从1984年前后到1992年前后），新闻理论研究虽然出现过反复，但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为从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学理与学术的高度，研究的课题不但深刻地接触实际，而且开始显现出系统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初步框架”；第三阶段（约从1992年到二十世纪末），“大胆而科学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进一步探索”。（28）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一文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拨乱反正；1985-1989：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1992年至今：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29）
《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一文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清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第二阶段（1983-1986），引进的传播学开始释放能量；第三阶段（1987-1988），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丰收季节；第四阶段（1989-1991），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低谷期和反思期；第五阶段（1992-1996），新闻与传播研究本土化建设时期。（30）
《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期”（1977-1991）和“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期”（1992年至今）。
从划分标准上看，政治和社会变革都是主要依据，并兼顾了新闻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综合来看，上述阶段划分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1）虽然新时期时间上的起点是1978年底，但新闻传播研究真正开始的时间要推迟到1983年。因为直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才基本结束，很多知识分子才得以重返教学和科研岗位；（2）19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3）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新闻传播研究影响至深；（4）1992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迈入第二个繁荣期；（5）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研究进入第三个大发展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每个作者划分的标准不一致，有时以国家发展为依据，有时以新闻传播研究特征为依据，随意性较大，致使研究结果不甚严谨。本书以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为分期依据，主要表现为其理论体系与方法的更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与新闻传播实践密不可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因此，考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除了分析其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外，还必须分析与之相关的政治、教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者、学术组织等因素的变化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
1.3.3 研究途径
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所采取的途径（31）主要有：（1）分阶段描述。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史常用的研究途径；（2）内容分析。通过对文献的量化统计分析，以发现学术发展、演进的规律，如《一九九O至一九九七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分析》（韩纲，1998）一文等；（3）“大师巨擘”途径。这种研究途径假设新闻传播学术史上存在巨擘级的大师，他们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研究者要分析大师的背景、思想、著述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32）当然，由于30年的历史跨度较小，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的大师巨擘尚有待时间来检验，但作为一种研究途径仍有可供借用之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即是“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术为根本，重点阐述新闻传播学术思想的演变、学术研究的成就”，（33）有点类似大师巨擘的途径。（4）其他。如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2001）一文是透过“关键词”看新闻理论的变迁。
由此可见，以往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以历史研究和传统思辨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较少，但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上都做了可贵的尝试，这些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1）涉及它的相关研究不少，但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缺乏；（2）研究对象集中在研究内容上，对研究方法、研究者、研究机制、研究效果的关注不够；（3）阶段划分的依据不一致，随意性大；（4）在研究途径上，以分阶段描述为主，其他方法也有尝试。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特点和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回答“谁，用什么方法，研究了什么，效果如何”这四个有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的问题，它们分别对应着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效果。
论文分为七章，第二章注重宏观描述，第三~六章侧重微观分析。各章的内容分布如下：
（1）绪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动机、背景、关键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难点、创新之处。作为重点，本章详细分析了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之研究的现状，包括类型、阶段划分、研究途径等。
（2）对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的描述。根据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书把其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第二阶段（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第三阶段（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第四阶段（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第五阶段（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
（3）研究主体论。研究者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的第一环节和主导性因素。本章借用知识社会学的有关概念和理论，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导致变化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
（4）研究内容论。在第四章，本书首先用内容分析法，抽样分析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动态变化，并找出各个分支领域内比较集中的话题、问题，然后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结合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比较客观、全面、精确地呈现近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及发展变化。
（5）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是学术的内在构成之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是一个整体。方法论是研究者价值观、认识论的外在表现；具体方法是研究者收集和呈现资料的工具，都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为了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有个清晰的认识，本章首先对尚存在不少误解、不解的方法论、研究方法、定量、定性等基本概念作个简要介绍，接着梳理新闻传播学者关于领域内研究方法的论述，然后以部分新闻传播博士论文为例管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对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呈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6）研究效果论。所谓研究效果，是笔者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总体、主流的一种宏观评判，而不是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综合得到的。它表现为自身的学科理论构建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上，衡量的是研究者研究动机的实现程度。本书认为，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线。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基础，学科理论体系越完善，越能发挥出学科能量。研究者的创造性论述、新方法的引进、新理论的提出，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阐释，又在实践中检验并推动了理论研究。
（7）结语。首先指出，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初步完成了学科建制；然后分述了总体上的阶段发展特征以及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变化特点，发现向学术本身回归是其总的变化特点；最后总结了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方面所曝露出来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不急躁、不冒进，遵循学术自身规律，回归学术自身，多做扎实的研究是应该提倡的。
另外，本书收集、整理了1978-2007年30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作为大事记，包括重大学术会议、重大人物的活动、重大文件的出台、重要文献的出版发表等。尽管都是资料性材料，但它仍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大事记在内的一些资料放置在本书的附录中。
1.4.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概括为：
（1）在整体上采取“总—分—总”的架构，以探究新闻传播学术总体及各构成要素的变化为主线，即首先概述近3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然后分别分析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面向的变化，最后总结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主要的研究方法为历史文献法，即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及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的特征和变化，进而对其现况作出评价。本书所分析的资料主要是各种类型的文献：一是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论文往往是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微观而深刻；动态性强，在某一阶段往往会形成一些研究热点，这些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连贯起来可以反映新闻传播研究30年来的变化历程。本书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论文，有效保证了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二是1978年以来出版的著述、教材等。这种类型的文献往往追求理论体系，系统性强，（34）侧重宏观，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本书利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中国新闻年鉴》（1982-2007）提供的书目为查找来源；三是会议论文集、访谈录、硕博士论文等。
（3）本书还运用了比较研究、个案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片段，只有把它放到整个历史时空中去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递进的过程。只有在纵向的比较中才能发现其不断推进的过程及特性。因此，本书是把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置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历史脉络中来审视的。本书侧重于从学科的角度审视学术发展史，但学术大厦是一个个具体研究支撑起来的，离开具体个案的分析，往往流于空疏。因此，深入分析一些代表性的个案才能反映其整体的面貌。但本书的着力点并不在一个个案上，那样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研究的层次上，本书更多地属于中观研究，既竭力避免因宏大叙述而带来的个性尽失，又试图规避因囿于一隅而造成的全貌模糊。另外，为了能系统化地呈现研究内容，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代表性期刊上的论文。
（4）根据以上论述，本书在体例上以1978年以来30年的历史进程为经（时间轴），以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互相关联的专题为纬（内容轴），在此坐标系中透视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历程。
在纵向上，以新时期为主，但每部分都有与新时期之前相比较。在横向上，分成上述四个部分，主要是受拉斯韦尔（Lasswell，H.D）提出的“5W”传播模式的启发。1948年，他发表了“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认为要“说明传播行为有一个简便方法”，那就是回答：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向谁（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传播模式——5个有次序的要素既构成了传播的一种模式，又指明了传播研究的5个领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35）作为一种传播模式，它虽然受到各种批评，并不断被补充、修改，但仍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方便的综合性方法。（36）不仅如此，它还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不仅在传播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只要翻一翻我国出版的传播学教材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还被用来分析任何传播内容，包括研究论文、著述在内。
学术研究也可以看作一项传播活动：研究者通过一定的载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为学术社群的成员接受，后者通过书评等方式表达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意见。学术研究是一种小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某一研究领域，即特定的“学术圈”，“学术共同体”。而且，学术分化越精细，传播范围往往越小。如新闻传播学术界一般又分为新闻理论界、新闻史学界、新闻应用学界等；新闻史学界又分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等更小的学术圈。在一个学术圈内，各成员之间交流比较充分，共识度高，意义交集较大，信息传播比较顺畅。学术期刊是最常用的学术传播媒介，它们发行量一般较小，虽然是杂志，但算不上大众媒介。在一个学术圈内，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大家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往往是学术期刊的评委，起着“把关人”的作用。他们的学术产品也比较多，其他成员既可以是受众（大多数情况如此），也可以是传播者（偶尔有学术作品发表）。研究者、研究成果、学术刊物和书籍等、学术社群成员、带来的影响分别对应着前述5个“W”，相应的分析则是研究主体论、研究内容论、学术载体论、学术受众论和研究效果论。专门研究学术载体，如学术期刊、书籍、学会会议等，不是本书的重点，而是侧重分析学术期刊作为交流平台所具有的评价、引导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实现状况。学术成果的主要接受者是学术社群，他们对成果的评价是某项成果效果的一种体现。但本书更关注的是学术共同体（如学会、研究会）的联结机制和功能。另外，学术共同体对经典著作、代表性人物的认同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可以纳入到研究效果范围内。因此，本书把学术载体、学术社群融合到研究主体和研究效果中来论述。
将学术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和现象进行分析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再将学术作为一个整体来泛泛地论述，或者仅仅论述研究内容这一部分，而是深入学术研究的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上，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
要清晰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概况，必须从纵、横两个维度去开拓。纵向上要把新闻传播研究放在新时期的历史数轴上，考察对其有影响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进而分析研究主体、内容、方法和效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演进规律。横向上要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呈现出整个领域的面貌。因此，为了比较精细地勾画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概况，本书引入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不同领域内研究焦点在横向（构成）与纵向（变化）上的特征。
1.5 选题的意义与主要限制
1）选题的意义
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来说，学术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者的不断创造、积累，也有赖于他们对过去研究不断地批评和检讨，以为学术社群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重思（rethinking）、反思（reflection），甚至否思（unthinking）是达致学科成熟完善的必经之路，也是学术共同体成熟的标志之一。学术史研究的根本意义似乎无需过多阐述。
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当下语境来说，我们必须对目前新闻传播研究异常喧嚣的景象进行学术上的考量，以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能为表象所遮蔽。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才能真正推进新闻传播研究。尤其是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大量新研究者的进入，急需知道我们到底研究了什么，怎么研究的等“入门常识”。不知道学界研究了什么，怎么研究的，也就无法知道应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正如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所言，“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37）
2）创新之处
关于过去30年来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有不少总结、概括，但不够系统、完整和科学。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呈现、梳理和反思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概况，这尚属首次。
在研究框架上，本书把学术研究也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既描述学术研究的构成及发展历程，又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变化两个方面透视新闻传播研究发展状况。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除了研究研究内容、主体和效果外，还用相当的篇幅细致梳理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论述，这是以往其他类似研究所没有的。
3）研究难点
难点之一是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些研究成果。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因为作者自身是自己研究的对象，再加上很多现实社会中难以避免的“面子”问题，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不过，随着观念的变化，当代人治当代史被认为“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作者就在“现场”，一些史实记忆和对历史场景、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尽管如此，当代新闻传播史的欠缺及不如人意，恐怕还是因为“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这一传统规则和习惯使然，另外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困难。
难点之二是资料获取的有限性，如课题和项目的研究报告、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等，搜集起来有一定难度，但主要的、代表性的资料已经具备。
注释：
（1）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2）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3）王春泉：《历史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意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3-68
（4）余三定：《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26-130
（5）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也翻译为学术社群）源自“科学共同体”。著名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业务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歧。”科学共同体不但与研究范式相关，还与学术评价密切相关。本书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学术评价机制和主导的研究范式。参见[美]T.S.库恩著，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6）属于《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9年颁布）》中的“目录外专业”，见《2001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
（7）详情请参阅董天策：《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历史回顾》，《当代传播》，2008（1）：43-45。
（8）梁启超：《学与术》，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3-725页。
（9）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1918年10月14日），载于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6-1057页。
（10）《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7页。
（11）《辞海》，第3193-3194页。
（12）《总序》，第1页，载朱汉民：《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3）《总序》，第5-6页，载《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4）《导论》，第5、4页，载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
（15）余三定：《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26-130。
（16）刘曙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云梦学刊》，2005（4）：9-11。
（17）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云梦学刊》，2005（4）：8-9。
（18）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9）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386页。
（20）2001-2006年均有“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回顾”。《中国新闻年鉴》几乎每年也载有上年“新闻学研究概况”。2007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则标志着年度学术报告开始专业化、经常化。
（21）方？第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418页。
（22）《总序》，第4页，载于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3）范式（Paradigm），也译为典范，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用于考察科学史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库恩认为，范式一方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一方面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公认的模型或范例，既吸引着一大批研究人员按照该模式从事科学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模式的采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就存在着一些“范式”，如中国新闻史研究长期采用的革命史写作体例等。参见[美]T.S.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4）《总序》，第5页？新，闻载学于卷赵》凯，等上：海《人二民十出世版纪社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9月版。
（25）诚然，就目前学术界的现状来看，著作、书、甚至教材的出版都较论文更受重视，因此选择著作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按照国际学术规则，学术论文是同行评价，因为只有同行才能衡量一篇论文或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而出书只是作者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因此，论文比书更受重视。正是基于这一规则，国际上一般通过分析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来反映学术研究状况。
（26）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28）赵？新凯闻、学丁卷法》章，、上黄海芝人晓民主出编版：社《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版，第62-68页。
（29）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30）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026
（31）研究途径（research approach，也翻译为“研究进路”，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研究路线，是比研究方法更广的一个范畴。郭炜华（2005）认为“进路，既有方法、步骤的意思，也有从何进入，如何入手的意思”。我国台湾学者林丽云认为路径犹如登山的路线图，登山者采取的路线不同，观山的视野就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同。参见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1页。
（32）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3页。
（33）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4）郭星寿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本，第55页。
（35）[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谢金文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10页。
（36）[英]丹？麦尼奎斯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37）殷晓蓉：《译者的话》，载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