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研究效果论(2)

2）大学里相应的建制与研究生课程组合

1978年，我国新闻传播本科生与硕士生教育同步恢复。1985年，新闻传播学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新闻传播学有了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到661个、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新闻传播学在高等院校的建制已经完成，规模已经相当大，且正在保持高速增长。

研究生课程方面。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我国在事实上执行的是“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模式（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通常注重个别化的指导，强调科研训练（博士生基本上以研究为主），而不是课程训练。各个培养机构关于研究生课程及其组合的设计差异较大，但一般可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三校新闻学博士课程设置情况：

三校新闻学博士课程差异较大，同是新闻学专业因研究方向不同也有较大差异，但都注重开设名之为“研究”的课程，注重其他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专业研究者、专业出版物和研究基金

据统计，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约1万人，其中教授约1000人。（39）由于高等院校在职称评定、晋级时普遍把科研成果当作硬性的标准，所以高等院校的教师基本上都可以视为研究者。另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专职研究人员、大众传媒机构研究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在读博士生等等，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人员在总体规模上也已经很大。

专业出版物方面，有《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界》、《当代传播》等专业学术期刊，还有《中国记者》、《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以业务研究和经验交流为主的专业期刊。

研究基金方面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各类研究资助、各省市社科科学基金、各省市教育部门研究资助等，还有部分大众传媒机构自设或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总的来看，政府是新闻传播研究资助的主要提供者，民间资助一般表现为横向委托项目，但注重应用研究且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除重大基础性研究外，政府导向下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为数不少。

综上所述，从外在标准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外部建制的完善与内部知识体系的孱弱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状态。外部条件的充分实现给我们进一步完善内部知识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它并不能说明内部知识体系本身已经成熟，对此我们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6.2 推进新闻改革

6.2.1 1942和1956年两次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

新时期的历史也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有限开放是加入WTO（2001年12月）以后的事；改革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主调之一。喻国明的话也许有代表性：

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在的体制到我们的灵魂。改革与时代遭遇，我们与改革同行。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追随改革、投身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人生理念和近乎宗教般的研究主题。（40）

本书关注的是，新闻改革与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研究者如何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来参与新闻改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回顾一下新时期之前的两次改革，一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以考察学术界在其中的作用，并与新时期新闻改革中学术界的参与情况相对比。

从历史背景上看，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与“整风运动”一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结果是解放日报成为“一张真正的、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41）经过改版的解放日报在思想、组织上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绝不是一张普通的新闻纸所能比拟的”。（42）由于改版之前缺乏对新闻学大规模的研究，改版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而且是“比较集中的、深入的大胆探索”。（43）围绕改版而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文章，如社论《致读者》、《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党与党报》以及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等，都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经典文献和理论基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新闻学的论述。“如此集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又转过来指导实践，不但是史无前例，就是在此后50年中，也没有再度兴起这样新闻学研究的高潮。”（44）当时并无专业新闻研究者，宣传战线上的主要领导既是新闻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又是新闻研究的主体，这种“两位一体”的状况带来的是新闻改革与新闻研究高度互动。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在由革命到建设、由全面学习苏联到开始独立自主、从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到重新看待、重视知识分子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45）改版的侧重点是如何做到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以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改版也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由人民日报社主要领导人如胡绩伟、邓拓具体操作落实的。宣传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如胡乔木、陆定一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但三方的意见并非一直是一致的。中央对这次改版开始是支持的，但态度、意见不统一、不稳定。因此改版过程中，具体执行者对中央政策往往要靠揣摩、试探，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双方分歧越来越大。这次改版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在理论上的探索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这些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改版准备阶段所做的读者调查、报送中央的改版报告，以及改版实施阶段的社论《致读者》（195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其中改版报告“是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46）即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所形成的“完全党报”模式的突破，探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报纸的功能。与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一样，人民日报的这次改版既是全国报纸改革的一个代表，又带动了全国报纸的竞相改革。（47）

这次新闻改革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的关系。这个时期，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最前沿的探索是王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命题，如“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具有宣传工具和商品两重性、报纸发展的几个规律等。实际上在人民日报改版之前，王中已提出报纸的两重性问题：

所以，我说报纸还是两重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决议当中提到，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日报》改版后，也这样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共产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48）

余家宏、丁淦林认为，由于教学改革和新闻改革的需要，王中开始研究新闻理论。王中主张，“报社一有动作，新闻系教师就能对它作理论分析，并预见它的发展趋向”。（49）王中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集中在1956年初至1957年7月，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是同步的。1956年7-8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回来后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新闻学概论》。（50）丁淦林认为，王中的新闻观点和主张，“是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新闻改革理论家”。（51）虽然我们不能从相关文献中直接找出这次改版与王中的新闻观点和理论有直接关系，但从时间、王中的论述、其他学者的研究等侧面来看，仍然可以认为二者有密切关系，包括改版的失败和王中新闻观点被错误批判。专业新闻研究者的研究直接促进新闻改革，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所没有的。虽然“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但一旦把握住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理论研究仍可以预测、指导新闻实践。这也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

6.2.2 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三次跨越与新闻传播研究的互动

与上述两次新闻改革相比，新时期的新闻改革特点是，改革是传媒业自发进行的，并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步。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的中心议题是对传媒功能的重新定位，90年代则是对传媒性质的重新定位。（52）在时间阶段上，新时期以来的新闻改革除了1990前后有所间断外，几乎是连续的，没有像上述两次改革那样具有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在社会变革影响甚至决定下的新闻改革，在不同阶段新闻改革有不同的诉求，从而呈现出特定的阶段性。

关于新闻改革阶段的划分，李良荣及其指导的博士生李晓林、林晖的划分方法具有代表性。李良荣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改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初-1982），新闻媒介的拨乱反正期；第二阶段（1983-1986），信息概念引进，新闻媒介功能重新定位；第三阶段（1987-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第四阶段（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反思阶段，重新确立党报党性原则的权威；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新闻事业属性的重新界定。（53）后来，李良荣提出“三次跨越”的划分方法：第一次跨越为“高扬新闻规律旗帜”（1978-1982）；第二次跨越为“引进信息概念”（1983-1991）；第三次跨越为“重新认定新闻事业性质”（始于1992年）。（54）上述第一种划分方法突出新闻改革在时间上的进程，比较细致；第二种则突出新闻改革的成绩，或累积上的变化，偏于宏观，但两种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按照第二种思路，林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新闻业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特点”的新一轮改革阶段。（55）这一阶段以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时间上的标志。如果再细分的话，2002年底加入WTO显然也可以称为我国新闻改革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包括传媒集团成立、入世影响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改革究竟如何发展下去，尚需“再观察”，而不是匆忙地下结论。前面几个阶段的新闻改革目前也并非是“完成时”。旧的改革尚没完成，新的改革业已开始，各种诉求混合在一起恰恰是新时期我国新闻改革的特征之一。

根据本书关于研究主体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实务场域和政治场域不再像1942和1956年新闻改革之时结合地如此紧密，前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改革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新闻改革引发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同时新闻传播研究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为其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上、观念和舆论上的支持。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题内容之一，本书已在前面有过叙述，不再赘述。下面我们将考察的是新闻传播研究如何推动新闻改革。

新闻传播研究推进新闻改革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直接的，例如政府或大众传媒机构采纳了某项研究，或委托研究人员开展某项研究并提交报告，或者交由研究人员直接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等。如中国传媒大学曹璐曾完成中宣部新闻局委托课题：“新闻宣传质量评估标准调研、设计与论证”、“四家电子媒介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情况及北京地区受众反馈的调研报告”、“新闻宣传质量评估体系课题研究报告”等（56）。再如，中宣部新闻局于2007年2月6日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来感谢信，认为郑保卫教授的论文和发言“见解独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为相关报告的起草“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素材”（57）。郑保卫还曾主持完成中宣部委托的三项课题：《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比较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新闻学热点问题研究》（58）。三项研究都切中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由此可见，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领导层还是非常愿意听听学术界的意见的。二是间接的，研究成果经过扩散转化为一种“常识”，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进而演化为一种观念，促使政策、法律的出台，最后成为一种制度。

我们不难找出学术研究“直接”推动新闻改革方面的例证，但就学术研究的整体价值和意义而言，“间接”推动却是一种“常态”。笔者认为，关于新闻改革“合法性”的论述是新闻传播研究推动新闻改革的主要表现。合法性论述是任何行动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对新闻改革的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这里的“法”并非完全指向现成的法律法规，而是指向新闻改革的“必要性”、途径以及对新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创造性阐释。

（1）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新闻调查，二是新观念的引入，三是结合法律法规进行理论推演，四是“适应论”。

新闻调查在1980年代风起云涌，它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系统收集普通读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民意代表）、社会主流人群、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见，了解他们对新闻事业现状的认识、态度和评价，以回答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其基本假设是“读者需要论”或曰“社会需要论”，新闻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他们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也理应是决定新闻改革的主要因素。因此，新闻调查有将分散的民意集中起来并形成社会舆论的特殊作用。1988年进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都是民意代表，新闻界则是新闻改革直接涉及到的群体，他们要求改革，表明社会对新闻改革的普遍呼吁和期待。

新观念（往往表现为新概念、新词汇）的引入和普及有利于更新我们对新闻传播事业性质、功能的认识，从而推进新闻改革。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相关概念、原理的引入，如信息、媒介、传播者、受众、反馈、效果（59）等。其中，信息概念的引入最为突出。以往新闻媒体较多地属于宣传工具，主要功能是宣教，较多地从党政政治立场和角度出发，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学习。信息，显然是个中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宣教，反而促使媒体向服务工具转向，主要功能是服务。它较多地从受众的立场、需要出发，认为受众是媒体服务的中心，是主动的、有选择权的。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无疑更刺激了信息热，也鼓舞了以扩大信息量、增强服务功能为主题的新闻改革。它所带来的新闻改革新气象是新闻传播事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多样化以及信息量的增大。相应地，新闻从业人员的观念也从传播本位向受众本位过渡，竞争意识加强，尝试在内部体制、机制和采访、发行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

危机传播研究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是另一个力证。长久以来，在突发“负面”新闻报道中，我们的思路是不报、迟报或报喜不报忧。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全国肆虐，北京成了重灾区。后来发现，信息瞒报是导致北京灾情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机传播、信息公开、民众知情权等成为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深感媒体报道的不作为，建议从报道观念、机制和制度上进行改进、改善，并立法予以制度上的保证。从2004年起，“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介入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研究、培训和评估，许多研究成果得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重视并在政府新闻发布实践中得以运用”。（60）学界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媒预警研究》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在新华社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同时指示国务院办公厅通过社科管理部门向课题组调阅成果原件。（61）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制度。从“非典”爆发到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新闻传播研究功不可没。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切入论述新闻改革的必要性，这方面的代表是孙旭培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他“力图从宪法中找到改革的法律依据，从革命导师和领袖的思想中找到新闻改革的法律依据”。（62）孙旭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母法”，“自然也是新闻立法和新闻决策必须遵循的依据”，（63）而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有关新闻自由、报刊自主以及其他对今天新闻改革有启发的思想观点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64）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必然趋势。因此，新闻改革、新闻自由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制于并反过来影响社会整体功能的实现。回顾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会发现，经济、教育、文化等各子系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相比较而言，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被戏称为最后一个“国企”、“堡垒”。当然，这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如今，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中国加入“WTO”、社会的急遽转型都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深化改革，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2）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论述。新闻传播事业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在政治体制没有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新闻体制改革随时都有可能陷入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新闻传播学者通过创造性论述，为新闻改革的推进起到了化解疑惑、鼓舞士气的作用。

一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1992年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同年12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这轮改革的中心。一直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宣传工具、事业单位的新闻传播业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功能的有效发挥要求它必须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依赖财政拨款的传统事业操作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新闻传播的信息产业属性开始凸显。另一方面，新闻事业又必须确保发挥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如何兼顾这两方面，是这阶段我国新闻改革的突出矛盾。“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性”以及相应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提出无疑是最佳的折中性论述：它在给新闻传播事业定性（事业性）的同时，也指出其在具体运作上可以采用企业化模式。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但它“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65）另外，由于这一提法本身存在太多“灰色地带”，所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如何把握事业与企业之间的“度”，都不得不由媒体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可依循，主观部门随意性较大，而新闻媒体则小心翼翼。于是，试探性前行、随时调整，甚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成了至此之后新闻改革的显著特点，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正如李良荣所分析的：“中国的传媒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境地：它有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权利；它有企业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企业的权利”。（66）

针对这种理论上模糊不清、容易被误读的情况，李良荣在反思“双重性”提法的基础上，提出“双轨制”的设想，（67）即把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党的喉舌的媒体，一类是非党的喉舌的媒体。它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等方面有共同性，但在运作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得到政府的财政津贴，主要功能是宣传，受众主要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各级主管等有影响的群体，可以进入市场但不能完全市场化。后者不再是党的工作部门，也不是准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主要功能是信息沟通、提供娱乐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财政补贴或经济支持，实行产业化、企业化运作。这一提法显然比“双重性”更进了一步，更具操作性，也有利于规范媒体市场，防止党的媒体弱化、竞争无序等实践过程中的弊病。中央也有此设想，（68）或者说上述提法源自中央的设想。但现实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仍没有得以解决，作为一种设想，尚有待观察。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本身并非一个科学的概念或理论，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为新闻改革，尤其是突破“事业”这个单一视角，在理论上赋予了合法性，促进了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给新闻媒介带来了自身发展的动力”。（69）

二是“边缘突破，渐进改革”。“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中心显然是指新闻传播体制。“边缘突破”是指新闻改革往往首先在距离新闻传播体制较远、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70）“渐进”是相对于“激进”而言的。“激进改革”可参照1988年前后疾风暴雨式的新闻改革。“渐进改革”是指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必须是逐步推进的，以时间换空间。“渐进”，并非“不进”，也不能偏离“中心”这个目标。“边缘突破，渐进改革”既是对我国新闻改革路径和逻辑的总结，又是学界积极提倡和用心呵护的共识。新闻改革必须走渐进改革的路线是由我国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所决定的。

新闻改革要渐进，但新闻传播研究必须彻底，这是科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理论必须彻底，实践可以渐进”是孙旭培关于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改革实践关系的概括。“不能因为现在实践中间还不能完全做到，于是就把理论给扭曲了来迎合现在的需要，这样做，理论就丧失了科学的品格，就成为实用主义的婢女。”他还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起码应该有一些提前，而当今“我国的新闻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理论，新闻改革呼唤新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71）但总体上看，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大众传媒机构，目前对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采纳仍非常有限。艾丰在1989年曾有过如下判断：

就整个新闻学来说，我认为它现在仍处在应该“自吹自擂”的阶段。“新闻无学”的说法，虽已大大减弱，但对新闻学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新闻学的研究，新闻学的基础理论，都还显得相当薄弱；新闻学的普及，普及到决策层，普及到全社会，更是个艰巨的任务（72）。

近20年过去了，这话似乎仍没有过时，尤其是“普及到决策层”。但这不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学者悲观的理由，而应该成为他们负重前行的动力。尽管理论前进几大步，实践只前进一小步，但这仍不失为理论研究的胜利，否则实践可能连一小步也不前进。

总之，新闻改革是新闻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效果的外在体现之一。尽管我们不能“一一对应”式地指出究竟哪些研究促进了哪些改革——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推动社会进展以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上，新闻传播学尽管无法与法律、社会、经济、管理等学科相提并论，但比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我们还是能从中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

积极构建学科和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两大主线。以“媒介”为核心概念构建理论体系是最近10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发展变化的最明显特征，但它与以“党报”、“新闻事业”、“新闻”为核心概念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杂存共处。新闻传播边缘、交叉学科的建设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之一，虽然新学科本身不成熟、尚在发展中，但它可以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确立和成熟。

关于新闻改革“合法性”的论述以及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论述是新闻传播研究推动新闻改革的主要表现。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主要通过四条途径：一是新闻调查，二是新观念的引入，三是结合法律法规进行理论推演，四是“适应论”。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阐释主要表现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提出以及“边缘突破，渐进改革”的倡导。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5页。

（2）“规训”是英语“discipline”一词的汉译。这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创用的一个新术语。在西文中，这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福柯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参见[法]米？福？歇读？柯新尔书著知三，联刘北书成店、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1999年版，《译后记》，第375页。

（3）王建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2004（1）：69-74。

（4）万力维：《学科：原指、延指、隐指》，《现代大学教育》，2005（2）：16-19。

（5）王建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2004（1）：69-74。

（6）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高等教育研究》，1993（4）：1-7。

（7）曾晓渊：《新闻学名存实亡——从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二版）看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缺失》，《中国图书评论》，2007（2）：40-43。

（8）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9）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0）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11）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12）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13）但二者要求不同，后者重在介绍基础知识，应包容多种观点和材料；前者重在论述独到见解，评价特有材料。参见丁淦林：《丁淦林教授序》，载于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15）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6）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7）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I页。

（18）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9）郭庆光：《从教育部全国评估谈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新闻战线》，2005（8）：57-58。

（20）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21）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22）刘仲林主编：《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23）刘仲林主编：《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4）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年11月，第1-4页。

（25）周泰颐：《试论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特殊使命》，载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年11月。

（26）[英]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27）括号内字为笔者所加。因为这些学科虽名之曰“新闻xx学”，但以“传播”或“媒介”替代之也同样适用。参见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28）周泰颐：《试论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特殊使命》，载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年11月。

（29）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45页。

（30）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31）依次参见《陈力丹自选集》、《戴元光自选集》、《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李良荣自选集》、《当代新闻学原理》、《罗以澄自选集》、《童兵自选集》、《尹鸿自选集》、《喻国明自选集》。

（32）均占70%以上，某学者推荐的书目中翻译文献占82.35%，但外文文献几乎没有。

（33）下面三项研究中，新闻传播学包括编辑出版。

（3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35）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9页。

（36）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6（2）：23-25.

（37）该项研究所分析材料的时间段为：CNKI（1979-2006）、CSSCI（2001-2005）。括号内的数字为发表论文的篇数。参见周俊执笔：《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以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者为观察单元》，《国际新闻界》，2007（5）：17-22。

（38）教育部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1995年为第一届。奖项分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类，按一级学科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9）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新闻记者》，2007（1）：62-64。

（40）喻国明：《境界决定价值》，载于王永亮等编著：《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91页。

（41）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50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57辑（1992年6月）：132-154。

（42）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3）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50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57辑（1992年6月）：132-154。

（44）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50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57辑（1992年6月）：132-154。

（45）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

（46）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1988年9月）：1-47。

（47）方？第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48）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49）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

（50）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51）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52）李良荣：《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53）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春）：3-8。

（54）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6）：11-12转18。

（55）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56）参见http：//www.bjpopss.gov.cn/asp_xxgl_400/ReadEI.asp？ID=3217。

（57）载于http：//www.rdxwjd.org/displaynews.asp？id=64。

（58）参见http：//www.rdxwjd.org/more.asp？id=18。

（59）与此相反的概念（或观念）是：宣传、宣传工具、教育者、被教育者、没有反馈（很少反馈）、想当然地认为是立竿见影的直接的强效果。

（60）李晓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3月。

（61）邵振纲：《我校“传媒预警研究”课题成果引起中央重视》，http：//www.ccnu.edu.cn/xinxi/display.asp？id=1880

（62）方汉奇：《序一》，载于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3）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64）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65）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66）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67）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68）李长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3（9）：3-9。

（69）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70）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71）孙旭培：《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载于王永亮等主编：《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21页。

（72）见《新闻采访方法论》《第二版序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