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脍炙人口的边塞词《渔家傲·秋思》，大家并不陌生，它打破了宋朝初期词风婉转含蓄，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的限制，以广阔的视野、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忧国忧民的情怀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开辟了宋词豪迈的新篇章。而这首词的作者就是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范文正公，范仲淹。
范仲淹不仅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思想家，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知庆州，监管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当时边疆战事不断，西夏党项族李元昊，虎视眈眈，不断南下侵扰关中。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策略，为了抵御西夏的侵扰修筑了有名的大顺城，而此词就是在大顺城所填。
大顺城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如今遗址清晰可见。综观全词，词的意境开阔苍凉，反映出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场景，表达了作者自己和戍边将士们的内心真实感情。今天读来，仍然能感同身受。
时光回到公元前1040年，这一年西夏好战分子李元昊开始大举进攻北宋的边塞城市，庆州作为北宋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宋廷大为惊慌。一向平安无事的边疆，如今已是多事之秋。宋朝自开国以来，采取内强外弱的军事部署，边防不修，七年未经战阵，双方首次大战，以宋军的惨败收场，数百里的关城要塞，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者占领。
这时，陕西路司第一副令员韩琦一道奏折直达汴梁，送到了皇帝宋仁宗赵祯的手里。韩琦在奏折中极力举荐挚友范仲淹出任陕西路副司令，配合自己共同驻守边防。
韩琦与范仲淹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韩比范小十几岁，但是二人的志趣相投。韩琦认为范仲淹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国家危难之际，就不要再计较“朋党”之论，并以全族的性命为范仲淹作保，并且郑重提出，他这次举荐完全是为了国家，而不是朋友私情。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煮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
一代明君赵祯，对文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范仲淹作为宋朝文坛的佼佼者，同时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样的良才可谓千金难求，宋仁宗不假思索就下了一道圣旨，任命范仲淹为陕西路副司令员。
接到任命状的范仲淹日夜兼程，来到了黄土高原。放眼望去，荒凉贫瘠的黄土大塬，狼烟四起，民不聊生。这时，一阵凉风袭来，吹的范仲淹衣带飘舞。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了，好水川战前，他亲自到达西北前线，实地调研，根据国力和兵力的现状，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深入西夏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巩固边防，持久防御。
54岁的范仲淹站在黄土高原的塬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和无奈。
首战失利，朝中议兵。主战派和防御派争论不休，仁宗皇帝无知者无畏，在主战派朝臣的忽悠下，同意陕西路司令部报上来的主战意见。可悲的是，不同意贸然进攻的朝臣屈指可数，仅仅范仲淹和杜衍两人。为了自身安危，朝中大臣那边人多，站那边。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刚开始的军事思想与范仲淹是一致的，都是主张积极防御，没想到，眼看风头转变，夏竦立刻变成了铁杆的进攻派。在这种意见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范仲淹孤身言危，结果可想而知。
他的思绪回到了前一天帐中议事。这次帐中议事为好水川之战埋下了祸害，昔日的挚友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军事主张，这与主战派韩琦的观点冲突甚大，此时朝廷中主战派已经占了上风，加上夏竦的临阵倒戈，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当然，韩琦也有自己行军打仗的一套理论，并且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详细部署，如果将军任福按照计划行事，不贪功冒进，中了李元昊的埋伏，那么很可能此次主动进攻的计划会成功。再者，本次大宋准备组织20万的兵力进攻西夏5万兵力，以四对一，很多人认为胜算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忘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存在很多不知可因素，人多，并不一定能打胜仗。在准备如此仓促的条件下就出兵，纯属侥幸心理。
这种纯粹的友谊，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考验，翻脸比翻书还快。
实践证明，这世上最缺的就是后悔药，也从来没有如果。
公元1041年，春寒料峭，宋夏第二次大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一开始，宋军捷报频传，坐在大营里的韩琦精神抖擞，固执的认为决战的机会来了，一道令箭发出了总攻的命令。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借一双慧眼给韩琦多好啊！可惜没有，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任福就是这个猪一样的队友
韩琦以任福为总指挥，桑怿为先锋，朱观和武英断后，集结军队，发动主动进攻。韩琦告诫他们合并西进之后，绕至敌后，倚靠附近的城寨作为粮草供应，这些城寨相聚四十多里，接应方便。千万不要慑远进攻，只要埋伏在附近，断决夏兵的后路，便可一举歼灭之。并且多次重申，如果将官不听节制，擅自行动，不管功劳多大，一定给予严惩。然而，韩琦的告诫成了耳旁风，任福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便产生了轻敌之心，被敌人引诱，一路追到了好水川，在这里，宋军迎来了命中第二个劫数。
西夏军的口袋阵早已恭候多时，这时宋军一个致命的弱点暴露了出来。宋朝军队实行将领轮换制度，刚刚轮换结束的宋军将领和战士还没有来及深入交流，就领兵打仗，将兵互不相识。很快，乱成了一锅粥。一股脑地全部进入了包围圈，就等西夏军收网。
一个个封闭的泥盒子，像幽灵一般随意地散落在山谷中。不知就里的士兵，以为捡了宝贝，一哄而上，打开了泥盒子。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只鸽子蜂拥而出，山谷里白茫茫一片，翅膀扇动的声音掩盖了山谷里的欢呼声。
埋伏在侧的西夏军队，开始收网。一波箭雨袭来，宋军如梦初醒，可惜一切都晚了。凄惨的哭声，兴奋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一支夺命音符直奔汴梁，边疆的和平荡然无存。
这一战宋军败北，伤亡七万余人，主要将领几乎战死。韩琦闻言瘫坐在太师椅上，连声叹气。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历史总有相似之处，大唐自唐玄宗之后，几乎每个皇帝都面临丢弃洛阳的无奈之举，究其原因，大臣的固执才是引发悲剧的原因。他们都认为自己能够扭转乾坤，开创未来，韩琦正是犯了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
好水川的失利，进一步加剧了边塞民生凋敝，军心不稳，有利于宋朝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一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几名大将全部战死，宋军惨败，阵亡一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在撤离的途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抛撒纸钱为烈士招魂。现场哭声震天，纸币漫天飞舞，其状至惨，不忍目睹，这些戍边军官远在边塞，一身忠骨永远埋在了黄土高原的土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