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他回到德国以后，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名声已比以往更为稳固而增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22年秋天颁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诺贝尔物理奖，是任何科学家、作家或人道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但爱因斯坦并不是以相对论的发现者获得这项大奖。因为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目前要正确评定那项引起广泛争论的理论的价值，仍然为时太早。诺贝尔委员会对他得奖的原因只提及他早期在瑞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赞扬他在光电法则及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他们强烈攻击相对论，但他们仍然宣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业已为他在科学史上获得永恒的地位。”
爱因斯坦除了获得这项殊荣之外，还获得大约四万美元的奖金。他的收入本来就够多，现在又加上这笔额外收入，但他并未改变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不知要如何生活才会像是一个富人。“上帝并不喜欢奢华的生活，”他有一次说，“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爱因斯坦只在捐献或从事私人慈善事业时，才会显得特别大方。
爱因斯坦获得这项荣誉之后，使大部分德国人把他当做偶像崇拜。德国这个战败的国家，正处于饥饿、不安与羞辱的境况中，而他们的一位教授却获得了这项世界性的荣誉。爱因斯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每个德国人都陶醉在这项新荣耀中。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仍然热心支持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另一场恐怖的战争，可惜，没有效果。一度骄傲的德国人对于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深感羞辱。经济萧条的气氛弥漫全国，以前的商人及职工都在街上乞讨，人民在绝望中站起来反对新日耳曼共和国的领袖。这种日渐严重的混乱情势所造成的第一位重要的受害者，就是外交部长华特·拉森奥，他被政敌所杀害。
爱因斯坦对于这位既是好友，又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政治家，遭此横祸，深感震惊。他同意许多人的说法，拉森奥之所以遇害，不仅因为他是自由派，更因为他是位犹太人。爱因斯坦知道，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病态。他觉得连拉森奥这样的好人都不肯放过，只不过是具有犹太血统，那么，这种疾病将会继续扩展，最后，德国境内每一个宗教及政治的少数民族都将遭到迫害。
“知识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初，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及作家共聚一堂。这个委员会是隶属于“国际联盟”的组织，希望他们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后，爱因斯坦辞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以为能以此种方式谋得和平，结果发现，联盟利用其影响力照顾其强大会员国的利益，对于弱小国家却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未曾对他们提供任何保障。
爱因斯坦觉得，只有国际和平才能实现国际正义。如果有足够的青年拒绝参加，战争就不会发生。当他参加“国际反战组织”时，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请求所有的人……宣称他们拒绝对战争或备战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资助。我请求他们写信把这项决定告诉他们的政府，并请通知我，他们已这样做了……我已获得授权成立：爱因斯坦反战基金会。”一连许多年，他都以大笔金钱及他的声誉，继续支持反战基金会。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爱国行为，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国家再度陷于危险，我们应该准备保护它。”爱因斯坦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项建立和平的活动，使将来不再发生战争。
但柏林许多科学家急于发泄他们的旧仇恨，谴责爱因斯坦访问英国及法国，并和祖国的敌人维持友好的关系。爱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们的谴责，因为他们对“杀害我们儿子的外国人”表示尊敬。爱因斯坦对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心理愈来愈感到困扰，他的本意是企图通过科学研究使这些国家更为接近。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团体里已经出现了敌人，但一般民众仍然爱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们仍然前来向他请教及要求协助—— 一位女演员希望借着他的影响力，在剧院获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于得不到签证，无法移民美国，也来请他帮忙。不过，爱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并不全是请求协助的。也有一些是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如果准我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将感无限荣幸”，或“我刚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为‘相对论’，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兴”。
通常，访客上门时，正是他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拉拉小提琴，或是阅读他所喜欢的某本书的时候。他也许会浏览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剧，或是希腊剧作家的某一剧本，现在他已能欣赏他们那种平静的智慧了。或者，他也会再读读《唐吉诃德》，因为他对这位狂热的西班牙武士的冒险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许多人嘲笑唐吉诃德，有人说他疯狂，爱因斯坦则把他当做英雄，因为他和唐吉诃德同样是充满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者。他同情这位企图向风车挑战，但却失败的高贵武士。
爱因斯坦教授穿着舒服而宽松的外衣（只要能逃过夫人那双锐利的眼睛，他经常都会不穿袜子）仰靠在客厅中他惯坐的椅子上。耐心地聆听某一位访客畅谈他最近的一次实验；或是听一位经济学家叙述如何使德国免于遭受经济崩溃的一项新计划；某位政治家也许会激动地大谈如何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某些新成立团体的领袖们会要求爱因斯坦支持他们，并要求资助。有时候，来访的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就打开钢琴，拿出小提琴，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找到安详与力量。这时乐声会从窗户流出，飘向宁静的街道。
有时候，他的声誉也为他带来困扰。当玛嘉特出嫁时，她坚持爱因斯坦博士应代表她已死去的父亲，在婚姻注册局的仪式中，把新娘交给新郎。教授虽然抱怨这将占去他部分研究时间，但他仍然答应了。
“但是，你可别想要我戴上高高的大礼帽，或是穿上大礼服，”他向玛嘉特警告说，“我还是穿平常所穿的那套舒适的便装。你放心，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婚礼上，大家只会注意新娘，谁也不会注意我的。”不料报社的记者却都涌进注册局，成为一群不请自来的吵闹客人。爱因斯坦说没有人会注意新娘的父亲，他的预测错了。穿着漂亮结婚礼服的玛嘉特被人忽略，报社记者们围在穿着舒适、宽松便服的爱因斯坦教授身旁，并坚持要访问他。他被迫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真是觉得厌烦无比，最后好不容易设法溜了回家。
“为什么大家对我的私生活如此有兴趣？”他喃喃说道。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大众永远不厌倦于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照片，或是阅读有关他日常生活的琐碎报道，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有惊人的成就，”罗素评论说，“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成就。”也许这位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已经解答了爱因斯坦如此广受欢迎的谜底：街上的人们对他的成就知道得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却像魔术师那般引人注意，他神秘的成就更使人对他本人发生兴趣。
艾莎继续站在她丈夫和大众之间担任保护墙般的工作。“要当这个人的妻子，”她在一次访问谈话中说，“还真不容易。他很顽固，却又像个小孩子，必须要好好管住他，但又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管着他。”
因此，爱因斯坦夫人不得不继续从许多访客中挑选出他可能愿意接见的客人。当他的胃病又发作时，她亲手替他调制他可以吃的食物。她督促教授获得充足的睡眠并适当运动。她跟海伦·杜卡斯（她担任教授的秘书许多年）处理他的许多来信，把应该由他自己拆阅的信件放在一边，来自其他国家需要翻译的，则另放一处。这项工作要占去整天的时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她被迫放弃自己的嗜好——阅读、音乐及社会工作。
“他比较重要，”她在一次访问谈话中下结论说，“跟一个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住在一起，虽有许多困扰，但也有很多趣事。”
也许，爱因斯坦夫人对她丈夫最大的服务，就是她能够以很巧妙的方法，使他不要在书房内专心研究太长的时间。每当他坐上那张最心爱且已磨损不堪的椅子后，他也许忘记究竟坐了多久的时间。有位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他有时候每天工作八到十小时，爱因斯坦说：“我无法工作那么久。”他相信自己每天工作的时间并不超过五个小时。但他有个习惯，在离开书房后，脑海里往往仍继续思索一个问题。
他经常专注于计算工作，以至无法回答一项最普通的问题。当他正在思索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情时，如果有人打扰他，他往往会大吃一惊。
他经常在妻子的催促下出去散步，而走得忘了回家。天气如何变化，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乐于一面散步，一面让雨点打在脸上。
很多次，当他回到家之后，立即冲进书房，因为他在刚才散步时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正急于把它写在纸上。
玛嘉特现在是一位职业雕刻家，她的作品曾在柏林、巴黎及伦敦展出，受到普遍赞扬。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因此也陪着继女参观许多柏林艺廊。参观展览及观赏戏剧，是他的主要消遣。
在平时，音乐是他最大的乐趣。在旅行途中，他最怀念的是钢琴。当他从东方旅行归来之后，身上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就立即在客厅里坐下来，演奏起莫扎特的音乐，而由艾沙去处理行李。
有一次，他应邀在一处德国小镇举行的慈善会中独奏小提琴，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问，这位来访的音乐家究竟是谁？被问的这人感到十分惊讶，德国竟然还有人认不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说：“你不认识他吗？他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