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自信在哪里
《人民教育》编辑部
教育自信，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自信。
国人谈自信，特别是谈教育话题，常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要么妄自菲薄、自怨自艾，要么盲目自大、得意忘形。自卑或膨胀都会蒙蔽双眼，让人丧失对事实的客观判断。
当下有种倾向很明显，一提教育或文化，有人总本能地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而这个标尺还常建立在对西方社会、文化、教育一知半解的基础之上。相对于不懂（可能也不愿意去懂）西方，更要命的是不懂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其突出表现就是，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优势和长处，不自知或仅限于模棱两可的认识。
他信的前提是自信。文化自信、教育自信，首先要认识自己的传统，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具体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传统中，究竟哪些是值得自豪、自信，需要传承并发扬光大的？
所有模糊、笼统、似是而非的答案都证明不了“自信”。只有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同时又深入到中国学术、学问的内部，甚至是学科思维方式内部来谈这个问题，只有反复甄别、比较、总结清楚这片“土壤”里过去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可贵经验，以“我”为主，方能找到中国教育的自信方向。
当然，话题讨论还可以延伸或衍变。例如，为何“自信”话题难谈，大概也隐藏着不同的声音和立场，这恰恰也反映出我们对当下教育的焦虑感。有人便认为，真正的“自信”是一种勇气——是敢于承认自己不足和差距基础上的强大；还有人认为，“自信”也是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体验，是博大精深、民胞物与……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发表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提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我们的教育自信在哪里，也应该看看文化土壤、教育传统中的“筋骨和脊梁”，认清自己，才能走得更远。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7年02期
知器与明道
尤炜
《中国诗词大会》火了。在许多家庭里，对古代诗词“无感”的孩子，脑中古诗词几乎“无存”的父母，甚至觉得竞赛类电视节目“无趣”的老人，都被吸引到荧屏前，一看再看，如痴如醉。新学期刚开始，不少师生已经在语文课上玩起了“飞花令”。
在一个文化取向日趋多元的社会，要将教育背景、审美偏好、思维方式迥乎不同的多个人群吸引到一起，仅仅依靠带有娱乐性的节目创意与市场化的节目运作是很难做到的。可以说，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与魅力，放大了当代传媒的“圈粉”“造星”功能，从而产生了极佳的传播效果。此前《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热播，原因也莫不如此。
原来日用而不知的汉字有如此大的魅力，原来看起来平常的成语有那么深的江湖；原来那些“道不得”的眼前景、“说不清”的心头情，都已经在古诗词中有了精妙的表达；原来诗和远方并不在天的尽头，而是在历史的深处……无论是惊叹、感慨，还是自愧，种种“原来”告诉我们，虽然枝干屡遭风雨，花叶时或凋零，传统文化的根柢仍然深固。经历了坎坷与冲击，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依然存在。在内心深处，它们其实从未远离。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及它所维系的中华文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基石。
所谓传承传统文化，其重点就在于不断强化这种基因，维系这一文脉。近年来，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得到一些重视，但严格说来，普及与传承并不相同：前者意在“知器”，关注点是知识的组织与传播；后者重在“明道”，着眼于精神的开掘与延续。在广大中小学，应明确地将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中华美德、人文精神这些“道”作为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重点。课程目标的确立、学习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式的改进都不能偏离这些重点。
有人认为，中小学生主要应学习传统文化常识，理念、精神一类的东西对他们而言过于“高深”。其实，基础教育的“基础”二字，主要意义并不是“简单”或“肤浅”，而是“必需”和“奠基”。普及文化常识犹如修枝剪叶，散花献果；传承文化精神则好比耘土浇水，培根固本。于根柢处着力，正是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当然，因学生的年龄不同，在具体教学中需要遵循“接触、感受—了解、认知—理解、认同”的规律。但是，那种以“降难度”和“打基础”为托辞，将传统文化学习窄化为常识积累和文词记诵的做法，显然并不符合传承传统文化的本旨。
进而言之，“常识”的意义也应有所拓展。常有的观念、常见的思想、常态的行为等，都应属于“常识”的范畴。“常识”之“识”，也不应仅仅是知识，还应包括认识、见识在内。学习这样的“常识”，才能更好地让传统文化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而不仅仅是成为其知识版图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丰厚遗赠，更是能融入现实社会、开启未来生活的重要资源。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不能停留于赞叹其年深日久、古风古韵，而是要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我们不能忘记，返本是为了开新，传承是为了发展。在培育根柢的过程中，想要使其不断壮大深固，除了正视过去，还要放眼当下，让它能从新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教育工作者只有在这两方面都深思笃行，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展枝散叶，开花结果；当代文化才能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7年05期
重建中国的精神与灵魂
于丹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有关教育改革的篇幅并不长，只有短短三段话。其中，特别提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且位置很靠前，颇引人深思。
回顾整个20世纪，我们不断地颠覆，不断地破坏，不断地斗争。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的掌门人、中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很多人是生于“反右”，长于“文革”，世界观形成于批儒批孔。学生批斗老师，人们之间猜忌、冷漠、攻击，这些东西是专业知识课程可以磨合、解决掉的吗？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有很多公共空间的暴力，包括网络上的暴力，这些东西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专业知识提升了，就一定能够获得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行为的规范。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中小学校不仅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且要着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一个民族不能数典忘祖，就像一个人永远不要笑话自己的童年一样。因为童年学的是做人的规矩，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传递做人的规矩，并让孩子从这些规矩中获得自我确认能力和自我行为规范能力。大家都知道孟子，他把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四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把“仁义礼智”归结到一颗初心、本心上。所谓“仁爱”，无非就是一个恻隐之心；所谓“大义”，无非就是一个羞恶之心；所谓“礼”，就是恭敬辞让之心；所谓“智”，在孟子看来，不是知识，而是是非之心。我也想说，在知识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知识等同于智慧吗？有了知识就会拥有是非之心吗？恐怕不见得。
“智”的概念，从孟子到明代大儒王守仁，一直在不断地被提及和诠释。王守仁所提出的心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致良知”。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孔孟朱王走过的这条路，其实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独特的文化基因，即“智慧是要明辨是非”，用农民的话说更明白，就是“得知道好歹”。
过去在很多村子里，都有一些目不识丁的大娘或奶奶，邻里吵架了，家庭产生纠纷了，孩子不念书，都可以拎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明事理，说得大家心悦诚服，起码告诉孩子不敢伤天害理。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它让一个社会的人心凝聚起来，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带着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直呈现向上、向前的状态。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前三种文明都断裂过，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一直没有消失，它们塑造了中国的精神和灵魂，也决定了中国式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
我一直喜欢《浮生六记》。芸娘和丈夫只能喝粗劣的茶叶，她就把茶叶装进纱囊，放在未开的莲花中，早上露水未干时再拿下来；第二天晚上于月光下，再放到另一朵莲花中。连续三天后，粗劣的茶叶也能喝出清香的莲花的味道。
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称道的艺术。艺术不见得要考级，而是一个人能够在平凡朴素的日子里活得生机盎然的能力。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要信任艺术。不要动不动告诉孩子，弹琴可以加分，跳舞可以考级。要让这些事情变得纯粹起来，变成一种审美的、日常的生活方式，让一个人哪怕在最孤独、最具挫折感的时候，也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乐趣。
我总是认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我们这个民族的顶级大智慧，让个体在面对大变化的时代时，能够坚持一些万变中的不变，比如人性的善良、有尊严、明是非。这，不比许多事情重要得多吗？
作者系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4年05期
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神
《人民教育》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文化传统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渊源，对我们的当下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巨大影响。在看似已经远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藏着开启思想、精神“死结”的钥匙。
从教育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只把传统文化看成教育的部分内容或者一个领域，也应该把传统文化作为建设当代中国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其教育精神至今还闪烁着人性和智慧的光彩。
孔夫子与众弟子共坐，一句“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满满的都是坦诚与平等，带着随意与轻松，真正的教育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这样的传统的熏陶下，我们在中国的学校中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场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有太多的教育者对“师生平等”并不能真正接受，更不能将其融入血脉。有些教育者时不时就要拿着各类规矩“野蛮”一下，端着老师的架子“任性”一下。他们不知道，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也许能压出听话的宝贝，逼出高分的学霸，却无法培养出有着完善人格的人。缺少坦诚、平等的教育永远不能深入到人心、人性和人生的肌理之中。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记》提醒我们，教育中最危险的不是明显的“错误”，而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正确”。我们的学校中，还大量存在着“跟着老师走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一类的“牵”，“只有考到前十名的人才能去夏令营”一类的“抑”和“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思考”一类的“达”。老师不远不近的陪伴比耳提面命的指教更有效，勉励与商量比留堂请家长更有用，宽容学生的异想天开甚至胡思乱想比简单告诉他们何为正确更有价值。我们的教育者缺乏的不是学养，不是奉献，更不是良好的动机，而是宽松、圆融的教育举措、教育智慧。
在传统文化中，如果说孔子有着最多的信徒，那么庄子便拥有最多的粉丝。他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他提示我们要时刻警觉：求知犹如在知识的原野上跑马圈地，但别忘了停下来整理自己头脑里的缠藤乱麻；引导学生反思当然值得称道，可也许真正该反思的正是用来反思的标准。教育是无比精微的事，它的每一个名词都必须详加考察，认真考量。教育是最怕僵化的，沿着一条原本正确的路走得太远，往往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教育的目的在于“成人”。“成人”究竟应依靠“自成”还是“造成”，如今恐怕仍会有很多人选择后者。如果我们能听一听柳宗元笔下种树高手郭橐驼的话，就不难知道这样做“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如果我们能听一听陆九渊关于“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教小儿，须发其自重之意”的论述，也许就能让教育去掉许多“虚火”，少了一些“妄念”，回到它清凉宜人的本质。
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以上所举传统文化中的只言片语，并不系统，更不全面，但足以展示它对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在我们不断与国际并肩同步之时，我们也应该谦虚、客观地向传统文化学习，学习其中有益的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尤其要领会其中的教育精神，使未来的中国教育更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10期
培育良好的国家认同感
班建武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存在的重要合法性根基，也是一个国家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重要内在支撑。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除了需要公正的国家制度作为保障外，更需要教育的后天涵养与培育。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对自己公民的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教育，就其实质而言，主要解决的是公民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在公民身份认同问题上，目前出现了两种亟待我们关注的新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民的国家身份正日益为公民的私人身份所僭越，由此可能会从根本上削弱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中，公民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一种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基础之上。可以说，国家身份认同在价值排序上明显高于公民的其他身份认同。目前，随着社会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公民的其他身份属性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身份形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公民权利的重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但同时，公民如何对其不同的身份认同进行价值排序，就成为新的时代问题。比如，有些公民会因为其私人身份存在的合理性而回避、弱化甚至推卸其国家身份的义务要求。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二种倾向是公民身份受到来自地区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的双重冲击。随着中国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不断加大，公民的跨地区流动日益频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公民在其身份认同过程中对其所属的地区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身份认同的冲突。有些公民可能会过于强调自己的地区公民身份而拒斥其国家公民身份，只强调自己作为某个民族、地区公民利益的合理性，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有些公民则会过于强调自己的世界公民属性，却弱化自己对特定主权国家的归属感，从而有可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因此，如何在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中，帮助公民平衡好自己的多重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国民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如何平衡公民在国民身份认同中的“求同”与“求异”，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认同一方面表达的是对某种身份的主动认可，追求的是与这种身份要求的价值一致性；另一方面，这种追求本身，恰恰也表明了自己与其他身份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一个“求同”与“求异”同时并存的矛盾运动。
从“求同”性的国家认同来看，要在肯定认同和批判认同两方面寻求平衡。长期以来，在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我们对于其中的“求同”认同，基本上主张的是一种非反思性的肯定性认同，即要求公民对国家只能毫无条件地赞同和支持。一旦有人给国家提意见，便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表现。实际上，“求同”既包含一种积极情感的无条件肯定，也包含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国家毫无条件地肯定是容易的，但是能够指出国家发展中的不足，并用一种建设性的立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改进意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理性的“求同”。因此，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既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积极的、正面的感情，又要努力培养其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能力。
从“求异”性的国家认同来看，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走向与世界各国的“美美与共”。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简单否定基础之上，那么这既不利于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不利于学生客观理性地认识整个世界，从而也会削弱我们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合理性。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19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是一阵风
石中英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作好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机制，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领导要真重视，亲自抓。一些地方和中小学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时有时无，时重时轻，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不重视，当甩手掌柜。有的学校甚至发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像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的议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必须亲自出马，负起组织和领导责任，统筹规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本地区、本学校的实践，做宣传、践行和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与榜样。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与学校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不能出现“两张皮”的现象。价值观是人们用以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对错、好坏以及高尚与否的正当性标准，它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只能通过人们的正当性行为得到表现和传承。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像盐溶于水那样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和学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一次革命老区的社会实践、一届公平公正的体育比赛、一场体现民主精神的班级选举、一次爱心捐赠活动、一堂语文课上关于责任的讨论，等等，都可以成为青少年体验、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与载体。离开了这样的途径和载体，核心价值观教育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建立社会协作网络。有的学校利用每年地方开“两会”的机会，将学生带到人大、政协的驻地和会议现场，真实体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有的为了开展公正的教育，不仅在学校里建立了模拟法庭，而且将学生带入真正的法庭，观摩司法正义在我国的实现；有的为了激发学生的报国之志，把学生带到当地革命博物馆或英雄纪念碑前，追忆革命的历程和英雄的故事；有的为了创设家校一致的价值观教育环境，利用家长委员会的平台，共同设计和筹划系列活动。当前，在不断深化改革的社会各个系统、领域，有着数不清的适宜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案例、场馆、资源。只要学校教育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与相关单位对接，就一定能够找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善于利用和解决青少年学生内心的价值冲突。有的老师谈到社会上、网络上不良价值观对青少年价值观成长的负面影响，发出无可奈何、应对乏术的感慨。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必须克服。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价值观永远是多元的，今天更是这样。多元的价值观必然在人们的内心产生冲突，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相反，这是人们价值观学习和成长的宝贵契机。人们内心的价值观信念都是经过种种的价值观冲突之后才建立起来的。面对复杂环境给青少年内心带来的种种价值观冲突，教育者不应幻想它们不存在，也不应去责备它们带来的挑战，而应客观地接受、平等地交流、理性地分析和积极地引导。真理越辩越明，价值观越辩越清。创造一种尊重、平等、宽容和理性的对话空间，正确、积极、主流的价值观最终一定能够赢得学生的认同并内化为他们内心坚定的价值观信念，指引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23期
热门话题与公共政策的逻辑
王烽
“两会时间”，教育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他们的诸多教育类建议、意见，回应人民的渴盼，引发广泛关注。
不论是提出高中教育逐步实现免费，还是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建言，都在为“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鼓与呼。
建言转化为现实，离不开公共政策的支撑。
对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许多已有草蛇灰线。如对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提及两点，一是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二是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始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其背后是分步骤、按类型实施的政策思路。
这体现了国家公共政策鲜明的价值导向。
与个体的个性化体验不同，国家公共政策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架构。
它首先要考虑政府财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4%，是1988年以来增幅最小的。“十三五”期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也会有压力。那么，有限的教育经费增量用到哪里，就需要全盘考虑，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改造薄弱学校、发展学前教育、化解大班额等，涉及是否达到基本标准的问题，在当下自然排序靠前。
还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异。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始，免除他们的高中学杂费，是一种“精准扶贫”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非义务教育免费首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起，从有条件的地方做起，能够更好地发挥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益。“两会”期间，陕西、青海、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宣布“十三五”时期，高中和学前一年实行免费教育，体现的也是一种扶贫思路，意在通过扶智实现扶贫。
教育自身内涵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公共政策出台的大背景。目前，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最缺乏的是水平高且稳定的师资队伍，要增强这些学校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必须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2015年，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便是对此的及时回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教育信息化，也需要大量的新增经费。这些都说明，国家公共政策还涉及有限的经费用到哪里更“好”的问题，不能贸然出圈。
“两会”前，人民网曾举办“2016年两会热点调查”，近400万网友参与。“教育公平”位居前五。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民生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正义，而公平与正义是国家公共政策的灵魂。因此在制定国家公共政策时，要超越一时一地之需，综合考虑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供需结构、学生成长规律、公众意愿等诸多因素，最根本的是尊重教育规律、解决教育自身最迫切的问题。
为何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层面没有把九年义务教育延长到十二年？站在通盘考虑的角度，义务教育不等同于免费教育，它至少要包括四个方面：普及、免费、均衡、强制。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更高的要求。
教育的发展，织于社会经济的大网之中。我们不能跨越阶段，也不能硬生生地揠苗助长。
科学与理性，是公共政策的锚。它保障教育的大船，在公平与质量的航道上平稳前行。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6年06期
何为法治精神
王人博
法治是现代世界的文明形态，也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世界上的法治实践有千般模样，其精神却是共通的，那就是恪守法律规则，遵从德性。自然世界都有它的节律，而我们人类世界只有温良有序，才会变得更好。“温良”既是现代文明形态，也是现代人必需的教养。法治精神既包含了理性规则，也内化有温良德性。所以，一个法治社会的公民既要服从（国家法律的）外在规则，也要具有内在的公民道德。“法表德里”，表里如一，相互为用。法治与德性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心灵与行为和谐统一。
说得简单一点，法治就是使我们每一个人言有矩，行有度，为人处事有方寸。少一些言语的戾气而多一些善意，少一些行为的恣肆而多一些谦恭，这是法治精神的题中之义。
就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守住本分，不越规矩，这是建成法治社会的基础。法治并不需要宏大叙事，也无须壮怀激烈，它言透的是人世间最普通的道理：官有官道，民有民德。法治之下，官员应知道自己手中权柄的边界；与法治打交道最近的法官，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和分量。要知道，“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法治社会，讲究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守承诺”“童叟无欺”，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
法治既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也是在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一个法治社会就是开车的人不横冲直闯，知道红绿灯的价值；过马路的行人不会站在斑马线上“凑够一拨儿人就走”。要知道，法治与人数无关，只与规则有关。“法不责众”不等于人多就可以无视规则；法治不可能消除冤屈，但它会对冤屈作出一定的补偿，人在无助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补偿。法治是人在无望的时候的最后慰藉。
法治精神之于教师更为重要。教师的三尺讲台，不仅仅是播撒知识之地，也是造就公民的摇篮。教师培养学生为合格的公民，首先自己得是个好的公民导师。正所谓“身正为范、德高为师”，教师站在讲台上，就应是一座标准的公民像。
说到底，尊重法律规则的实质是尊重人格。中小学教育应该是锻造现代公民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初步与起始，初始成而事半成。法治的长久事业一半在公民教育与养成。公民教育的精髓就在于人格教育。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说过：“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人格总是希望赢得尊重。再没有比这样的准则更掷地有声的了。”学校是世俗学理与道德学说的源泉，中小学教师能从这里汲取泉水，并在讲台上和谈话中把它洒在学生身上。人格成公民便成，法治之命则长矣！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4年23期
2.0版学校危机管理
《人民教育》编辑部
今年初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5.1%。
互联网技术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它在助推各个行业、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助推”着“危机管理升级”。有人把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事件定义为2.0版，其显著特点是危机常态化、急剧化。
互联网风暴中，学校管理难以“独善其身”。
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校园时而书声琅琅，时而一片欢腾，在多数人心目中，这里是一方让人精神安宁的“净土”。而今天，本该平静的校园，运动伤害、校园欺凌、饮食安全、教学设施致伤、虐童弑师等问题经由互联网的传播，时常把一些学校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人群相对密集的校园，危机事件总有一定的发生概率，难免哪个学生踢足球时被球击中导致视网膜脱落，难免哪个“淘气包”对班级同学恶作剧，也难免个别学生课间饮水时被呛着……诸如此类的事情，过去学校只要与家长、孩子作好沟通就能化解，现在学校不仅要与家长沟通好，还要学会应对网络传播。稍有懈怠，短时间内就可能成为舆论焦点；稍一不慎，便有可能落入“危机之网”。
那么，该如何应对？作为学校管理者，必须做到未雨绸缪，降低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提升危机应对和处置能力。这要求学校管理者熟悉学校内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流程、环节，熟悉教育法律法规、学校财务管理等条文，还要不断提升舆情应对能力，让自己有足够的储备和经验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
学校危机管理进入2.0版时代，您准备好了吗？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7年08期
抓住那些能带来教育飓风的蝴蝶
《人民教育》编辑部
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出新信号，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提升质量，将成为教育核心命题之一。
提升教育质量，当然关系到教育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课程教学改革、教师队伍等等，但一个通常看不见，不受重视，却始终在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根本作用的大手，一直在指挥着我们的孩子们。学校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家长却只关心分数；学校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理想，家长关心的却是未来如何挣大钱。学校向左，家长向右，教育效果如何呢？多项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水平与孩子的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
这也许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会在春节团拜会上一再强调家庭、家教、家风之重要的原因所在。
学校教育在家长这个问题上真的是无能为力吗？我们明明知道，一个问题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问题家长，却没有往前走一步的想法。孩子有问题了，才想起找家长约谈；期末结束了，找家长来例行公事通报一下情况。有远见卓识的学校，主动迈过这道界碑，开办家长学校，建立家校共同体。如同蝴蝶抖动一下翅膀，就会带来飓风，家长的一点点改变，都会把孩子带进一个新的世界。为什么不去抓那些能带来教育飓风的蝴蝶呢？
目前，家长在教育学问题上，大多数是“流浪儿”。从机构设置上看，家长教育处于“三不管”地带。那些天天等候在校门口翘首以盼的父母们，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都处于“饥渴”状态——这是家长教育的最佳状态。
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家长进行引导和沟通，特别是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普及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带班多年的班主任，在教育孩子方面就是家长最好的导师。学校本身在家长中间也有很高的“公信力”，“愿意听学校的”，是很多家长的共识。
其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已明确提出：“建立多元化的家长学校办学体制，增加各类家长学校的数量。”而早在2004年，全国妇联、教育部就发布过《关于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可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因为政出多门，难以落实。
今天的家长学校，当然不能停留在过去的理解上，而应该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目前家长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已经有多种形式，但大多数属于自由松散型，缺少系统的课程安排，也缺乏保障，并且随着校长的更替，家长教育起落也很大。
从长远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家长学校教育机制，特别是要明确管理主体和办学主体。家长学校的管理职责可以归口到教育行政部门，办学主体为中小学（幼儿园），并从经费、人员上给予保证，让家长教育常态化、科学化，与学校教育互融互通。家长去学校，不是去听大道理，而是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不是去“受训、道歉”，而是与其他家长交流经验，自省自悟。把孩子的问题解决在未然状态，是教育的最佳选择。
一代家长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下一代的素质。我们虽然改变不了家长的素质，但可以改变其教育见识，让那些天天想打麻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在家的时候不打麻将；让那些只懂得暴力教育的家长，看到和风细雨的魅力；让那些整天忙于工作的父母，懂得陪伴和对话；让那些想离婚的父母，坚持到孩子成年以后。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06期
创造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罗劲
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人类世界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代。无论是呈爆炸式增长的海量知识、信息，还是瞬息万变的生活、工作环境，都让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在享受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人们也必须面对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应对挑战，固然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也需要追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出击，以创造力或创新素养为武器，去适应时代的快速变迁。创新已经成为当前国家、社会和个人成功的核心要素。每个人都是创新者，人人皆可创造。
创造是生命中最基本的动力。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历程不仅在于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在于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存竞争方式（例如物种进化出适于防御和捕猎的甲壳、牙齿）以获取生存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生命的历程就是创造的历程。同时，创造也是人类的本能，例如，不断地走神或思想开小差（心智游移）是人类意识活动的基本形态之一，虽然在东西方的许多文化和教育传统中，个体都被要求专心致志并尽量克服和避免心智游移，但心智游移就像是人类意识中的“宇宙背景辐射”一样，看似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彻底摆脱和排除，而更为有趣的是，新近的心理科学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恰恰是在这种心智游移中产生的。因此，就如同“宇宙背景辐射”反映了宇宙大爆炸一样，作为人类意识“背景噪音”的心智游移也与创造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所以，我们还可以说，创造是人类意识与生俱来的、不可抹杀的本质特征。
当然，这里我们强调创造作为一种本能的存在，并非意味着人们的创造才能天生就具备而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训练。事实上正好相反，创造天性需要呵护和培养。恰如一颗饱满的种子，只有得到合适的温度、湿度等后天环境的滋润，才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传统上，创造被视为是极少数人类精英才具有的一种能力，因而提到创新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鲁班、爱因斯坦、乔布斯等众所周知却又屈指可数的名字。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理解过于狭隘，在把创新置于“高大上”地位的同时，也大大窄化、压缩了创造的内涵与层次。从内涵的角度，创造不仅仅是因应社会发展需要所必备的一种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品格、态度和精神，因此创造力不仅仅是指人们产生新颖奇特而具有实用价值的观点或产品的能力，同时也应该是在开展和从事这些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态度和精神。从层次的角度，创造不仅仅是杰出的科学、艺术天才们所独有的专利，同时也是社会中每一个成员普遍所具备的素养。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每个人都有创造力，只是表现的内涵、层次和类型不同而已，从一般领域的创造力到具体领域的创造力，从日常生活中的迷你创造力到职业创造力，从“小”创造力到“大”创造力，创新无处不在。
创造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创设良好的条件，促进每个人创新素养的发展，让每个学生都去做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善于创造、勇于创造的人，让每个人都去创造人生的意义，创造生命的意义。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6年21期
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
檀传宝
高尔基曾经说过，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而基于教育的立场，我愿意一再强调：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
作为苏联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高尔基的上述预言显然不是主张美学在未来取代伦理学。他的意思非常明确：伦理要真正变成自由、有效的实践，就必须具有审美的气质。与高尔基异曲同工的另外一个表达则是来自德国的美学家席勒。席勒认为，人的生活有力量的国度、伦理的国度、审美的国度之别。力量的国度靠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运行，伦理的国度靠社会规范的强制维持，而审美的世界，人们对于一切道德的服从均来源于自由人对于美的向往。
按照这一逻辑，我坚决主张，现代德育应当尽快建立“德育美学观”以及基于德美、育美欣赏的“欣赏型德育模式”。不仅如此，我还坚定地认为，全部教育实践都应当建立教育活动的“第三标准”，即“善”的标准（教育目的）、“真”的标准（教育规律）之外的“美”的标准（审美原则）。
十多年前，当我提出这一主张时，一位教育学老前辈与我讨论说：现实生活里中国教育连教师工资都在拖欠，何谈建立教育活动的审美标准？我当时的解释是：教育活动服从美的规律是不问时代的。因为孔夫子就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且当现实教育生活中那些成功的教育工作者酣畅淋漓地完成一次“最好”教学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就完成了一次“最美”的教学（即教学美的塑造），只不过他们可能处在不自觉的教育美的创造状态罢了。而所谓“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其实就是主张从现在开始，让审美、立美的教育在全部教育生活里成为教育工作者的自觉，让审美标准成为所有教育实践的基本标准与常识。
学校美育的价值，只有建立在以上前提性认识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确证。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美育窄化为艺术教育。美育当然包括艺术教育，但真正的美育，显然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生活美，尤其包括教育美等所有美的形态对人的全面陶冶。同时，真正的美育首先是审美精神、立美精神的学习，而非仅仅某些艺术技艺的训练（尽管艺术技巧是重要的，且学习起来并不容易）。而美育的精神实质，乃在于消解对于人的各种异化，求得人格及其发展的自由与完整。从广义上说，美育与全部教育的审美化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倡言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实际上就是主张美育事业是全部教育的使命！
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的教育现实中学校美育仍然是寥落的。但今日之中国，也是对学校美育呼唤最为强烈的国度。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出结论。正面来说，中国教育与社会都在升级、转型之中，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教育的需求是中国教育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而美育的健康发展是高品质教育的最重要象征——这一结论只要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就不难发现。而若从反面看，现阶段国人诸多粗俗不堪的不文明行为不仅是德育之耻，也是美育之失。如何帮助全体国民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吃相难看”的生存状态提升到优雅、文明的高品质生活境界，是当代中国教育，更是美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加强美育，正当其时；投身美育，时不我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15期
阅读是春风，吹醒人们心底创造的种子
《人民教育》编辑部
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他说，这也就是他两次把“全民阅读”这几个字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明年还会继续。
阅读问题在中外如此瞩目的场合出现，还是第一次。
总理的话，是对阅读价值的高度概括。阅读的道德提升功能，容易理解，但阅读所蕴含的创新力量，阅读与创新之间的逻辑链条是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领悟。
世界上，阅读量大的民族，创新力量也相对强大。犹太民族是世界上人均读书最多的，每年人均读64本书。他们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科学发明世界人均第一，世界上人均拥有论文发表量第一，其转化为科学技术的比例世界第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
多项研究表明，阅读是创新的阶梯。优秀的作者在每一页书里都放下了思想的翅膀，帮助我们穿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往返于继往与开来之中。文字的间隙，更是充满了想象的空间，里面有星月以上的境界，河海之下的情形，能够与昆虫对话，和花木交流……创新是一条大河，阅读就是大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
当前，中国的阅读情况不容乐观，人均阅读量只有以色列的十分之一，功利化、娱乐化日渐侵蚀阅读的健康生态。有调查称，在所有销售出去的图书中，超过70%是教材和教辅资料。深度阅读的时间越来越不足，浮躁的文化情绪蔓延，中小学生的注意力为电子产品所分散，给图片和段子“点赞”的浅阅读，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
必须改变阅读中的短视行为，常思常新，才能在国家处于转型和发展的“临界点”时，创造经济的奇迹和新的文化辉煌。
阅读素养是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少年的自我教育往往是从读一本好书开始的。然而，我们的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不少学生“除了考试和练习册，不知阅读为何物”。阅读教育要蜕旧出新，走出“测试性阅读”的困境，塑造以养成思想力、创造力、表达力为目标的新阅读观。
打开一本书，能不能在字里行间挖掘出丰厚自己精神的源流？能不能推翻前人根据同样资料得出的结论？能不能多角度地看待问题，从相同中见不同，从常例中见特例？只有让阅读成为一场精彩的思想探险，它才能回归本来的面貌。
理想的阅读应该是多元和开放的：突破学科的壁垒，挣开权威的制约，听众声喧哗，看各种思想与价值的碰撞，从而给予创新蓬勃的营养。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认为苹果产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书法艺术对自己的触动。如今，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倒塌，新的创造将更多地从学科融合中迸发。每个人，都要学会善待那些考试用不上的书籍。
只是，学校准备好了吗？在很多中小学，图书馆仿佛头脑空空的“巨人”，充斥着练习册、盗版书等没有阅读价值的书籍，难以看到经典名作。阅读经典，不仅给人以创新的头脑，还赋予人一个高贵的灵魂。不仅让人知道怎么去创造，而且知道因何而创造。阅读之于创新，更重要的在于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而不是单单强调兴趣和方法。“两弹一星”功臣邓稼先接到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对妻子说：“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他与世隔绝26年，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好友杨振宁评价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是因为从小学起，邓稼先就广泛阅读中外经典，创造的理想与人格慢慢浸润了他的人生。
因为爱与理想，创造成为一件美好和伟大的事物，也因此走得更为长久和辽远。
请相信阅读的力量。它是春风，能吹醒每个人心底创造的种子。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08期
享受“读书”
陈平原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读书识字”已不再是我们的目标，需要加倍努力的，是如何营造“书香社会”“书香校园”。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激动人心的口号，逐渐失去了效应；不要说“黄金屋”“颜如玉”显得虚妄，就连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都只是“而已”而已。这个时候，以平常心面对，读书的魅力方才真正呈现出来。
读书本是平常事，若刻意拔高，说得神乎其神，效果反而不好。我曾写文章辨析大英博物馆中“马克思的足迹”纯属子虚乌有，乃中国人编出来的励志故事。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文革”中广泛流传的鲁迅的“秘密读书室”。此类神话不宜多传，因一旦被拆穿，很容易让人产生幻灭感。
其实，对于识字颇多且略有空闲的人来说，读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唯一不同的是，有人习惯“正襟危坐”，有人喜欢“随便翻翻”。至于古人所说的读书“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你把“马上”理解为旅途，就古今皆然了。但有一点，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自得其乐就行了，没必要挥舞着旗帜到处炫耀。就像呼吸一样，你如果身体没病，是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
每到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总有记者追问：最近读什么书？最喜欢哪一本书？哪本书影响你一辈子？一听问话，你就知道，这是外行。真读书的人，手不释卷，日积月累，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要我回答，是哪一口饭让我长得这么健壮或苗条的，实在难为人。
只要别暴饮暴食，且食物不变质，也没人投毒，正常状态下，你我就这样“茁壮成长”起来了。让人怀念不已的，是那“不知不觉”中的成长。在我看来，无论是运动员为了特定目标而催肥，还是时尚界流行的减肥，都不是理想状态。
你问我有什么读书体会，回答很简单：暂时忘记卡路里（calorie），保护味蕾，享受美食。
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为什么有人痴迷、有人勉强对付、有人则打死也不愿意读书，除了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空闲时间等不同，关键在于是否感觉到“阅读的乐趣”。过去常说“开卷有益”，这没错；可“开卷”除了“有益”，还必须“有趣”，才可能“可持续”。
我成长在思想封闭的年代，相对容易养成对于书籍的兴趣；现在年轻一辈所面对的诱惑，比我当年多得多。那么多“有趣的玩意”在等着，为何选择相对比较辛苦的读书呢？这个时候，能否真切体会到“读书之乐”，就成了关键。
“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所谓的“趣味”，因人而异。审美眼光确有高低雅俗之分，但就“阅读”而言，关键还在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懂的，不妨暂时束之高阁。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偏食”是正常的。因为有“趣味”就意味着有个性、有边界、有局限。第一次面对人人说好而你很不喜欢的书籍时，心里很惶惑，也很茫然。久而久之，明白自己的“阅读趣味”，你就坦然了。
近日读《北京晚报》2013年11月26日的《天堂多了一位爱书人——追忆王晓东台长》，很是感动。文中提及王晓东台长如何关心、鼓励、指导北京电视台开设《书香北京》这档读书节目，病榻之上仍心系“书香”并“推荐今年《读书》第九期159页文章”。作为《书香北京》的制片人，吴玮称：“我买到了您推荐的第九期《读书》，忽然觉得这本薄薄的小书沉甸甸的，翻开第159页，是陈平原写的文章《读书是件好玩儿的事》：‘我主张读少一点，读慢一点，读精一点。世界这么大，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懂得，不欣赏，一点也不奇怪。’”文章的结语是：“我想，这应也是您想说的话：‘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不着急，用一生，慢慢欣赏吧。’”（2014年2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4年08期
优质阅读是生命的自我修复
连中国
所谓涉世渐深，可能就是一个人越来越被“事”占领的过程。一个人受教育最核心的意义之一，恐怕是不希望他将来心里只能容得下“事”，而逐渐背弃了“书”，直到心里觉得“书”太傻，再也放不进去任何一本“书”为止。心中有“书”的人不会彻底屈从于现实，他还有自己的灵魂生活，还有远方，还在不断地修复着因久溺人事而产生的“坏区”。“书”是对“事”最关键的救赎。倘若有人问我，一个心里有“书”和一个满脑子都充满了“事”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会回答：一个人心中有“书”，他的心中便有了一座晶亮沸腾的星空。他的生命无论是对于工作还是对于生活，都有了更丰富的空间与弹性。
社会越现代化，教育培养的人才就越专业化，这是社会所需。但同时，进入专业的程度愈深，“人”可能愈封闭，愈窄小。我的一位学生家长是一位著名的大夫，不久前专门和我谈论儿子进入大学后的阅读问题。起因是孩子高度近视，又学理工类专业，却将大量的时间投放到人文类阅读上。父亲担心孩子的用眼健康，因此希望孩子将有限的“眼力”投放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不能拒绝人文类阅读，不能只有专业化知识，人文类阅读帮助我们认识生命并且修复生命，构筑起我们生命大厦最重要的基石。“人”涉世太深后最严重的一种迷失，便是被职务、职称、地位等“炫”住，进而忘记了把握“人”最核心的一个概念：生命。陈平原先生说：“那些渊博的、玄妙的人文学，比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行船的人都知道，出海必须有‘压舱石’，否则很容易翻船。”优质的人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帮助人拥有更丰富更开阔的可能性，养成更内在的指向“人”本身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一旦与自己的专业构成接轨，就会有别人始料不及的成果。现在主要是引导孩子在保护好眼睛的前提下，要读便读一流的作品。
另一个时代大课题是，在网络时代，如何有效阅读？我以为，如若想让优质的阅读发生，应该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排斥喧嚣。现实里不断获取的利益对于遥远而美好的阅读便具有了一种本质上的排斥，“事”越来越重要，“事”越来越多，“书”便渐渐边缘化了。
用自己内心的光亮去寻找自己的阅读。阅读一旦时尚化，我们便难免“中计”，一场浮华过后，内心依旧荒凉。阅读是自我的修行，往往需要一个人上路，不能依靠“集体”。
一旦决定阅读的时候，要放下以往的成见，要放下白天的自己，要放下太多现实的利益诱惑与任务驱动，将自我修复到原初的纯真而好奇的状态。自己如同一条鱼，沉潜在书的河流之中，感受水波的浮沉，让文字如水珠一般与自我相吞吐……自己醇化为一缕风，穿林而过，感受枝叶的阻隔与扶助，听自己的回旋与转身，吸纳整个树林的光影与芬芳……这仿佛是不着调的“诗情画意”。但阅读本质上就是一种出离现实。阅读一旦入情入境，本身便是一场“诗情画意”。人类正是依靠阅读，构筑自己的“天堂”。
有阅读在，证明我们没有被彻底肢解，我们还有愿望和理想在，我们还有自我的精神追求，我们还能有单纯的沉潜发生，我们还能有自己的内心生活。
作者系《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7年08期
发现共读中的文化凝聚力
《人民教育》编辑部
多数人认为，我国进入信息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这30多年中，尤其是近些年里，每隔数年都会有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发明出来。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化是这几年的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信息会被加工成更为直接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底层感觉器官，“读图时代”已经是10年前的形容词了，近年来，声音、动画、视频、直播甚至交互……人们把技术可能提供的手段都用到了极致。另一个趋势源自数年前的智能手机普及，它带来了新一轮信息碎片化浪潮，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大量、丰富的信息海洋中游弋，其中每一个信息点都是相对孤立的，我们的耐心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希望每个信息的量越小越好，好让我们有时间去关注更多的事件……我们的注意力（眼球）常常被四面八方的闪光点左右，而无暇对其中任何一个点深入下去。
对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这些趋势并不完全有利。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今天时兴的任何一种信息传播方式，都无法替代有几千年传统的书籍（或电子书）的作用，书籍仍然是系统的知识、思想以及深刻的情感、文化的唯一传播者，读有一定深度的图书，可以训练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沉淀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素养，这方面的功能任何新式信息传播手段都还不能完全替代。
另一方面，书籍还是凝聚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有着巨大阅读量的国度，书籍能够推动文化中最沉稳的那部分缓缓演进和发展，达成社会的深度理解和默契，从而使这种文化有深层凝聚力，能够跟得上物质文明的发展，有内涵，不会被淘汰、被同化且常葆青春。
我们原本就是一个人均阅读量并不高的国家，今天，我们不仅要补上历史的旧账，还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扩展阅读人群，这个重任学校必然要分担一部分，为未来培养热爱阅读的公民。新教育的阅读理念中有一个共读的理想，通过共读的行为，我们的学校还可以为提升全社会阅读水平作出贡献。
让孩子们热爱阅读，请马上开始吧。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7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