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际遇，不同的家庭环境，真的会塑造不同的人。所以有时我也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从小就比别人懂事、成熟？
其实我那个时代的孩子，大多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被宠溺，整个社会都还处于贫困状态，父母也没时间和孩子们有过多亲昵——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虽然我家境尚可，但也和同时代的孩子一样，早早独立自强。可能和父母抱养我时，已是不惑之年有关。当然，这其中也有天生遗传的因素，我父亲说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孩子，性格偏中性，有男孩的个性。
一个医生朋友曾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云鹰，你的基因里可能有一半是男人的细胞。你母亲还托我关照你，担心你受人欺负。我说，你不欺负别人已经万幸了。”
说的也是，我从小就很有主张，很有自己的见地，不会人云亦云。后来我工作教学也是，不迷信那种所谓的大家，不困顿于书本中的条条框框。
其实古人就曾总结，若成就一件事，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天时”来说，那个物质匮乏、百业待兴的年代，其实提供给每个人的发展机遇比现在要多；就“地利”来说，我的家境和读书环境相对更好一些，对发展也有利。当然，按我的同学加闺蜜王静（可惜她42岁那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的说法：“云鹰，按你的智商，如果你的家庭起点再高一点，你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如今一个很时髦、很奋进的说法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殊不知，不少人一出生已接近终点，而绝大多数人的起跑线是很漫长的。
尽管我的人生起点在湘西的一个县城，但对我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大的，应是我小时候住在向警予家的院子里，跟她家族的人有较多接触。这种无形的熏染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我和她的侄孙女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大家常在一起，耳濡目染地听她家里人讲了不少关于向警予的故事，比如她为什么要离开溆浦：父母把她许配给了当地的军阀，她誓死不从，逃婚出走，毅然步行去了周南女校就读。后来她到法国留学，手捧《共产党宣言》跟蔡和森结婚，在长沙跟着毛主席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在192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33岁时在武汉被五马分尸，英勇就义。我觉得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能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种种辉煌，有限的生命绽放出无限荣光，实在是太伟大了。这也促使我第一次去武汉，就先去她的墓地，在她的墓碑前庄严宣誓，默默下决心，一定像她那样，即使不能创办学校，也一定尽心尽力教书育人。她的光辉的形象也许早早地就在我的内心树立起来，她对我的影响就像一粒种子悄悄地埋藏在我的心底，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成长，日益强大。
等到后来我再长大一些，就开始看有关她的书。她这种女性，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根据湖南溆浦籍作家舒新宇同名传记改编、刘毅然执导的30集电视连续剧《向警予》即将播出，我万分期待。因为多年前溆浦县委领导曾希望我在广东找到投资方拍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向警予对我的影响太过深刻，所以我甚至对这部电视剧有些担忧：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传奇的一生吗？
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那种英姿飒爽、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希望我的身上一直有她的影子，我们都是充满豪情的率真女性，都有“不怕辣、辣不怕”的韧性。她那种精神的感召，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永远充满朝气与活力，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任何困境面前都不会倒下。
她所创办的警予学校的校训是“自治心，公共心”。这个校训一直沿用至今，虽然时代变迁，沧桑巨变，一百年过去了，但它仍然与现在的教育理念十分契合。我后来在深圳当校长后，提出的“道德自律、工作自励”，难道不是这种感染的结果吗？向警予当年提出那样的校训实实在在是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的。以至于我在2011年创建坪洲小学初始，分别从《易经》的“蒙卦”和“同人卦”中选择的两个爻辞“蒙以养正，文明以健”作为校训，也是希望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生的6年，甚至是60年、600年。
警予学校这个历经百年不变的校训，也让我体会到，作为一位校长，要想在教育上有所建树，就需要一个好的理念传承的载体，所有表面的东西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了无踪迹，只有文化的影响才能根深蒂固。
跟向警予一样，我也从小就有做教育的执著理想。后来在教育之路上的跋涉，可谓一波三折，艰难异常。教育理想接受的第一次考验，来自我的父亲。
当年读初中时，我的成绩在班里遥遥领先，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如果不去读中专，可能会考上不错的大学，因为之前比我成绩差的，后来都考上湖南大学之类的了。上海师范大学吴立岗教授曾亲口对我说：“云鹰，当年你们读中师的那一代优秀人才，现在不要说考清华、北大，至少能考个人大。”尽管我没有这样奢望，但内心得到莫大的安慰。只是在我心里就是有个教育的梦想，一直无法泯灭。我父亲是不同意我去考中专做教师的，而且是坚决反对，他一心想让我考大学。
父亲因为在商业局工作的缘故，即使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也经常去大城市出差，所以他一心想让我一飞冲天，读好大学，到大城市去发展。我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放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新闻，我父亲就指着毛主席身边的翻译对我说：“小云，你要好好学，考大学学外语，将来也做翻译官。”他的愿望很强烈、坚定，我也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那个时代的孩子，其实人生选择权是很小的，家长权威的根深蒂固，还有对父亲的尊重，让我不能去和父亲有什么正面争执。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父女没有正面争执，但私下都是做了“工作”的。
1978年参加考试时我在溆浦二中读书，因为当时的学制是初中读两年，高中读两年，所以初二毕业就得考高中或选择考中专。先是全国统一的中专考试，因为刚恢复高考不久，我们初中毕业可直接考中专，也有高中毕业或下乡知青选择考中专的，都是全国中专考试统一试题。因此，我首先选择考中专。在等待中专分数和录取的同时，我们又参加了怀化地区组织的高中考试。这两场考试我都参加了。“不幸”的是，我“一不小心”考到了溆浦一中（高中），被全县前50名的重点班49（一）班录取。这个重点班只有五个女同学，就读高中一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的10月，中专成绩也下来了，我们这个高中班就被各大中专学校“掳走”了40多个同学，我们班的女同学无一幸免：一个去了卫校、一个去了幼师学校、一个去了商校、一个去了农校，只有我填了师范学校。我本来想说服一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读师范，她居然坚决不当孩子王——后来当了一辈子护士长。当然也有几个考上了中专放弃不去的。后来这个名存实亡的重点班只好重新调整，49（二）班的同学自然一跃而上，两年后参加高考，这个班只有三位同学未考上大学。
假设我留了下来，应该是1980级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考中专之前，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既然你已被高中录取，就继续念高中，考大学没有问题的，我供你。即使万一没考上，我退休，你顶职。工作前途的问题，你一千个放心。”一听说顶职，我更害怕，他成天做报表、统计各种数据，整天跟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我可不干。我只好骗他说：“老师讲了，如果拿到通知书不去的话，高中也就不能再读了。”
继而我就偷偷设计：既然父亲不同意，考试的时候我就自己来“掌控”一下命运吧——保证考上师范，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41年前我参加中专考试的场景还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年的考试，有不同身份的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下乡知青）参加考试。上午考语文，我是认真的，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全县考中专的最高分，记得作文写的是“在新长征的路上”。下午考数学，我做了第一页代数题，第二页几何题几乎就不做了，因为分数太高就可能被录取到湖南省邮电学校、省铁道学校、省机械学校等，我是坚决不愿意去的。我要保证分数既不够省重点中专线，又得超过师范线，这样才能如愿。
父亲呢，误听我说如果被中专录取不去上，高中也读不成，居然打电话给师范学校的领导，让他们不要录取我——考上也不要录取。否则，要找校方交涉这件事。不过好在招生办有个老师并没有按他的意思做，而是按正常的程序录取了我。我拿到了通知书，考上了想读的湖南省芷江师范。父亲很不满意，但木已成舟，也就成全我，让我去读了。
总之，从一开始，教师梦在我心里就是坚定不移的。甚至后来我回到警予学校教书，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听我的课，还找我谈话，要把我当成妇女干部培养，先调到妇联去，我坚决不愿意。之后一路走来，我有很多改行的机会，去商业局教育科、去团地委，包括我后来被借调到电视台，我都一一放弃了。最后还是回到学校，回到最初的选择，不忘初心。
灵魂深处总有东西一直牵引着我，无论有多少诱惑，我还是想当老师，想办学校。
我想办什么样的学校？女子书院。那种培养淑女、才女、有气质的女性的女子书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精英女性的形象已经深入我心。我就觉得应该培养那种自强自立的女性，所以一直有办女子书院的梦想。对宋庆龄、秋瑾、向警予、杨开慧这样的女性，我是打心眼里崇拜的。她们的精神感召力是非常强大的，就如我前文所言，我专门去过向警予纪念碑，她的墓地还在那里。站在那里，你就有种正义凛然、庄严肃穆的感觉。也许，这是彼此灵魂的再次对谈。
其实我很早就确立了当老师的理想，然后就矢志不渝地往这个方向走。但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自己一生到底要做什么，会走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法，优势在哪里，要到哪里去，都是茫然不知的！没有人生规划，没有自身定力，这是很可怕的。
人生在世，其实说起来很短暂，但理想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在漫长的追寻求索中，很难不受到各种困难或诱惑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初心不改，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经常读那些名人传记，每个成功的人的生命历程中真的需要一些东西指引：一个人、一本书、一种精神……所以我也特别提醒刚入职的年轻人，一定要找准方向，然后要有定力、有规划，一步步踏实走下去，人生一定不会错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