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村庄叫西哈奇，在索尔兹伯里附近。7月8日是个星期天，在紧随其后的那个星期一，我要离开西哈奇前往布兰汉庄园。我妈妈安排夏洛特姨妈——我常住伦敦的姨妈——带我横穿伦敦市。渴望使我的肠胃一阵一阵地翻滚，我狂热地期盼着这一次造访客居。
做客的邀请是这样收到的。莫兹利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我特殊的朋友，我现今忘记了他的教名，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也许他的教名我过一段时间能想得起来：很有可能这个教名就是我的记忆所要回避的内容之一。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学童们很少相互称呼第一名字。第一名字尽管不像人的中间名那样——出示给别人则显愚鲁，使用给别人则显累赘——但它们还是被看作啰唆碍眼。莫兹利是一个男孩，长着黑色的头发，脸庞浑圆，略微泛黄，上唇凸起，牙齿微露；他小我一岁，不管是课业成绩还是体育运动，他都不出众，但我们应当这样说，他还是能够过得去。我熟识他因为他是我的舍友之一，就在日记记事之前，我们相互之间发生了一种不算很强烈的惺惺相惜，散步的时间我们各自有意，相互做伴（我们并排走出），我们对比我们的某些私人宝贝，我们相互透露一些零星消息，我们透露的消息比学童们通常互换的消息更为私密，因此也就风险更大。这些信任的缘由之一就是我们各自的住址；他告诉我他的家叫布兰汉庄园，我告诉他我的家叫公堂大庭。他对两个住址的印象比对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正如我后来的发现，他是个势利的人。除了在天体世界里，我在世事里还没有开始变得势利——在天体世界里，我超乎寻常地势利。
公堂大庭这个名字让他对我产生好感，我怀疑这也使他母亲对我产生好感。但他们俩都错了，公堂大庭不过是一所很平常的房屋，坐落在村子街道上靠后一点的地方，前面有环状挂链——我对此还是相当自豪的。不过也有不平常之处，这房子的一部分因非常古老而闻名；据说索尔兹伯里地区的主教们曾经在这所房子里设过审判庭，故而得名。在房子后面，我们有一个一英亩[3]大小的花园，一条小溪横贯其中，一位做零工的园丁每周用三天时间打理它。我猜想，它不像莫兹利所深信的那样是一所公堂，这个词用得有点夸张。
说来说去，是我妈妈觉得维持家计甚为艰难。我想我父亲是个怪人。他的大脑缜密而精确，但会忽略其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不是一个厌恶人类的人，但他不愿交际，不愿顺从。关于教育，他有种种反正统理论，其中一种就是认为不应当送我上学。在他看来，有一位出身于索尔兹伯里的助教帮忙，他自己就可以教我。如果按照他的路子走，我就根本不会上学堂了，然而我妈妈经常想让我去学校，我也如此。因而他去世后，当情况许可，我就去了学校。我崇拜我父亲，尊崇他的观点，但我的秉性与我妈妈相同的地方更多。
我父亲喜好搜罗书籍、侍弄花园，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天赋都被用在了这上面；至于职业，他接受了一个按部就班的岗位，做索尔兹伯里一家银行的经理，他对此很是知足。他没有自己的事业，我妈妈因此而烦恼，对他的业余爱好有点嫉妒也有点不能容忍。我妈妈认为业余爱好就是业余爱好，它们把他封闭到他自己的小天地里，让他一事无成。事实证明，这一点我妈妈错了，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有品位、有远见的收藏家，把他的书卖掉的时候，我们竟得了不少的钱，使我们吃惊不小。事实上，生活压力接踵而至，而我并没有垮掉，这要归功于那些书。但这是很久以后的后话。很幸运在当时我妈妈从未想过要卖掉我父亲的书：她很珍视他所喜爱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感到她以前待他不公正；我们靠她的记忆生活，靠来自银行的抚恤金和我父亲的那点微薄的积蓄生活。
尽管我妈妈不谙世事，却总是被世事所吸引；她觉得如果情势有所改变，她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所作为；然而由于我父亲爱物胜于爱人，她很少能有机会。她喜欢街谈巷议，她喜欢社交场合并乐意为之装束得体；她容易被村子里的公共言论所影响，收到索尔兹伯里某个聚会的邀请，总会让她飘飘然起来。在某处修剪整洁的草坪上，仰望直插天空的教堂塔尖，同衣冠楚楚的人们处在一起，问候他们，也被他们问候，一则一则交换家庭轶闻，在有关政治的谈论中毫无自信地说上几句……这一切都给她带来刻骨铭心的快乐；熟人朋友的出场让她觉得受到了支持，她需要一个社交构架。马车驶来（在村子里有一家代养马房），她带一点自傲自足的神色登上车去，与她平日里缺乏自信、沉不住气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如果她能说服我父亲与她同往，那她看上去近乎要耀武扬威了。
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的社会声誉和影响跌落到最低点；然而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对细小的社会差异敏感的人，都不会细腻到把这种跌落与公堂大庭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我当然不会告诉莫兹利这些事——这倒不是出于隐瞒，而是因为我们的规矩不鼓励揭示个人情况。吹嘘自家富有、自己的父母腾达，这是人皆尽知的事，但莫兹利不会这样干。在某些方面，他的世故圆滑显得早熟；在来学校以前，他的不便告人的地方一定被掩饰得更为隐晦。我对他从来没有深透的了解；他有看风使舵的天性，这是一种才干，表面上不刻意寻求，实际上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也许除了这些，他很少有什么需要了解。
在日记记载的情节中，他保持中立，我们能期望从朋友那里得到的莫过于中立了。（这不是愤世嫉俗；他们属于年龄小的群体，实实在在的事他们也做不了。）然而当我获胜的时候，他欣喜于我的成功，却守不住秘密；我后来得知，他把我的胜利讲给了他的家人。他向我学习魔法，我记得曾经为他草拟过一些诅咒，以便他如果陷入困境，便可不花任何代价地使用——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身陷困境。他仰视着我，使我感觉到他的敬重一定是值得我拥有的。有一次，在一阵子友好闲适的气氛中，他跟我说他要去伊顿公学——他是像一个不太成熟的伊顿人，安心适性，举止优雅，充满自信。
复活节前后的那个学期的最后几个星期，是我的学校生活中迄今为止最快活的几个星期，这几个星期为假日增彩不少。生命中第一次我觉得我是个人物。然而当我试图向我妈妈解说我地位提高的时候，她犯糊涂了。课业成绩方面的成功（很高兴我也可以报告这方面的成功），或者体育运动上面的成功（这方面我不敢吹牛，但板球赛季我是有希望参加的）她是可以理解的，而我是作为一个魔法师而受到尊重！她对我轻轻地、宽容地一笑，接着几乎是摇了摇头。可以说她是信仰宗教的：在养大我的过程中她教我虔诚向善、教我祈祷，我也一直祈祷。我们的规矩是允许这么做的：只要做得不那么明显，恳求上天的帮助不算打小报告。如果我把所发生的事完整地告诉她，她也许会明白从众多学友中脱颖而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但我必须进行编辑，做大幅度的删节，以至于事情的原貌所剩无几；讲得最少的是那激动人心的过渡，从备受迫害的低谷过渡到威名赫赫的巅峰。有几个孩子一直有点儿不太友好，现在他们都变得和善了。由于我在我的日记里写下的一些十分像是祷告词的内容，那些不太友好的孩子伤了他们自己，当然了，我对这种后果的反应是情不自禁的高兴。“但你就一定要对这种后果感到高兴吗？”她焦急地问我。“我想即便是他们对你有点儿不太友好，你也应该感到不安。他们伤得严重吗？”“非常严重，”我说，“但你知道他们是我的敌人呀。”然而她拒绝分享我的胜利，很不自在地说道：“但在你的这个年龄，你是不应该有敌人的。”在那个时代，寡妇依然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我妈妈感觉到了把我养大成人的责任，认为这种责任应当始终如一，但她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该在什么时间，或者该怎么样承担这种责任。“这样吧，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必须待他们好，”她叹着气说，“我想他们不是有意地不善待他人。”
其实詹金斯和斯特罗德好几处骨折，直到秋天才返回学校。他们俩态度缓和了好多，我也一样，所以我们相互友善相待并非难事。
如果我妈妈认为我对他们的摔落持幸灾乐祸的态度，那她是错了；其实正是我自己的声誉提升使我精神倍增。然而我对氛围特别敏感：受到我妈妈半心半意的赞同，我的出人头地的梦想便失去了活力。我开始疑惑，这样的梦想是否该引以为耻，于是当我返回学校，我把这点本事当成一种个人能力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魔术师。但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客户并没有忘记，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跟过去一样热切，希望能从我所精通的黑色手艺中受益。我仍旧很是吃香，我的良知所抱持的许多顾虑很快跑到爪哇国去了。人们催促我施行更多的法术，其中的一则就是应当给我们整整一个假期。对于这一则法术，我把我拥有的所有的巫力都倾注其中，而后我收到了回报。刚刚进入6月就爆发了麻疹，到了学期中间，学校的多半人员被麻疹击倒，因而时隔不久，出乎意料而激动人心的通知下达了：我们要被解散。
逃生者们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我是其中之一，莫兹利也是其中之一。通常需要十三个星期才能酿成的那种精神陶醉与情感喜悦突如其来，在七个星期之后就成形了，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命运青睐的兴奋：因为在这所学校的历史上，这样无与伦比的仁慈此前只被赐予过一次。
我的闪闪发亮的黑色行李箱出现在我的床边，箱盖像个穹顶，气度不凡。侧旁还有我父亲的棕色木质储藏箱，上面一片暗一点的油漆表明，我的名字的首字母是覆盖在他的名字上的——我们真的要回家了。这个直观证据在我的精神上产生的效应无可抗拒，要比前一天晚上祈祷之后校长所做的简要通知更加势不可挡。不仅仅是那片景象，那种气味：行李箱和储藏箱呼出的那种家的气味，淹没了学校的气味。整整一天，拯救的方舟一直空着，而只要它们空着，就总是有担心，担心J.C.会改变主意——我们把校长称作J.C.。女舍监和她的助手们在忙着关照其他宿舍。轮到我们了，我终于悄悄爬上楼梯偷看，我看到行李箱的箱盖向后翻开，它的托盘上满是薄页包装纸，卷裹着我的分量较轻、容易破碎的东西。这是最伟大的时刻：纵然兴奋的情绪在稳步高涨，后来发生的事没有哪一件能超过这个时刻，这纯粹是天堂之乐。
学校门前停了两辆四轮马车，而不是三辆。车夫脸上无动于衷的表情跟我们脸上兴高采烈的表情对比强烈，不过他也十分惬意。他们是了解程序的，他们不会在最后一个小男孩（即使在我眼里他看上去也非常小）刚一爬上自己的座位就驾车驶离。他们还要进行最后的一项仪式——这是我们允许自己做的唯一的夸张的动作，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群体。领头的孩子起立，环顾四周而后高叫：“向克罗斯先生、克罗斯太太和他们的小婴孩三敬祝福！”我从来没弄清楚怎么把那个小婴孩也包括进来：也许那是前任领头男孩不由自主的、滑稽可笑的事后想法。克罗斯先生和克罗斯太太到了老年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上苍赐福给了他们第三个女儿。另外两个女儿在我们眼里已经长大了，因此我们没有向她们俩敬祝福。说实在的，那孩子也不再是婴儿，她差不多四岁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向她敬祝福我们特别高兴，就像把她举起在她父母中间，让她向我们挥手，显然也让她特别高兴一样。我们等着她做这些；而当她做过了这些，我们笑起来，用胳膊肘子相互碰一碰。作为英国人，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敬祝福看得太过认真，因此感觉释然。
与寻常时机相比，这声音显得单薄，但其热烈程度毫不逊色。我们也没有停下来思考过，这声音在那些被囚禁在学校隔离室里受苦的伙计听来是个什么滋味。“小婴孩”的答谢之后再没有什么需要期待：这仪式有喜剧式的豪华。车夫们扬起了马鞭，但没有扬起他们的脸。我们离开了。
逃离的兴奋持续了多久？逃离的兴奋在火车里达到了高潮。不论往程还是返程，火车都给学校分配一个专用车厢，现在见不到了。它算得上一个大客厅，地上垫着深红色的绒毛，整个车厢从前到后是彼此面对着面的座位。座位上充斥着无处不在的火车烟味和烟草味，这种味道如果是在外出旅程中会即刻让我反胃，但在回家的途中，它正是自由的气息，起到的是餐前开胃酒的作用。欣喜在每一张脸上闪耀，玩闹中相互打斗，东南铁路和斯迈希姆铁路的旋律又有了新的变奏形式。我不动声色地拿出我的日记，开始用一支红铅笔装点那个日期——那是6月15日，星期五。我的邻座们遮遮掩掩地看着我。会有一则新的法术被抛出去吗？很快，我厌倦了阿拉伯式的花饰和旋转木马式的圈点，我决定把那一天整个涂成红色。
我真的相信，这次疾病传播是我引发的吗？谦虚地讲，从它那里我是赢得了声望的，在某些方面，我也受到了赞誉。我的诸般伪装没有被揭穿，远远没有被揭穿；然而如果这个学期再继续下去，过去人们看待我的那种敬畏神情如今便会被调和成一种不含恶意的取笑，这种取笑可能很容易就演变成嘲弄。我期望我的所获能超越我自己的能力，不是行为举止的超越，我更看重生活眼界的超越。从前我一直太过妄自菲薄，现在我太过刚愎自用。我不想自己亲力亲为付出太多有意识的努力，却要期盼万事顺着我的路子演进。我只希望它们为我服务，它们也会为我服务。我忘记了迫害的时代；我放松了警惕，撤走了卫兵，我觉得我自己坚不可摧。我不相信我的幸福会取决于任何东西：我觉得现实的法则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再发挥作用。我的关于1900年的梦想，关于20世纪的梦想，关于我自己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比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得麻疹，在我妈妈看来，这样的事不仅可能发生，而且会真的发生，这让我非常惊讶。她焦虑地说：“一旦你感觉不舒服，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我笑一笑：“我当然会平安无事的。”我向她保证。“我也希望这样，”她说，“但不要忘了去年，你病得多严重。”
去年，1899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1月份我父亲抱病，时间很短，竟去世了。到了夏天我得了白喉病，还有并发症；几乎整个7月、8月我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那两个月都酷热异常，但我所记得的热是我自己发烧的热，我房间里的热似乎仅仅是使发烧恶化的额外因素；热是我的敌人，太阳是该被驱出屋外的。我怕它；不论什么时候，当我听人们说去年夏天是多么美妙的夏天，几乎是有生之年的记忆中最炎热的夏天，我不能理解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只想起我作痛的喉咙，还有我的四肢焦躁不安、不顾一切地在床铺上搜寻凉爽一点的地方。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这个世纪结束。
我判定1900年的夏天是一个凉爽的、叫人心旷神怡的夏天；我该为此做一些安排。风伯雨师听从我的诉求，7月1日气温60多度，之前只有三天炎热——6月的10日、11日、12日。在我的日记里，我用一个叉号标记它们。
7月的第一天也带来了莫兹利太太的邀请信，因为那时候，星期天邮政依旧是畅通的。我妈妈把信拿给我看：为了醒目，信是用粗大的斜体字写成的。我刚刚到了可以认读我不熟悉的书写笔迹的年龄，这种成就让我感到自豪。莫兹利太太没有忽略感染麻疹的可能性，尽管同我妈妈相比，她对此没有那么忧心忡忡。她写道：“假如在7月10日前我们的两个小子都不出斑点，我将非常乐意您让利奥跟我们一起度过7月剩下的日子。马库斯【7】”——啊，那是他的名字——“给我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非常热切地想认识他，但愿您能舍得他。马库斯能有一个与他同岁的伴儿一起玩耍，将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是全家人的小宝贝，但偶尔他会生出被忽略了的感觉。我理解利奥是您唯一的孩子，但我向您保证，我们会精心照顾好他。诺福克的空气……”收尾处，她写道：“您可能会惊异我们竟会在乡下度过夏季，这是因为我和我丈夫身体都不太好，而夏天的城里也不是小男孩们的好去处。”
我反复研读这封信，很快把它记在了脑子里。我在想象，信里的通俗平常的词语，暗示着对我的个性的深深的兴趣和认同；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我自己在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心里是真实存在的。
起初我是急不可耐地要去，不理解我妈妈替我接受邀请的态度为何那么犹豫不决。“诺福克离得太远，”她总是在说，“我的意思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但我上过学校啊。”我争辩说。她只得承认。“但我不希望你离开那么长时间，”她说，“你有可能不喜欢生活在那里，如果那样的话你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会过得很快乐。”“还有你将在那里过你的生日，”她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说什么，我忘了我的生日，一阵过早的怀旧的痛楚袭扰了我。我妈妈说：“答应我，如果你觉得不快乐，你就告诉我。”我不想重复说我知道我会快乐的，所以我就答应了她。但她还是不满意：“还有，你有可能染上麻疹，或者是马库斯。”她说这话只表示一种可能性。
一天下来，我多次问她是否写信说我会去的，直到最后她对我没了耐心。“不要烦我了——我写过了。”她终于对我说。
接下来是做准备——我应当带些什么呢？有一样东西我不该带，夏天的衣服。我说：“我知道天不会很热的。”况且天气也在支持我的判断——一天接着一天地凉爽。这一点上我妈妈跟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她相信穿厚衣服比穿薄衣服总是要保险一些。此外她另有动机：经济。去年的炎热月份我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我没有与我个头大小相适合的夏季套装。我长得很快，我妈妈这样冲我嚷嚷，买夏季套装的花费会相当大，也许就是扔钱。“但尽量不要弄得汗流浃背，”她说，“汗流浃背总是一种风险，你没有必要进行猛力使劲的活动，是吧？”我们惶恐地彼此对视，打消了我应该从事猛力使劲的活动的念头。
出于一种假想，经常又是出于一种担忧，她试图预见我应该经历的生活。有一天，她毫无来由地信口就说：“如果可能，争取去教堂做礼拜。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家人——或许他们不去教堂。如果去，我想他们会驾车去。”她脸上露出了依依不舍的神色，而我知道她希望她能与我同去。
我不应该想着她能与我同去。学童的那种担心在困扰着我。可能在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眼中，我妈妈论相貌和为人处事都有欠缺，在社交方面可能不被接受，甚至出错。我认为，我自己蒙羞我可以忍受，让她蒙羞我难以忍受。
然而随着出发日的临近，我的感觉经历了一种变化。现在我想躲避离家上路，而我妈妈坚持让我去。“您说我得了麻疹了应该不难。”我祈求道。她显得惊愕，“我不能这么说。”她愤慨地大声说，“况且他们会知道的，你昨天才做过检疫的。”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试了一个法术，想让斑点出现在我的胸脯上，但没有奏效。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和我妈妈一起坐在会客厅里的双背峰小沙发上，这沙发让我想起一头阿拉伯骆驼的侧影。这房间临街，却有点儿沉闷，因为我们很少进去。天气干燥的日子里，无论什么时间，只要车辆经过，尘土就像浓云一般升腾，所以不坐沙发的时候，我们紧闭窗户以防尘土进入。会客厅是我们的一间正式的房间，我想我妈妈可能是出于道德效应的考虑而选择了它；它相对陌生，算是我迈向陌生的第一步，我将在另一所房屋全面感受陌生。同时我猜想，她会有一些特别的叮嘱，这间房子将会加重这些叮嘱的分量，但她硬是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的眼泪随时会流出来，已不适于接受实在的或是道德的劝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