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获奸细金登进、姚义漳等供称，贼目罗大纲使来荆郡窥探情形，约定正月初旬由仙桃镇一带来荆，大队由金口走外江到荆。（《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二，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湧、官文等奏。）
这项计划后来没有实行，当是太平军内部最后否定了西进之议的结果。四川民殷物富，易守难攻，虽利于割据，但距离清朝统治中心遥远，没有其他地区的配合，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不利于夺取全国政权的。这种主张当时确应予以否定。
在太平军内部争论较剧的，是北进还是东下，也就是取道襄樊入据中原，还是顺流而下直取南京。
当太平军进入湖北境内时，进取河南和江南这两种可能性在外面都有所流传："贼此时纷纷下扰北省。有自贼中出者供称：贼决计北窜，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66页。）进取江南的意见由来已久，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它没有能够成为太平军付诸实践的计划。在湖南益阳得到大批船只并继而攻克武昌后，沿江东下、进取江南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成为太平军内部一种强有力的主张。但武昌系四战之地，根据历史的经验，由襄樊北向河南，"取河南为家"，进而推翻清朝统治，也是太平军内部的有力意见。在太平军克武昌前后，清方官员对太平军动向的情报互有差异，前后不一，如湖北巡抚常大淳当太平军初攻武昌时的奏报中有"该匪早有直窜南京之说"（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常大淳奏。）一语；派有情报人员在湖北探访消息的河南巡抚陆应在太平军克武昌后约半个月的奏报中说，"探报贼匪有窥伺荆襄之意"（陆应此奏《剿平粤匪方略》失载，此据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谕，见王先谦：《东华续录》。），地方志书中则径记太平军"谋由襄樊北犯"（《湖北通志》卷七十一，《武备志九·兵事五》。）；而当太平军撤离武昌顺流而下的前夕，陆应又奏报太平军即将"分三路东下，水陆并进"（《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三，陆应奏。）。凡此种种不同的情报，正反映了太平军内部的不同意见而表露在外的不同动向，以及最后统一于顺流而取南京的计划。关于太平军在内部统一意见和步调的这个过程，有记载概述其略曰：
洪秀全既陷武昌，有众五十万，掠民船数万，与杨秀清等议所向。或言据武昌为伪都，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或言金陵府饶财富，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杨秀清主之，遂决意东。（王定安：《湘军记》卷三，《规复湖北篇》。）
事实上，这两种意见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可说是各不相下，最后由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手段才做了裁决：
女贼卞三娘，凶悍绝伦，女兵千余，俱广西大脚婆。……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径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卞三娘因其言不用，率领女兵自回广西，不知所终。（《盾鼻随闻录》卷二，见《太平天国》，第4册，367页。李滨《中兴别记》所记）太平军在武昌争议的结果，对此后的战局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此以前，他们在广西、湖南境内，随着军事流动，硬攻了几个重要城市，反映了当时战略目标的不固定。而当杨秀清裁决采取东下的决策以后，太平军顺流而下，破九江、安庆等府城，都弃而不守，迅速推进到南京城下，取得了攻克南京的胜利。从这种情况来看，"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并得到了实行。（清朝官员太常寺少卿雷以当太平军初攻武昌之时给咸丰的奏疏中说："示有定都金陵之语。"这句话曾被认为太平军在进攻武昌以前早已决定建都金陵，此决策布告在外，传檄远近，为众周知。其实这是不确实的。雷以当时远在北京军务，他自己也明说这是"风闻"之语。这个"风闻"之语不但与实际情况矛盾，与清朝方面其他记载不符。当时清方三江两湖河南督抚和统兵大员的奏报，都未提军有过这种将定都金陵的告示。特别是清方的钦差大臣向荣从太平军初攻武昌的第赶到城外十余里的白木岭，此后始终在前敌与太平军相持，他的奏报也从未提到过因此他在太平军克武昌后十七天筹划"防堵"事宜时，认为上游下游均应注意，"之北路，尤关紧要……倘贼北窜，难资抵御"。当太平军已决定东下、撤离武昌的前向荣见太平军将辎重物资搬入船内，于是出于己意判断太平军"断不肯舍水就陆"不清楚太平军将沿着水路到哪里去，所以仍说"下游之九江、上游之荆襄及岳州路，在在均关紧要"。向荣的这种种部署，证明太平军并没有传檄远近、为众所周定都金陵的布告。此外，太平军在撤出武昌沿江东下的前夕，故意分出一部分船只进向上游，作为声东击西之计。（以上均参见《向荣奏稿》卷一，见《太平天国》册）他们之所以可能使用这种办法来迷惑敌人，也足以反证他们在事先并未将东取事"布告周知"。）"专意金陵"的主张虽然得到了胜利，但建都河南的意见并未消失。尤其是因为"专意金陵"的主张是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独断方式而确立的，并未真正统一内部的认识，因而当太平军攻克了南京、主要领导人还未入城之时，原先争论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破由仪风门，开道破城而进……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心欲结"，据罗尔纲先生告知，系广西白话，"坚持要"、"一定要"之意读如"鸽"。曾国藩妄删"结"字。）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粤寇起事记实》等所记大略相同。）
这一具体的记载，使我们明确地了解洪秀全是主张建都河南、取河南为业的，虽然攻下了南京，他还是主张分军镇守，大军直趋中原，把革命战争推向北方。当时，太平军已拥有数以十万计的水陆战兵，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洪秀全的主张并未实行，杨秀清"移天王驾入南京"，随即宣布南京为天京，后来只是派遣了一支由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领的部队北伐。
尽管如此，洪秀全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甚至在建都南京以后 还主张迁都河南 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地主分子马寿龄在一首乐府诗中提到了这件事：
朝名天，国名天，京名天，尽人假托天无言。盅惑愚人恐不足，惊传天父来凡间。……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肤，否则天王斫头颅。（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见《太平天国》，第4册，736页。）
马寿龄，安徽当涂人，住在南京城中直至1854年初夏。他激烈反对太平天国，曾参与张继庚等的反革命密谋，侦察了太平天国的许多情况，他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所记，大都是亲历目睹之事。以上这段纪事诗，除诬蔑诽谤之词外，是可信的。（这首诗所记的另一件事是说杨秀清要天王府女官去东王府享福并要杖责洪秀全。此事及诗中夹注的人名均见太平天国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当然，洪秀全提出迁都河南的具体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了。1854年初夏以前，林凤祥等的北伐军尚未失败，洪秀全可能是为了支援北伐的需要而主张将革命战争的基地推向河南。但此事由于杨秀清的反对也未能实现。自此以后，太平天国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始告结束。
四、《建天京于金陵论》所说明的问题
建都南京论的主要代表是杨秀清。他曾多次提出或采纳这种主张，并且反对了其他意见。洪秀全在攻克南京前后曾两次提出取河南为业，是建都河南论的主张者。但在关于其他几次讨论的历史记载中，洪秀全却似乎赞同杨秀清的主张；他在永安发布的诏旨还有"俟到小天堂"之句。如果诏旨中的"小天堂"确是指南京的话，这可能是洪秀全在长沙战役以后改变了他曾赞同的建都江南的意见，转而主张取河南为家；也可能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奇特地位，因而洪秀全的某些言论只是被动地反映了杨秀清的意见。如前所述，洪秀全在克南京前后，是不同意建都南京的，但在建都后的正式文献上却记载着"天王降诏，咨于群臣"，来庆祝"建都既成，天下大定"，并且由洪秀全旨准颁行一部《建天京于金陵论》。这是洪秀全的诏旨所反映的是杨秀清的意志的一个典型例子。《建天京于金陵论》中邓辅廷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话："谨以我天父上帝于建义之初，即面示我主以小天堂之处……于是我天王亲承帝谓，承破竹之势，直至金陵，即大宝于兹。"（《太平天国》，第1册，272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建天陵论》戊午原刻本校改了个别文字。）这段话说明，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天父上帝"就向洪秀全指出了金陵是"小天堂"。这应是杨秀清以天父降凡的方式对洪秀全所作的指示。（记洪秀全丁酉年（1837）"升天"事的《太平天日》未记有"天父"面示堂"之事。太平天国早期也未出现洪秀全自己以"做梦"的方式来宣布"天父"意例。因此这时的"天父面示"，应即是杨秀清的"天父降凡"。）因此，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关于"小天堂"的诏书，可能只是复述了天父即杨秀清的意见。（从这一背景来看，太平军在武昌时杨秀清和卞三娘的论争，很可能也有洪内。卞三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仅仅她与杨秀清的分歧，是不大可能"争论以至需要"天父降凡"来作裁决的。）《建天京于金陵论》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不久刊行的一部文集，共收集同名短文四十一篇。文章的作者有的曾参与了金田起义，有的虽然不明其早期经历，但从文章内容看，也是了解太平军首义历史的。这些文章一致赞美金陵形势之胜，肯定金陵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内容大同小异，看起来似是"官样文章"，但实际上是有所为而作的宣传品。其中有几篇文章的内容，启示了这一点：
金陵为天下一大都会，虽地势稍下，而紫金山高凌云表，城内各山，亦不平衡，此天父预设，所以待我天王来登大宝也。外此若河南为天下之中，四达之地，土厚水深，而要不若天京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而成王业者也。
夫天下之形势，湖北、河南、金陵皆为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者也。（《太平天国》，第1册，254～261页。两文作者分别为袁名杰、沈世祁。沈中还提到了湖北，说湖北不如金陵，不宜建都。对照《湘军记》关于"或言踞武都，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的记载，可以判断太平军内部确有在武昌建都的意见。）
联系到以上所述太平军内部关于建都问题论争的历史，这些论述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建都南京不是一个预定的无争议的计划--不然，在实现了这个无争议的预定计划以后，就不可能提出河南（还包括湖北）不宜建都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来宣传南京胜于河南的主张。由此我们可以认识，这部《建天京于金陵论》的文章看起来虽较单调枯燥，实际上却反映了太平军起义史上一场未经公开宣传的内部论争。它是为了给建都南京的主张作辩护的，是为了给历时已久的建都之争做总结。
这部书，对于建都江南优胜论究竟提出了些什么论点呢？归结起来，它们主要是从地理上、人文上赞美金陵虎踞龙盘、楚尾吴头、城郭坚厚、仓库充实、人物充盈、百货骈臻，因而是"天造地设，少二寡双"的理想建都之地。诚然，金陵是南中国的重镇，六朝以来就是东南一大都会，起义农民经过两年多的战斗而占领这一城市是值得歌颂的。但它们没有同样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建都河南的优缺点，相反，在议论中却不乏一些不切实际的褒贬之词。如有的文章认为河南不若金陵雄踞东南，但承认金陵"地势稍下"，而有的却说"湖北、河南皆有水患"，不若金陵"地势崇隆"，这显然互相矛盾。又如，有的说金陵"雄踞东南，虎视西北"，其实，"虎视西北"是谈不上的。有的说金陵"东瞻沧海之雄"，有的却又说金陵"北接岱宗，西临沧海"，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这些议论，分明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片面性，它们之不能真正说服建都河南论者，是很显然的。这也许是"天父下凡"这种解决矛盾的独断方式在文风上的反映吧！？
《建天京于金陵论》这部书的宣传价值虽然并不出色，但对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却颇为重要。它不仅透露了太平天国内部关于建都问题论争的消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建天京于金陵论者的战略思想所在。这个论争，看起来似乎是哪个地方在地理上更适宜于太平天国建都，但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地理问题，而主要是同怎样夺取全国政权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们尽管列举了很多条来说明建都于金陵的优点，但没有一个人从是否有利于彻底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角度来立论。他们着眼的是南部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意识却很淡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例如有些文章强调在南京建都有长江天堑之险，这显然是着眼于划江自守。还有的文章认为，建都金陵，"出可以战，处可以守"，"且带甲百万，粟支拾年国家有事，遣大将征之，西通川广，东望浙闽，仁者无敌，立见金瓯永固矣。国家无事，名山大川，生滋浩繁，共享上帝真福，诚天京之雄也"（ ①《建天京于金陵论》叶春森文，见《太平天国》，第1册，254页。）。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时，向荣率清兵跟踵而至，屯兵于南京城外。在刀光剑影烽火连天之中而说什么"国家无事"，这无疑只是少数人脱离实际的梦话，不可能是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思想。但"国家有事"之时，他们所想到的也只是川广浙闽，这却说明了建都于金陵论者战略上侧重于南中国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