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最初接触，曾有研究者强调郭士立（K.F.A.Gützlaff）的作用。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1831年来华，曾参与英国侵华活动。《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年，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宗教团体，名叫"汉会"，利用"汉会"成员深入内地传教，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参见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 Re-bellion，43页，1952。）到1850年，郭士立的"汉会"所散发的《圣经》已遍及除甘肃以外的中国所有各省。（参K.S.LatouretteAHistoryofChristianMissionsinChina，253页，1929。）
由于郭士立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广泛的活动，因而关于郭士立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关系，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就有许多传闻。如罗孝全（I.J.Roberts）在185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有人谓郭士笠先生的一位信徒已投入军中，但吾未想到此即洪秀全氏，更不以为其人已为革命领袖。"（《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824页。）英国公使文翰1853年春访问天京后的报告中说，太平天国"所习者确系故郭士笠博士之团体所印行之传道小册子"（《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896页。）。近人有著作甚至说，洪秀全曾从郭士立学道，正式加入基督教（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65页，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冯云山可能曾从郭士立受洗（参见P.Clarke The Coming of Godto Kwangsi，1973。）。应该说，关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本人同郭士立的这种关系，是缺乏可靠根据的。郭士立的"汉会"成员或他们的联系者后来有参加"拜上帝会"的，郭士立译的《圣经》和写的传道书后来也有传入太平天国的，这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关系，他接触最早、早期思想所受影响最大的，可以确定，并不是郭士立或郭士立的作品，而是梁发的《劝世良言》。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做雕版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译的《圣经》，后来受洗入教，被立为传教士。
在19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新旧教派都力图更深地进入中国。一些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主观动机可能各不相同，客观上却总是配合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梁发同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在英国侵略者大量输入鸦片的时期，曾写过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97页。）。从宗教信仰上说，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的残余，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教徒，诚挚地迷信基督教的虚幻说教，也可以说他是受毒害的误入歧途者。（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多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本书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劝世良言》是梁发所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包括九种小册子，但也有分为四卷、三卷者。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全书》、《旧约全书》，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 是一本浅薄的传道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对洪秀全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洪秀全是1836年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的（洪秀全在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是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引用梁发本人的叙述，称梁发曾于1833年秋广州举行乡试时去贡院向士子散发传道书。有学者根据这一点和梁发于1836-1837年间不在广州而在新加坡，断定洪秀全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不是1836年而是1833年。按洪秀全未中秀才，自不可能参加乡试，且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也不必直接得自梁发。这个问题对本文并不重要，这里不详加讨论。），但当时只略加浏览，未予置意。1843年夏，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借读后，认为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中国经书。于是洪秀全细心阅读，产生了更强烈的反应。从此，洪秀全开始拜上帝、敬耶稣、不拜偶像，洪秀全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1843年开始拜上帝，标志着洪秀全从事太平天国革命准备工作的开始。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洪秀全虽然读了《劝世良言》，但并没有接受梁发的宣传，而只是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上帝"这个权威，作为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的工具。
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应该以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后的实际活动和言论来作验证。洪秀全和李敬芳读《劝世良言》后，有何作为呢？据洪仁玕的叙述，洪秀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他们按书中所言，自行施洗；他们向上帝祈祷，答应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行天诫；他们以水灌顶，说："洗尽罪恶，弃旧新生"；洪秀全并写了一首诗：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节。）
这是一首道道地地的宗教忏悔诗，没有任何革命的意味。洪秀全、李敬芳都是普通的农村士子，他们有什么"滔天的罪恶"？这无非是《劝世良言》所宣传的那一套：人类始祖受了蛇魔诱惑，干犯天律，以至后世之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根，迷了本性，不知崇敬上帝，而专去敬拜邪神，犯有大罪，上帝遣爱子耶稣为世人赎罪。这首诗是洪秀全接受了梁发宣传的一个证明。（梁发有一段他如何信拜上帝的"夫子自道"。他说，米怜牧师告诉他，世人迷惑于拜偶像，不知拜上帝，大获罪于天条。而敬拜上帝、敬信耶稣赎罪之恩而领受洗礼者，可得诸罪之赦，可获灵魂之救。"我遂问米先生领受洗礼之意何解？米先生曰："洗礼者，以清水一些，洒于头上或身上，内意是洗去人所有罪恶之污，可领圣神风感化其心，令其自领洗礼之后，爱善恨恶，改旧样而为新人之意。"……我听了米先生讲完各道理毕，复再问曰："我如今固知系有罪恶之人，而我之罪恶焉能求得赦呢？"米先生曰："你若诚心敬信耶稣而领受洗礼者，则耶稣所受之苦难而死，如若代你受犯罪恶之刑罚一般，神天上帝看耶稣代赎罪之功劳，亦肯赦你的罪过，算你为神天上帝之良民。"……于是我……就与米先生揖别，回到小房里静坐，默想道，我是有罪过之人，若不倚赖耶稣代赎罪之功劳，而我的罪过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且信耶稣之道理，莫说算为神天上帝之良民，得享死后天堂之福，就是死后不用落地狱受永苦，则侥幸之至矣。"（见《劝世良言》卷六）洪秀全的忏悔诗与梁发这段自白，没有多少区别。）洪秀全信拜上帝后，首先向他的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他的父母兄嫂侄辈和彭姓友人等，特别是他的至好冯云山、洪仁玕同拜上帝，为他们施洗。此时洪秀全又作一诗：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玕亦步原韵和诗一首：
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侪及早脱凡尘。（《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
洪秀全对亲友的宣传和他们的诗句，完全没有超出《劝世良言》的内容范围。
冯云山、洪仁玕后来先后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三人拜上帝，往往被作为"拜上帝会"这个"革命组织"的肇始。其实，拜上帝而形成为一个组织，是后来的事，是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做宣传组织工作而创建的。至于洪秀全当时宣传拜上帝，并没有形成组织，更不是发展革命同志。这从他的活动和诗句就看得很清楚。可以补充证明这一点的是，洪秀全最亲密的伙伴洪仁玕，这时还继续希望中秀才，还正在继续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一直到1849年或1850年。（《洪仁玕自述》："现年四十三岁，广东花县人。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洪仁玕二十八、二十九岁为1849、1850年。又据萧一山引台湾所藏洪仁玕另一份供词说："八岁读书，二十二岁以后训蒙，考过四五届，未曾进学。"）当然，洪秀全不是洪仁玕，他们两人思想的发展有所不同。但洪秀全在1843年宣传拜上帝时，主要的对象包括了当时正在追求清朝功名的人，这就说明，洪秀全所物色的是信拜上帝的人，而不是反清的革命者。当时洪秀全对《劝世良言》所宣传的教条，并不是出于假意的利用，而是出于真诚的迷信，这可从洪仁玕所记述的下列几件事得到印证：
洪秀全对《劝世良言》这本书十分珍重。"他很尊崇此书。如有人欲借读，必严戒其切勿窃自改窜或妄加符号，因为"里面写着神爷火华之言乃正"。"
洪秀全热烈地维护书中所宣传的教条。一次，他与一温姓秀才谈论《劝世良言》所载之"真道"，温秀才不信，并表示要纠正书中的错误。洪秀全大怒，不顾温姓已杀鸡备饭招待，拂袖而去。
洪秀全深为相信书中所宣传的一些神话故事。"读至洪水泛滥，所多马城之毁灭和末日审判，他们充满了恐怖，不知道这些可怕的灾劫是否还要再来。"（《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如此等等。
这些情况，同洪秀全并不接受《劝世良言》的宣传而仅仅从那里借用了一个"上帝"的论断，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矛盾的。这里需要提到"反孔"。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反孔"的特色，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上应有分析地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有它的发展过程。
以1843年的情况而论，洪秀全拜上帝以后，"将偶像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随后，又将洪仁玕、冯云山二人"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弃去"（aba-ndon）而不是什么"捣毁"、"砸烂"。被弃去的同时有其他偶像，包括"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洪仁玕：《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90页。），这正说明洪秀全信从了《劝世良言》关于不得拜一切偶像的宣传。《劝世良言》对儒、释、道都有批判，但对儒家留有余地。这对洪秀全、洪仁玕的思想始终发生影响。洪秀全在1843年弃去孔子牌位，是基于宗教信仰的行动。这一行动同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后来的反孔斗争是有联系的，可以说，它是洪秀全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革命的标志。
洪秀全并不是作为一般的宗教皈依者而接受了《劝世良言》的宣传。他认为，他通过这本奇书而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担负着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救世的使命。洪秀全所以产生这种奇特的自我认识，从个人的根源来说，是同他1837年卧病时的异梦异象密切相关的。他在1836年得《劝世良言》时曾大略浏览其内容。他在异梦异象中所见的一些人物、事件，可能就是他在浏览此书时关于神天上帝、耶稣、天堂、地狱这些片断含糊的印象的再现。他把病中的这种幻象同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对照比附，因而错误地"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所派以拯救天下--即中国，以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太平天国后来出版的《太平天日》说，洪秀全"将此书所说反复细勘，因想起天酉年（即丁酉年，1837）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主此时如梦初觉"（《太平天国》，第2册，642页。）。异梦异象是一种虚幻的经验，但在生长于落后愚昧的社会而又对科场绝望的洪秀全身上，虚幻的经验产生了实际作用，他由此而确信自己是传布上帝真理的使者。
这里可以附带讨论洪秀全的"斩妖剑"和诗。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洪秀全于1843年开始信拜上帝并与洪仁玕等写忏悔诗的同时，又同李敬芳继续研究《劝世良言》，制"斩妖剑"两柄，各佩其一，并且同声朗诵"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这一首诗。"手持三尺定山河"云云，是不是一首"反诗"，表示要实行反清武装起义？这需要联系当时洪秀全的救主意识来理解。洪秀全把自己梦幻中的经验同《劝世良言》对照联系起来，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使者，担负着扫除魔鬼妖邪使中国重归上帝真道、实现天下太平的任务。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在表达这种宗教救世的旨向。对诗中"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等句，解诗者如果不受洪秀全后来实行了政治革命这一事实的影响，那么，可以认为诗句只是说上帝的真道要普及全世界。至于手持三尺剑这一武装形象，与这种旨向也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