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桑为本”是治国大计。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注定了在以土地为最大资本的条件下，种树造林、卖柴烧炭会成为农民最便捷且成本低廉的副业。其实，我国自先秦时代，就有提倡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最早的造林记载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名宅而知其利害，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各就土宜，选择树种。”天水为伏羲故里，传说的伏羲氏教人“种树种草”、“繁滋草木”、“养蚕化布”，奠定了天水古林业文明的基础。最近在天水市清水县轩辕谷发现黄帝手植杜梨树的第三代发柯，虽为传说，但却映射出天水悠久的人工植树造林史。西汉成帝时，天水太守陈立“劝民农桑”，清代光绪年间巩秦阶道谭继询（为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之父，后任甘肃布政司。）在秦期间，秉政清廉，曾禁种罂粟，“数年中，民颇畏法，无敢偷种”，成绩显著。同时，“谕民种棉种桑以裕本业”。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从汉中购桑籽，在道署及州署隙地试种二年，约得桑苗数万株，又在汉中历年续购桑籽数千斤，桑秧数十余万株，分交各州县农民栽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官府出示收买民间生丝文告。20世纪30年代谭氏所植湖桑在道署和西门外的社稷坛存留很多。青年谭嗣同曾多次来天水。《谭浏阳全集》：“……大人昔官甘肃时以养蚕董民。”谭继询在天水植树造林的壮举是难能可贵的。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知州费廷珍为阻藉水，在城南水月寺（今人民公园）前东西筑堤，堤长三百六十五丈，内外植柳数万株。民以建坊以志之，称堤为“费公堤”。其后知州陶模筑新堤，“内外各数，柳数百木栈以称柳翼，其根虬结，可以坚堤址也”。天水书院山长任其昌诗云“酣晴万树午阴浓，雨后山光接翠重，行到沙堤幽绝处，一池清水看芙蓉”。费、陶的作为，是天水古城市文明建设中把植树防洪与城市安全、绿化建设紧密结合的创举，他们无疑具有进步的历史眼光，为天水古树与继承发扬天水林业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存的天水古树多分布于寺观庙宇及古城区古街、巷道，以及个别民间村落、历史古道、人工“风水林”等诸多地理空间，这些地方的古树大多是古代人工植树造林的宝贵成果。
与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不同，民间植树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古代庙宇多建在山林环抱的“仙境”中，《秦州直隶州新志》载，“渭水北柏林山有柏林观，多古柏”，“南家铺有吕梁寺，古柏数千株，寺在其中，境甚幽”，秦安俞峡寺“竹树茂密，清幽可爱”，“净土寺在（州）东南九十里，群峰回抱，两溪回流，万树浓阴之中”，后者即秦州八景之一的“净土松涛”。古代僧道大多有保护森林和庙内植树的习惯，且民间迷信认为，庙内树木，神灵所附，伐折均为不祥。今天水现存寺观，多为元、明、清三代建筑，而现存的天水古树又以树龄在100—800年者居多，寺观、庙宇、宗祠，古街巷道、古村落占有绝对数量，这一切绝非偶然，当与天水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城市文明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大有关系。
天水又称“羲皇故里”，开化最早，又是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的圣地，历史上，特别是汉唐都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唐代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格局在天水表现最为明显，从而形成了悠久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麦积山石窟文化群、南郭寺古刹、玉泉观、天水文庙、汉忠烈将军纪信祠（隍庙）都是天水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在这些古迹胜景中，古树是重要的构成要件。
佛教教义中注重修心、修身的修行之道，在古木森森、依山临水的幽雅环境中，参禅修行，更有利于进入“明心见性”的境界。据载，佛祖释迦牟尼曾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后来佛家弟子植树护林的做法，正是源于树木在开创佛学学派之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佛门中人世代心存感激之情，遂对树木百般呵护。此外，佛家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也有不轻易伤生的戒律，更有追求“长生不老”的宗教教义，护养树木，理所当然。
与之相类，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草、木、虫、鱼、飞禽走兽都需要人类“仁爱”之心的护养。中华至圣孔子曾以松柏喻指君子，文庙多植松柏，原因即此。
道教主张“物我齐一”、“清净无为”，任凭自然自生自灭。道教清修派的修道之法是深入山林，独坐苦修。因而，道观多植树木，是道士出于开辟“心向往之”的幽林仙境的考虑。天水寺观、庙宇多古树，主观上与这些传统文化思想息息相关，而寺庙、道观、宗祠皆为重要的宗教文化场所，需要幽雅的环境和秀丽的景色，树木是不可缺少的绿衣使者。随着庙宇天长日久的历史变迁，其宗教色彩和民间的信仰程度日益加深，寺观古树也随之被“神化”，成为祖、师、仙、佛的“护院宝物”。就此，古树笼罩上了更为神秘奇异的宗教面纱，不容许人为地随便毁坏，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这是天水古树大多存留于寺观庙宇的重要社会人文因素。
天水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郡县的地方。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在天水地区打败了邦戎和冀戎，建立起了县制，“邦县”即今天水市秦州区，后经秦汉、三国，一直到民国时期，天水古城经历由上邦到天水成纪再到秦州的名称变化，但城址大体一直未改。尤其是明清两代，天水古城规模大备，城市绿化建设尤为可观。古城巷道，如现在的青年北路、解放路、中华东路、中华西路、进步巷、合作巷等处，古树分布集中，栽植方位规矩严格，树龄平均在600年以上，是天水古城建设中绿化事业辉煌的明证。豪门贵族，为了显示家世的显赫和受“庇荫子孙”观念的影响，也往往在府门、庭院种植树木，如天水著名的“胡氏民居”——南北宅子中南宅子“副宪第”牌楼前的两株国槐就是代表。普通人家也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树木以绿化环境。
此外，在天水古树中多槐，确是与“大槐树底下”的故乡情思大有关联的。
古人在原始社会的社树崇拜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大造“风水林”。农村居民在村落周围、宗祠、坟地（包括回族的拱北）近旁植树造林，以保障村庄安全、家族兴旺、坟茔平安，同时也有美化环境的功效。风水林多为地方乡绅所辟，大则数百亩，小则数十亩，以礼县三国古战场遗迹的祁山堡附近的“柏树坡”尤为典型。张家川县宣化冈（拱北）有一******教的坟地古树林地，即属坟茔墓地种树造林的又一范例；而天水太京乡的毛白杨，地处历史悠久的古树村落庞家沟村旁，是居民点护村树的代表文物，有着独特的民俗风情，为典型的社树遗风。
公元1886年前后（清同治年间），封疆大吏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及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14年间，重修陕西潼关经甘肃全境至新疆哈密长达2000公里的干线驿道，极力倡导陕甘两省全境栽种柳树，并在泾川至玉门千里驿道旁广植旱柳约52万株，这些柳树后被人们尊称为“左公柳”，即旱柳。左氏作为一代名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一种思想和作为，可称为是西部开发的先驱。而天水古树中的瑰宝，也非“左公柳”莫属。相传左宗棠驻酒泉时，一次出大营散步，看到一头驴拴在树上啃树皮，他十分恼怒，下令将驴当场斩杀后挂头于树上，并通告民众“再有驴毁坏树木，驴和驴主与此驴同罪。”左宗棠以“斩驴护树”之军令闻名于世，流传至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颁布了保护树木之公告，其内容如下：
案据甘肃省政府电呈：“案准甘肃省参议会咨请严加保护陇南小陇山林区森林以防滥伐摧毁一案，除已令饬小陇山林区管理处遵办积极推行护林工作外，谨电鉴核准予出示禁止军民人等砍伐，以资保护”等情。查造林为调节气候、保养水源之要，图关系国计民生至钜。而西北水源缺乏，培植不易，护林尤重于造林。凡我军民自应深体斯旨，切实保护，如敢故违滥伐摧毁，定予严惩不贷。合及布告，仰军民人等一体凛遵为要。
此布
主任张治中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廿一日
并加盖竖长方形篆刻朱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关防”。从该布告内容看，系当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根据省参议院“严加保护陇南小陇山林区森林，以防滥伐摧毁”的议案，除以令小陇山林区管理处遵办外，还电请西北行辕出示了这张禁止军民人等砍伐以资保护的文告。布告明确指出了植树造林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还特别强调西北水源缺乏、培植不易，护林重于造林的特殊性，对保护天水林业资源及古树文物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将民国三十七年的护林布告原文照片附之于下。
综上所述，天水古树文物的生成、演变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渊源，其发端于天水悠久的林业文化，它们在战火硝烟与刀光剑影中有幸生长，得到了古代天水人民的保护与关照，浸注着天水历史文化的养料，存活至今。这不但是古树自身之幸，更是天水历史文化之幸。因而古树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古树本身。天水古树的变迁史，从生态与人文的两个角度透视着天水历史文化辉煌而曲折的进程，古树以真实的自然实体和年龄资格证实着天水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