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槐路”相统一、相协调，中城的重新街、西城后街（今自由路）、伏羲城小街（今伏羲街）均植古槐，依据其树龄可断定，它们都属于明代秦州城行道树的宝贵遗存。明清两代的城市建设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开放式街巷布局为主，具有时代特征，而且沿街巷广植槐、榆。著名古巷如大城阮家巷（今进步巷）、中城下河里巷（今自治巷，旧名源于此地名为罗峪河故道之下游）、西城李家巷（又名飞将巷，为汉代著名武将李广故居）、关爷巷（忠义巷）、伏羲南巷子（今士言巷，清代陇上文宗任士言先生故居巷道，建国后更名以志纪念）、枣园巷、东城瓦窑巷（今合作巷）、周家巷（系民国天水名人周务学故居巷道），凡10余条。而在这些巷道上均有古树，其树龄大多在600余年。分布集中的国槐和数株榆树，它们为同一时期栽植的城市风景绿化树，是整个城区美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某些巷道如飞将巷、忠义巷的古树，还有纪念名人、标志古迹的功能，但其主要功用是建设城市、美化环境，为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为居民提供优雅的生活空间，以适应城市文明的进程。
还需说明的是，街巷古树是当时城市文明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达的生动表现，既说明经济发达，城建事业兴盛，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民间有实力组织开展这一项工程，又能证实天水人民自古以来广植树木的优良传统在当时得到了充分发扬和继承。天水有“陇上江南”的美誉，其内涵绝不是天时地利的优势所能代表，它也包含天水人民美化家园、艰辛创业的功绩和爱护环境、改造自然的精神。今日的天水已是现代都市，但漫步街道上人们丝毫不会感到嘈杂和喧嚣，却能从天水古树身上体验到古朴祥和的宁静。街巷古槐，苍苔斑驳的老皮、舒展的新枝以及吐翠的新芽会给我们作答。走进城区，要探古寻幽，百年古木无疑是最好的导游。天水城市街巷古树多槐，其原因除了槐是北方常见的绿化树种之外，也与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习惯有着密切联系。在今天水及毗邻的陇南广大地区，广泛流行“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大意是说这些地方的大多数居民，其祖先是明初从“山西大槐树”迁徙而来，也有自“四川大槐树”迁居的说法。翻阅史册，确有山西向陇右移民的记载。明代山西地区遭洪灾，屋毁房塌，村落淹没，大批的百姓流离失所，政府组织流民迁徙陇上，临行时，在一棵大槐树下，发放救赈费用。后来，移民迁至新地，旧家已不复存在，沿用旧名已失去意义，天长日久便把大槐树作了家乡的代称。天水城区多槐，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天水城多为原始土著居民，李姓（秦国族姓之一）、赵姓居多。天水为秦国的发祥地，秦人由东到西迁徙时，途中经过一个重要的据点“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后，最终在天水地区定居，这其实是天水古城多槐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槐是故乡的象征，城内伏羲庙和城郊南郭寺的唐槐很能说明问题。
2．“古城卫士”——隍庙老槐
天水市有2700年的建城史，城市文明辉映关陇，而天水古树是其中的瑰宝。在古代，一座城市的命运往往寄托于天、地、火、水诸神灵的庇佑，尤其到了明代，城隍祭祀之风骤然兴起，天水亦不例外。位于今天水市十字街口东北侧（民主路北、青年北路东）的天水城隍庙，即建于明初，以祀纪信。《秦州直隶州新志》载：“城隍庙，旧志云，成纪县（宋）故址，其创建在明初。”纪信、陇西城纪（今天水）人，楚汉时期刘邦部将。《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相争，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今河南荥阳），纪信临危在东门假扮汉王降楚，刘邦遂得从西门逃脱，信被项羽烧死。相传刘邦当了皇帝追谥纪信为“忠烈将军”，不见正史述及，显然只是因为天水人民对其杀身成仁英雄气概的深切崇敬而生发出的美好设想。故而城隍庙又称“汉忠烈纪将军祠”，在今前门牌坊（已迁至原址东侧）有于右任先生所手书的如上七字，原牌楼后为砖雕门楼。两侧墙上镌刻着邓宝珊将军摹写清人董平章的对联：“楚逼荥阳时，凭烈志激昂四百年基开赤帝。”“神生成纪地，作故乡保障千万载笃祜黎民。”联语气势宏大，用词考究，准确简练地概括了纪信的生平事迹，尤其道出了他庇佑桑梓、笃祜故乡人民的“城隍爷”地位和作用。隍庙整体为三院建筑群体，由单坡长廊、直廊前后拜庭、大寝殿组成。在前院和中院共有4株古槐，树龄约在600年以上，后院西侧还存有600年左右古柏1株，均生长旺盛，苍劲古朴。古树与精美的楼廊木雕、宏伟的建筑群体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一起营造出这里庄严典雅而活力无限的氛围。雄奇的古树，壮枝招展，犹如荷剑而立的勇士，拱卫着英雄的祀所。隍庙是天水城古老圣洁的象征，而其中数百年生长不息的老柏古槐已无形地镌刻上古城卫士的封号，不容侵犯，难以代替。古槐的身影有天水人民对家园的寄托和对故乡的思念。
此外，在天水古城的众多文物古迹处，古槐、古柏更是屡见不鲜，以伏羲庙、文庙、陇南书院、红台寺、天主堂最具代表。显然，古树与天水古城市文明确已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留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和鲜活的城市志书。
3．天水古树与天水古今建筑、名胜景观的关系
综上所述，古树是天水古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其空间分布之广泛，数量之多，平均年龄之高，都居全国城市前列。而且，古树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折射的文化现象，许多古城市也难以企及。所以，继续妥善保护城区古树，仿建古街巷道，把对古树的研究和文化利用纳入城市文明发展和历史文化建设的领域，将是今后天水市创建优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旅游城市的基本思路和切入点。
二、天水古树与民俗
1．古树与民俗
民俗，是人类在生活中承传文化的现象。通常是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地方性大众文化，属于特定文化精神的具体、形象的内容，具有原始性、宗教性、悠久性、地域性、通俗性等特点，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不仅渗透于衣食住行等生活常规，在意识形态则是信仰、审美、传统、习惯等精神活动最生动细致的表现。所以，民俗文化在论证某一国度及地域单元内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上也最有代表性。
天水民俗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自然具有中华本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一统的内容共性，但特定的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又使之呈现出兼容并蓄、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表现形式。
天水民俗文化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伏羲时代，距今8000余年，历史悠久。伏羲创立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开祭祀风俗，带有浓厚的自然崇拜色彩；“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革新婚姻习俗，是文明到来的重要特征；发展渔猎、钻木取火、养蚕化布、改造屋庐、制造书契、占筮、音乐、历法等等，既属于文明成果，又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伏羲文化奠定了天水民俗文化的基础。天水地区的大地湾考古文化和秦早期文化内涵丰富，开放发达，是一种高层次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民俗文化，它们共同奠定了天水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
天水地处祖国腹心，属黄土高原地形，地跨两大水系，土地肥沃，水量充足，农、林、牧业发达，气候温湿，生活资料丰富，有利于人类发展。在这一有限的地理空间内能孕育出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等全国性的文化，自然环境的优势应算一个客观而必需的前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本土传统精神、风情习俗的扬弃以及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驱动作用，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本源文化渊源为基础，以天水地理环境为依托，以宗教祭祀文化、民居文化、传统工艺、曲艺文化、地名文化等为重要内容的天水民俗文化。它们直接、生动、具体地表现着生生不息的天水历史文化，承载着天水人民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思维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古树在这些民俗文化流传、演进、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在宗教祭祀、民居风情、古树聚落地名等方面最为典型。
原始部族时代遗留下的社树崇拜，演化成两大风俗流派，在城镇城隍庙内栽种祭祀具有家园标志意义的槐树；乡间村寨土地祠、山神庙植驱鬼去邪的杨柳；农庄周围开辟护村、绿化的“风水林”（包括汉族坟茔、回族拱北上的古树）。在居住环境方面，庭院门口，屋舍近旁树以槐、柳、桑、椿之属，除了绿化居所，陶冶性情等现实意义外，庇护镇宅，象征人丁兴旺，追求富贵，又是其隐性的精神指归。此外，天水境内及毗邻地区内，特殊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悠久的林业文化共同影响派生出了大量与古树相关的地名和民俗风情的鲜活材料，构成天水古树文化与民俗风情的具体内容。
2．天水社树遗风
寻根问祖的家园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典型的心理品质。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地缘关系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凝聚和整合民族、促进群体发展的作用。而人类最早的亲思便是通过祭社树的宗教形式来表达（社：原意为土神，后来词意扩大到祭土神之所，到了阶级社会，社与稷代指国家，为王者所专祭，社的意义开始复杂化）。人类进入农耕时期，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周易·坤·正义》：“地能生养至极……万物资地而生”，氏族、部落、人类对土地的重视、依赖、感激，发展到崇拜和神化，社神由此而产生，祭社活动，随之出现。《礼记·郊特性》云：“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社”为司管土地之神。到了奴隶社会，土地出现了私有，社神也相应地随政治生活的变化与宗法制度的产生而分散权利，趋于社会化、世俗化。全国不同等级，不同地域有各自的社神。《初学记》卷十三引《礼记》云：“王为群姓立社日太社，王自为立社日壬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日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日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日置社。”置社又包括县社和里社。社的宗教意义与奴隶制的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宗法制度又以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所以“在实际的宗教活动中，祭社神时，恰恰是在宗法制的一家一姓，一族一国的范围内进行。因此，祭社活动同时也是血缘宗族活动。……对统治阶级说，祭社与他们的福禄、国祚、家运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的根本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在普通人的观念上社与宗族祖先、乡里观念联系起来。”而且，在祭社之所植树是这种宗教活动中的基本内容之一。《论语·八梓》：“哀公问社于宰我，对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日，使民战栗也”’。《初学记》卷十三引《尚书·无逸》：“大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粟，北社惟槐。”凡社必有树，不同的宗教，在不同地域植不同的树木，一一对应，不能混淆。以上说明树有深刻的宗教寓意和社会政治内容，即树被赋予了社神的性质和功能。《汉书·郊祀志》载汉高祖刘邦“祷丰、榆社”，树与社连用，树即社神，社树作为具体可感知的自然实体，较之虚化的社神，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也就在这时，“长期的宗教生活所形成的关于社的宗教意义，诸如福禄、国柞、国运以及宗族祖先，故里亲亲等内容，同时也就成了作为社神的社树的宗教意义。”
社树的宗教地位得以确立，也就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风俗传统和心理品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秦统一全国，打破了地域界限，革新旧俗，社树原有的国度、宗教界限开始模糊，不再那么严格。但是，某些树种的富意却被长期地改造、继承和沿用，如以“桑梓代称家乡；乔木借指故国；椿萱也喻指父母。”而且，在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地域区间内的原始的祭社仪式得以保留发展，社树崇拜也演化为城隍庙、土地祠、山神庙、宗族祠庙植树，以及村宅院落周围、坟茔地带（属阴宅）植树并开辟“风水林”等“社树遗风”。天水及毗邻地区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诸因素的影响，较周边一些发达地区相对保守落后，加上当地固有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就使得这些原始风俗特点及蕴含其中的古树文化较为完整地保存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