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约翰·海是我们家的常客。1898年，他来斯基伯看望我们的前夕，麦金莱总统召他回国，任命他为国务卿。很少有人记录过他在公务上的事情。他以自己的真诚和热情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一直以来他志向高远。他痛恨战争，认为那是“人类最残忍和最愚蠢的行为”。
在去纽约的路上，我在伦敦遇到约翰·海和亨利·怀特（公使馆秘书，后来成为法国大使），当时美国攻占菲律宾事件是一个热点话题。我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观点相似，都认为这严重背离了我们的一贯政策，美国一直以来避免攻占远方及不接壤的国家，一直将本土范围保持在北美之内，尤其是要远离军国主义的旋涡。在伦敦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和海先生、怀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此前，他曾给我写来了下面这封短信：
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在斯基伯的牢骚以及你亲切的来信。上周，当我听到并且读到这么多善意而又不好听的话时，真是既严肃又有趣啊。对我来说，就好像他们在谈论另外一个人，而我正是被寄予期望去做这件事的人。我希望在最后离职前仍然能保持着友好仁爱的形象。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你发表在《北美》上的文章。以我目前的立战，我无法赞同你的观点。对我而言，我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从菲律宾撤退的可能性有多大？幸好没有让我来解决这个难题。
1898年8月22日于伦敦
他原本庆幸此事与他无关，可奇怪的命运偏偏将这项任务安排给了他。
在“博克瑟号”纠纷中，他是最早唯一支持中国的友好人士，并且成功地为祖国赢得了公正和平的条约。他把英国当作是自己民族的一部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总统和他十分相似，他们都对英国充满了感激，因为在古巴战争中，英国反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势力支持西班牙。
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有许多令我们不满的地方。埃尔金斯参议员告诉我，正当他要就此事发表演说的那天，看到了我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那篇文章，他说这对他很有帮助。文章见报后不久，我就去了华盛顿。一天清晨，我和汉纳参议员一起去白宫，发现总统正为参议院修改条约的事大伤脑筋。我敢肯定，英国对于参议院的要求会很快默许，我对总统说了这个想法。英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因为我们为这项工程提供了资金，而且除了我们，他们是最大赢家。
汉纳参议员问我有没有见到“约翰”，他和麦金莱总统一直是这么称呼海先生的。我说还没见到他。于是，汉纳参议员让我去看看他，让他振作起来，因为海先生为修正案一事一直郁郁寡欢。我向海先生指出，《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参议院修改过，目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当然也没有人关心。《海-庞斯富特条约》将以修改后的形式生效，当然也没有人会在意是不是原来的内容。他对此有些疑虑，认为英国可能不会轻易让步。此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海先生在一起吃饭，他说我的预料非常准确，一切进展顺利。
这是当然的。实际上英国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希望修建运河，并愿意为此作出让步。这条运河如今完全属于美国，没掺杂任何国际间的复杂关系。也许当时并不适合修建运河，但这比起花费三四千万元建造军舰去攻打想象中的敌人要有意义得多。修建运河可能会有点损失，但建造军舰则可能会成为战争之源。因为：
看见了罪恶的工具，多么容易使人造成罪恶。
海先生极其讨厌参议院。在那里，只有在那里，他才会不顾礼节。假设要改动一个词，用“条约”来替代“契约”，例如在1905年的《仲裁条约》提到这点时，他就变得极为激动。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身体欠佳，他的好友们都很清楚，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
我最后一次在海先生家吃午饭时，罗斯福总统正在斟酌参议院修改的《仲裁条约》。以国务卿福斯特为首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们极力劝说总统批准这份修改的条约。我们觉得海先生会赞同这点，但从随后我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如果总统同意了修正案，海先生将会受到刺激。如果罗斯福总统主要是为了安慰病中的约翰·海而驳回这份条约，那么我一点也不惊讶。我相信我的感觉，在朋友身处困境时，我会为他做任何事来减轻他的烦恼。然而在条约这件事上，海先生非常固执，绝不向参议院妥协。离开他家时，我对妻子说，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朋友。此后，我们果真天人永隔了。
海先生是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兼理事，基金会曾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关注，他为之提过许多明智的建议，我们对他非常感激。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短时间内就负有盛名，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哪位政治人物会有这么多亲密好友？这得归功于他那极其可爱的性格，没有人会对朋友那么热情。
我一直保存着他的一封短信，他曾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最高的赞美。当我写下这些时，我感觉世界对我来说一片黯淡，因为他已离开我们了。
美西战争是由于古巴革命恐怖主义的传闻所引起的。麦金莱总统试图尽力避免这场战争。当西班牙外交大臣离开华盛顿后，法国大使以西班牙代表的身份来访，和平谈判得以继续进行。西班牙提出古巴应享有自治权。麦金莱总统回答说，他不明白“自治”一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他希望古巴能有加拿大所拥有的那些权利，这就是他的理解。法国大使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说西班牙同意这些条件，亲爱的总统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很显然的。
在纽约时，里德议长常常在周日早上来看我。那年我刚从欧洲回来后不久，他立即来找我，他说他已经无法控制参议院的局势了。那会儿，他打算辞职离开，并给予参议院发言权，试图让这一切平息下来。他跟参议院解释说，尽管总统曾经收到过西班牙同意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书，但这都是徒劳的。唉！一切都已经晚了，太晚了！
国会毫不客气地质问道：“西班牙究竟到这里来干什么？”国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同意与民主党一起投票，支持战争。整个议院一片喧闹，哈瓦那海港的缅因号军舰不幸被炸，有人猜测是西班牙人干的，这无疑使参议院的局势更加混乱。这种猜测让人们更加相信西班牙的作战能力和动机。
宣战了——普罗克特参议员讲述的曾在古巴集中营所见到的情景让参议院大为震惊。人民又质问：“西班牙究竟在这里干什么？”麦金莱总统及他的和平外交政策也被搁置一边，发挥不了作用。政府宣称，战争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了为了古巴的独立——他们会信守承诺。
我们永远牢记这点，因为这是此次战争最有成效的一个闪光点。
侵占菲律宾是此次战争的一个污点。他们不仅侵占了别国的领土，还驱走了固执的西班牙，并为此支付了2000万美元。在与西班牙交战的过程中，菲律宾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盟友。经总统授意，内阁同意只在菲律宾建一座装煤站，据说这些都是依照巴黎和平委员会的电报授意的。麦金莱总统当时正在西部进行巡回演讲，当他讲到国旗和杜威的胜利时，自然引起一阵欢呼。他回来后，对撤退一事非常不满，认为那样做会不得人心，于是改变了先前的和平政策。他的一位内阁成员告诉我，内阁中人人都反对他的改变。一位议员对我说，和平委员会的戴法官从巴黎写来一封抗议信，如果公布出来的话，可以与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写得真好啊！
此时，内阁的一位要员，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N．布利斯，前来邀请我去华盛顿看望总统。他说：
“只有你能影响他。自他从西部回来后，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服得了他。”
我去华盛顿见了总统，与他作了交谈。但他非常固执，认为撤退会引发国内革命。最终，他劝说内阁大臣，说他是迫于压力这么做的，并且坚信对菲律宾只是临时性的占领，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于是内阁就做出了让步。
麦金莱总统请康奈尔大学的舒尔曼校长（他反对侵占别国领土）担任委员会主席，并派其出访菲律宾。后来，塔夫特法官（他也强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作为委员会理事也一同前往。塔夫特法官指出，派一个公开指责霸权行为的人出访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总统说，之所以派他去是有原因的。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停止侵占和放弃购买领土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很快就能见分晓。
布莱恩先生曾经有能力运用他的权力让参议院阻止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我去华盛顿试图为此做点什么，并且留下来一直等到投票。有人告诉我，布莱恩先生在华盛顿时建议他的朋友们支持他们的党派，同意通过这项条约。然而，这将使共和党在民众面前失去信誉。“为一场革命支付2000万美元”击败了别的党派。然而，有7位布莱恩党派的忠实成员投票极力反对侵占菲律宾。
为了这个问题，布莱恩先生曾来纽约找我，因为我明确反对购买领土。我立刻在奥马哈发电报向他解释当时的情形，请他的朋友们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的回复和我已描述过的一样——这样做对他们党派更为有利。我觉得他不值得为这件事去降低自己的身份，仅仅为了党派的政治利益会导致可悲的后果。这就需要议长的投票来决定了。布莱恩先生的一句话就能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后来很多年我对他都没有好感，因为在我眼里，他似乎是一个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而宁愿牺牲祖国的人。
投票结束后，我立即去拜访了麦金莱总统，向他表示慰问，投票的结果取决于他主要对手的支持。我向他说明了他之所以获胜的原因，并暗示他应该感谢布莱恩先生。的确，对于麦金莱总统以及所有美国的政治家来说，在数千英里外占领一块殖民地是一件新奇的事。他们根本不知道会牵涉到什么麻烦和危险。美国第一次犯了严重的国际错误——卷入了国际军国主义的旋涡。政治家的一念之差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变化啊！
几周前（1907年），我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共进晚餐时，他说道：
“如果你想见最迫切希望将美国从菲律宾事件中摆脱出来的两个人，那么，他们就在这里。”他指了指塔夫特法官和他自己。
“那么你当时为什么不坚持和平呢？”我回应道，“美国人民其实会很高兴的。”
然而，总统和塔夫特法官都认为，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首先要为菲律宾群岛的自治做准备。这就是“在你学会游泳之前不要下水”的策略。但将来总有一天要下水的。
霸权主义者认为，如果我们不占领菲律宾，德国也会去占领。霸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想到，这意味着英国同意德国在澳门建立一处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的海军基地距离很近。同样，英国不久又允许德国在距离利物浦80英里处的金斯敦、爱尔兰建立基地。我惊讶地听说有像塔夫特法官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他最初反对霸权——当我们正在讨论采取重大决策的问题时，他却给出这样一个理由。然而我们对外交关系知之甚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是团结统一的。假如我们国家有一天变得四分五裂，那将是多么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