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内战爆发了。司各特先生立即召我去华盛顿，当时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助理，主要负责交通运输部门。他让我做他的助手，负责政府的军用铁路和军事电报，此外还要组建一支铁路工作力量。这是战争初期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首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团遭到了攻击，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线被切断，破坏了军团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联系。这便需要我的辅助军团去开通从费城到安纳波利斯的火车，作为分支线连接枢纽的一个交会点，从而与华盛顿取得联系。我们的首要职责是修复这条分支铁路线，让重型火车得以通过，这项工作需要几天时间。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部队的军团几天后到达了这里，我们成功地把他们全部运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了第一列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一路上小心谨慎。在离华盛顿没有多远的地方，我发现电报线被木桩压在了地上。我让火车停下来，跑过去搬开木桩，但我没有注意到电报线已被拉到了木桩另一边，一松开，当我去解开时，电报线回弹击打到我的脸上，我被绊倒了，脸颊上裂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随着第一批军队进入了华盛顿，因此，除了一两个前几天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外，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拥护者中第一个“为国流血”的人。我为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能为这些大陆做些事情而感到光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打通与南方的通讯联系，我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不久，我们的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在那里驻扎了下来。当时，那里正在进行着不幸的布尔溪战役。我们起初不相信这些消息，但很快情况明朗起来。我们必须迅速把所有机车和车厢调往前线，将战败的军队运送回来。离前线最近的一个点是伯克车站，在那里，我要指挥一列一列火车运送可怜的受伤士兵。有报告说，叛军正在逼近我们，我们最终被迫关闭伯克车站，电报操作员和我乘坐最后一列火车前往亚历山大，那里也是危机四伏。第二天早上有些铁路工人逃走了，但从留下来的人数看，与其他服务部门相比，我们还是值得庆幸的了。少数几个列车长和火车司机乘船过了波拖马可河，但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尽管每天晚上都好像听到了敌人追兵的枪炮声，然而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电报员一个也没有逃走，都留在了原地待命。
回到华盛顿后不久，我把指挥部设在陆军大楼里，和司各特上校一起工作。由于我既要负责电报部门，又要负责铁路部门，这让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国务卿、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重要的要员。偶尔也会与他们有私人接触，这让我非常快乐。林肯先生有时会来我的办公室，坐在桌前等待电报回复，或是紧急的消息。这位非凡人物的所有画像都很逼真。他的特征非常明显，任何人画他都不可能不像。在我看来，在安静状态时，他无疑只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但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或讲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就会闪烁出睿智，脸上绽放出自信的光芒，这是在其他人身上从没有看到过的。他的举止大方得体，对每一个人都和蔼可亲，甚至是对办公室里的年轻小伙子。他对人的关心无微不至，对任何人都一样，无论是对信差男孩，还是对苏厄德部长，他说起话来都是谦虚文雅的。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或许，他的话并不多，但他的平易近人常常会赢得人们的心。我经常感到很遗憾，没有把他当时的精言妙语认真记录下来，因为他即使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也会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林肯先生这样的伟人，总是与大众打成一片。海部长也常说：“很难想象林肯先生会要人伺候，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伙伴一样亲密。”他是最完美的民主主义者，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1861年，梅森和斯莱德尔为英国特伦特号船只伤透脑筋，他们和我一样清楚扣押特伦特号船只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因而为此非常焦虑。要么会引发一场战争，要么归还俘虏。当内阁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卡梅伦部长不在，司各特先生作为军部部长助理应邀列席。我竭力让司各特先生明白，在这一问题上，一旦扣押，英国肯定会宣战。我劝他站在交换战俘的立场上，尤其是根据美国的条款，过往船只是免检的。司各特先生不了解国外局势，倾向于扣押战俘，但是会议结束后他告诉我，苏厄德国务卿告诫内阁，这样做将意味着战争，一切果然如我料想的那样。林肯总统开始也倾向于扣押战俘，但最终转而同意苏厄德国务卿的策略。然而，内阁会议决定延期到翌日再定，那时卡梅伦和其他缺席会议的人都将会到场。苏厄德国务卿请司各特先生转告卡梅伦部长，一到就去见他。他希望在开会前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卡梅伦部长的支持，因为他预料卡梅伦也是不主张抓战俘的。就这样，他们俩一起去了。第二天，一切照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此时，华盛顿的混乱局面是人人皆知的，我无法描述当初的感受。我第一次看到当时身为总司令的司各特将军，由两个人搀扶着从办公室出来，穿过人行道，坐上马车。那时他显得很苍老，是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了，不仅身体不能正常行动，就思想也不管用了。这位曾经显赫的人物，曾经是共和政体的依靠。他的后勤部长泰勒将军，当时的情况和司各特将军差不多。为了开通电报线路，运输人员和物资，我们必须与他们打交道，其他几乎很少有合适的。他们看起来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已经过了雷厉风行的年龄。许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往往要好几天才能决定。在任何一个重要部门，几乎没有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是一个也想不起来。长期的和平岁月，使政府部门变得僵化了。
海军部门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我没有亲自与他们接触过。起初，海军并不算重要，只是一支在编的军队。除了战败，看不到任何前景。直到一天某个部门的领导有变动或他们干不动了，才可能去找接班人。国家急于要生产一种有效的武器，这项重要任务显然被耽搁了，政府无疑难逃其咎。令我惊讶的是，政府部门的命令，居然是由如此混乱的机构发出来的。
只要我们的运营受到关注，我们就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是上校了），必要时，不需要等待战事部长的官方批示，就可以直接去做他认为必须做的事。这份不讲私情的权力派上了用场，战争初期，政府的铁路部门和电报部门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主要归功于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在当时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比他手下的将军和各部门的领导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虽然，林肯总统最终迫于公众的要求把他撤换掉了，然而，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其他部门能像卡梅伦带领下的陆军部门一样管理得那么好，很多灾难就可以避免了。
洛奇尔（卡梅伦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90岁时还到苏格兰来探望过我们。他坐在我们四轮马车的前排位置，在路上当我们经过一个峡谷时，他虔诚地摘下帽子，向宏伟壮观的景色致敬。我们谈到关于政府官员选举的事，他认为除了在非常罕见的紧急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候选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且确为政府所需，才能获得提名。
洛奇尔顺便又说了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一件事。
有一天，在卡梅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郊区住宅里，他接到一封电报，上面说林肯总统想见他。于是，他立即赶往华盛顿。
林肯总统说：“卡梅伦，身边的人跟我说，参加下一届选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是唯一能拯救国家的人，诸如此类的话，你听说过吗？我现在也变得愚蠢起来，竟然相信起他们的话了。你觉得该怎么办？”
“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把我叫去，也跟我讲了和你刚才讲的一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新奥尔良，收到他的来信后我用了10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美国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船只的驾驶者不得在遇到狂风暴雨时丢弃船只，如此等等。只要一个州坚持这样做了，我想其他州也会跟着效仿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和我一起回到哈里斯堡。这个决议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通过了。如我所预料，其他州也跟着做了。就像你后来知道的那样，他赢得了两届总统选举。”
“很好，”林肯说，“你现在能这么做吗？”
“不，”我说，“我和你走得太近了，总统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我可以找一位朋友来参与此事。”
“好，”林肯总统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我派人去把福斯特叫来（他是我们旅客车厢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请他去查找杰克逊的那些决议。我们略作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将它发了出去，希望能够通过。接下来的结果就和杰克逊总统当时的情况一样。当我再次去华盛顿时，当晚我去了总统的公开招待会。我进去时，宽敞的东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幸好林肯总统身材高大，他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我，他戴着白色的手套，看上去像两只羊腿，他大声地喊道：‘今天超过两个州了，卡梅伦，超过两个州了。’他说的是，又有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决议。”
这个事件除了在政治上有一点贡献外，更非同寻常的是，相隔28年，两届美国总统请同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为其出谋划策，而后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成功连任。正如我曾在一个纪念仪式上所解释的那样：“一切都是注定的。”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时，他还在西部。但是，他在往返华盛顿的旅途中，都在匹兹堡作了短暂的停留，为调往东线作一些必要的安排。我两次都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并与他一起到匹兹堡吃饭，那时，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他是有着高贵身份但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要一眼在人群中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那他肯定是最后一个才被选出来。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部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和将领们上了他的车，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格兰特将军进来时，他心里暗自说道：“噢，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格兰特将军，但可以肯定不是这一个。”而这个人正好是格兰特将军。（很多年后读到这段，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真是对格兰特将军的典型描述，因为我和他交往不止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