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昂的经历
唐胥铁路最初是为了洋务派企业——开平煤矿运输煤炭而专门铺设的，而提及开平煤矿，就不得不提及为洋务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批官僚和商人。在极度缺乏人才的年代里，闭关锁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很难与洋商进行沟通。因此，了解洋商商业运作模式，同时懂得外语，又与洋商接触比较频繁的这批商人，成了创建和运作洋务企业最稀缺的人才。这批商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完全从事股份制外贸商业的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成为时代的掌舵者。这其中，就有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主要负责人朱其昂和他的继任者唐廷枢。
朱其昂，字云甫，是宝山（现上海市宝山区）人。宝山距离上海市区不远，十里洋场，有着与内地不同的风情和商机。上海开埠以后，频繁的南洋贸易急切地需要有人负责货物的往来运输。朱其昂的家族正是往来南洋与上海之间，经营沙船、负责运输的商人。沙船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船之一。这是一种船底平且宽的船只，因为底座比较稳，所以不畏惧风浪。明朝的时候，沙船基本上在上海到天津一带往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对船体进行了改良，因此沙船可以适应南洋的海事情况。历史上有“沙船往来，每岁数以千计”的记载。那些在沙船上工作的水手多半沾亲带故，不为亲人也是好友，有些甚至代代相传，他们驾驶沙船在海上航行的技术非常娴熟，能够保证货物平稳运送到目的地，其中信誉最好的又数朱其昂的沙船船队。历史记载，到了1840年，黄浦江和东海上的沙船鳞次栉比。有“舳舻相接，帆樯如林”的说法。特别是从鲁南、苏北地区到闽南、两广地区的货运，每天往返的船只多达上百艘。上海，就是在这些略显笨拙的帆控沙船贩运贸易依托之下逐渐形成的。
朱其昂拥有上海沙船贸易之中最多的市场份额，随着清政府的不断开放，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与传统的商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有四民之分：最高贵的是读书人，被称为“士”；其次是农民，他们为国家保证了粮食的安全，而且勤勉本分；再次是手工业者，无论是官营手工业还是私营手工业，他们都老守匠籍，将自己的手艺世代传承下去；最后才是商人，他们总是能够迅速积累财富，有时候为了争夺利润违反孔孟之道，最令统治者不放心的就是这个阶层，因此历来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商人的地位压制在最底层。在这种强大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大多数的商人用商业贸易的办法积累了财富之后，往往想到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商人身份，用自己积累的财富去购买土地，做回一个农民，以免遭人歧视。正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但是这种资金回流土地的方式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土地投资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这是中国近代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其昂作为一个旧时代出身的商人，完全摒弃这种做法。他以实业发家致富，同时很快地将自己的资本投向了金融领域。让产品生钱，完全不及直接让钱去生钱来得容易和便捷。因此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朱其昂与美国的商人合伙开设洋行，并且开设票号。票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今天银行的雏形，它由山西商人首创，主要进行兑汇业务。由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兴盛，传统的镖局已经不能满足商人们远距离携带巨额钱财所必需的安全，因此全国范围内连锁的票号开始出现。起先，票号是由几个著名的大商业家族一起联合创建的。譬如说有商人从山西出发，将货物运往东北，并且在东北赚到了一大笔真金白银，那么为了避免回程上携带钱财的不便利，他可以选择将钱存在某个票号的关东分号里，这个票号要出示一个存款的凭证。等到商人从东北回到山西，就可以在山西当地的票号里出示凭证，领取现银。票号在这中间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经营的利润。
商人多半倒买倒卖，有的商人倒卖粮食，有的商人倒卖食盐，但是这些都不如直接倒卖银钱来得方便。朱其昂的资本由此快速地翻了几倍。这时候，传统商人的诉求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单纯地有钱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传统商人认为，权力和钱财可以相互支撑着发展。朱其昂因此花钱捐了一个官来做，后来做了浙江候补同知及海运委员。
清末，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战争的清政府，国家财政格外困难，为了缓解财政危机，统治者想出来一个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卖官鬻爵。这个办法虽然快速地解决了政府缺钱的问题，但是没多久，就产生了它的弊端，那就是卖出去的官位和实际空缺的官位数量不符合。卖出去的官位数量多，而空缺的官位数量少。于是政府巧立名目，管那些花了钱，但是暂时没有官当的人称为候补官。花钱买了个道台，没有空缺，就叫他某道的候补道；花钱买了知府，没有空缺，就叫他某府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将花钱买官看作一种投资，花钱买一个能够利用财富结交清政府大员的机会。商业巨子的眼光是独到的，他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同治十一年（1873），李鸿章想要策划成立轮船招商局，从事客运和漕运等运输业务，并且李鸿章把首选目标放在了长江沿线。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在当时，长江的客运和货运被外国商人占据，几乎垄断。垄断企业之所以为各个国家所遏制，主要原因在于，一旦某个行业形成垄断，那么价格、成本、产品的质量将全部由它控制，影响非常大。在这种情形下，朱其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向李鸿章表示，愿意以身家担保，负责轮船招商局的融资。
同年，朱其昂走马上任，他负责制定了轮船招商局的各项章程和规则，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之下，向社会公开集资。轮船招商局的日常行政管理、商业模式、船只数量、股份制度、购买商业保险和前期的每一笔业务，都是经朱其昂之手确立下来的。朱其昂在金融领域颇有经验，但是发行股本向社会集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第一次融资让朱其昂有些不知所措。现代企业中，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往往独立划分，而当时的中国，商业模式并不完善，朱其昂既要对外负责招商工作，又要对内负责管理工作，行业新、架子大，一时之间也没有合适的帮手，因此，轮船招商局在创办前期经历了巨大的困难。
朱其昂苦苦支撑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来帮助朱其昂，这个人就是唐廷枢，朱其昂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企业的招商融资上。
唐氏兄弟的才华
唐廷枢初名唐杰，出生于1832年，比李鸿章小九岁。他生在开风气之先的两广地区。在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年代里，广州的十三行是清政府上下唯一一个能够有机会和外界接触的地方，因此广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吸收西方思想和文化最便捷和最饱满的地方。近水楼台先得月，两广地区的人因为长期受熏陶，很大一部分人做了承接中外贸易的业务，成了中间商。而随着中外贸易的升级，中间商要负责的生意越来越多，市场也越来越大。他们以个人或者家族经商的形式积累了相当大的一笔财富，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买办阶级。唐廷枢的家族祖居之地毗邻澳门，祖上四代都与外商接触频繁，到了他和他的哥哥唐廷植这一代，也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家族的事业，成为了买办。
1842年，唐廷枢十岁，《南京条约》签订，毗邻家乡的香港被划归英国。唐廷植、唐廷枢在香港的教会学堂接受英文教育。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们都掌握了一口好英语，与外商沟通越发顺利，事业也越做越大。二十多年以后，人近中年的兄弟两人甚至合写了一本买办专业英语教程《英语集全》，来为那些涉入买办行业不久的年轻人指路。
兄弟两人不仅情谊深厚，更是商场上的可靠战友。从1861年起，唐廷植任上海海关的首席翻译。当时，上海已经开埠近二十年，街巷风情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都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海关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行政中枢，其任务繁重、复杂可想而知。唐廷植在这个职位上受到了很大的历练，为他日后的经商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当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非常器重唐廷植，让他参与很多大宗的并购和融资活动。唐廷植中英文俱佳，商业思维也非常清晰，一时之间在上海海关的地位很高，前途非常光明。
可是好景不长，1864年，唐廷植因为在任上收受贿赂被锐意改革的上海道台丁日昌逮捕收监，涉案金额为五百两。与唐廷植、唐廷枢兄弟在同一时代的曾国藩十八个月的俸禄大致为五百两银子，可见五百两完全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清朝的法律，唐廷植此次贪污的数额大，应当斩首。人到了丁日昌的手中更是毫无获救的可能。丁日昌是潮汕人，为人朴实清廉，严厉明察，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的著名官员。丁日昌本来是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受到李鸿章的青睐，李鸿章奏明皇帝，特地将丁日昌调往上海，方便负责洋务运动在上海的企业。丁日昌一到任便大力推行改革，严惩贪污腐败的风气。晚清时期，地方官员和身居要职的中央官员贪污，根本不是一件稀罕的事。赫德本人，作为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几十年的时间里，也积攒了五百万两的白银，以分赠亲友的方式中饱私囊。唐廷植与赫德贪污的区别在于，赫德的贪污时间战线拉得很长，并且他是海关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可谓手眼通天。而唐廷植则显得不是那么智慧，他要诈上欺下，为了瞒住贪污的事实要打点的人非常多，这就使得他成了丁日昌抓贪污的典型，一下子撞在了枪口上。赫德对他的贪污既气愤又无奈，气愤的是，唐廷植本来就受到重用，薪资待遇好过同事许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单笔赃款居然达到五百两之多；而无奈的是，他始终器重唐廷植的才华，唐廷植犯下过失，他不忍心弃之不顾。他与唐廷枢为了唐廷植的事情多方奔走。封建王朝的地方监狱非常黑暗，很多犯人往往活不到问斩的日期就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狱卒欺压犯人，想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于是就拼命殴打犯人，经常打得犯人大声疾呼、血肉横飞。在这种情形下，唐廷植能挨到获救出狱的日子，想必是唐家上上下下打点的缘故。
唐廷植的获释，乃当时人才奇缺所赐。负责主持洋务活动的丁日昌当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商业并购案。有一家铁厂，叫作旗记铁厂，当时属于美国的一个商人。旗记铁厂当时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它可以制造各种型号的铁船、子弹和枪支，是当时整个上海规模最大的铁厂。旗记铁厂当时准备出售，而洋务运动的理念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强大和繁荣自己，正所谓“师夷长技以自强”，收购旗记铁厂是学习和吸收西方企业的技术经验和品牌信誉的关键动作，可是具体去谈判的人手不足，一筹莫展之际，丁日昌想到了关在狱中的唐廷植。
1865年6月，唐廷植以低于要价五分之三的价格将这一大型收购案谈妥，不仅仅为自己摆脱了牢狱之灾，更为近代化的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旗记铁厂并没有作为一个平凡的铁厂存在，它是后来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近代化是由中兴的几位名臣策划筹谋的，而具体实施起来，则需要处在一线的双语金融人才，唐廷植就是其中的一个。1873年，唐廷植接任自己的弟弟做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1884年任轮船招商局的董事。总体上来看，唐廷植为中国近代化的企业走向正轨、实现盈利，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而相比哥哥，弟弟唐廷枢则谨慎、稳重了许多。从1851年起，唐廷枢一直接触外商，从事翻译和投资的工作。他不仅做中外贸易的中间商，为外商和中国商人担任沟通的翻译，同时也将自己的资金挂靠在外商的公司，享受优厚的分红。这种初步的自我理财使唐廷枢最早地了解到股份制公司的运营模式。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唐廷枢一人的股金甚至占到洋行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是外商企业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大股东，且有资格以股东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决策的权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唐廷枢已经做到可对外商施加自己的影响。外商因为他经验丰富、了解中国的民风国情，也非常崇敬和依仗他，他已然成了外商能够获得华裔商人信任的金字招牌。
1873年，唐廷枢四十一岁，在怡和洋行做总买办，这一年是他人生之中重要转折的一年，也面临一个重大的机遇。在这之前，唐廷枢都是以职业买办的身份出现，接触的人也以外商、华商为主。而这一年，他被正求贤若渴的伯乐李鸿章发现，由此，他的交际范围扩展到了官僚的圈子。洋务运动进行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逐渐从洋务军工业走向洋务民用业。洋务企业开始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军用。洋务企业开始从投放市场获得利益的角度出发，逐渐向近现代完善的大型企业转型。这个转型意义重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其中酝酿而生，随之而来的是，一天比一天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发声的机会，他们一心想着改良或者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们也是最早的一批以振兴国家、保留种族为己任去发展实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
在转型的路上，轮船招商局的改组是最先出现的问题，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唐廷枢的头上。
唐廷枢一改之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作风，他凭借在怡和洋行长期的工作经验，很快将公司内部财务和融资关系做了理顺，对内整顿财务、明确分工；对外融资定利、招揽投资。轮船招商局一切按照洋行的建制进行，在其章程之中明确“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表明二者除了名称不同以外，其内涵意义、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在对外融资的过程中，轮船招商局将所需资本分为等份向社会集资，第一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凭借所有权向轮船招商局索取红利，而具体的运营则由轮船招商局来负责。轮船招商局是一个划时代的企业，其筹资方式在近代中国是崭新的。凡是购买轮船招商局股份的股东均可以获得纸质的股票，股票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流通转让，但不可以要求轮船招商局重新进行赎买，也不可以任何理由和形式退还。同时，股东按期凭票计息，分文不差。
轮船招商局是相对成功的，它在当时的很多重要领域都有投资。譬如在传统的交通运输方面，轮船招商局创建了轮船公司，负责经营长江沿线的运输。因为取得了政府的贷款，同时有政府的大宗订单，生意在一段时间里很兴旺，甚至超越了一直雄踞长江运输的英国太古洋行。在矿产方面，轮船招商局投资创办了开平煤矿，后来改称为开平矿务局，建立于河北唐山，是唐山作为工业基地之开始。在新兴的行业之中，轮船招商局投资创办电报局；在金融领域里，轮船招商局创办银行、保险公司、保税仓，今天的招商银行就是由轮船招商局奠定起来的。轮船招商局不仅仅承担企业盈利的基本职责，同时还承担振兴地方教育、培养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为了助力高等教育，轮船招商局投资创立学校。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就是百余年前，在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之下创办起来的，当时叫作南洋公学。
轮船招商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证明了唐廷枢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才华与能力。1876年，这位重要的奠基人离开了自己奋斗的岗位，来到北方专门负责开平矿务局（即开平煤矿）的筹办与运营。从无到有、从南到北、前赴后继，唐氏兄弟为中国的近代化夯实了基础，为清政府的统治延长了寿数。
开平矿务局
“穷则思变”，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它来自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部哲学经典《易经》。这句话告诫人们，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不应辗转忧愁，而应当另辟蹊径，去寻求新的契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十九世纪中叶，一些以官僚为主的知识分子遵循着祖训，开始在内外交困之中思索，试图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在布满荆棘的漫长求索路上，“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成了民族思变的方向。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主要是以“同治中兴”的几位著名大臣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联合起来决定创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同时涉足金融和教育领域，争取由表及里、由外到内，通过走学习、模仿的道路，来创建自主承办、自主设计、自负盈亏的近代中国企业。这不仅仅解决外国产品垄断、中国白银外流的问题，同时也解决核心技术稀缺的问题，将一部分劳动力从拥挤的耕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工业生产的领域之中，缓解社会矛盾和统治压力。开平矿务局由此创立，它由轮船招商局投资，规模大、资源多，在创办的前期和中期发展非常迅速。
开平矿务局，因为其公司地点在开平镇而得名。开平镇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至今仍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开平镇是一个富裕的煤产地，明清以来，开平镇一直以矿业立身，并且凭借它丰厚的资源博得了洋务派官僚的注意。1876年，开平煤矿作为一个重要的商机进入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视野里。当时洋务派掌握中的军工企业迫切地需要煤炭作为原料，建设中国人自主自办的煤炭工厂可以形成一条独立的产业链，这对于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举步维艰的清政府和国民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开平矿务局的建设势在必行。
1876年，李鸿章命令当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到今唐山市开平镇一带去做矿产调研。唐廷枢到达以后经过考察，得出开平镇一带蕴含浅层、优质的大量煤炭的结论，认为如果每年开采煤炭十五万吨，开平煤矿至少可以获利七万五千两白银，成本低、收效大，非常值得投入。于是，注资创建开平矿务局的事情进入了轮船招商局的视野之中。1876年开平矿务局开始筹办，由唐廷枢具体负责。1877年夏天，唐廷枢带领手下制定出《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像当年为轮船招商局融资招商一样，再次为开平矿务局招商引资。经过一年的宣传和经营，开平矿务局于1878年正式成立，随即开始生产。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投产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煤矿被美国人骗取，开平煤矿的煤产量逐年递增。这是一个一度有着三千名员工的大厂，1881年即产出优质煤三千六百一十三吨，仅仅隔了一年，煤矿的采矿率就提高了一倍，到了1883年，开平煤矿的煤产量已经达到了七万五千吨。开平煤矿和所有的洋务企业一样，在政策上享有最优厚的待遇，经常可以得到来自政府的贷款、税收减免等扶植和照顾，同时，来自政府的大宗订单更加保证了开平煤矿的产品销路。因此，开平煤矿的发展是呈指数递增的，投产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起的公元1898年，开平煤矿的产量已经超过七十万吨。企业的收益不断扩大，招来的投资也不断增多，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频繁，员工的待遇和福利相对其他企业优厚，同时奖励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它已经是洋务企业中成效最为显著者之一。它的资产雄厚，是近代洋务企业的典范。
于是到了十九世纪的第九个十年，开平煤矿的业务已经发展到了近及天津、中到烟台、远达上海的程度。长途贩运使得煤炭所需要的交通成本大大地提高，企业开始逐渐从依赖产量转变为以市场为核心。初创时期担心的生产不够，至此，已全然没有。1879年，唐廷枢请示李鸿章，希望能够实现海陆联运，将开平煤矿生产出来的优质煤炭经由铁路运到港口，然后再转水路，远销至南方，甚至走出国门。李鸿章因此奏请朝廷，希望朝廷能批准建一条史无前例的商用铁路。不出所料的是，这条商用铁路遭到了当时在朝的顽固派的大肆批判和反对。李、唐二人锲而不舍，反复为开平煤矿请命，最后终于从朝廷获准修建，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就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1894年，开平煤矿继续发展业务，在塘沽、天津、上海等地建立了专用的码头和物流中转站，当时称为堆栈。
开平煤矿的鼎盛时期是辉煌灿烂的，然而它的结局是典型的封建企业的结局，不是被西方人掠夺，就是被顽固派压制。1892年十月，一生为近代化企业谋划的唐廷枢病逝，由当时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来继任开平煤矿的总办。晚清时期的官僚体系冗余臃肿、尾大不掉，其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捐纳而成的候补官僚数量过多。另外，这批官僚之中相当大一批人没有太多的文化素养和施政能力，这批官僚严重地稀释了行政体系的效率。张翼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僚，他接手开平煤矿以后，经营不善，导致矿务局入不敷出，遭到了虎视眈眈的英国商团的资本渗透。
1900年，这一年是旧历的庚子年。两年前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闹出了很大的祸端，成为清政府迫在眉睫需要处理的事情。义和团的团员们对一切有“洋”元素的事物进行损毁，他们捣毁教堂、杀死神父、冲入使馆杀死领事，引起了北京及北京周边地区很大的混乱。八个在中国领土上受到义和团骚扰的国家以惩办义和团为由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动了战争，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张翼看到京津冀一带不太平，为了自保，他躲进了天津的英租界。名臣范仲淹曾经留下绝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翼的所作所为恰好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例。外国人觊觎开平矿务局已经很久了，听说矿务局的总办张翼躲在英租界里，英国人立即采取了手段。他们搜罗证据，以张翼给义和团团众送信为由，认为他勾结乱贼、里应外合，内污清廷、外损八国，于是将他软禁了起来。张翼更是害怕，立即联系能够解救他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天津海关税务司由德特林担任，德特林是德国人，德国是义和团运动之中受到损害最严重的国家，德国的公使被义和团团众打死，因此德特林对镇压义和团运动非常上心。他面对张翼这种罪名更是痛恨，于是选择趁火打劫，以开平矿务局做要挟，告诉张翼，只有任命自己做矿务局的总代理，才能放他一条生路。张翼在自己的性命与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之间权衡了一下，认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比较重要，于是便答应了德特林的要求。参与欺骗、掠夺开平矿务局事务的还有一个著名的美国人，他就是埃德加·胡佛，当时他谎报了年龄，以一个地质矿产勘探专家的身份被派遣到中国，后来成了第三十一任美国总统。张翼获得自由以后，当时代表英国商团的专家胡佛与张翼签订了协议，将开平矿务局改名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已经在英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由中国收回。
唐胥铁路
1879年，为了实现水陆联运，给开平煤矿创造更好的销路，当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建议负责北洋事务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修筑一条专门运输开平煤矿矿产的铁路，从唐山到北塘，以解决陆路交通运输的难题。李鸿章由此上疏朝廷，要求修建一条具有真正意义的铁路，为开平煤矿服务。不出所料的是，修建铁路的想法遭到了一众顽固派大臣的反对。他们的反对理由与当年反对吴淞铁路时提出的理由一致，仍然是破坏风水、破坏当地民生、破坏就业等。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时间虽然不断地向前，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清政府的旧官僚丝毫没有跟上时代。旧制度和旧思想禁锢着他们，也蒙蔽着他们。愚昧不是跟不上潮流，而是固守自己的观念，并奉之为圭臬。
封闭的观念还需要时间和契机去打破，而运输的任务却迫在眉睫。科学技术和商业随着国门被打开，就像是开了闸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发展速度之快，不能为任何事物所阻隔。清政府就是在这一批旧式官僚的愚昧思想影响之下，妄图将已经打开的闸口用旧有的沙包堵住，结果只能是任由洪水冲破修建了千年的大堤。
1880年，负责开平煤矿的官员们无奈之下决定开凿一条运河来代替修建不成的铁路。奇怪的是，在平地上铺两条钢轨被认为是破坏风水，而开凿一条注水的沟渠却被认为无关紧要。运河进展到接近胥各庄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工程困难。胥各庄地势太高，运河的河流受一贯的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力的驱使，无法流到胥各庄地区。无奈之下，李鸿章再次上书朝廷，这一次他退而求其次，只希望将铁路修建在唐山和胥各庄这个区间，在胥各庄与运河连上。与此同时，因为火车带来的隆隆的声响会被认为破坏风水，李鸿章在上书中承诺说，新修建的铁路所用的驱动力不是机械，而是畜力，实际上不是铁路，只是有轨道的马路而已。新事物的产生总是曲折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始终无法像日本的“和魂洋才”一样顺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面临的封建旧势力阻碍太严重了。这种阻碍是从上至下的，甚至洋务派的大臣张之洞本身也认为应当以中国的旧思想为体，以西方的新技术为用。这与“和魂洋才”中从上至下的在发型、服饰之上都去改变有着很大的不同。
1881年六月，唐胥铁路开始建设，这是清政府在洋务派大臣的坚持下，由开平矿务局负责筹资铺设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1.435米宽的标准轨铁路。李鸿章命令将铁路铺成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都采用的标准轨道，这位英明睿智的大臣从未放弃心中的希望，他已经知道铺设铁路势在必行，前人未能栽树，但至少要给后人留下栽树的沃土，这条有轨马路，总有能够变为真正的铁路的一天。
唐胥铁路修成不久，在强大的技术发展和资本涌入下，顽固派不得不妥协，中国很快真正地开始了由机械作为动力的铁路时代。时至今日，唐胥铁路已经并入京山铁路，成为它的一部分。一百三十多年来，无数的客货列车从这条铁路上驶过。发展的开端总是艰难的，但总有人会顶着风寒，用身躯为后来的人踏出一条路，李鸿章是这样的人，谭嗣同是这样的人，黄兴、孙中山也都是振兴民族的先驱。时光如同列车，隆隆而过，如今中国的铁路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中国的实业、矿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屈辱的时代早已过去，已经作古多时的朱其昂、唐廷植、唐廷枢、李鸿章诸公，他们的拳拳之心终于得到了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