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大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从先秦到晚清，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盛世，有“霸王道杂之”的大汉，有万国来朝的盛唐。勤勉的中华儿女一代代地求索和奉献，在五千年的时空之中，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英雄，有仁而爱人的孔子，有横刀立马的岳飞。然而，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安宁被打破，一种新的、反对皇权和独裁的政治体制开始酝酿并且诞生。随之而来的是新生的科学技术的质的飞跃，工业革命席卷着一切先进和落后的国度走向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近代。进入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在遭逢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然而正在执政的清政府，却像一个刚醒酒的老妪，困愕地看着周围世界的巨变，端着年老贵妇的架子，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
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了。他执政的年代是清政府由封闭走向被迫开放的转折点。这位皇帝是一个苦命的天子。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死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表面上繁荣的社会四处都是创伤。嘉庆皇帝费尽了心思，仍然没能挽救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带着遗憾和愧疚去世了，留下了群贼并起的动荡社会和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道光把这个烂摊子接了过来，他兢兢业业地操持着国家的军政事务，严于律己，力行节俭，可是他终究不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一切的问题和纰漏都在持续，道光忙于给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打补丁。在1840年以前，这块王朝的破布虽然老而破，但是还没有出现太大的漏洞。而到了1840年，这块破布上被人为地戳出了一个极大的窟窿，从此窟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帝国的财富和权力开始从这些圆不圆、方不方的大窟窿里倾泻出去，同时，帝国不能为外人道的腐朽和落后也丧失了遮羞布，开始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这一切，都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说起。184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处于非常保守和单一的结构之下，那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指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济形态，祖祖辈辈长期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市场就可有可无，贸易就非常落后。内贸是这样，外贸也是如此。清政府由于文化和军事上的自卑以及经济上的自负，对于敞开国门与外界发生交流、交换这件事情非常谨慎，相比任何文化和军队都能够轻易地到达自己的领土，统治者显然更加倾向于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毕竟“天朝上国，物产丰盈”，也不需要外来的任何必需品。于是“闭关锁国”这个政策应运而生，归根结底，这个政策是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顶峰的刺激之下产生的。全然不与世界发生贸易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清政府留下了一个口岸，这就是广州。在清政府的心目之中，直接与异族发生交流和交换显然是一件降低身份的事情，于是，外实内虚的天朝找了一个机构来做中外贸易的代理中间商——广州十三行。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大规模的蒸汽设备开始涌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容易，资本家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一直以来，资本家以利润为目的，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投入。就像是鲜花与蝴蝶，利润天生地吸引资本。而提升利润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降低成本，一个是提高销量。如何才能降低成本呢？毕竟本国的原料产地有限，而且价格透明，于是这些精明的资本家将眼光转向了那些欠发达却物产丰盈的地区，那里的人工和交通成本都很低，从这些地区采购原材料，是从源头上降低成本、攫取利益的最佳方式。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销量呢？毕竟本国的市场只有那么大，人民的需求也只有这么多，狭小的市场满足不了资本家的野心。因此他们只有转向其他的阵地，去开辟更多更大的市场来卖出更多的产品，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新的市场人口越多、需求越大，就越吸引人。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完全满足要求的欠发达人口大国走进了西方资本家的视野。
随着中外贸易的升级，十三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广州当地人的生活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当西方的资本家们想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这就是，中外贸易的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每一年的贸易结算，都以中国人赚钱，洋人赔钱来告终。通过一次次的研究和商讨，资本家们找到了亏损的原因，那就是自然经济的阻挡。中国人衣食无忧，西方的洋货再好再精美，中国人也不需要。而相反的是，中国的茶叶、丝绸已经是西方社会生活的潮流，是不可或缺的产品。为了扭亏为盈，西方资本家们制定了长期和短期两种战略：长期的是，要运用一切的手段，来打破中国这种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态，为长期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开辟道路；而短期的则是，必须要及时地实现盈利，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国人赚去的钱赚回来，于是“鸦片贸易”应运而生。
鸦片是一种毒品，它来自于罂粟，有一定的镇痛和麻痹的药用价值，然而如果大量服用或者吸食鸦片就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诸如精神萎靡、体力衰竭，最后会在浑浑噩噩之中死去。西方商人采取短期战略，不断地向中国销售鸦片。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当社会现实过分沉重，人们往往会选择逃避，吸食鸦片所带来的飘然幻觉是最好的逃避现实的途径。鸦片让中国人把手里的白银大量地交到外国商人的手中，造成了财政上的更大的亏损，与此同时，国民的身体素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清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臣，叫作林则徐，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在这封奏疏里详细地描述了鸦片对于中国的危害，他总结说：“鸦片的流入是对中国社会的慢性毒害，中国已经中毒了很长时间。在财政和经济上，中国的真金白银大量地外流，时间一长，政府的手中就再也没有能够及时利用的钱财了。同时，鸦片极大程度地威胁国民的身体素质，官僚吸食鸦片，不能有效地决断政务。更可怕的是军人吸食鸦片，身体羸弱得甚至不能提起手中的武器，那么国家也就没有能够利用的军队了。长此下去，不堪设想。”这封奏疏极大地震惊了道光皇帝，他立即下令由林则徐负责，到广州去督察鸦片，从源头上把这个罪恶的贸易掐断。
咸丰帝托孤
一般意义上说，咸丰皇帝去世以后，在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之际，清政府就已经走入了它的风烛残年，后来的人们将这一段的历史划分为晚清时期。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四十余年里，中国的实际掌权者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性——慈禧。
慈禧的姓氏是叶赫那拉，她的父亲名字叫作叶赫那拉·惠征，满族的亲贵为了方便称呼，一般会省略姓氏，因此慈禧的父亲以名字行于世。惠征只是一个中等官僚，地位并不算显赫，并且因为一桩祖上贪污的案子遭过官司。对于慈禧来说，她的家庭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她的政治资源，因此纵观慈禧的一生，她都鲜少提及自己的家庭，即便是她以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为重要的倚仗。但是，慈禧究竟是将自己的妹妹、妹夫看作亲密的娘家人，还是将他们视作为数不多可以倚靠的政治势力，这很难判断。能够判断的是，慈禧家庭权势的沉浮完全由王权来决定，这使她一生对权力有着执着的追求。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个著名的谶（音chèn）语，比如说秦灭六国获得统一。在灭楚的时候，楚国一个叫作楚南公的老人看到国破家亡，十分愤怒，他面对汹涌而来的秦军，愤懑地赌咒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不论秦国日后强盛到什么程度，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我楚国人，即便那时候楚国仅仅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能够打败秦国！后来，秦朝暴政，二世而亡，灭掉秦国的果然是勇猛强大的西楚霸王项羽。相传，爱新觉罗家族在歼灭满洲其他后金部落的时候，也是非常血腥的部落倾轧。到打败叶赫那拉人的时候，叶赫那拉人也曾经赌咒说：“我们叶赫那拉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亡你爱新觉罗。”两百多年过去，叶赫那拉家族的慈禧果然以自己愚昧、保守、陈腐的施政纲领毁掉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事实上，楚国的谶语是有史可考的，而叶赫那拉家族的谶语则有杜撰的可能，由此可以反映出慈禧掌权时期政策的不得民心。
咸丰不是一个风流天子，他的资质也很一般。当时道光皇帝的众皇子中，年龄相当、能够在皇位继承人的考虑范围内的一共有三个皇子：排行第四的咸丰，是最年长的；排行第五的奕誴；排行第六的是后来的恭亲王奕。这位五阿哥奕誴是最早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之外的，因为这个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每天吊儿郎当，很不讨道光皇帝喜欢，于是早早给他过继出去了。剩下的就只有相差两岁的老四和老六。道光皇帝总体来说不算是一个坏皇帝，但是他在选择继承人方面并不成功。道光皇帝在位的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因为鸦片在中国流通而引起的鸦片战争，已经有外国势力开始渗入到中国的境内。明智的君主应当知道，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混乱和迎接大变革的时代，不知道光皇帝是对未来形势估计失误还是失察于咸丰。总之，他将一个适合做太平天子的温和保守的老四推向了皇帝的宝座。而敏于应变、勤于思索，更加活泼机灵的老六一生之中显然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全部价值。
咸丰皇帝热爱戏曲，为人比较保守，用现代政治观来讲，就是政治思想右倾，有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的倾向。比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朝中一贯倚重的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已经丧失，仍被他派往前线，他对当时唯一可以倚靠的汉族大臣不放心，始终有所忌惮和牵制，对于中外合击太平军的计划更是视若洪水猛兽。一直到他去世，在慈禧的主政之下，才有对汉族大臣的相对信任，才有对太平军的迎头痛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表现得更是懦弱被动。敌军来到的时候，咸丰帝没有想着如何去指挥抵御，首先想着要躲到承德去，把自己的弟弟奕留在京城与洋人谈判，这个举动相当于把奕推上了风口浪尖。咸丰帝虽然拙于理政，但是精于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奕留在京城非常为难，本来城下之盟，根本没有平等谈判的可能。况且他又不是帝国的第一统治者，签署屈辱条约以后，他将成为直接的罪魁祸首、最大的替罪羊和天下人唾骂的目标。
人算不如天算，咸丰帝考量得不错，但是事实出乎他的意料。首先，奕与外国人沟通洽谈的能力比他预计的要强，奕给外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各国使臣纷纷称赞这位皇帝的弟弟，认为他逻辑清晰、文武双全，甚至强过那位抛弃皇都人民逃走的皇帝。六弟是咸丰心里的一根刺，直刺着他心里最大的痛点。自己惧怕的洋人认可六弟，这无异于将咸丰心里的这根刺再向下刺几厘米。咸丰皇帝因此大病一场，不久就撒手人寰了。
咸丰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叫作载淳，当时只有六岁。六岁的小童显然是不能够独立处理政务的，没有办法，咸丰只有选择托孤。情急之下，咸丰皇帝选择了自己一直非常信任的肃顺，同时将自己的皇后也委以重任，他将自己平时观赏字画时所用的两方闲章赐给了自己的皇后钮祜禄氏和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并且宣布，凡是政策命令，没有加盖这两方印章的一律不得生效。闲章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小工具，一般当文人们欣赏名书画的时候，或者是进行书画创作的时候，会印在作品上。闲章上所刻的内容要么是表明主人的心志，譬如风花雪月、寒梅傲骨、建安风骨一类的；要么是表明主人的身份，譬如缘缘堂主人、莽苍苍斋主人、环天室主人等等；此外也有印着地名或者仅仅是作为标记的，咸丰皇帝用于托孤的这两枚小闲章就是属于这一类，一枚叫作“同道堂”，一枚叫作“御赏”。“同道堂”是咸福宫的后殿，而“御赏”则表示皇帝看过了的意思。
皇后钮祜禄氏手里保留的是“御赏”，而载淳手里保留的是“同道堂”，因为他的年龄太小，这方印实际上由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保管。这两方印实际上将两宫太后联合在了一起，相当于是赋予了她们行政事务上的一票否决权，咸丰皇帝希望小皇帝能够在两位母后的辅助之下对肃顺等人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咸丰皇帝过世不久，肃顺作为“顾命八大臣”当中的首席，很快全面地接手了朝政。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是清朝的宗室，也姓爱新觉罗，他的祖先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但是传了两百多年下来，肃顺已经属于旁支中的旁支，宗法关系上早已不在核心的地位里。肃顺当时年富力强，不到四十岁，他精于谋算，而且对咸丰皇帝的直系亲眷多有忌惮，为了压制他们的势力，肃顺几乎从咸丰皇帝一死就开始擅权。他的擅权自然直接引起了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的不满，并且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慈禧的擅权
咸丰皇帝死在承德，他的灵柩得从承德运回北京，然后安葬。从承德回京城有两条路，一条大路和一条小路，大路路远，而小路比较近。两宫太后因为要带着年幼的小皇帝上路，不能在路上拖延太久，因此走的小路。而肃顺则要护送先皇的灵柩，大路宽广平坦，因此走的大路。看似是一个路线选择的小问题，却无意之中决定了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正因为两宫太后选择了比较近的小路，因此她们得以提前两天到达京城，得到了和恭亲王密谈的宝贵机会。肃顺一行人到达京城前，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已经将计划完善得天衣无缝，专等着肃顺入瓮。等到肃顺走到密云，一道圣旨传来，上面罗列着已经预备好的罪状：肃顺玩忽职守，导致英法联军入侵；是肃顺欺君罔上，哄骗皇帝到承德去狩猎；是肃顺大逆不道，哄骗皇帝到承德去，害死了皇帝；害死皇帝还不算完，肃顺更加放肆擅权，拒绝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篡位不臣之心。六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有能力写一篇这样的圣旨，不难想象，这篇圣旨是在两宫太后的授意和恭亲王的安排下，由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恭亲王的弟弟、慈禧太后的妹夫醇郡王奕譞写就。肃顺根本没有回击的余地，就地被捕，不久押往北京菜市口问斩。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死的死、免职的免职、流放的流放，总之是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这一党人获得了全胜。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辛酉政变”或者是“祺祥政变”。祺祥是肃顺等人给载淳定下的年号，取大吉大利的意思。
辛酉政变以后，祺祥年号被废，新的年号为同治，取两宫同治和同与顺治的意思。顺治皇帝是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一位皇帝，其时国力昌盛、欣欣向荣。同治这个年号喻示着希望载淳能够像福临（即顺治帝）那样睿智蓬勃，同时也是暗中期待两宫太后能够发挥孝庄太后的作用，为国家贡献第二个康乾盛世。祺祥年号没有真正地实行，但是货币祺祥通宝却已经铸造。因此在收藏界，祺祥通宝因为稀少而格外珍贵。
咸丰皇帝去世以后，他的正宫皇后钮祜禄氏上尊号为“慈安”；载淳的生母，我们熟悉的叶赫那拉氏则被上尊号为“慈禧”。这就是“慈禧”这个名号的由来，它是从咸丰皇帝去世以后才开始使用的。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要远远地高于慈安太后。慈安太后的出身比较高贵，他的生父穆扬阿出仕的时候就已经是二品官，嫡母是清朝的宗室。太平富足的原生家庭让慈安太后性格比较沉稳从容，而慈禧太后则显得更汲汲于权力和富贵。
中国历史上擅权的太后有很多，各种目的的都有，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有政治抱负的，譬如说武则天，真正能够任用能臣、减轻赋税，以治理国家为己任，同样的还有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辽朝的萧太后，一手缔造了康乾盛世的孝庄皇后；另一类则以获得权力为享受生活的保障，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就是慈禧太后。事实上，儿子同治做皇帝的时候，慈禧太后的梦想并不是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她梦想的是成为第二个孝庄皇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他们的孝道和全天下人的尊敬。
同治皇帝在位期间，在慈禧太后的主政之下，太平天国终于被消灭，同时，一批先进的士大夫开始联合在一起学习西方的先进器物技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一时之间，陈腐的国家开始有了积极向上的气息。从太平天国被攻破的1864年一直到同治皇帝去世的1875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国家没有出现大的战争，是清朝最后的一段太平岁月，历史上称其为“同治中兴”。慈禧太后一心希望同治亲政以后能够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同治皇帝十九岁，亲政仅仅一年多就去世了，并且没有给慈禧太后留下一个可以培养和寄托的孙子。
同治皇帝自幼长在深宫，对于外面的世界一直非常好奇。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在宫中事事不能自主，完全笼罩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面动弹不得。有一次，同治皇帝想要吃木瓜，于是就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管事的太监，让太监拿着条子到内务府领五百两银子去买木瓜来吃。结果被内务府的主管荣禄拦下，荣禄拿着条子对同治汇报说，宫里的吃食都是有途径的，钱已经拨过了，没必要浪费这个钱来买木瓜。堂堂一个国君，连买木瓜的钱都支不出来，可见同治在深宫中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相传，长期的压抑和对外界的渴望让同治终于按捺不住，他开始在小太监的带领下偷偷摸摸混出宫去游玩，刚开始只是在十里八街散散步，后来就升级到了寻花问柳的地步。堂堂的天子跑出去冶游总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正规的场所他不敢去，只能选择去那些没有招牌、简陋偏僻有暗娼的地方。一来二去，年轻的同治就染上了梅毒，慈禧太后发现了以后为了维持颜面，坚决不允许太医按照治疗梅毒的方法为儿子医治，她一直对外宣称同治是得了天花，最后终于将年仅十九岁的同治皇帝治死。
但事实上，野史的记载并不一定可信。天花一直是清朝面临的重大疾病，顺治皇帝疑因天花而死，而康熙皇帝的脸上则终生留着出过天花的痘印。短暂的同治中兴结束了，慈禧太后选择了自己亲妹妹的儿子来做继承人。此举保证了自己依然能够以太后的身份来摄政，同时又方便把小皇帝紧紧地控制在手中。
慈禧的妹妹名叫婉贞，在慈禧的请求下，咸丰皇帝做主，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弟弟七爷奕譞。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就是婉贞和奕譞的儿子，在血缘上是离慈禧和同治皇帝最近的人，加上他的年龄又小，当时只有四岁，正是容易受摆布的时候。因此年仅四岁的载湉成为了新皇帝的绝佳人选，慈禧由此将自己的垂帘听政继续了下去。1881年，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太后成了清政府幕后的唯一操控人，她更加肆无忌惮。此时的她，早已不满足于子孙的孝道和奢华的生活了，深居后宫之中，唯一让她有安全感的就是手中的权力。
同治作为慈禧的亲生儿子，一直处在慈禧的威胁之下，而光绪仅仅是她的外甥，三十四年的宫廷生活里，更是时时刻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家庭生活中，慈禧要光绪叫她“老佛爷”“亲爸爸”；在政治上，慈禧更是毫不放手，一直到1889年光绪大婚亲政以后，慈禧才不情不愿地交出权力，交出权力的慈禧就像是一个冤死的鬼魅，仍然死命地抓住权力阴魂不散，待时机成熟了她还要诈尸。果然，1898年为了阻挠戊戌变法，慈禧太后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再次高调走向政治舞台的台前，将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所有支持变法维新的人一概通缉，毫不留情地将谭嗣同等六人判处死刑。
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到1908年慈禧病逝，慈禧太后在政治的旋涡里纠缠了四十七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她成功地战胜了肃顺、恭亲王、慈安、光绪、康有为等人。她像一只吸血虫，牢牢不动地叮住了清朝的政权，近五十年的沧海桑田，慈禧太后硬是死死地吸吮，终于吸干了人民的最后一点血汗。贫病无依的人民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一场大革命浩浩荡荡，推翻了只剩下蜕壳的昔日巨蟒。
1866年的尝试
林则徐出生于1785年，福建人，他是晚清政府倚重的著名大臣，曾经做过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重要的沿江、边境地区都有他镇守和操持的印记。林则徐主张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限，主动地去了解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实现自我的强大和发展，最终利用这些技术来战胜西方。他主持编译了一套介绍西方社会的书，叫作《四洲志》，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在鸦片相关的问题上，林则徐坚决地主张禁烟，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1839年，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到达了广州，率先宣布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条例，并且通过手下搜集的证据确定了贩卖鸦片的主要商人。
商人最重视的是利益，断了财路无异于断了生路，于是鸦片商人纷纷拖延，拒绝交出手中囤留的鸦片，他们将手中的鸦片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坚决不肯交出，想看看这位朝延信赖的钦差大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段。对于鸦片商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赤裸裸走私的毒品。拒绝交出赃物，毫无道理可言。于是这位强硬的钦差派人将这些窝藏的鸦片搜集出来，在虎门集中销毁。他认为，只有将鸦片全部销毁，涓滴不剩，才能够敲山震虎，一劳永逸地止住鸦片贸易的罪恶源头。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销烟允许围观，是一次公开的禁烟行为，更像是一个仪式，表明清政府对于鸦片贸易坚决反对的态度。
看到鸦片被销毁，无异于看到自己手中的黄金化为乌有，英国的鸦片商人感到万分愤怒，他们向英国女王控诉：“中国人真是可恶，传统贸易中我们的商品质量那么好，但是中国人毫无理由地不买，贩卖鸦片还遭到禁止，很大的市场只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岸，明明可以直接贸易却非要找中间商来赚差价……”英国当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治体制，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国家服务的中心，因此，打开中国市场这件事情引起了英国议会的高度重视。
中英两国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几次外交交涉，但是两方的思维意识始终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硬是要卖出货物，一个就是不买。于是强卖的一方动起了邪念，不买的这一方就要挨打。经由英国议会决议，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使得资本利益最大化，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英国的军舰从中国的华南打到华北，清政府的八旗、绿营兵不堪一击、节节败退，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才以中国的惨败宣告结束，中英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城下之盟从来没有探讨正义的机会，只有顺应胜利者强势的要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的口岸不可以局限在广州一隅，必须要增加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四个东南部的沿海港口，作为新的贸易通商城市；中国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其中六百万赔偿鸦片损失，三百万偿还英商债务，一千二百万赔偿英军军费；英国在远东需要一块地方来做自己的贸易大本营，供商人休息娱乐和囤积货物，于是要求将香港划给英国。这就是香港被迫从中国母亲的怀抱之中分离出去的由来，等到香港恢复自己的中华姓氏，那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除此以外，英国商人没有忘记自己的长期战略，他们要求，在此后的中英贸易中，英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必须由两方共同协商来确定。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都受到了很大的侵犯。从此，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开始出现。鸦片战争用侵略者野蛮无理的爪子给中国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痕，自此，各国的资本蜂拥而至，最大程度地冲击了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一列永远向前的高速列车，“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安宁再也回不来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新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反应最快的，就是十三行那些曾经的行商。英国的怡和洋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商行，它由英国人渣甸（Jardine）和孖地臣（Matheson）联合创立于1832年的广州。怡和洋行对于香港，乃至近代的中国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怡和洋行长期以来从事鸦片和茶叶贸易，从中国采买茶叶在英国销售，赚取利润以后再将鸦片销售到中国。从长远的视野来看，怡和洋行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些贡献：在铁路、工厂、银行、船务等方面都是中国民族企业的第一模范；对于香港的建设发展更是意义重大，甚至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的赞誉。但是，它早期的业务仍然是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散发着血腥的味道。
从1840年开始的三十年中，怡和洋行像一条八爪鱼，把自己的触角伸入中国商业社会的角角落落；它又像一只贪婪的巨蟒，一面张开血盆大口，希望能够吞噬一切，同时也加紧了蜕皮和新生，希望以一个真诚、友善的面目来面对它的老主顾，让它的老主顾忘记它曾经从事鸦片贸易的事实。
1842年上海开埠，这个城市获得了十足的发展。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是长江的出海口，一方面是一个滩长水深的避风港。长江沿岸各省丰盈的物产汇聚到这里出口，世界各地的货物从这里走向长江沿岸的内地。上海是新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它日新月异地展现着资本和商业的浓墨重彩。1866年，也就是同治五年，聚集在上海的西方商人苦于黄浦江的水太浅，大型的货船不能够通航，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清政府上疏，希望能够在上海和吴淞口之间修筑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后来的吴淞铁路。西方商人修筑铁路的想法被清政府一口回绝。清政府回绝的理由并不是反对外国资本过分深入中国的商业或者经济层面的原因，而完全是另一回事。清政府官员认认真真地探讨了修建吴淞铁路的事情，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万万不可。第一，如果打开了修建铁路的限制，日后铁路四通八达，火车在中国境内大肆通行，外国人的兵马顷刻间就可以从口岸运到京都，国家的颜面、皇帝的安全怎么保证得了；第二，修建铁路要占用大量的农田，同时更要侵占很多人的祖坟，中国人慎终追远，破坏了阴宅的风水，破坏了祖宗的宁静，势必要激起民愤，最终影响统治的稳定；第三，铁路修建起来以后，原本在这条线路上从事交通运输的这群人就要失业，失业人群是个威胁，他们要是联合起来反抗国家，这不就成了第二个太平天国了吗？洪秀全给人民、给政府带来的打击还不够吗？怎么能再来一次呢？
双方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无果而终。同治五年的这次铁路纷争就此结束了，但是它反映出，中国的近代化从思想意识到交通手段，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先斩后奏是唯一的可能
西方商人因为上疏修筑铁路碰了一鼻子的灰，于是他们开始明白，要想通过正常的手段修筑一条铁路，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清政府反对这种破坏祖制的行为。因此，在节约运输成本、扩大商业利润目的驱使之下，西方商人开始密谋先斩后奏地修建吴淞铁路，到时候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于是他们让当时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利维·布拉特向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提出想要购买一块土地，谎称想要使用这块土地修一条寻常的马路。沈秉成不知有诈，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将黄浦江到吴淞口之间的土地划给外商使用。
沈秉成字仲复，归安人，归安就是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咸丰六年（1856）沈秉成以进士的身份入仕，被授予庶吉士的称号，不久做了翰林院的编修。主要工作是编写起居注，皇帝的一言一行、会客决断等事务都要记录在案。过了一段时间，又从这个文职岗位上被外派做地方官，做了苏松太兵备道，也称为苏松太道，因为这个官职的驻地在上海，所以又被称为上海道，总之是一个负责上海地区行政事务的官职。咸丰年间的上海已经和道光朝的上海有了天壤之别，经历了《南京条约》，上海己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前沿阵地，此时的上海已经今非昔比，鱼龙混杂，很难治理。沈秉成到了上海以后，励精图治，精心维系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史书上称赞他治理上海，使得“华夷晏然，民情翕服”，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够和平相处，没有大的矛盾和纷争，同时百姓信赖和拥护他。因为治理上海井井有条，皇帝派遣他到河南和四川做廉使。
光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884年，这一年对于清朝的政治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年。掌握外务部和军机处约二十年的恭亲王奕被西太后排挤出权力的中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易枢”，是奕下台的开端，是一群八旗纨绔子弟掌管军机处的开始。在这件事情以后，清政府的行政权力更为集中，举国上下遑论大臣还是百姓，都要仰西太后一人的鼻息。这一年，沈秉成被调回中央，做了京兆尹，负责北京城大小的事务，略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不久，沈秉成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为皇帝和西太后的顾问。沈秉成最后做到广西一省的巡抚，都督一个省份，堪称是封疆大吏。史书记载，沈秉成的官品很好，他不爱与人争执，只是做好本分的工作，恪尽职守、公正清廉，从不汲汲于富贵，与世无争，信奉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在他的上疏中，从未见他弹劾过同僚，相反地，他给皇帝的上疏中，泰半都是请求减除某地的赋税，请求开仓赈济某地的灾民。对于皇帝的指示，他也从不投机取巧，永远认认真真地执行，在各界的口碑和名望非常高。
沈秉成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这群西方商人的勾当。于是这些拿到了土地，先斩后奏的西方商人组建了一个公司，叫作“吴淞道路公司”，专门负责修建这条“寻常马路”。1874年，这条“寻常马路”开始修建，长约14.88公里，宽约13.7米。近十五公里的路，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开车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但是在当时机械化生产刚刚萌发的时代里，这近十五公里的路要冲破种族、封建官僚、慎终追远的东方观念等限制，想要建设成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短短的近十五公里的铁路断断续续地修建了两年的时间，1876年铁路终于建成，全程营运时间为三十分钟，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超越。
而超乎外商预料的事情是，他们本来期待的“先斩后奏”变成了恶性的“欺君罔上”。1876年，沈秉成已经从上海道的位置上调任，新任的上海道台名字叫作冯焌光，时年四十六岁。冯焌光是咸丰二年（1852）举人出身，随着曾国藩组织湘军，在对抗从1850年到1864年作乱的太平军时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在战后被升任为海防同知。冯焌光相比沈秉成在觉悟上更先进一些，他能够看到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工商技术和经验，留心机器设计和制造这些方面，是近代比较早能够“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官员。
在任上海道台之前，冯焌光一直在洋务企业里工作，曾经做过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主办的一个洋务企业，厂址就在上海，这个企业主要生产军工用品，产品并不流入市场，主要供洋务军队使用。它由官僚办理和控制，产品基本无商品性，生产不计成本，是封建时期官营手工业的一个扩大和延续。因此，早期的洋务军工企业没有兴盛多长时间，因为其内部的官僚风气过重，加上企业本身不能够自负盈亏，洋务军工企业这个模式很快被“官督商办”所替代。冯焌光留心教育，曾经捐款两万两白银创设求志书院，并且创办《新报》，期待能够传扬西方的先进理念，让国人早日了解西方和世界发生的变化，尽快和世界接轨。
然而，在封闭的大背景之下，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吴淞铁路竣工以后，清政府震惊不已，当统治者知道此次铁路的修建全系外商的欺诈行径以后，更是义愤填膺。于是，清政府责成上海道台冯焌光与英国领事沟通，要求铁路立即停运。在长达两个月（1876年二月二十二日—1876年四月十八日）的交涉里，英方了解了清政府的意思，但是仍然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清政府的旨意，实际上铁路仍然运营。这件事情先是惊动了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不久以后又惊动了全权负责洋人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方的争执焦点在于，修筑铁路的成本问题。商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商人，他的社会角色让他不能容忍付出了成本而毫无回报。而清政府方面则认为铁路的修建全系欺诈，通过非法欺诈修筑的铁路，所有付出的费用都应当由外商来承担。最后，还是清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清政府方面同意承担铁路修建的费用，决定采取购买的形式，将这段吴淞铁路收归清政府。
时过境迁——拆毁与重建
谈判的过程是一场拉锯战，冯焌光不知道废了多少唇舌，终于在1876年的10月与外商敲定了合约，结束了这场纷争。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收买吴淞铁路条款》十条，内容大体上遵从了清政府的意愿，即铁路由中方买断，所有地段铁路、车辆、车站等，均在此次交易中一体交割，日后再无纠葛。总售价为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根据考证，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两白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七十元人民币，那么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千八百四十五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由上海道的关税来出。因为清政府当时处于困境之中，无力一次性支付巨额的资金去购买铁路，所以英国方面允许它分期付款，先付三分之一的首期，过半年再付三分之一，再过半年付清全款。在没有付清全款之前，吴淞铁路仍然由外商负责运营，但是它受到限制，只能够作为客运使用，不能作为货运使用。清政府付清全款以后，铁路的控制权完全由清政府掌握，外商再无任何运营权。
1877年，清政府偿还了最后一期的欠款，吴淞铁路完全地由清政府收回。铁路收回以后，如何去利用它成为了清朝官僚要去讨论的事情。当时最为重要的大臣李鸿章对于这条铁路持保护的意见，但是在封建统治之下，李鸿章并没有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撼动全国的力量。而洋务派的二号人物——南洋大臣沈葆桢，则在新旧政治力量的交涉之中选择中立和保守。蚍蜉撼树谈何易，新生的观念在旧有的事物之中产生和发展，并且受到旧有事物的局限。吴淞铁路就在这场争论之中被拆毁，社会的变革需要天翻地覆和流血牺牲，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新旧交替之中，吴淞铁路成了变革最早的牺牲品。但是，为变革做出的每一点牺牲都会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吴淞铁路在上海被拆除，但是它的遗体——铁路的一条条钢轨成了洋务派学习和观摩西方技术最直接的样本。
在当时任福建巡抚和台湾学政的洋务官僚丁日昌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极力争取之下，吴淞铁路的钢轨被运往台湾。台湾孤悬海外，一直以来被认为山高皇帝远，正是试行洋务，而又不会危及中央统治最好的试验田，于是李鸿章、丁日昌两人决定在台湾进行铺设铁路的试验。
丁日昌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任总办，同时，他也曾做过苏松太道，对上海的局势、洋人的处事风格都非常了解。丁日昌与李鸿章都出生于1823年，到1877年五十四岁。丁日昌是潮汕人，祖籍今天的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丁日昌的学历并不高，他不是举人，更不是进士，仅仅是一个秀才，然而乱世的英豪并不都是读书人。咸丰四年（1854），潮州三合会反清复明，对潮州府发起了攻击，丁日昌率领自己组织的团练奋勇杀敌，由此有了功绩，做了知县。丁日昌是个能吏，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非常认可他的工作，每当他调任要离开任所的时候，当地的百姓都会设宴款待他，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涌向街头去送别他们的父母官。1861年，丁日昌加入湘军，投奔到曾国藩的麾下。在湘军时，丁日昌发挥了自己的所长，他模仿西洋来的重型武器，亲自设计并且制造了很多门重型大炮和火器，一时间名声大噪，很受赞誉。1864年，丁日昌给李鸿章写信，信中首次着重提及清政府应当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被认为是阐述洋务思想的先驱。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正是丁日昌的心血，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876年，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在此任上主持修建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线。清政府从1840年起饱受内忧外患，但是却拖着残破的病体又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这与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这批了不起的中兴官僚的努力息息相关。在面临外敌的时候，中国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最大程度地团结在一起，为奋发图强上下求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令人唏嘘的是，台湾铁路的试验遭到了惨败。因当时的台湾山地崎岖、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用于建设铁路的试验。因此，这一段段废弃的铁轨在艰难的境遇里被无限期地搁置，在漫长的等待中，它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气力，终于朽烂殆尽。
1895年，对于清政府和全体国民来说，都是十分沮丧的一年。这一年，曾是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国家蒙受着奇耻大辱，清政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战败的负担由全体国民来承担，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导致战场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甲午战后，随着各种立宪和新式民权思想的涌入，他的臣民一天天地强壮起来，清政府不能再颐指气使地面对自己的臣民了。他开始被迫地，又带着一丝胆怯采纳了臣民的意见，他的臣民迫切地希求变革，要求清政府放弃过去的花架子，“力行实政”，改变过去顽固、封闭的理念。在这种压力之下，吴淞铁路的修建重新提上了议程。
1895年，在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张之洞的建议之下，吴淞铁路开始着手准备重修。1897年，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铁路总公司成立，吴淞铁路再次开工。沿着旧有的三分之一的路基，新的铁路开始修建。新铁路的每一轨踩着旧铁路的足迹向前延伸，不久，承载着客货两用的火车从这段笔直又波折的铁路上驶过。从黄浦江到吴淞口，近十五公里、半个小时的路程，中国人在探索之中往复周折地走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