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破坏了大厦的根基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7日，闯王李自成率数十万大军把大明首都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崇祯此前已拒绝朝臣提出的迁都南京再图复兴的建议，表明这位从来都以一代英主自负的末代帝王决心和自己的江山社稷一起被毁灭。果然，3月19日凌晨，绝望的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陪同他一起死去的，除了大明二百多年的江山，还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宦官。上吊前，崇祯曾在其衣襟上写下遗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将亡国之责推之于虚无缥缈的上天和手下的臣子，崇祯大约是第一个这样干的帝王。崇祯死得确实有些不甘心：假如他是秦二世或是隋炀帝那样日夕饮宴、纵欲恣肆的昏君，那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但偏偏崇祯确实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王。励精图治而亡国亡命，不要说崇祯想不通，几百年来的史家们对此也没法不议论纷纷。
如同崇祯将责任推到上天和大臣身上是不公的那样，命运对待他也不公。天命之说不足为凭，大臣误国也勉强得很，崇祯自己亦不能负全部责任。既然有可能成为亡国之因的三条理由都证据不足，那么只能从历史的其他角度找原因了。
只能向前追溯历史。在崇祯的先辈们那里，是不是就已注定了大明必将覆亡呢？就像一座将倾的大厦，造成它将倾的人已经走了，而崇祯运交华盖，等到他走到大厦下面时，大厦突然倒了下来。把大厦倒塌的责任算在他头上，他当然是不服气的。那么，到底是谁破坏了这大厦的根基呢？
是崇祯的祖父万历。大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后来灭亡的最初崩溃作做精确的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西元1587年。他写道：“1586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亥丁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乃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概括。如果从更细致的方面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大明的灭亡，的确是在万历这位有着一顶叫做“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的高帽子谥号的统治者那里开始展露苗头的。大明王朝的生理病变，也就是在这位明朝诸帝中御宇最长的帝王中开始发生癌变并导致了最后死亡的。这个王朝的病变，可以通过解剖历史上有名的梃击案来细致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疯人闯宫VS政治死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正当北京城的士庶都在为端午节而忙碌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溜到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宫前守门的是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监，急忙上前去阻挡。中年男子左右两下，几棍子就把两个老太监打得趴地不起了。之后，他竟然从容地径直闯进宫中，一直冲到正殿前才被闻讯赶来的太监们制服。
中年男子被慈庆宫的太监送到了刑部，经过审讯，中年男子招认说叫张差，三十五岁，是蓟州的一个无业游民，平日里以砍柴卖为生。问到他为何要如此大胆地闯进宫内行刺，这汉子交代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言语之间颇有些狂躁症的迹象。
像这种疯人闯宫的事件，历史上并不罕见，因此初审的刑部官员也就按照疯子闯宫定性，在所录供词中称“按其迹，若涉疯魔”。如果在其他朝代，或是本朝的其他时期，这件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正如俗语所云先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这桩梃击案，不但没有到此平息，反被炒得沸沸扬扬，纠集成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大明的病变，也就自此开始。
原来，万历共有八个儿子，但没有一个系正宫王皇后所生。按照当年朱元璋为子孙们立下的继承规矩，应该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明祖训》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元子为太子，诸王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也就是说皇长子朱常洛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江山的继承人。但是，万历对朱常洛十分冷淡，一直不肯立他为太子。事情的由来则是朱常洛的生母只是一般宫女，当年，万历血气方刚时，偶然与她天地一家亲，一夜胡天胡地，没想到她竟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以往的说法是，万历是一个虚荣的人，虽说他贵为天子，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皇位竟然将由一个宫女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相反，出身高贵的郑贵妃才是万历的真爱。这也许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现在看来，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郑贵妃除了出身于名门望族从而有了让万历满意的高贵血统外，还有朱常洛的生母王宫人在万历看来无法相比的诸多好处：“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做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做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你真是一位老太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样一位妙语连珠、个性独特的女人，在万千嫔妃中为皇帝所宠爱是必然的。爱屋及乌，万历对他和郑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也视若掌上明珠。反而是朱常洛，虽然从祖宗的法度来讲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者，但他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万历的承认，而一天天长大的福王朱常洵对他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因此，朱常洛这位皇长子一辈子过得十分窝囊。他生于1582年，按本朝的惯例，他在几岁时就应当被册立为太子，但直到1601年，他已经20岁时才得到承认，且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不受待见的皇长子
明代是一个文官制度十分成熟的时代，文官集团有一整套的道德和伦理以及祖制的规矩调和着他们的行动，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并且随时显露出有废长立幼的打算，这和道德、伦理以及祖制都是严重背道而驰的，没法不引起文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自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首次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开始，文官集团先后数十次向万历提出这同一请求，均遭到了万历的拒绝。
万历的拒绝也是花样百出：万历十四年，申时行等首次提出册立时，他以朱常洛身体虚弱为由，要求臣民们再等两三年。继而，万历十八年，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再次提出此议，并附带着将矛头对准万历宠爱的郑妃，万历这次可没什么好脸色，他对劝立太子者勃然大怒，将奏书摔到上疏者头上，痛骂他们“疑君卖直，沽名钓誉”。上疏者或被免官，或被降职。
但一个成熟的文官集团并不会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迁或是降职而有根本改变，而且，维护祖制、忠君进谏这种事情是每一位自诩为忠臣的文官们乐意而为的。倘若为此而遭到皇上的处发乃至梃杖，英名立刻传遍天下，被时人目为英雄。因此，虽有前车之覆，但南京和北京两地的官员们还是接连不断地上疏达百次。万历不是将这些人革职为民，便是当廷进行野蛮的廷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