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路廊没有名字，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一个领养来的哑女。他们是我惟一的近邻了，但彼此从来没有说过话，即使目光遇见了也不打招呼。我注意到，只要天气不是太冷，老两口都会放一些凉茶在小方桌上，过往行人扔下一两分钱便可喝上一杯，但我从没有喝过他们的茶水。
有一个夏日，我独自路过那座路廊，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哑女突然跑到过道里，在我面前脱光了衣服。惊愕之余，我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哑女还是一个傻子。那无疑是我第一次看见少女的胴体，虽然是在如此荒谬的情景下。不过，就在此前不久，我自己已经做过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这得先从曹雪芹的《红楼梦》说起。
文革期间除了八部样板戏以外，还有被奉为“四大名著”的四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小人书版本我在王林施村便陆续看过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原著则是在山下廊看的，江中图书馆有借。相比之下，我更偏爱《水浒传》，可以说看过不下十遍。每次看到最后几章，梁山好汉被赶尽杀绝，我总会鼻子酸酸的，黯然泪下。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和政治斗争均较为复杂，在我那个年纪，尚无法把握。
说到“四大名著”，它的前身应该是“四大奇书”，最早提出的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冯梦龙，只不过那时有《西厢记》而无《西游记》，有《金瓶梅》而无《红楼梦》。至于另外两部，也并非雷打不动，比如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所列的“六大奇书”里只收《水浒传》，另一部被他评点的小说是《西厢记》。而比金圣叹仅晚三年出生的李渔则重提冯梦龙的旧论，并把《三国演义》列为第一奇书，那不仅是按写作时间排列，恐怕与书商的利益和要求也有关系。
《红楼梦》的首次出版是在1791年，因此“四大名著”的说法最早也要到19世纪了。对此我们不必细究，反正到了毛泽东时代，老人家说了一句，“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①，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这下可好，这四部小说被捧上了天，而《西厢记》和《金瓶梅》则被打入冷宫。
幸好，毛主席笔下留情，亿万人民还有一部爱情小说可看，那就是《红楼梦》。可是，在母亲看来，《红楼梦》这部小说不适合我这样年龄的人阅读，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到图书馆借阅（或许那部小说原本就不借给学生）。不过，人是奇怪的动物，越是不让你看的书，你越想找来看。
有一天，我在一位语文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四卷本的小说，软泡硬缠，悉数问他借回家里，还请他不要告诉我母亲。于是便有故事发生了。先是心中有了矛盾，既想一口气看个过瘾，又不想让母亲发现。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其中的三卷放在床底下，拿着另外一卷在被子下面悄悄地用手电筒照着看。
说实话，《红楼梦》里的人物比《三国演义》还要错综复杂，光是姓贾且单名的就有十几个，加上那时我情窦未开，只能看一些皮毛故事。印象深刻的有，第五回写到宁国府梅花盛开，贾珍妻尤氏请荣国父的贾母等来赏玩。贾宝玉跟随前去，在尤氏儿媳秦可卿的卧房里睡午觉，结果梦游太虚幻境，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听演红楼梦曲，并与仙女可卿云雨，因梦遗而醒来，被他的丫环袭人发现，二人遂发生了关系。
这段故事让我看得心跳加速。说到尤氏的丈夫贾珍，可谓《红楼梦》里的浪荡公子典型。他和贾宝玉的关系其实蛮远的，他们的曾祖父才是亲兄弟。但把两人放在一起，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与贾宝玉的单纯和痴情相反，贾珍的生活极度放纵，虽有一妻二妾，仍与儿媳秦可卿，妻妹尤二姐关系暧昧。
那时候我和母亲还住在山下廊，说来也巧，那段时间我刚开始加快发育，虽然还没有腋毛、胡须，却已经长出阴毛。虽然还没有过遗精，但对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已经有所关注。校园里有一个老戏台，我和母亲就住在戏台后面的台阶上方，那里过去是戏子们的后台，面积大约有30多平米。其中的一半用木版隔了起来，装上了门，我和母亲住在里面。外面还有一个空间，除了拐弯的过道以外，还用三夹板隔出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住着一位代课女教师。
那位女教师只有二十几岁，青春靓丽，模样挺周正的。她是在初中部，从来没给我上过课。女教师和我母亲相处很好，时常到我们家来借日用品，有时也与母亲和我聊天。可是，那会儿我已经是少年，不再是原先那个跟着母亲去县城参加政治学习，住在大教室的女教师宿舍里那个不怕羞的小男孩了。尤其我已经偷偷看完了《红楼梦》，知道一些包括遗精在内的男女之事了。
终于有一次，乘着全校老师们在开会，我摸了摸挂在外面过道上的一只胸罩，并把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甚至胆大地用嘴唇亲吻了一口。当天夜里，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尤其听到外面熄灯以后，拧毛巾和擦洗身体的声音。那会儿我已经和母亲分床，一个人睡在一张钢丝床上，因此才能够躲在被窝里看书。第二天下午放学以后，乘着母亲和女教师还没回来，我悄悄地用手指将糊在墙壁上的旧报纸捅出一条缝，就在两张直立的木板之间，位置离地面不到一尺半。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照例先上床睡觉，那位女教师备课比较迟。和头天晚上一样，我一直等到她熄灯还没睡着，而那时母亲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此后不久，我又听到了那悉悉簌簌的响声，便蹑手蹑脚地下床，走到那条缝隙旁边蹲下。借着窗外昏黄的街灯，我看见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胴体，那从未见过的灰暗的曲线呈现在眼前。不一会，她穿上一件宽松的背心，除下内裤，我在她提腿弯腰的那一瞬间，看见了她的臀部。那是继五岁那年在新岙金橘家里以后，我第二次看见成熟女人的身体。
那天夜里，我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梦遗，大概因为身体尚未足够发育。第二天下课回家，我发现那道捅破的缝隙已经被一张新报纸覆盖住了，心头不由一阵紧张。我不知道这是谁贴的，是母亲，还是那女教师？是有所察觉，还是无意中看到？反正我不敢问母亲，更不敢问女教师，我也不敢再把那报纸捅破。
那以后，每次遇到那女教师，我总有些不安，表情不那么自然，眼睛却在偷偷地观察她。还好，女教师没有什么异样的反应，可我还是有些尴尬。好在不久以后，石板窟的新校舍启用，高中部全部搬离山下廊，我和母亲离开了戏台后面的那间屋子。
事过境迁，我没有再见到那位女教师，甚至想不起她的容貌和名字。我从没有和其他人谈论此事，因此不知道有多少男孩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或许他们偷窥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或姐姐。可是，母亲比我年长40岁，我惟一的姐姐又早夭亡。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一则逸事，内心才比较释然了。
故事发生在雨果成名以后。有一次，巴黎一家剧院的女老板邀请他写一出新戏，他应允下来，可是却找不到灵感。于是，女老板想出一条妙计，把他安排在剧院的一间客房里，自己则住在隔壁，两个客房之间有一道缝隙……果然，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剧本写好了。多年以后，当我参观巴黎的先贤祠，却遗憾地发现，与雨果同葬一室的是两个大男人，巴尔扎克和左拉。
讲完龌龊的偷窥，我现在该说说“牌九”了。虽然是在文革的禁锢岁月里，毕竟我们生活在古老的中国，加上那时候没什么追求或理想，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我和一部分同学身上得以延续，我们竟然染上了用纸牌赌博的坏习性。
先来聊聊扑克的历史。相传在楚汉相争时期，大将军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乡愁，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因牌面呈长方形，好似树叶，又被称为“叶子戏”。12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把这种纸牌游戏带回了欧洲，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一开始，它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随着造纸工艺的普及，加上玩法多样，又容易学，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印刷精美的扑克牌又传回了中国，那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扑克牌。
众所周知，扑克牌有四种花色，分别是黑桃、方块、梅花和红桃。可是，这些只是中国人的称呼，它们的含意在欧洲各国有所不同。比如黑桃，英国人认为是铲子，法国人认为是矛，德国人认为是树叶，而意大利人认为是宝剑。又如梅花，英国人看作是三叶草，法国看作是丁香叶，德国人看作是橡树果，而意大利人看作是拐杖。
再来看这些花色的象征意义，每个国家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古代占卜器皿上的图案，有的认为代表了四种职业，还有的认为代表了四个季节。相比之下，大小王表示太阳和月亮，则比较一致。如此说来，剩下52张牌正好代表了一年里的星期。而如果让大小王合起来表示一点，则所有的牌加起来刚好是365点。
所谓牌九共有32张，除了大、小王以外，Q、J、9、5、2各两张，10、8、7、6、4各四张。基本玩法就是以点数大小分胜负。这个规则各地不同，甚至邻乡也不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一般是大小王组合最大，叫至尊，接下来是两个Q，叫天牌；两个2，叫地牌；两个红8，叫人牌，两个红4，叫和牌，如此等等。不是一对的牌就比较它们和的个位数大小，即取模十同余。换句话说，用到了数论里同余的概念，后者在当时的中学数学课本里并不出现。
牌九通常分为两种，即大牌九与小牌九，大牌九是每人四张牌，分为大小两组，自由搭配，分别与庄家对牌，全胜全败为胜负，一胜一败为和局；小牌九是每人两张牌，胜负立现，由于干脆利落，小牌九流行较广。大牌九则需要运气和智慧，我认为更有趣。牌九与其他扑克游戏一样，一般是两到四个人一起玩，大家轮流坐庄。抓牌前，闲家先下赌注，庄家再开牌。
那时候在江口中学的男生里头，很流行玩牌九，不过不在学校，而是在山下廊村民家里。那些外乡的住宿生，他们一般租住当地村民的房子，而本乡的同学，会在下课后先到同学的住处玩上几圈再回家。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很穷，因此每注只有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虽然如此，赌博的陋习还是埋下了种子。
我长大以后，发现故乡人好胜心特强，好赌豪饮之风盛行。尤其是男子，很好面子，欠缺优雅和对女性的尊敬，这与几千年的环境封闭有关。与此同时，富有进取心，经济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出国以后，我的足迹也包含了那几座著名的赌城，例如拉斯韦加斯、大西洋城和蒙特卡诺，不过改玩二十一点了。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一位在卡西诺工作过多年的奥地利作家彼得，他向我披露了一些赌场内幕，终于彻底扼杀了我的赌性。
①仲谋是孙权的字，鲁达即鲁智深。
